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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回忆录<滨海渔人>作者毕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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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9 13:26: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题记:远方飞来的鸿雁哪,把我的思绪从松花江带到遥远的渤海边,那里有魂牵梦萦的故乡。在故乡,在渤海边,海岸滩涂,苍茫海天,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绵长的海岸线上,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长不出大树,只长出一些小草,有的还被海水淹没或枯萎,不能茁壮成长,不能闪烁光辉。参加革命后,离开家乡。每当我看见海天上空,繁星闪烁,心中总会涌动着景仰之情。索性任思绪尽情流淌,走进历史,走进时空,走进那片古老神奇的地方,走进普通的毕姓渔家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走进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奉献着自己的满腔热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们。讲述那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以启示后人。





1、滨海渔人,艰苦创业



东临渤海,南靠陡河,西边与天津卫相连,往北去是燕山山脉的一条狭长的平原地带。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经是燕赵领地。在这片热土上,有一个以打鱼摸虾为生的村庄叫毕家瞿阝,庄里居住的大都是毕姓人家。

三月的渤海,微风轻拂,沉睡了整整一个冬天,醒来的时候,万物都在复苏。遥望海天一线,茫茫无际,海鸥飞翔,纵横驰骋。它坦荡、宽容、深邃。这就是大海,令人神往的大海!

一九二○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在一个极端贫苦的渔民家庭,一个新的生命,伴随第一声啼哭,迎着海平线上喷礴而出的一轮红日,一个弱小的生命,赤裸的诞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毕氏家族的第十七世孙,在太阳升起的时光诞生了。

父亲、母亲结婚五年,喜得贵子,给一家人带来喜悦,取名毕宗岳。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象五岳山峰一样,高大挺拔,巍峨耸立,光宗耀祖。从此,这个与艰难困苦、顽强拼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而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的生命,踏上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途。

我出生的年代,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列强争夺、长期分裂的动乱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大旗,但屡遭失败。他临终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是,不幸的是被蒋介石窃取了领导权,背叛了孙先生倡导的反对列强,联苏、联共、扶助农工,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极、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中国共产党在孕育。我出生的第二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所以,人们说: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一部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斗争史,一部为中华复兴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史。

我的父亲毕恩生(字子斋),十岁丧父(祖父毕玉柏)。当时祖母毕王氏年方三十三岁。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承载着一家人沉重的负荷。纤弱的双手,拉扯着十岁、两岁的两个儿子、和八岁、五岁的两个女儿。一家人靠着耕作八亩薄田维持生活。年景好时,是半年糠菜半年粮。遇到灾年,就衣食无着。有一年,庄稼歉收,闹了饥荒,为了活命只好将大女儿许配给邻村李姓的一个半哑子,换来一麻袋红高粱,一家人勉强维持着活下来。

我父亲从十四岁开始给养船户扛小活,赚大人的半份工钱。每年惊蛰一过,随渔船出海。十九岁结婚。我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两个小姑子也渐渐长大,能帮着干活,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生我那年,家里买了半条小船,都说是我给全家人带来了福气。

一家人忙着干活,上船的上船,撂蚶子的、扒蚶子的,没日没夜操劳。

转眼间,我会爬了。大人们都没有闲空,顾不上照管我。出去干活,就用一根网绳把我栓在窗棱上。任凭哭喊,把一双小脚搓破,又屙屎、洒尿,弄得炕席上沾得满是血、屎、尿。

全家人就这样辛辛苦苦地干。几分劳作,换来几分收成。原来的那半条小船,变成一条小船、两条小船,从没有鱼网到有了鱼网,还买了八亩薄地。虽然离家八九里地远,但是,土地和船是渔家人的命啊!

我六岁那年,父亲又将小船换成一条大船。大家越干越起劲。那年,又喜添一女孩,取名淑娟。我十三岁时,得一小弟,取名宗哲(后改维铭)。

9岁那年冬天,父亲又借钱排了一条新船。住的房子也由原先的一间半土房换了三间土房。

生活就在这样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勤俭度日中逐渐好起来。

但是,排新船的第二年,渔业收成不好,为了还债,只好将新船又换成旧船,还欠下不少外债。一家人仍然艰难度日、辛勤劳作。



2、毕家瞿阝学潮



我十岁上学,在村子里一所私塾读了四年。后来,村子里又开办了一所小学,在小学又读了三年。

村办小学的教科书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即:民主、民生、民权;还有“三大政策”,即:联苏、联共、辅助农工。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掳夺等进步思想。

我如饥似渴地读书,锲而不舍地学习,幼小的心灵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攻占奉天城(今沈阳)。仅仅一年多时间,整个东北沦陷。紧接着又步步向华北进犯。占领了冀东,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推行奴役教育。派出督察到各学校检查,下令禁读“三民主义”。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

一天,学校校长毕兴亚向同学们训话:“明天,督察要到我校检查工作。大家要把 ‘三民主义’的课本都搁在家里,带上古文课本来上课。”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愤怒。加之前几天,班上的一名老师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人发现,学生们早就对校方憋着一肚子不满情绪。当时的气氛,就象一把干柴,只要一点火,就能熊熊燃烧起来。

第二天,督察真的来了。

那时,我是班长,发动全班同学罢课。大家把书都装进书包里。同学们手里拿着毛笔,用笔杆敲桌子。

校长进屋见状,气得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大喊:“肃静!静一静!为什么不好好念书?为什么瞎胡闹?”同学们谁也不吱声,还是一个劲地敲桌子。

  校长一看,怎么说也制止不了,同学们敲书桌的声音反而一阵比一阵高。就吹胡子瞪眼睛,开始点名。他的声音几乎咆哮地说:“毕宗岳,站起来!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古文学不懂,老师不正经,我们要见督察!”

校长一看,压服不住,只好把督察找来。

督察来到我的书桌前,气急败坏地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了?”

我站起来大声说:“我叫毕宗岳,今年十六岁!”督察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说:“听说你要找我?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学现有的课本,非得叫我们学古文?之乎者也的,我们学不懂!还有,教我们的老师不正经,我们跟着这种人学,学不出什么好来!就因为这,我们不想上学念书了。”

督察答复说:“新课本很快就会发下来了,老师可以调换。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临走时,恶狠狠地说:“再捣乱,就开除你!”说完,夹着尾巴溜走了。

校方不得不调换了老师。学生们的罢课取得了胜利。

新来的老师叫毕兴洲,是班上一个同学刘国全的亲戚。期末考试,老师偷偷地把考试题告诉了刘国全。结果,考试成绩 刘国全和我的成绩一样。而因为我带头闹学潮,品行分扣掉五分,屈居第二名。刘国全得了第一名。我各个学期都第一,现在屈居第二,受到奇耻大辱,一怒之下,揭了考试成绩榜。第二年,到柳树瞿阝 私塾读书。

柳树瞿阝  ,距离毕家瞿阝十八里地,是冀东一带远近闻名的文化村,村子大,学校多。我到柳树瞿阝李氏家庭私塾读书。

李家有个十二岁小女孩,名淑端,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没想到,月下老人有意安排,悄悄地在我们俩之间搭起鹊桥,为我1945年的第二次婚姻栓了一条红线。这是下话。



3、下海,到大风大浪里去



我十六岁那年秋天,父亲在船上出海打鱼,遇到台风。狂风卷着巨浪,小船在茫茫大海中剧烈地摇晃、颠簸。

一个巨浪打来,父亲重重地摔在甲板上,将左小腿骨摔断。家里主要的壮劳动力不能上船下海了。只好在家养伤。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发动了侵华战争,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兵荒马乱的年月,日子就越发艰难,民不聊生。

父亲正当壮年,在乡亲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趁我父养伤之机,村子里一些上年纪的老人出面,来到我家中动员,推举他当乡长,后来改为保长。

放寒假了。我从柳树瞿阝 回毕家

瞿阝  。母亲把我叫到身边,无可奈何地说:“你看你爸爸,他那腿还没好,就你老叔一个人上船,家里还得雇工种地。你不能再上学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从此放弃了上学的念头。

我十八岁那年,阳春三月,正是打黄花鱼的网季。父亲的腿伤还没好,便扔掉拐杖,拄着棍,带着我上船。临走的那天,家里人为我们壮行,喝的酒,吃的大米饭。

船一出海就遇上大风浪,我晕船很厉害,呕吐了三天,把吃的饭吐净后,就吐苦水。只觉得天旋地转,痛苦难耐。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一闻到大米饭味就恶心。父亲告诉我说,刚开始上船的人都要经过晕船这一关。

父子二人风里来,雨里去,浪里钻。我跟着父亲学驶舵,学撒网。广袤无垠的大海,波涛万倾的大海,给了我无比宽阔的胸怀,无比顽强的意志。

1939年,我十九岁。夏天,出海打鱼归来。盼着见重孙子心切的老祖母张罗着,给我娶媳妇。结婚的日子定在六月初八。媳妇是老王庄的娘家,富家俊女,幼年订婚。姓王,名素珍,比我大两岁,缠足裹脚,孝顺贤惠,心灵手巧,纺线织补,农田杂活样样都行。孀身岳母喜爱女婿,视若掌上明珠。小夫妻,恩恩爱爱,婚后生下一儿一女,妻子她很随心,老祖母和全家人也都大喜过望。



4、渤海湾里运盐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大旗,号召全国同胞筑成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

一九三八年初夏,冀东抗日风潮象夏天的阳光那么炙热,席卷整个渤海滩。在滦县安各庄出了个抗日英雄高小安。党组织派他到唐山南部组织抗日队伍。他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组织暴动,摧毁了离城市较远的伪政权。多少年来,“食盐官卖”。自从来了高小安,这种不合理的旧体制被打乱了。

那个年月,京山铁路北边的八路军和老百姓奇缺食盐,各家的渔船纷纷到山东掖县盐区去运盐,支援路北的八路军和老百姓。

我随着运盐的船队也去运回一船盐,赚了几百元。后来,老叔也带船去运盐。两条船一齐运盐,用赚到的钱还债。不仅还清了家里欠人家的饥荒,还剩下几百元,交到老祖母手上。

那时侯,中国农村大都是传统的封建大家庭。父亲和叔父都成家立业,四世同堂,全家十几口子人。

冬天来了。长长的海岸线结了冰。出海打鱼的人们不能下海了。

收了船,猫冬。

老祖母心里琢磨着:一来觉得自己老了,趁着自己身子骨还硬朗,应该早点把儿孙们的事情按排好喽。二来这些年,一家老小辛辛苦苦,多少也积攒了点家底。该张罗着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子斋和稳生哥俩分家了。

由老祖母做主,把两只网船、几亩薄地、几间房、几百块钱,二一添做五,一家分一半。

从此,哥哥、弟弟两家人,各人过各人的小日子。

分家后,我和父亲继续运盐。通过在山东运盐,我结交了卜月方、任家桐等几位朋友,接触了那里的八路军,认识了外号叫“黑人牙膏”的区长和胶东军区的陈明久同志,受到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接受了“海外采买员”的任务。一九三九年春秋两季和一九四零年春季,父亲和我多次领船往山东运枪支、弹药和大量的军用焦碳,支援山东游击队和胶东兵工厂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5、大海的馈赠



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家船在渤海东部海上打渔。然后运到锦州集市上去卖。

在锦州,我结识了家住胥各庄的老乡马俊春。马俊春是做猪鬃生意的。用我的船装了四千多斤猪鬃,由锦州运往胥各庄。那时,胥各庄是猪鬃集散地。

从那以后,每到网季,打渔归来,我家船都给马俊春顺便运回一些猪鬃。猪鬃运到后,马俊春给结算一些运费。

一次,我去结算运费时,经马俊春介绍,认识了宣庄的李焕文、尖子沽的李印怀、锦州的王春普。五个人在生意场上认识,性格秉性、志趣爱好相投。马俊春提议,结拜为兄弟。哥几个结为秦晋之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自打那以后,往山东运焦碳、往胥各庄运猪鬃,都是通过马俊春、李印怀等人打通沿途的关系。

秋季到了。我带船外出打渔。

一天傍晚,落日的余辉放射着耀眼的光芒。漫天的红霞给海面罩上一层薄纱。

渔船行至南堡三道沟。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海滩上,一只小轮船搁浅在那里。

出于好奇,我凑上前去观瞧。见此船无人看管,船舱里面满载木材,船弦上挂着日本国旗。

哇呀嘿!原来世上也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我和船员们齐动手,搬的搬,扛的扛,从轮船上将木材往自己的渔船上装。装了满满一船木材运回家中。并告知乡亲们赶快去装。

村子里的乡亲知道有这等好事,便乘着月色,赶紧去装运日本鬼子送上门来的木材。

我老叔的船去得晚了一些。等到他驾驶着船到达那里时,偏巧遇到来寻找轮船的日本鬼子。把人和船都带到滦县关押。父亲见弟弟出事了,星夜赶到滦县,托人花钱,把人赎了回来。渔船被日本鬼子没收了。

一九四О年春,我的渔船往山东运焦碳。从春天一直忙到夏天。

渤海湾的夏天,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太阳在云朵中时隐时现,发出诱人的光彩。

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打渔。忽然,在船的左前方,发现一艘日本小轮船在海上漫无边际地飘荡。观察了好一阵子。感觉象是一条空船。我便壮着胆子将渔船靠上前去。伸手够着轮船的缆绳,用脚蹬着船帮,一用力。蹭蹭几下就上了轮船。仔细一瞧,船上空无一人。

我和船员们用缆绳将轮船栓在渔船的后边,把它从茫茫大海中拖回了家。

到了家,七手八脚地将轮船大卸八块,把拆下来的木材卖掉,发了一次“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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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胶东半岛,私通八路



一九三八年秋天,天高云淡。秋日的太阳在云朵间时隐时现。渤海滩的秋天,布满神秘的色彩。

我和父亲驾驶着渔船,到山东掖县装盐。巧遇八路军的游击队正在那里开展抗日活动,宣传抗日主张。

八路军同志向父亲和我询问日寇在冀东的侵略罪行。

我和父亲对他们说:“日寇正在冀东一带收缴民间枪支,乡亲们都拒不登记,隐匿不缴。”

游击队的同志听了,眼前一亮。动员说:“想请你们帮助我们进行收购,把民间的枪支集中起来打日本,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父子早就对日寇的侵略罪行义愤填膺,就盼着有那么一天,能够为抗日救国出力呢!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当即就满口答应下来。

两天后,一位名叫陈明久的同志将我和同村子来的毕长有叫到一起,详细商量了收购枪支的具体事宜。

我和长有接受了任务。八路军派一位姓娄的和卜月方同志以做生意为名,随运盐船一同到渤海北岸。住进了我家。从此,我家就成了他们经常落脚的地方。

我和姓娄的同志去天津,到信诚印刷馆与娄汝松经理接上头,商定好取款的有关具体事宜。

我通过邻村亲友秘密收买了十几枝长短枪、四五百发子弹,藏在船舱内,运到山东虎头崖。

夜深人静,陈明久带领游击队来到船上,把枪支弹药取走。

冬天来了。渤海的冬天,寒风刺骨,浅海结冰。封海了,渔船不能出海。趁这个季节,父亲通过廒里村一个姓高的伪警察,花钱买通了戟门伪警察所长。用五百元钱买了他们在日寇管辖戟门伪警察所前,偷偷扔到河里的二十多枝长枪。

转年的二月下旬,冰封的河水刚刚开始融化。一天深夜,父亲和我穿上捕鱼的油布衣裤,在伪警察的指点下,潜到寒冷刺骨的河水中,打捞这批枪支。之后,又零星购买了十几枝长短枪,总共有四十多枝!

开春,我们父子俩驾驶自家的渔船将枪支秘密运到胶东半岛。交到八路军手上。

后来,八路军游击队在胶东的大山里建了兵工厂。从这年秋天开始,我们又接受了购买冶炼钢铁所需焦碳的任务。

由于焦碳的运输量大,不便于秘密运输,而产地唐山离毕家瞿阝  要走九十里旱路。如果走公路,沿途要经过胥各庄、宣庄、黄各庄等多处敌人据点,危险性太大了!

怎么办?为了解决兵工厂的急需,只有花钱买路了。

于是,我父亲又通过戟门伪警察所长的关系,打通了唐山南出口和绕道经王兰庄伪警察所的关系。冒着危险,雇佣大马车,先后从唐山运出两万多斤焦碳。由海路运往胶东。

一九四О年春天,又运去两万多斤焦碳,有力地支援了山里的兵工厂多制造一些地雷和手雷弹,狠很地打击日本鬼子。

我们父子俩越干胆子越大。那年上秋,用两艘船,一次就运了五万多斤焦碳。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将冬季购买的三十多枝长短枪运往胶东,与军区派来的陈明久同志接上头后,住在山东掖县海滨虎头崖秘密转运站。这是盟友任家桐开的渔店。

入夜,海潮卷着惊涛,疯狂地拍击着长长的海岸线。长夜深沉,人们已经入睡。突然,日寇包围了虎头崖,惊涛的轰鸣声,夹杂着鸡鸣狗叫声,乱作一团。任家桐情急中把我从睡梦中摇醒,冲到高高的院墙下,拼命将我举到高墙上。翻身跳到邻院。邻居是一位进步青年妇女,急中生智,顾不得害羞,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她让我和她躺在一个被窝里,二人合盖一条棉被。这时,鬼子端着刺刀闯进屋来。我和那女子一起从被窝爬起来,站到屋地当央。那女子对鬼子说:“俺们俩是捕鱼为生的夫妻。”鬼子上下打量着,站在眼前这一对,只穿着裤衩,浑身上下几乎赤裸裸的,便信以为真,转身离去。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救了我的命。

鬼子在村庄里折腾了一夜,拂晓前扬长而去。从街上传来嚎哭声。原来是两名青年被鬼子刺开肚子,肠子流出,鲜血染红了街面。亲人们哭得肝肠寸断。看着眼前的惨景,真叫人义愤填膺。同时也倒吸一口冷气,侥幸自己幸免于难。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抗战处于最为困难的时期。我忙着给八路军运枪支弹药、运焦碳。

可是,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刚过了新年。一天拂晓,日寇和伪警察到毕家瞿阝清乡,敌人把父亲抓住,五花大绑,拿枪逼着,硬说他私通八路。父亲咬紧牙,死活也不承认。看他不承认,就扒掉上衣,棒打一顿。然后,又绑在板凳上灌凉水,呛得鼻口流血。打累了,又吊起来,用刺刀顶着胸膛,吼叫着,要用刺刀挑了他。

这可把乡亲们吓坏了,赶忙找伪警察长出面通融。伪警察长见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出了问题,也难逃干系。 便暗地里让乡亲们凑钱,给日本翻译捅了五百元。

有钱能使鬼推磨!翻译跟鬼子头目叽哩哇啦嘟噜了一阵。意思是说:“这个的,是联保主任,是给皇军办事的,是大大的好人,没有私通八路的。”

鬼子头目摆了摆手,示意那个端枪的鬼子,把枪放下。闪着寒光的刺刀,在父亲的眼前幌了一圈,这才放下。乡亲们松了一口气。父亲捡了一条命!

太险了!多谢了,众乡亲!也多亏了那位伪警察长还有中国人的良心,肯出面通融,才使父亲幸免于难。如若不然,父亲的性命,在那会儿也就象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一样,为中国革命洒尽最后一滴鲜血,献出宝贵的生命了。



7、遇海盗,惨遭毒打



秋天,我和父亲各带着一条渔船,分头往山东运焦碳。父亲的船靠西行驶,渔船行至淮河口,遇到一伙国民党残匪,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不由分说,将父亲那条船劫走。当我的船到达虎头崖时,久等也不见父亲的船来到,预感情况不妙,向后边驶来的船打听,得知父亲的船出事了。我赶紧搭船去淮河口找敌人交涉。这帮海盗,不但把焦碳抢走,还将我痛打了一顿。经过力争,最后的结果,总算把人和船放了。父亲做火车返回家乡。

为了不空着船回家,我又在当地买了一船盐,想运回来弥补弥补损失。可是,谁能料到,晚间,船刚出淮河口,又遇到国民党残匪。把船员都关进前舱。我被关进做饭舱。三个匪徒拿刀逼着,恶狠狠的威胁说:“要想活命,快拿钱来!”

我回答:“各位长官,你们看,这是刚买的一船盐。哪还有钱哪。这些盐你们随便拿吧。”

这些海匪,见抢不到钱,就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打了一阵子,又将身上穿的小褂扒掉,用点燃的香烟头烧我的胳肢窝和前胸。把我烧的,钻心地疼。还往我身上浇开水。烫的浑身都是大燎泡。疼得我昏死过去。

也说不好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过来时发现船上的海匪少了。

原来,正当海匪对我用刑的时候,另一支倒霉的空船驶过来。海匪转移到那条船上,去对那船上的人施刑。

海匪将我船上能拿动的东西洗劫一空。我苦苦央求,才留下一点点粮食和一条缆绳,船员被放了出来。

漆黑的夜,漫无边际的大海,托着一条小船,在飘摇颠簸。

侥幸遇到好风向,船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仅有的一点粮食,熬成稀粥,大家伙凑合着喝,垫巴垫巴饥肠辘辘的肚子。到第二天晌午,终于回到家。回到日夜向往的毕家瞿阝。

回家了!只有家才是坚实的彼岸,只有家才是避风遮雨的港湾。

冬天,收船了。回想这一年的遭遇,惊心动魄。海匪出没,出海打渔越来越难了。

我和父亲母亲商量:“村北,离家十多里地,一块薄田,有二十亩。把它买下。平常工夫咱自己种,等忙季的时候,咱们也雇个人帮着耕种。”父亲母亲一听有道理。便同意买了那块地。

我家的北对门有间破旧正房、三间厢房,年代已久,准备出卖。我买下了这些旧草房。筹划着,以后有了钱把五间旧正房扒倒盖新房。

可是,不曾想到的是:勤奋的渔家人,祖孙几代,风里来雨里去,日夜辛劳在大海上,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几亩薄地、几间破屋、一条渔船,给渔家人埋下了祸根。一九四七年土改,我家被错划为富农成分,土地和南院房屋被分,渔船加入渔业合作社。在接下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次挨整,“文化大革命”中,我父被迫害而死。我的仕途受到极大的影响,并且殃及后代,受到 “极左”路线的长期压制,入团、入党、上学、仕途统统受到影响,饱偿了所有不公正的待遇。直至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判“极左”路线,家庭成分的错划问题才得以纠正,重新划定阶级成分为中农,加入渔业生产合作社的船和网作价退还。可惜的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父亲永远看不到了。母亲在一次被造反派抄家后,受到惊吓,一病不起,于一九七三年春含冤逝世。渔家人受伤的心啊,至今还在滴血!

但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痛定思痛,善良的渔家人啊,哪怕只受到了一丝安慰,就感激不尽了,对共产党的感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依然是那么忠诚,那么执著。



8、拘留所里的“经济犯”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Ο年春秋两季,父亲带船,从涧河渔港出发,多次往山东给八路军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和大量的军用焦碳,还给胶东军分区运棉花。

一九四一年网季结束,渔船从东北打渔归来,顺便运猪鬃,父亲随船走海上。我坐火车,打算早点到家,以便在装猪鬃的船到达之前,把雇大车运猪鬃的事情安排好。我顺便给家乡的姐妹买了几块麻线绸缎布。那年头,入关查得紧,为了避免麻烦,我将这些布缝成一床夹被。

在唐山站下车时,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出站口检查,挨个搜身。

鬼子把我身上背的夹被扯下,嘁里咔嚓将夹被撕开,露出一堆布。不由分说,我被鬼子痛打一顿,关进车站拘留所。

拘留所里已经关进去不少人了。听先进来的人们说:有的是因为丢了车票被关的,关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也没放人。

我不由得心急如焚。坐火车就是为了早点到家,安排运猪鬃的事。现在,家里人、外头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下落,时间一长,要误大事的。

我注意观察外面的动静。看出来负责看管的伪警察很年轻,是个中国人,听他说话的口音是北塘人。

我扒着小窗户,上前与伪警察搭讪:“这位兄弟,我是毕家瞿阝 人,咱们是老乡啊!”那伪警察见老乡被关在里面,自然有几番同情。他往门前凑过来。我趁机说:“求你帮忙,给我送个信。事成之后,我叫收信人给你五元钱。”

那伪警察看看周围没人,就找来一个香烟盒、一枝破铅笔头。我接过笔和香烟盒,按在墙上,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信是写给在唐山住的结拜兄弟马俊春的。写好后,我嘱咐他千万要藏好,送到指定的地点。

年轻的伪警察接过纸条,藏好,匆匆而去。

下午,马俊春到看守所来看我。对我说:“已经在外面花钱托人,答应明天就能出去。”说着,把带来的香烟、点心、水果递了进来。

我把送来的东西分给同屋关押的狱友,大家一齐分享。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这帮狱友见我有吉人搭救,甚是羡慕,纷纷托我出去后给他们家里人送个信。有的怕我着凉,把大衣给我铺在身底下。

看守所里拥挤不堪,地中央放一只马桶,散发着臭气。老鼠满地乱跑,苍蝇、蚊子乱飞,臭虫乱咬。这一夜,我被咬得鼻青脸肿,浑身是包,痛痒难忍,无法入睡,企盼着黎明的曙光。

第二天上午,伪警察喊我去听审。我双手抱拳,和同屋的人告别。

伪警察把我带到一间大屋子里。一群凶神恶煞的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倒,跪在地上。说我携带了禁运品。

我争辩说:“是自家用的几块布,不知道是禁运品。”鬼子上来照着我的脸左右开弓,我的嘴巴顿时苍起来,顺嘴淌血。

打了一阵子,从屋外边进来一个人。看样子是个翻译官。只听见他用日本话跟鬼子嘟噜了一阵。然后告诉我:“你地,可以走了地!”我说:“把布还给我吧。”身后,站着的伪警察踢了我一脚,压低声音说:“还要什么布呢!快滚蛋吧!”

我忿忿地离开看守所。马俊春正在门外等着呢!

下午,马俊春在一家饭馆设宴,请客答谢。请的是那个翻译官和几个伪警察。吃饭喝酒间,他们说:“你小子是吃了豹子胆了!被打成那样,还要布呢!放你走就不错了。”



9、王家铺子遇敌



一九四一年秋,我带船去锦州揽猪鬃生意,住在王家铺子王春普家新盖的东厢房里。

一天早晨,还没吃早饭。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喊:“日本鬼子围庄了!快跑!”

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往哪里跑呢?

我正寻思着。鬼子已经端着枪,进院了。

情况紧急,容不得多想。跑不掉了,干脆上了炕,侧身往炕头一躺,两扇房门敞开,正好挡住。我顺手抓起一本小说,假装着看小说。

王春普家的房子,是东北典型的民居。正房坐北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

鬼子进院,先朝正房搜过去。然后到了西厢房。连院子中央的草垛也翻了个底朝天。

而后,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东厢房走来。

一个鬼子用刺刀挑起门帘,迈进来一只脚,伸头向屋里撒么。那扇门正好挡住了鬼子的视线,硬是没发现我就在门后炕头上躺着。

这鬼子退到屋外,跟另外几个鬼子嘟噜了几句。可能是说屋里没人。便到别的人家去搜查。

我擦擦满额头上渗出的冷汗,暗自庆幸自己能够在敌人的刺刀底下脱险。如果鬼子迈进两只脚,我毕秀峰那天就没命了,还能活到今天?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那天,正巧王春普没在家,他躲过了一劫,我也鬼使神差地幸免一难。实在是太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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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27:51 | 显示全部楼层
10、李富庄巧遇八路军



一九四一年腊月,北风呼啸,大雪飘扬的渤海岸。日寇疯狂地施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一天傍晚。父亲去李富庄我大姑家探亲归来。抖落身上的雪花,擦擦挂在胡须上的霜,嘴角流露一丝很难让人觉察到的笑容,脸上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刚迈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拉到身边。压低声音,悄悄地说:“咱们这儿来八路军了。已经在别的村秘密活动呢!过几天要到咱们家来。”

这个消息,象一声春雷,炸响在腊月的天空。

对于一个渴望抗日救国的青年来说,有如枯苗逢雨、救星降临般兴奋。

春节后,母亲让我到大泊村,给姑姑家拜年。

一进门,只见姑姑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一叉,意思是告诉我:“东屋有八路军。”努努嘴示意,让我到西屋。

进了西屋。我把带来的点心放下。然后坐下说话。

听到东屋有人打招呼:“来客啦,请到这屋坐吧!“

我过去,见了面,看他们穿戴跟老百姓一样,说话很和气。提到前些日子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事。

他们向我宣传了一些抗日道理,还介绍了他们的姓名:白云生、毕醒愚、仲天、魏征等。

这次巧遇,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我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一九四二年农历正月初五。晚上七、八点钟。毕家瞿阝 村公所,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村公所办事员李志新气喘吁吁地跑来:“宗岳,来了几个穿便衣的,还带着手枪。看上去象是特务。自称是八路军,说是一会儿要到你家来呢!赶快躲躲吧!”

根据他说的那几个人的特征,我已经猜出几分。心想:“一定是他们来了。”

但是,转念又一想:“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还是提防一手好。”

我先来到村公所的窗户外边,想听一听他们的口音,再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他们。

村公所的窗下,一只大手把我抓了个正着。原来是在屋子外面放哨的。

我象俘虏似的,被带到屋里。

沉静片刻,屋里顿时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

早也盼,晚也盼,今天终于盼到了!是八路军、共产党来了。

此地不可久留。

当即把八路军同志领到家里,安顿他们住了下来。

第二天,找了个有宽敞点屋子的人家,秘密召集来二、三十个老乡开会。

到会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因为那个年头太乱,家家的青年男女都躲起来,轻易不敢露面。

会上,他们宣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出人出力打东洋。并确定我做地下负责人。

自从那天起,我家就成了秘密堡垒户。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武工队只要到毕家瞿阝  ,都在我家落脚。

武工队的同志都是夜间活动。他们来时,我媳妇就托儿抱女和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们都挤到一间屋里。我和同志们住在一起,朝夕相处。

白天,老祖母和母亲坐在院门口,手摇纺车,观察动静。妹妹淑鹃、弟弟宗哲(又名维铭)在村头轮流放哨。情报和鸡毛信由弟弟传送。

后来,随着秘密工作的开展,父亲干脆把村公所当成了为八路军、武工队办事的机构,站岗、放哨、带路和传送信件由村公所派人。毕家瞿阝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秘密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11、汤庄子清明脱险



一九四一年深秋季节,我给马俊春往山东运虾皮。一九四二年初春,马俊春、王春普哥几个联手,做大布生意。我往返于山东半岛、东北锦州等地运送大布。

一天晚上,我住在锦西红螺岘附近的汤庄子汤子玉家。

夜,很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睡着了。我躺在村东头汤子玉家的火炕上睡着了。连续几个月,在海上、陆上不停地奔波忙碌,难得有一个宁静的夜晚。

清晨,我睡得正酣。突然被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惊醒。是早起出门的房东大哥汤子玉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喊,给人们报信儿:“鬼子来了,鬼子从村西头围上来了!”

这些年常闹敌情,搞得人们一颗心总是提搂着。我没等听清楚喊的是什么,就一骨碌,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蹬上裤子,穿上褂子,把棉袄往身上一披。裤腰带也来不及系,用手提着就往外跑。跑到门外,房东家的女儿从后边追上,给我扣上帽子。

我急匆匆跑出北院门外。往西一瞅,看到西头老史家北院墙外头有很多鬼子。回头再一看,鬼子已经到了老汤家南门口。

我向东一边跑,一边系裤腰带,一边扣衣服扣。出了村,头也不回,一直往东跑。

村外,一片坟茔地。不少人在坟地烧纸、往坟上添新土。家家的坟茔前摆着供品。

“哦!”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清明节。”

清明节,是中国老百姓祭祀亡灵、告慰祖先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大人小孩都清晨即起,到先人的坟头烧纸钱、添新土,让祖先保佑平安。

我混在扫墓的人群中。回头看看,鬼子没有追来,这才一屁股坐到地上,把袜子穿上,系上鞋带儿。再看看村子里头,鬼子还在闹腾。匆匆赶红螺蚬镇,投奔朋友刘永家暂避一时。

第二天,噩耗传来。那天,日本鬼子将汤庄子老史家的两口子抓去,残酷地杀害了。我和汤子玉幸免于难。如果跑慢一步也就难逃厄运。



  12、患难中的马大哥



渤海湾,又一个网季到了。

我和父亲商量:“爷俩分开两下干。一个到东北海上打渔,一个在陆上买粮。”商量妥当。目送父亲带船出海。

我告别母亲和妻儿。盘算着自己坐火车到锦州,先把粮食买下。等网季结束,父亲带船来,把粮食运回关里。

临行时,母亲拉着我的手,一直送到院门外。走出老远,她老还扶着排子门,翘首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儿行千里母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来到胥各庄,打算在那儿上火车。

火车站,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我挤在人群中,拿钱要买火车票。一掏兜,装钱的皮夹子,里面有四百元钱,还有良民证,不知啥时候全都丢了。再一看,衣服兜被利器割了一道口子。

丢了证件,丢了钱,我在车站前急得团团转。

情急之中,徒步二十多里地,到唐山南马家庄找马俊春帮着想着儿。

马俊春二话不说,带着我,坐上北去的火车,直奔山海关。

马俊春的弟弟马俊图,家住山海关。二人进屋,说明来意。马俊图爽快地答应:“你们哪儿也别去,就在家里等着。”

马俊图善于交往,朋友多。他找人私刻了毕家瞿阝 村的公章,写了个假证明,把假公章往上面一盖。又花钱托人拿这个假证明办了良民证。

那时,关外是伪满洲国,日寇傀儡、末代皇帝溥仪统治。层层设卡,出关入关壁垒森严。没有证件,休想出关。

在锦州,同几个朋友联系,买点粮食。他们告诉说:“日本鬼子对粮食控制很紧,弄不好就可能被当成经济犯,抓起来当劳工。”

一听“经济犯”三个字,吓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去年,因为带了几块麻线布就成了“经济犯”,被抓住蹲拘留,还险些被鬼子打死。到现在,身上的伤还疼呢!

为了稳妥起见,朋友们帮忙,在锦州揽了一万多斤猪鬃运回关内。

是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猪鬃不能出口,损失五千多块。我和马俊春想经商治富的美梦落空了。

我自幼受祖母和母亲的贫困家史的教育,所以长大成人后不辞辛劳,不畏艰危,立志创家立业,不让下代人再受穷。又受到抗日救国的教育,耳闻目睹并亲身遭受日寇的残暴兽行,激起满腔怒火。这一切为一九四二年兄妹二人毅然舍家撇业参加抗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全家老幼都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活动,父亲自一九四一年冬接触开辟路南的武工队,就成为“两面保长”,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直至一九四六年春还带船把游击队扒铁道的铁轨运交胶东军分区兵工厂。因此,“文革”时期,经黄金公司造反组织派人多次到我家乡外调,是越查越革命的革命家庭。



13、创建毕家瞿阝  党支部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这一年的春天,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轮番的“清乡”、“扫荡”。冀东地区的丰玉宁等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政府在这一带活动十分困难。在这严峻的时刻,为了保存实力,以便更好地坚持斗争,扩大迂回范围,这一年秋后,组建了丰玉宁联合县。根据毛主席“到敌人后方去”的指示,决定成立路南工作团,到路南敌后去,建立比较隐蔽的抗日根据地。

毕家瞿阝 ,位于北靠京山铁路、南临渤海的狭长平原地带。日伪活动猖獗,斗争环境非常残酷,开展地下工作十分困难。与路北联系,要通过敌人每隔十里一个炮楼和铁路两旁宽十米、深两米的护路河。我方人员过铁路时经常有被捕和牺牲的。最好的时期是“青纱帐”季节,田野被没人深的庄稼覆盖,隐蔽在里面不易被人发现。

这年的夏天,十年九涝的路南平原又逢大雨连绵、洪水泛滥。为地下工作人员靠小船来往各村开展工作和夜间过铁路提供了有力条件。地下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为了适应工作的开展,武工队改为路南工作团。增加了工作人员,壮大了队伍。伪警察据点周围的村庄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建立了抗日救国组织。

我的祖母和母亲的娘家都是赤贫如洗。穷怕了的婆媳二人,自从嫁到毕家,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勤俭持家。我自幼耳濡目染,在贫困家史的教育下,渐渐长大成人,立志创家立业,让后代人过上好日子。可是,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创业艰难,屡遭磨难。家仇国恨使我憋了满腔怒火。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路军路南工作团到毕家瞿阝开辟地区。我和淑鹃妹妹兄妹二人毅然弃家舍业,参加抗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毕家瞿阝 建立了抗日救国政权。我被选举为抗日保国会总务委员,妹妹为妇女救国会主任。从此,我不再上船捕鱼,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父亲和母亲早都受够了日本鬼子的欺凌,思想很开明,积极支持孩子们的革命行动。全家老幼都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活动。早在一九四一年冬天,父亲就接触开辟路南的武工队,成为表面上应付日伪,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的“两面保长”。

晚秋时节,路北的庄稼已经收割了。路南的晚些,田野里还生长着棉花、玉米、高粱等农作物。

武汉兴和仲天、贺然、苏民四人趟着没膝深的大水,经毕武庄来到冀东路南海防区组织盐民、渔民工作。

他们先在西河住了一宿,第二天在柳树瞿阝 找到了白云生。他和武汉兴一起来到毕家瞿阝  ,在这里站稳脚跟,开展工作。

毕家瞿阝 是海防区最靠东的一个村子,从这里往南到海边,往西到芦台,统称长芦华北滩,盛产食盐。在这块坦荡无垠的滩地里,有大小三十余处据点,都派有盐警驻守,弹压地面。

父亲自从在船上受伤后,乡亲们推举他当乡长。后来,毕家瞿阝成立联防,他又被乡亲们推举当了联保长。父亲一向为人忠厚,开明进步,积极支持抗日,在村子里威望很高。武汉兴来毕家瞿阝 开辟地区,把落脚地点选在我家。

在父亲的帮助下,武汉兴召集了保、甲和小学教师等上层人物座谈会。座谈会开的很成功,大家都表示赞成走抗日救国的道路。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我被首批发展为中共党员。武汉兴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对我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要求严守党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只受他单线领导。之后武汉兴和我分别利用在田间干活时发展了李志新、毕兆余入党。这些同志是毕家瞿阝党组织的创始人。

十月十日,武汉兴召集我们三名共产党员,在邻居家的油灯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毕家瞿阝 村党支部成立了。我(化名新成)任支部书记。毕兆余(化名新功)任组织委员。李志新(化名新志)任宣传委员。令人十分痛惜的是,新志同志一九四三年在五区将军屯突围时不幸牺牲,时年二十二岁。

一九四三年夏天,田野又是青纱帐。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对敌斗争由隐蔽转为半隐蔽。

毕家瞿阝 党支部建立后,党员队伍逐渐壮大。每发展三人,就编一个党小组,由支委分工,单线领导。渐渐地,周围的村庄也相继成立了党支部。为便于领导成立了中心支部,我是负责人。各村有了党的领导,工作更加活跃。为八路军征粮、征袜、征鞋的工作顺利展开。

晚饭后,淑娟组织妇女儿童唱抗战歌曲:“我们妇女不自由,为人奴隶为马牛,自从有了共产党,我们妇女得解放……”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村庄洋溢着同仇敌忾打日本鬼子的民族热情。

路南工作团抓住公开活动的有利时机,大力宣传党的“两面政策”,争取瓦解敌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

一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东,在渤海滩,名声大振。

在我工作人员潜入城镇掏窝锄奸、抓特务的威迫下,在党的“两面政策”的感召下,当我方人员路过戟门伪警察所的哨卡,检查良民证时,只要一拍身上暗带的手枪,就可以点头示意而过。工作局面顺利打开。

是年,毕家瞿阝 建立了村政权,我为村主任。村里组建了民兵队,毕振民为民兵队长。乡亲们主动献出隐藏的枪支,有的还带着枪参加民兵队。民兵队经常带领群众扒铁道、挖公路、砍鬼子的电线杆,进行防奸反特活动。当大部队打仗时,乡亲们自发地抬担架救护伤员,杀猪、捕鱼慰劳子弟兵。

在冀东、在渤海边,筑起一道军民一心抗击敌人的铜墙铁壁。把穷凶极恶的敌伪军和汉奸特务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4、滩地抢盐风潮



一九四三年春天,日本鬼子为挽救其彻底失败的下场,极力垂死挣扎,加紧对冀东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对路南沿海一带渔民进行残酷盘剥,把大批原盐运往日本。

盐区周围的百姓,生活历来贫困。产盐旺季,多以做小工、打短工度日。到了冬季,只好以夜间秘密抢盐维持生活,常有被“护盐狗子”打死打伤的,许多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悲惨生活,不少人家是孤儿寡母乞讨为生。

日寇占领盐场,成立了伪冀东盐业总公司。在盐场中部,洒金坨村建立了鬼子据点,在大神堂村设盐警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分别在盐场的十八个地方驻防,昼夜在炮楼上站哨了望,严加看管。这样一来,不仅老百姓不能抢盐,生活更加困难,而且牢牢地卡住了路北百姓和八路军的食盐来源。

一九四三年冬,根据冀东军区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抢盐斗争,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抗日战争。

当时,华北长芦盐滩有个伪军第五大队。这个大队在毕家瞿阝 、涧河、大神堂、洒金坨等沿海一带修炮楼,设据点,企图阻止饥寒交迫的群众去抢盐。

晚上,武汉兴召集了保、甲长会议,动员他们支持老百姓抢盐,协助老百姓把盐运到路北去。

之后,武汉兴和我、新志等进一步商量如何行动的具体方案。有人担心:“要是盐警打枪怎么办?”

盐警打枪,这倒是意料之中的问题。为了慎重起见,行动之前拟定了几个口号,如果敌人打枪,大家就喊口号。盐警也是有血有肉有爹娘的中国人,相信这些口号一定会感动他们。

接着,大家又商量了在行动中应当注意的具体问题。一切商量妥当,决定从第二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太阳,沿着海平线缓缓地落下。天渐渐地黑下来。偌大的滩地笼罩在夜幕中。

几百名村民手持钢镐铁锹,拿着口袋,口袋不够的就用麻绳把裤子的两条裤腿扎起来当口袋用。人们在村口集合,浩浩荡荡的抢盐队伍向盐坨出发。

出了村子,往西,趟过一条水沟,就到了滩地。

乡亲们看到那一座座象小山似的盐坨,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晒海水,刨盐疙瘩,一锹一镐堆起来的。这些可都是自己的血汗哪!便一齐蜂拥而上。刨的刨,装的装。

乡亲们忙乎得正欢时,盐警发现了。

看见来了这么多老百姓抢盐,盐警给吓懵了。

由于老百姓人多势众,他们未敢过来干涉。只是朝着这边人堆大声的喊话。

老百姓也不理那个茬,还是一个劲地往口袋里装盐。

盐警见事情不妙,便放起枪来。

群众听到枪声,有些混乱。

这时,我就让群众挨个传话:“大家不要怕!注意隐蔽,一起喊昨天商量的口号。”

大家这才稳下神,躲到盐坨子后面。

武汉兴高声大嗓,带领大家高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要看我们短你们的命,你们就往我们脑袋上打吧!”“打死我们就少吃几天糠,要不也得饿个死!”¨¨¨

这撕心裂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黑暗的夜空中传出很远,很远。

群众的口号声喊过一阵子,只听那边的枪声越来越稀疏。侧耳听听,子弹只是在空中炸响。

这时,群众心里塌实了。纷纷从盐坨子后面爬出来,放开胆子,甩开膀子,继续装盐、运盐。整整忙乎了一夜。

天快要亮了。两三座大盐坨子被连扒带刨,弄的破破烂烂。村子里的老百姓,每家都弄了不少盐。

自打那次以后,群众尝到了甜头,想收都收不住了。一到下晚黑,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三三两两地去盐坨抢盐。

这样一来,盐警可就吃不住了。因为盐坨子被破坏了,怕上司怪罪下来,担待不起。出来镇压吧,又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心里明白,一定是八路军领着老百姓干的。不然怎么能有那么多人胆敢来抢盐呢?

过了几天,盐警小队长秦英武终于沉不住气来到毕家瞿阝 ,找到我父亲,说:“毕保长,你老给过个话,我要见八路军同志?”

我父亲忙向武汉兴报告此事。武汉兴:“好!机会来了。”立刻答应与盐警小队长见面。

见面地点安排在我家里。

秦英武见到八路同志,必恭必敬地说:“兄弟知道,老百姓让日本人搞的没法活,你们那天晚上喊的口号,让我们往身上打枪,太让我们揪心了。可是,我们也是出来混碗饭吃,干上这种差事,也得想法留个饭碗。我这次找八路同志,就是想商量个既能让群众把盐弄出去,又使鬼子不能发现的两全之策。”武汉兴说:“你能这样做很好。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也不想为难你。”

最后,双方商量决定:以后群众再去弄盐的时候,可以不象先前那样乱挖乱装,而是从一个大盐坨上开一个洞掏进去,直到把里面掏空后,再把洞堵死,用泥抹好、封牢,让敌人从外边看不出破绽。(以后,秦英武被武汉兴发展为中共党员,由我单线领导。)

自打这以后,每天晚上,乡亲们都三五成群地到滩地里去弄盐。日子长了,家家户户都积攒了许多盐。

盐放在家里变不了钱,也解决不了路北军民的急需。得想法往外运哪!

我父亲找村子里有小船的船主,跟他们商量:“眼下,乡亲们弄了许多盐,现在七月份,是捕鱼淡季,你们能不能组织起来,帮助乡亲们把盐运出去?”船主都是和我父亲一起风里浪里,出生入死的弟兄,他们都愿意为解决乡亲们的困难出把力。

各家船主领了运盐任务后,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趁雨季洪水,用各家的小船从东边草泊的水渠绕道运到古冶镇,把盐卖给铁北八路军派来的盐驼子。

这样一来,乡亲们得到了钱,外出逃荒要饭的也纷纷回来,生活稍得安生。

毕家瞿阝 的抢盐斗争,也使附近村庄的群众受到鼓舞。一九四四年,抢盐斗争发展到最高峰。群众拆毁了盐警驻扎在滩地里的营房,砸了水闸,拆除八面风车。这个被日本鬼子占领的长芦华北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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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28:08 | 显示全部楼层
滩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秦英武的盐警小队被换防调走。



15、夺 粮 斗 争



一九四四年初,日寇加紧了对丰玉宁地区“清乡”、“扫荡”,到处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许多干部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丰南县长任永和同志不幸牺牲,县委书记张士英同志负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抗日军民没有被日寇的“三光政策”吓倒,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敌来我避,敌驻我扰,坚壁清野”的对策,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秋收时节,县委发出:“保持青纱帐,掐割粮穗,快收快藏,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的号召。男女老少齐动手,在青纱帐的掩护下,与敌人抢夺粮食。快掐快收,就地把粮食坚壁起来。

老铺,离毕家瞿阝只有八里地。

在那里,日寇和汉奸的讨伐队赶着大马车,疯狂地抢收粮食。他们护卫着老铺的大地主们,往据点和敌战区抢运秋粮。

县区政府一面组织游击队进行伏击、阻挠,一面发动群众抢收大地主地里的粮食。

那年,天降大雨,河水漫堤。渔民是最不怕水的。我带领村党支部的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利用发洪水的有利条件,在各家各户组织了二三十只小船。一帮青壮年好劳力,摇着船,到地主们在东泊的大片耕地上去掐割粮食穗。

淑娟带领妇救会的妇女,也趟着泥水,顾不上劳累,冒着危险,自愿参加到抢粮斗争中。

白天,敌人不断地袭击抢粮的群众。为了避免伤亡,大家就夜间行动。

乘着夜色掩护,乡亲们掐的掐,运的运。干得热火朝天。

临村的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参加抢粮,场面好不壮观。

经过连续几天的奋战,大地主们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原本要拿去孝敬日本鬼子的粮食,被老百姓抢运一光。

百姓们抗日救国的热情越发高涨。后来,连敌人的清乡扫荡队都不敢随便进村了。敌人进村后,既抓不到人,也抢不到粮食,更不敢停留过夜。

保收夺粮斗争取得了胜利。



16、秘密转运站



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们以各种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丰玉宁联合县西部,靠近京山铁路线的地方,有个皂甸村。村上住着衣食无着的农民。有叫韩振福和陈七的,揭竿而起,自发地组织了十余乡邻,开始了扒火车生涯。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下去。黄昏时分,他们匍匐在铁道线两侧,乘人不备,飞身爬上正在奔驰的火车,从车箱里往下边掀东西。有粮食呀,布匹呀,什么的。每次都有不少收获。他们靠这,维持着全家老小的生活,艰难地过这日子。有的时候,意外的收获多些,就分给村里和附近的老乡们,大家有福同享。人们称这伙人是“耗子队”、“飞虎队”。

一九四二年,在皂甸开辟地区的李子馨同志与他们取得了联系。经过教育使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吸收为武工队员,引导他们从扒车谋生,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开始时,称为“特别大队”,后来命名为“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伍由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扩充到三十来人。任命韩振福为队长,化名叫宏图。陈七为副队长。后来,宏图等同志被发展加入共产党,建立了党组织,这支队伍成为党领导下的一只抗日力量。

民先队活跃在京山线芦台至汉沽地段。专门进行扒火车,搞军用物资的斗争。

毕家瞿阝 ,北靠京山铁路,东临大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就成了八路军、武工队存放和转运秘密物资的地方。

为了掌握敌人军用物资列车的运行时间,武汉兴利用洒金坨的关系人方文同志与塘坊火车站的站长建立了联系。民先队的情报从这个站长那里获得。

民先队从火车上扒下来的军用物资,得有地方藏啊!我和佐彬就分别在各自的家里挖地窖。

地窖选在炕洞底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我俩在天黑以后干。家里人也帮忙。先把土炕扒开,挖出两米长,一米宽,一米多深的土方。然后再从锅台下面挖一个通口。搪上盖儿,搭好炕,安上锅。挖出来的土一筐一筐地运到外边,掩盖好。第二天早晨,照样点火做饭。这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洒金坨至毕家瞿阝 的乡道旁边,离鬼子据点二三里地远的地方,有一个天然屏障,那里遍地生长着“海葚”棵子。这种植物生长在盐碱滩上,浑身是刺儿,一堆堆、一丛丛的长着。

我和佐彬心想:“鬼子外出清乡,大都是在后半夜出发,凌晨开始围庄,他们路过那个地界时,天还黑着呢。要是在那儿藏东西,比藏在家里安全,鬼子肯定不易发现。”

于是,我们二人乘着夜黑人静,挑着木竿、秫秸等搪盖儿用的东西。整整干了半宿。又在野外挖了个地窖。地窖外面伪装成象周围一样的“海葚”棵子堆。接转扒车物资又有了一个更加隐密的地点。

一九四二年底。一天深夜,民先队从火车上掀下来一箱炮弹。恰巧,龙海航司令员率领的青英部队在毕家瞿阝 一带活动。我们收到炮弹,立即转送到部队上。炮火在鬼子据点炸响,打得鬼子魂飞胆颤。

后来,民先队不断地扒车。枪支、子弹、掷弹筒、手榴弹等军火,毛毯、鞋袜等生活用品,都送交到我们挖的隐密地点。

一天深夜,民先队送来了两大胶轮马车枪榴弹。当时,环境十分紧张,鬼子隔三差五到毕家瞿阝 清乡。乡亲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我母亲知道。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军用物资,不亚于在村子里埋了一座火药库,一旦被鬼子发现,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天夜里,是村公所的关系人新刚在值班。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家,然后又按照我母亲告诉的地点找到我和佐彬。我们风风火火地跑回村子。一看:“好家伙!这一大车东西,就是三个地窖也装不下呀!”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当机立断,赶紧把车往村子北边赶去。

离村子八里远,有一片耕地是我家的。把这些军火先埋到地里再说吧!

我们和民先队员们把东西卸下来,埋到台田沟里,用草盖上。等隐藏好了,天已经放亮了。

拂晓,海平线上渐渐泛起鱼肚白。民先队员坐上马车平安离去。佐彬我俩擦着满脸汗水,相视一笑。

麦收时节。田野一片金黄。一天,得到消息:鬼子的军火列车要在今天夜里通过芦台车站。

民先队员们预先潜伏在铁路旁的庄稼地里。

夜,出奇的静。繁星在天上眨着眼睛。

夜,深了。只听远处传来车轮碾压路轨的声音。呼隆呼隆——声音由远及近。

民先队员们沉住气,在心里暗示自己:“别着急,再等等。”“等列车开得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列车在黑夜里穿行。风驰电掣般地驶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民先队员们疾速窜上路基,箭步跳上列车,紧紧抓住车门拉手,拿出早已带在身上的扳子、钳子,用力撬开闷罐车的铁锁。

车门打开。车厢里载满了武器弹药箱子。

情况紧急,又黑灯瞎火的,容不得细看。大伙七手八脚地就往车厢下边掀这些大大小小的箱子。

“呼通!”掀下去一件。

“呼通!”又掀下去一件。

押车的鬼子发现了,开枪射击。

民先队员早就商量好对付鬼子的办法了。只要敌人发现,就赶快撤。他们迅速跳下奔驰的列车。

沿着与列车行驶的相反方向,摸黑找吧!找到刚才从车上掀下来的箱子。共有三只,里面装着六挺“九六”式机关枪,预备枪管十八支,一百多个压弹机。这次行动收获颇丰。

他们把这些战利品暂时存放在铁路边的麦田里。待到第二天夜里,用大马车拉走,转交给我们,藏进野外的地窖里。

上级指示:“一定要保管好这批武器弹药,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

为了更保险些,夜间,区委书记武汉兴和我,还有左彬又将这些东西转移到河东廒里村。

廒里村南,芦苇丛生,有一大片苇塘,是个天然的秘密仓库。我们把三只箱子用铁丝捆上,沉到河底。再把铁丝栓在河边树根上。确保万无一失。

过了几天,接到地委书记焦若愚同志的指示,派人来取货,这批武器武装了冀东军分区的青英部队。

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在战场上获得这些武器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我们的民先队员们神出鬼没就能得到。正如他们的歌声在飞荡:“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些无名英雄们,默默地为革命事业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17、酒 肉 化 险



一九四四年农历三月底。一天,太阳傍晌午了,天气燥热。

区委书记武汉兴和区长李太英、妇联主任毕淑鹃、区小队长毕长胜等人在我家里开会。

在村头放哨的小弟弟宗哲,惶惶张张地跑进来:“不好啦!鬼子把村子包围了!”

在屋子里开会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敌情惊住了。心想:“敌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大家冲出院子。往四周一看,只见敌人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围上来。

怎么办?只有村东一条路了。可是,村东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片开阔地,根本藏不了人。硬往外冲吧,伤亡不可避免。即使同志们冲出去,村子里的乡亲们肯定也会遭殃。

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既然跑不掉,干脆应着头皮顶吧!

武汉兴简单地向李太英等几个同志交代了几句。让他们赶快隐蔽到河边的芦苇里。

我父亲和武汉兴出去应付敌人。

刚安排妥当,就有老乡来报告:“敌人已经合拢了。有一伙敌人正向村子里来了!”

父亲和武汉兴来不及想更多。领着几个人硬着头皮迎了上去。

见了当官的,就双手报拳,通过翻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叫毕子斋,是这个村的保长。给皇军效劳的。请官长告诉弟兄们,千万别打枪,村子里都是好老百姓,良民大大的!”

一边说着,一边就领着当官的,找了一家富户,房子宽敞。叫人备了酒肉饭菜。

父亲一边给鬼子点烟,一边陪着笑脸。对当官的说:“现在正是产黄花鱼的网季。没有别的慰劳官长们,多炖点黄花鱼,官长们挺辛苦的,尝尝鲜吧!“

不大一会儿工夫,香喷喷的酒菜端上桌。鬼子看着这一桌子生猛海鲜,有红烧黄花鱼、盐水大对虾、清蒸螃蟹,还有新撂的麻蚶子。

父亲和武汉兴杯来盏去地陪着鬼子大吃大喝起来。吃吃喝喝间,知道这伙敌人是刚调防到洒金坨据点,来不久的日本一四一四嫡系部队。

酒足饭饱后,又送这伙人每人两条老刀牌香烟。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你们的,大大的良民!”揣上香烟,打着饱嗝,哼着小曲,扬长而去。

乡亲们就这样脱险了。八路军同志也安然无恙。父亲的脸上洋溢出惬意的笑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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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28:30 | 显示全部楼层
18、端掉盐警炮楼



夏天的早晨。海岸飘着潮热的雾。一群海鸥翱翔在海天之间,飞去又飞来。

一个身着便衣的人到毕家瞿阝 找武汉兴。

村子里有人认识他。这人叫任建荣,在离毕家瞿阝 三里之外的炮楼当盐警小队长。

一大清早起来,任建荣是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来找武汉兴。

不巧,武汉兴那天在离村子好几里地远的网铺上。任建荣没找着,只好悻悻地离去。

傍晚。武汉兴回村。听说后,心想:“这个家伙,这么急忙火促来找我,一定有要紧事。得想办法找到他。”

“可是,他在炮楼里。我怎么去找他呢?”

正急得没辙。这时,我父亲从外面进来。

武汉兴眼前一亮:“办法有了。”

他问我父亲:“你能挑担子吗?”

我父亲说:“能挑哇!我小时侯给人家打短工、扛长工,什么力气没出过?”

武汉兴说:“那好!你能挑一百就别挑八十,挑得越多越好。你拣大个黄花鱼,挑一挑子给炮楼的敌人送去。你到那儿别说别的,见了任建荣就说:‘他来了’,任建荣就能明白了。”

父亲照着武汉兴的交代,挑了两大筐黄花鱼。来到敌人的炮楼跟前儿。

炮楼外,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沟,沟上有吊桥。

炮楼上的岗哨见有人来,冲着下边大声喊:“喂!你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也大声地喊着回答:“我是毕家瞿阝的,给任队长送鱼来的!”任建荣在里边听见,忙跑出炮楼,叫人放下吊桥。

我父亲把鱼挑进去,放到后边伙房。对任建荣说了刚才武汉兴让他说的那一番话。之后,赶紧挑着两只空筐离开了炮楼。

任建荣跟守炮楼的盐警谎说出去买香烟。尾随其后,也出了炮楼。

任建荣很激动,把武汉兴的手紧紧拉住,悄声说:“我已经跟里边的大部分弟兄核计好了,决定弃暗投明。跟你们走,参加八路军。弟兄们知道,眼下小日本长不了,国民党祸国殃民,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武汉兴高兴地说:“好哇!我代表抗日军民欢迎你们!”接下来就是商议如何把队伍拉出来。一切都说定了,任建荣匆匆离去 。

事关重大。为了做得更有把握,武汉兴向县委书记张士英同志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县委研究,派青英部队的一个连支援。

当天,武汉兴赶到廒里。

为了不走漏风声,对村子实行了隐秘封锁。他在廒里呆了一天。晚上才回到毕家瞿阝  。

傍晚,夜幕徐徐降临。

青英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离炮楼几百米的地方潜伏下来。

武汉兴带着王绍义、毕长胜到炮楼前。

炮楼上的敌人借着星光发现了他们。一边拉枪栓,一边大喊:“喂!干什么的?”

这边回答:“我是武汉兴!”

冀东的夜晚,广袤的田野,一片静悄悄。喊话的声音清晰地传进炮楼里。

任建荣一听:“行动的时间到了。”

向哨兵大声下达命令:“赶快放下吊桥,我们的朋友来了!”

任建荣整整衣服,又把帽子正正。紧跑几步,过了吊桥。紧紧拉着武汉兴的手。两双大手用力地握到了一起。

任建荣因为高兴,说话声音激动,显得有些战抖。他问:“老武同志,带队伍来了?”

“带来了!”

“走,快进去说话!”

武汉兴朝后摆摆手,示意队伍前进。

然后,同任建荣手拉着手,肩并肩,一同走进炮楼。

任建荣命令炮楼里的队伍集合。大声宣布:“把枪都放下!”

看看所有的枪支都整齐地摆在地上。他开始训话:“弟兄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八路军了,八路军派人接我们来了。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大多数人回答。

“好!下面就请八路军长官武汉兴讲话。”

武汉兴往前迈出几步,手一挥,大声讲到:“弟兄们,现在八路军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打得日本鬼子焦头烂额。收复了大片的国土,扩大了解放区,小日本彻底完蛋的日子就要到了!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话音未落,就听队伍里喊起来:“我们不给日本人卖命了!”“我们跟你走,参加八路军去!”

趁武汉兴讲话的工夫,任建荣领着几个人,把大枪栓都卸了下来,装在麻袋里。

武汉兴命令起义的伪军把衣服脱下来。让武工队的人穿上。

接下来,又相继拿下涧河炮楼、十马力敌人据点。

一夜之间,整个华北长芦盐滩除了洒金坨据点、大神堂据点外,一连拿下十八个据点。缴获了两门小炮、一挺机枪、一百多条步枪、几千发子弹、几只手枪,还有几箱手榴弹。俘虏敌人一百多名。



19、洒金坨历险



一九四四年,是抗日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展开疯狂的清乡扫荡和血腥屠杀。这一年也是我厄运丛生的一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春季里,日寇的关东军马队不断地对路南展开拉网式的疯狂扫荡。

二月二刚过。一天夜里,我从洒金坨村的南边,潜到舅父赵克亮家隐蔽。

洒金坨,是这一带的盐务中心。村东头有鬼子的盐务据点。凭自己的经验,一般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大舅在院门守着,以防意外。

在大舅和大妗子的保护下,我想安安稳稳地在鬼子的眼皮底下睡个好觉。这些日子,跑东村到西村,组织乡亲们坚壁清野,和鬼子周旋,没睡过一宿囫囵觉。

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宁静的夜,温馨的夜。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看见大舅和大妗子守护在身旁。

突然,村子里人声嘈杂,原来是日寇来围庄。

闹鬼子的年头,兵荒马乱的,人们都有所防备。大舅家在院子里码了草垛,以防万一。一听有动静,赶紧把我藏进草垛里。

鬼子把村民集中到当街上,威逼着,让把八路军交出来。然后又分头到各家各户去搜捕。

一伙鬼子来到大舅家。挨着屋搜查。搜完屋里,又到院子里搜。围着院子里的三堆草垛,用刺刀乱扎乱捅一通。

我躲在草垛里面,两眼一闭,心想:“这下可完蛋了。”心一横:“豁出去了,扎着是个死,被抓住也是个死。要是就这么给捅死了,也连累不着大舅一家。自己死了到也塌实。”

想着想着。外面的鬼子捅了一阵,没动静了。

原来是大舅怕我被鬼子抓住,通过“两面保长”私下里给翻译官捅了二百元钱。翻译官对鬼子小队长说:“这个村有皇军据点,八路不敢来的。”鬼子小队长一摆手,鬼子撤走了。

大舅的机智使洒金坨的乡亲幸免于难。我也在亲人的掩护下死里逃生。



20、萝卜坨子村与鬼子遭遇



冀东的七月,太阳当头,象一个大火球,酷暑难耐。我头顶似火的骄阳,从路北的冀东区委党校受训归来。

培训虽然只有短短半月时间,但是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这次培训,是党组织对我政治上的重视和关怀。培训结束,我被安排到区委工作,为区委执委、组织干事,化名木胜。

八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区委民政助理王亦农同志带领区小队十余人,在萝卜坨子村召开群众大会。会议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和护秋保收。

会议正在进行中。忽听村西头传来狗叫声。“汪汪汪!汪汪汪!”叫声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高。

长期的战争环境,警惕性非常高。我习惯性地侧起耳朵,听出街上声音嘈杂,意识到有敌情。立即停止讲话,果断地宣布:“散会!”

开会的村民撤出会场,四散而去。

家住村西的村民走出不远就与已经进村的鬼子相遇。鬼子见人就抓,连打带骂,捆绑起来。

我和王亦农带领区小队的战士,想由路北一农户家撤离。我俩摸黑来到北柴门。

农家小院,周围夹着一圈秫秸杖子。那天,天上没有月亮,隔着杖子,借着微弱的星光,隐约瞧见不远处的“水坞”土坎上有发亮的钢盔晃动。知道已经被鬼子包围了。

大家都迅速趴下。敌人近在咫尺,不能乱走动,不能弄出一点声音。

但是,也不能总趴在这里呀!我和王亦农小声商量:“只有突围了。”于是小声命令:“趁夜黑的掩护,匍匐前进,拼死突围。”

大家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爬呀……爬呀……

黑灯瞎火的,不知是谁不小心碰掉了杖子上挂着的什么东西。“哗啦”一声,这东西掉在地上。

响声惊动了鬼子。机枪朝院子北边扫射。

目标已经暴露,只有当机立断。我命令:“快跑!”同志们便连滚带爬地向村外撤。

鬼子的机枪疯狂地扫射。子弹雨点般地打过来。在漆黑的夜色掩护下,同志们拼死冲出重围。

那天夜里,该村的青壮年被抓去二十九人,送到日本国当劳工。



21、大腿上的两块伤疤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去芦台一带工作。临行,武汉兴给我一支旧“张嘴等”撸子手枪,随身带着。

晨曦初现,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我疾步向前走去。走到洒金坨北边。小路旁边是大片的红高粱地,棉花地。看长势,今年的年成不错,已经是丰收在望。我正盘算着,怎么发动农民抢收粮食。突然,从前方高粱地里出来两个人。看上去不象农民。

那时,洒金坨一带常有日伪特务活动。我的神经立刻绷紧弦。迅速从身后掏出手枪,顶上子弹。

弹已上膛,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只见那二人走到地头,又转身向另一块地走去。我一边用眼睛紧紧地瞄着他们,一边慢慢地向前走。

走上弯道,躲进高粱地,仔细观察一会儿,不见有什么动静。便把枪装进枪套,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赶路。

突然,“砰砰”接连两声枪响。我顺势一个趔趄扑倒在地。以为是特务向我开的枪。

我感觉自己的左腿很沉重。用手一摸,裤腿已经湿乎乎、黏糊糊的。看到左腿顺着裤脚往外流血。以为是被特务开枪击中。马上掏出手枪,准备还击。

只见枪膛里横着一粒子弹。退出弹夹,见到装的是五颗子弹,只剩下三颗。才知道是自己的枪走了火。

在附近地里干活的农民听见枪声,又见我倒在地上,便来到近前。见我伤势严重,立即找来牛车,将我送到附近的大泊村。大泊村的村干部派人用担架抬着,护送到距离四十里远的张庄子,李贯一部队卫生所。

因流血太多,我已经处于休克状态,脸色苍白。部队的医生、护士把我抬到手术床上,进行紧急抢救。

朦胧中,过了很长时间,渐渐苏醒。想动弹动弹,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慢慢地撩开眼皮。只听身旁有两个人在说话:“哎!醒了!”听声音,这么熟悉,像是武汉兴和毕长胜说话的声儿。努力地睁开双眼,看到病床边上,武汉兴、毕长胜二人守护在身边,他们足足守了一天一夜。见我慢慢地睁开眼睛,两个战友才松了一口气。

长胜说:“你差点儿把我们给吓死了。我们都给你准备后事了。”

我告诉他们挂花的情况后,武汉兴说:“这支手枪有滑机的毛病,忘记告诉你。这一疏忽,差一点被这支破枪要了你的命。幸亏你命不该死!如果不是及时送到部队卫生所,你这次就光荣牺牲了。”

革命战争年代,人们把生和死看得很轻,今天还欢蹦乱跳的,明天可能就没了,战友们把死叫做“光荣牺牲”。所以,“光荣”两个字就成了为革命事业贡献生命的代名词,死亡显得不那么可怕。

我的枪伤有两处,有一粒子弹打在屁股上,另一粒从左腿肚子穿入,弹头站在左脚踝骨里,必须开刀取出来。

那个时候,部队用药很紧张,没有麻药。用咸盐水给伤口消毒。锋利的手术刀在医生灵巧的手中转动。手术刀顺着弹头的尖点切下去。我强忍着剧烈的痛苦,咬紧牙关,咬住嘴唇,嘴唇被咬出血。疼得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昏死过去。

长胜守在身边,用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两双从小在一起打鱼摸虾、长大又一起扛枪、一起闹革命的手,紧紧地握着,握着。

子弹被殷红的血和肉包裹着,从我的踝骨缝取出来。

由于失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嘱咐:“术后需要疗养一段时间。”区委决定由毕长胜陪护。

卫生所在九月间由张庄子转移到老王庄子。老王庄子是我岳父家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

十月间,天气渐渐凉了。一群群大雁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南飞了。树叶开始凋零。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日寇扫荡更加疯狂。

上级指示:重伤员往路北山区转移。那里地处燕山山脉,山高林密,伤员在那里疗养,可以休养生息,保存革命力量。

一天傍晚,伤员被抬到大街上,在我岳父家门附近集结待命,准备转移。

我媳妇自从春天跑敌情得了病,带着孩子回娘家养病。

听说伤员要转移,她拖着带病的身子,守在我的身边啼哭,苦苦地央求,不让我离开家乡。

我抚摩着她病弱的身子,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自己常年在外,老婆孩子在家跟着担惊受怕。结婚这些年,也没让娘几个过上一天安生日子。身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

李贯一所长看到我们夫妻俩依依惜别的场面,眼泪夺眶而出。用衣袖不停地擦眼睛。他轻轻地走到我身边,说道:“我看你媳妇身子很弱,脸色蜡黄,病的不轻,以我的经验,她怕是得了痨病。”

在那个年月,痨病就是绝症。谁要是得了痨病,就象现代人得了癌症一样,人们谈痨色变哪。

我看着媳妇乞求的目光,心都要碎了。想来想去,只好改变主意。跟李贯一所长商量:“我是路南人,人熟地熟,让我就地隐蔽吧。再者说,转移伤员的任务很重,我留下来,多少还可以给部队减轻一点负担。”李贯一所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后,又找人把我抬进屋,还给留下点药品。嘱咐长胜同志继续负责护理我,按时换药。

其他重伤员由警卫队长卢更新同志带领警卫队护送,连夜转移。事后听说,过铁道时,被护路的鬼子发现。警卫队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牺牲了八名战士,还有十多名抬担架的老乡,伤员全部死伤被俘。第二天,带队护送伤员的卢更新同志告诉说:“你没去,算是拣了一条命。”亲情的留恋使我幸免一劫。

我在老王庄子疗养四个月。十一月中旬,在战友的精心护理下伤愈,回到区里工作。



22、痛失三口亲人



一九四四年三月间,日本鬼子加紧对冀东沿海地区清乡扫荡。

一天,鬼子进村了。我媳妇抱起两岁的儿子冬子,拼命地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累吐了血。孩子被后边跑的人接过去,抱着继续跑。娘几个和乡亲们一起躲进了村东的芦苇荡里。

芦苇荡,潮呼呼,湿漉漉。青蛙在水边鼓噪,水蛇出没,蚊虫乱飞。蚊子大得象蚂蝗,专往人身上叮,喝人血。

芦苇荡里开始流行传染病,霍乱、疟疾。

那年月,无医无药的,得上传染病,就没个好了。芦苇荡里,一边是蚊虫大口大口地吸人血,一边是人们远望家门,有家而不能回。眼见着媳妇病得不行了,我父亲把她们娘三个送到老王庄娘家去住。

九月间,六岁的女儿拉肚,死在姥姥家。十一月末,我父亲把病危的儿媳和孙子接回家。十二月初,二十七岁的媳妇病逝。翌年正月,男孩夭亡。

可怜的娘仨,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残酷的环境夺去了生命,相继离开了人世。两个孩子还不谙世事,媳妇还那么年轻啊。

接连痛失三口亲人,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血雨腥风中,苍天为之落泪,高山为之动容。在新坟旁边,我平生第一次流泪。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仅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而且连同全家人寄予希望的三条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事业。我对天发誓:“野兽般的日本鬼子!我跟你们不共戴天!”

沉痛悼念跟着我担惊受怕、勤劳贤良的好前妻:

富家俊女,姐妹五人,大我两岁,自幼订婚。

心灵手巧,纺线织补,农田杂活,样样都行。

我十九岁,夏季结婚。孀身岳母,爱婿如子。

她家瓦房,我家土屋,她家骏骡,我家毛驴。

我有文化,勤劳能干,有船有地,她很满意。

先生一女,又生男孩,人称有福,自感随心。

一心一意,勤劳致富,常常担心,自己短命。

接触八路,从不阻拦,深更半夜,往来不断。

拖儿带女,主动腾屋,烧水做饭,毫无怨言。

日寇清乡,追捕抗属,抱儿逃跑,累伤吐血。

无医无药,住在娘家,女儿拉肚,死在姥家。

见我挂花,疼得揪心,坐在身旁,痛心哭泣。

苦苦相求,不要远离,亲情爱恋,我免一劫。

二十七岁,含爱去世,尸骨未寒,男孩夭折。

相继痛失,三口亲人,割去全家,心肝骨肉。

我对岳母,从未进孝,愧对老人,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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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大粪车里脱险



一九四五年春,我到双坨村发动群众做军鞋、军袜,支援前线八路军作战。

一天清晨,早早起来。

看到村庄上空炊烟缭绕。饭菜的香味从一个个农家小院飘出。

突然,看到不少人拼命地往南边跑。边跑边喊。

原来是“清乡”的鬼子已经从村子北边进村了。

当时,我的腿伤还没好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还不能快跑。正在危急时刻,由村子里来了几辆去沿海村庄买粪的大马车。

双坨村的农民是靠种地为生的。农谚说得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而沿海村庄靠打鱼为生,很少种地。平时家家户户吃喝屙撒,再加上网船出海带回来的鱼虾,吃不了就变成臭鱼烂虾,积攒下不少有机肥料。农民年年冬天到渔民的村庄去收大粪。

马车经过我身旁,勒紧马嚼子,喊一声:“吁!”马车顺从地停下。车夫使劲一扌周,把我推上车。

车上有圈大粪的草围子,里面臭烘烘,竟是大粪渣滓。车夫把我卷在草围子里。扬起鞭子,使劲往驾辕的马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马车飞也似的向村外跑去。

车夫快马加鞭,马车后边带起一溜烟。

在车夫的保护下,我逃出险地。

回想这几年历经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险象环生。自己为革命、为人民在敌人的刺刀底下钻来钻去,出生入死。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和保护,自己早就被日本鬼子抓住,这颗脑袋早就掉了。想到这些,无限敬意从心头油然而升:共产党和老百姓,本是一家人,老百姓是水,我是一条鱼,鱼水之情深似海呀!



24、再  结  良  缘



一九四五年春节后。县区干部、冀东军分区杨正春司令员的部队、县大队都集中在柳树瞿阝 开会。

正月初五。破五的饺子还没来得及下锅。侦查员报告:“王兰庄的日寇马队来了!”

只见大路上,黄乎乎的一片。日本鬼子打着膏药旗,气势汹汹地向柳树瞿阝  方向扑来。

部队紧急集合,迅速赶赴村外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半个时辰。打死打伤敌人的战马和敌军各一百多。

突然,部队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失灵。日寇趁机展开火力。炮弹蝗虫般飞出,许多战士中弹倒下。部队掩护县、区干部,边打边向黑沿子、张庄子一带撤退。

正月初八,我由张庄子转移至西河村,住在本家爷爷毕玉旺家。他家住得比较宽绰,转移的同志陆续住进他家。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外面进来。这人是柳树瞿阝 的大师兄李希仁。

寒暄中,他知道我老婆孩子三口人惨死的悲惨遭遇,无限感伤。安慰我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柳树瞿阝  ,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是美好的。那里有绿柳成荫,有小桥流水,有朗朗的读书声,有教书先生一家人善良的面孔,还有那个背着小书包,上学下学象小鸟般跳来跳去活泼可爱的小师妹……

这小师妹就是大师兄的老妹妹。一阵寒暄后,大师兄说:“你屋里的殇了。我老妹妹还没婆家呢。”

我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今个死,明个活的,哪还有心思谈这事儿?”

他说:“啥年头,该办的事也得办哪。”又说:“你还记得我家老妹妹,你的小师妹淑端吗?”

听说大师哥要给自己介绍小师妹淑端。那个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的可爱的小女孩立即在脑海中浮现,我砰然心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你和我父母说去吧。”

也许是命运早有安排,一根红线将我和小师妹牵在了一起。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要是一家人,不管历尽多少波折,最终总是要走到一起的,都要牵手走过人生的艰难险阻,共同度过岁月的风风雨雨。

十几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说:“小北街绍棠来咱家说,要给你介绍柳树瞿阝你老师家的女儿。那可是好人家。”母亲说:“你奶奶也同意,就定下来吧。”我说:“既然老人们都同意,那就定吧。”

五月的阳光是那么艳丽,五月的和风是那么轻盈。绿草青青,鲜花盛开,彩蝶双飞,翩翩起舞,蝶恋着花,花恋着蝶。树上的喜鹊在枝头喳喳地叫,它在报告一个喜庆的消息。

经过大师兄的撮合,双方父母都很愿意。两家老人商定,把结婚的日子定在旧历五月初十日。

华夏子孙,有多少相知相许的男男女女,就有多少不同的婚礼仪式。沿渤海湾一带,婚礼习俗讲究既隆重热闹又体面排场。可是,我与小师妹结婚的时候不同寻常,环境险恶,正当战乱之中,婚礼也就不能讲究什么排场了。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成群的蝴蝶飞来飞去,追着恋着,在每一棵花草上闪动如花。

结婚头一天,堂弟宗儒赶着马车到柳树瞿阝  去陪我接亲。

人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几年不见,小师妹已经从一个小丫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闺女。

一大清早,全家人都早早的起身。两个姐姐忙着给她穿嫁衣。脚上还穿了双绣花缎子面儿鞋。弟弟希俊看着姐姐,嘻嘻地乐:“姐姐姐姐真好看,九天仙女下凡间。”逗的姐姐脸上飞出两朵红霞。

一家人正忙活呢,接亲的马车已经进了家门。淑端接过母亲递给她的一个麻花布包袱,跪在屋地上,向父母亲连磕了三个头,抹着眼泪,上了接亲的马车。其实,她打心眼里乐意。但是照习俗,女孩出嫁,都必须得哭,以此表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和对娘家的留恋。她是大家闺秀,从小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熏陶,讲究孝悌,自然而然地按照习俗去做。

当天晚上,新娘子住在我堂弟宗义家。这叫做住“下处”。

五月初十这天早晨,新娘子身穿红色嫁衣,披着红色盖头,由两个伴娘陪伴左右,把新娘子从“下处”接过来,拜过公婆,步入“洞房”。我用秤杆挑下红盖头,二人眼光对视,互相一笑。区干部和区小队都住在毕家瞿阝,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和警戒。婚礼简洁热烈。

洞房花烛夜,宁静而浪漫的夜晚。二人相约:“在地愿做连理枝,在天愿成比翼鸟,永远不分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但是,残酷的斗争环境,很快就打破了短暂的宁静。结婚的第二天清晨,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枪声骤起。鬼子进村了。

新婚燕尔的一对夫妻,挥泪告别。小师妹随公婆一起跑敌情,东躲西藏。

田兰庄的妇女主任李淑兰,我俩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曾经产生过感情。但是,她姥姥思想落后,不同意淑兰嫁给我。并说:“我的外孙女不能跟那个臭八路军。”我听说后很生气,未找她谈就另找了对象。她听到我结婚的消息,着急得跑到我家大哭大闹。我母亲为了减少麻烦,认她为义女。妹妹淑娟跟她很熟,赶紧给她介绍对象。县委干部王全忠,一表人才。他和李淑兰结为伉俪。后来,这对夫妻随部队转战到了湖南。



25、老祖母,走了



一九四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的胜利阶段。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路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投降啦!”举国欢庆。整个渤海湾沸腾了!整个中国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用各种方式庆祝胜利。

我的老祖母,虽然年事已高,但是由于常年劳作不息,身子骨仍然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晰,腿脚麻利。老人家也和乡亲们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兴奋和喜悦中。她逢人就讲:“该死的小日本鬼子,这回可投降了。咱老百姓可有安定日子过了。”一边说,一边树起大拇指:“共产党、八路军,好样的!好样的!”

是呀!此时此刻,老人家比任何人都要高兴。抗战以来,她的孙子、孙女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全家人整天为他们提心吊胆,不知是死还是活。现在好了,抗战胜利,孩子们回来安居乐业,我老太婆也该享享福,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喽!

九月中旬,夏天即将过去。渤海湾的天气少许有了些凉意。

吃过早饭,老祖母跟孙媳淑端到地里干活。她老人家一辈子就是这么不辞辛劳,带领全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在土地里刨食。汗水从脸上滴落到地上,渗入土层中,滋润着禾苗茁壮成长。

第二天,跟往常一样,院子里的公鸡刚打鸣,老祖母便揉揉惺忪的睡眼,拿起衣裳,在炕沿外边抖落抖落,穿在身上。起身下地,打开房门。来到院子里。

东厢房的门敞开着,屋里有一架纺车,还有一架老式织布机。从里边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母亲和媳妇淑端在里边,已经开始纺线织布了。冀东一带种棉花,人们穿的衣裳都靠自家纺线织布。家家的女人都做的一手纺线织布的好活计。

老祖母迈过门槛,坐在孙媳妇身边的纺车前,端起装棉花纤的笸箩,帮助淑端往手里递棉花纤。隔一会又到儿媳妇克珍的织布机旁,帮着接断了的线头。突然,她老人家一阵呕吐、拉肚,原来是患上了霍乱重症。

我心急如火地找来村里的土大夫。邻里乡亲赶来了。亲戚朋友赶来了。说来也巧,那天,偏巧赶上县区的干部、部队的官兵驻扎在毕家瞿阝  。也闻讯赶来。

老祖母平静地躺在炕上,她无力地撩起眼皮,嘴角微微地动了动,父亲和家人围过去。老祖母脸上泛出一丝微笑。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一句话也没说,就这么静静地走了。

孀居四十年、辛劳一生、历尽艰辛的老祖母,走过了人生的七十三个春秋。能够把苦日子熬到头,亲眼看到抗日胜利,日本鬼子被打败,老祖母死也瞑目了。老人家走得很安详。

老祖母真是吉人天象。在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国民党还没来得及调兵谴将,国共正在谈判的暂时太平的时刻,老祖母驾鹤西归。驻扎的八路军官兵、县区的同志、亲朋好友都到老祖母的棂前默哀致敬。

“人活七十古来稀。”老祖母的逝世属于高寿,按照习俗,高寿老人的葬礼都要好好操办操办。要设灵堂、守棂七天七夜。可是,父亲和我心里明白,太平日子只是短暂的。不如趁早发送了,也好让故去的老人早点安息。于是在众人的帮助下,三天就举行了葬礼。

葬礼仪式简洁而隆重。父亲是长子,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打棂幡、族里人披麻带孝跟在后边。纸钱撒落一地、随风飘舞。香火缭绕。  

老祖母葬在毕家瞿阝祖坟,与四十年前故去的丈夫合葬一处: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结发同枕眠,黄泉共为友。祖坟在村北的一片高岗地。周围农田的庄稼长势喜人,硕果累累,丰收在望。坎儿下是大片水泊,鱼虾跳跃,水产丰富,荫及子孙。

我沉痛悼念淳朴善良、辛劳终生、人人敬仰的好祖母:

贫苦农女,三十二岁,祖父落海,孤守终身。

老叔两岁,二男二女,小燕一般,嗷嗷待哺。

含辛茹苦,觅食逐哺。费尽辛劳,不能饱腹。

大姑八岁,给了哑夫,一袋红粮,终身痛苦。

我父十四,打工相辅。我母勤俭,鼎力相助,

夫妻携手,终年辛劳。全家大小,共渡甘苦。

淳朴善良,支持正义,拥护抗日,同情八路,

对待他们,情同儿女。坐在村头,站岗放哨,

打死鬼子,杀鸡炖肉。日寇投降,顽军未到。

身体健壮,忽染重病,七十三岁,寿终正寝。

亲友送葬,军民公祭。战乱年代,良机难逢,

吉人天象,令人敬仰。人人尊称,好老奶奶。



26、敌工秘密联络员



一九四六年四月,党组织抽调我到丰南县委敌工部工作,任秘密联络员。为了掩护身份,县委在毕家瞿阝成立了纺织合作社,我任经理,组织妇女纺线织布。我经常到天津、芦台等敌战区,通过关系人购买药品、军用鞋袜、染军服的染料等。

六月间,国工部长武汉兴通知我去天津找关系人秦英武联系。秦英武,曾是伪盐警小队长,秘密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秋,日本鬼子突然换防,秦英武被撤走。

按照武汉兴提供的关系人和联络地址,我来到天津。

天津,市区内有海河奔流入海,是政治经济重地。在海河边上的一条僻静小街,看见门牌号:滨河街八十三号。到门前,用手扣响门栓:“铛!铛!铛!”门“吱嘎嘎”开了。一个守门人从里面探出头来。

我向守门人说:“我是秦英武的朋友,远道而来,想找他谈点生意。”守门人见是秦英武的朋友,很客气地对我说:“不巧得很,秦队长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他只是有的时候到天津来。”我说:“那您能告诉我他现在什么地方吗?”守门人说:“我只知道他在沧州驻防,不知道详细地址。”我只好悻悻而归。

夏天,国工部派我到营口找王绍义。王绍义是起义的海匪团长,移居营口。我的任务是把王绍义请回来,任我海防支队队长。

我到天津,准备乘轮船去营口。买好第二天的船票后,找到一家旅馆住下。

心想:“何不趁现在没什么事,再去找找秦英武。说不定能够遇上他,来个意外收获呢!”

夜晚的天津,霓虹闪烁,灯红酒绿,国民党官兵出入夜总会、妓院、大烟馆。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

我再次来到滨河街八十三号,又没有遇到秦英武。

回到旅馆,掌柜的说:“楼上住着一位毕团长,点名要见你。”说着,领我到楼上。

我心中好不紧张,面对突然发生的意外,我毫无准备,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莫非是毕家瞿阝  的毕兆潭?这家伙在国民党军队,听说是个团长。今天,国共两党的人在这里相遇,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我这么寻思着,脚步无奈地随着店掌柜的脚步挪动着。店掌柜的把我带到了楼上。

进到屋里,只见沙发上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国民党军官,旁边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女人。那军官脸上堆满笑容说:“你就是毕振华?”我见不是同村的毕兆潭,心里塌实了一些,但还是小心地回答:“是。可是,我不认识您。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军官爽朗地大笑:“哈哈!咱们是一家子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哪!”军官自我介绍,说他叫毕公羽。

那时侯天津的旅店都把旅客的姓名写在一块牌子上,挂在房间门外。我做敌工工作,化名毕振华。毕公羽无意中发现门上挂的写有毕振华姓名的牌子。毕公羽没有忘记祖训。遇到同姓人,心中十分高兴。于是,他交代楼下店掌柜的:“等毕振华回来,立即带来见我。”

毕姓,是个小姓。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两个毕姓人相遇,实属不易。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感情很快就拉近了。

毕公羽说:“俺是山东人,俺爹毕泽民曾经到毕家瞿阝  续过家谱。”我说:“对呀!那年是有一个老人到瞿阝  里续家谱。”毕公羽问:“你是多少世?”我说:“十七世。”毕公羽说:“俺十六世,是你上一辈,你得管俺叫叔叔。”又指着身边的女人,介绍说:“这是俺屋里的,是你婶子。”

毕公羽问:“你是做什么的,在哪儿混饭?”我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谎称:“我家船在营口打鱼,我是到营口买粮食。”毕公羽说:“现在,粮食不准出口哇。”我说:“我到那看看,如果不行就只好空船回来了。”

毕公羽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写个证明,证明你是军事记者团的少尉采买员。你自己买套军装穿上。这样,你不论在路上,还是到营口买粮就方便多了。”

这两口子都很热情,真象一家子似的。我不敢不答应。心里想:“这么着也好。跟这个国民党团长联系上,弄好了还可以获得一些军事情报。”于是,便顺水推舟地说:“那太好了。”

毕公羽叫来副官,给我写了证明,送给一副国民党军装的臂章、肩章、帽徽。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把刚才的一幕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心想:此事事关重大。拿起笔立即给武汉兴写信报告。信是以家书的形式写的,称武汉兴为“五哥”,信中简要汇报了在天津遇到的情况,并写明:待从东北回来再做详细汇报。

为了便于换装,我到街上买了一条制服裤,一件黄绿色军服衬衫,一顶软帽。

到了营口,我找到王绍义,说明来意。王绍义答应:“秋后,一定回去。”

我拿着毕公羽的证明,以军事记者团买粮为由,到海关联系,得到了海关的支持。毕家瞿阝  、涧河的渔船都都买粮而归。海关检查时都说是给军事记者团运的粮。

从营口归来,我向国工部详细汇报了在天津遇到国民党团长毕公羽的情况。国工部长武汉兴说:“这件事已经请示地委,同意你继续保持同毕公羽的联系。”

为了取得伪团长的信任,我必须带着粮船到天津去卖粮。当时,解放区的粮食只许进,不许出。国工部的白华同志给我开了介绍信,到黑沿子税务所联系,征得同意,批准我带粮船转口到天津。

我押运粮船到天津,将船停泊在法国桥外(就是现在的解放桥)。

我到伪团长家,见过毕公羽,说:“我家的船已经将粮食运回来了。请您老前去看看。”

这时,伪团长的夫人腆着大肚子从里屋出来。伪团长告诉我:“俺屋里的要生娃了。”我掏出一百块钱,趁机递给团长夫人,说:“婶子,祝您老早生贵子。”

自打那以后,我到天津购买军用物品时,得空就顺便到伪团长家去,保持联系。当时,由于环境恶劣,未敢深谈,故没有在毕公羽那里得到有价值的情报。

十一月初,国工部决定,让我去天津多住几天,在天津守株待兔,等着见到秦英武。结果十多天也未见到,又不遇而归。

当时的国共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向路南地区发起“拉网式”的大扫荡。国工部派毕长胜通知我:“立即到县里集中,准备转移。”

我用了一天一夜时间,发动乡亲们将合作社的棉花、线、布匹和几万斤稻禾子分到各家各户隐藏。可惜的是,这些物资在敌人大扫荡时,被还乡团长幺庆泽刑讯逼供,挨户搜查,抢劫一空。

安顿好合作社的物资后,我和长胜星夜赶到县里。由于情况紧急,县、区的同志们已提前转移,不知去向。我俩心急如焚。

我和长胜商量:不如乘机到天津找找秦英武吧。于是,连夜赶回家中,取了路费,直奔天津。

齐记渔栈,是父亲的朋友开的。我和长胜落脚在齐记渔栈。

天津火车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呼啸而过。外出逃难的人们拥挤在车站广场,焦急地等待着救命的列车能把他们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长胜到车站打听消息。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站前徘徊、张望。“原来是佐彬!”佐彬是财粮助理。长胜从身后拍拍佐彬的肩膀。佐彬定神一看,高兴得差点没喊出声来。长胜环顾四周,对佐彬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二人来到齐记渔栈。我正在焦急地等待长胜的消息。佐彬见到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佐彬是创建毕家瞿阝  党支部的第一批党员、支部成员,是为革命一起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佐彬找到我,心中就感觉有了依靠。

佐彬告诉我说:那天县委通知他准备转移,他隐藏钱物后,到县里时,县委的同志们已经提前转移。他回到毕家瞿阝  向我父母打听我的下落,我父母让他到天津找我们。

正说话间,廒里村的村干部高汉章也来到齐记渔栈。高汉章带来的消息令在场的同志们震惊。他说:现在各处都被国民党顽军占领了,许多党员干部被敌人抓捕杀害。我合作社的会计高瑞雨同志被敌人从他家炕洞里搜出来,在戟门大桥上,用刺刀活活的挑死。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渤海滩。

到齐记渔栈集中的人越来越多。伪警察天天来查店。我到天津找秦英武,又找不到。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必须保存革命力量,此地不可久留。于是,我带着长胜、佐彬、高汉章几名同志到了唐山,在结拜大哥马俊春家暂避一时。

马俊春每天出去打探消息,听到、看到的都是国民党顽军在乡间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惨痛消息。刚刚从日寇铁蹄下挣扎出来的解放区人民,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血海深渊。

唐山,这座煤城,有着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的英雄史。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唐山也是不稳定的板块。为了防止暴露身份被敌人逮捕,造成无谓的牺牲,我和同志们核计,唐山也不能久住。于是,由马俊春托人私刻了公章,写了假证明,带同志们到奉天(今沈阳)暂避。

奉天,东北的战略要地,刚刚从日寇统治下解放,又被国民党范汉杰军队占领。

马俊春有个朋友,在奉天城开杂货铺。店掌柜的把长胜留在铺子里做杂工,给高汉章找了一个记帐的活。等把他们二人安排妥当后,马俊春便带我和佐彬到通辽马俊春的大姐家。大姐夫将佐彬送到开原的朋友家隐蔽。大伙都分散安置好了,我帮马俊春在通辽收买猪鬃。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长胜写信告知:情况好转。于是,马俊春雇了两辆大马车,我和佐彬扮成押车的伙计,把收买的猪鬃装上车,送到奉天城里猪鬃货栈。

这时,长胜和高汉章已经先行回家。我和佐彬拿着马俊春写的信,由货栈借了路费,坐上进关的列车,返回家中,与县委取得了联系,继续尽职尽责地做组织上交给的敌工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出入敌占区,为解放军购买城市地图、笔墨纸张等军用物品,默默地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战做着准备。

县委组织部的新合同志在敌人大扫荡时被捕,关押在唐山监狱。县委积极组织营救。组织部李建新同志问我:“你那个国民党官,还做着哪?”我说:“还做着呢。”“那好!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务,设法通过那个伪团长的关系,把新合同志救出来。”我坚定地答应说:“我一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领了任务,我风风火火赶到天津。先到商店买了礼物,拎着大包小裹地来到伪团长家。进了门,伪团长说:“你有好几个月没来了。你婶子惦记你,说你是不是被国军清乡时候给抓去啦?”我说:“有你这个当团长的叔叔,我只怕八路,不怕国军。”顺着话茬,我趁机对伪团长说:“是有不少人被抓被杀的。我村的毕玉兆就被抓去,现在唐山监狱押着呢!”伪团长问:“毕玉兆是干什么的?”我说:“他是被骗当八路的。他也是有钱人家的,跟我是同学。求叔叔跟唐山警察局说说,把他放了吧。”伪团长听我这么一说,看出来意。厉声说:“你为八路军来说情,我看你也是八路吧?”我赶紧说:“那哪能呢!您看,我父亲是保长,家里有船有地,我怕八路还来不及呢。”他又追问:“那你为什么常到天津来?”我说:“来天津做买卖呀!”他说:“你肯定是私通八路。我告诉你,如果查出你给八路买东西,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沉着应对,说:“要是查出来,那您老把我枪崩了!”在一旁的伪团长夫人见这俩人越说越激动,话音里带着火药味儿,忙上前搭腔:“你们这爷俩,说到哪儿去咧?算咧,算咧。”

伪团长夫人一席话给我解了围。

回到县委国工部,我汇报了去天津找伪团长的情况。组织上感到,事情没办成,还引起了怀疑,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自打那次以后,我没有再去伪团长家。

“文革”时期,调查我的这段历史时,外调人员找到了毕公羽的老婆和那个副官,据他们说:毕振华离开毕公羽家不久,军事记者团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抄,理由是:这些人冒充军事记者团的名义,做非法生意。特务们拿着名册抓人,毕振华的名字也在册,所有人员都被逮捕入狱,毕公羽被捕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我由于没有再去天津与毕公羽联系,侥幸躲过了这场劫难,否则也会被捕。



27、炮火中的张庄子贸易公司



转年七月,县委组织部分配我到丰南贸易公司工作。贸易公司,由书记冯树仁、经理金心一、会计王卓凡和我(任指导员,此时化名秀峰)组成领导班子。公司负责收购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组织各村妇女纺织,参加集市贸易,稳定物价。

贸易公司设在张庄子,六间大草房,前后大院,目标很大,敌机经常来袭击。

秋季,棉花收购旺季,大量的棉花,白花花地堆满院子。

一天,忽然从远方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是三架战斗机列队,呼啸着向张庄子扑来。瞄准贸易公司大院,疯狂地扫射、轰炸。

听到敌机声,人们四散躲藏。我刚走到外屋灶间,打算到外面看看。还没来得及出去,就有一枚炸弹扔在院心,迅疾炸开,强大的冲击波将我震仰在做饭的大铁锅里。紧接着,一梭子机关枪炮弹从门框射入。只听:“叭嚓!”一声,子弹擦着我的胸前而过,落在屋地中间。门框被炸断,屋地被炸出一米多深的弹坑。

敌机还在轮番轰炸、扫射。房梁炸断,门窗被毁,棉仓起火。半个时辰过去,敌机在空中盘旋,投弹扫射,留下一片弥漫的硝烟,扬长而去。

我从铁锅里站起来,抖落满身满脸的灰土,看看从自己胸前飞过的机枪子弹,落在厨房地上炸出的深深的弹坑,望着满院的弹坑,到处是一片狼籍。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劫。心想:《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方成正果。共产党、八路军打败了小日本,现在又打老蒋,我追随革命,矢志不移,没被敌人的枪炮击中,真是万幸!



28、搬“大石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二月初,县委通知我到冀东区委党校学习。

临行前,我回毕家瞿阝  向家人告别。简单打点一下行囊。我要远离家乡的事牵动着亲人们的心。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又是战争年代,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家团聚。父母眼含热泪,千叮咛,万嘱咐。

偏巧小师妹淑端正去娘家磨粘面,准备过春节。母亲立即叫宗儒弟弟跑了20多里路把她接了回来。我只在家住了一宿。这一夜,小师妹边哭边嘱咐:到外地人生地不熟,各方面都要小心谨慎,千万别出事,我等着你,一定要平安回来。说了一夜难舍难离的话语,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告别家人,匆匆上路。小师妹送到村外,依依不舍的挥泪惜别。直到看不见人影。正如送郎歌中唱的那样:送郎送出村外边,伸手拉住郎的手,盼你早回来……

在县委,集中学习两天《土地法大纲》。又到胡各庄地委集中。新任地委书记向学员传达山东“为纯洁党组织搬掉大石头”的经验。他讲话说:“你们不要鼻子眼里插大葱——装象。以为参加工作时间长,了不起。告诉你们,参加年头越多,给老百姓糟蹋的小米越多。土改时,老百姓要把你们凿死。组织上照顾你们,把你们调到远远的去!”一番训话,使学员们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整训半个月,按照军队建制,将一百五十多人编成干部大队。伟华任书记,王山尔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兼支部生活委员。

干部大队纪律很严格,不许回家,不许离队。行军途中,有的同志路过家门而不入,家人见到,取来鞋袜、食物,追着赶着送到队伍里的亲人手中。

一天,干部大队住在离毕家瞿阝  仅有八里地远的刘德庄。在这里集结待命,等待护送的部队到了再出发。我们大队在刘德庄等了五天。我正巧住在叔伯二姐家对门。

暮色撒满大地,田野一派葱笼。家家户户的烟囱升起缕缕炊烟。迎着落日的余辉,我站在刘德庄村口,眼望毕家瞿阝  近在咫尺,仿佛看见那点点渔帆,仿佛听见那“吱拗吱拗”的纺车声,仿佛和家人团团围坐在充满温馨的小屋。回想自己出生在毕家瞿阝 ,成长在毕家瞿阝  ,二十七年的养育之恩,二十七年的风雨人生,是故乡这片热土,是亲人无私的关爱,抚养我长大,教会我做人,精心呵护着我、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今,要远走高飞了,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故土难离呀,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嘱咐二姐给家里送去。信中告知父母和妻子,我要远行了,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一定回来接你们。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一九四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的小年儿。这天是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家家户户蒸年糕,粘灶王爷的嘴,好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晚饭后,由杨正春部队护送我们一百五十余名干部和医大新招收的一千多名学员过铁路,到冀东区委党校学习。

部队行军路过皂甸村。我的大姨姐淑琴家住皂甸。我站在她家门口,看到大姨姐正在厨房忙着蒸年糕。部队在行军,从她家门口匆匆而过,我连姐姐的家门都没进。部队走出去好远,我回头看到姐姐还在门口,站在寒风里望着行军的队伍。

入夜,杨正春的部队先从东西两头将芦台、田庄日寇护路的炮楼包围。北上的队伍来到田庄,开始过铁道。

铁道两旁,深深的护路河,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过铁道的队伍上到冰面,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人们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如履薄冰”。

只听“咔嚓”一声,冰面被踩碎了。有人“扑通扑通”地掉到水中。接连又有许多人掉下去。顿时,护路河上人声嘈杂。

碉堡里的敌人听见声音,发现冰面上有这么多人在过铁道,立即架起机枪。子弹象雨点般朝人群飞来。

杨正春指挥部队猛烈还击,将敌人的火力压住。

部队的战士们跳进刺骨的河水中,连拉带推、连滚带爬地将这支一千多人的队伍护送过了铁道。

在这次战斗中,有八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干部大队经宁河、玉田,来到遵化县关山口——冀东区党委党校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迅速掀起了土改热潮。冀东区党委党校按照上级统一要求,在学员中开展以“五查”和“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查阶级,查思想,查入党动机、查家庭出身、查社会关系;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运动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凡是地富家庭出身的都在学习小组里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或“流氓分子”。犹如著名京剧《苏三起解》中所唱的:“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全校学员怨气冲天。

一天,吃午饭时,党校领导问我:“你是什么分子?”我回答:“是阶级异己分子。”“你知道应该怎么处分?”我回答说:“开除党籍,遣送原籍,交给贫下中农凿死!”校领导说:“你的怨气也挺大呀!”

是呀!我实在不理解。自己死心塌地跟着党干革命,舍生忘死,历尽艰险,到头来,自己反倒成为什么“阶级异己分子”?还要被当作什么“大石头”给搬掉?

几天后,党校召开学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颁发的任弼时同志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各学员小组按照报告中的政策界限重新给各位学员做出鉴定,对污蔑不实之词予以纠正。全校学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奔赴解放战争最前线。



29、到东北前线去



一九四八年三月,党校学习结束,学员全部编入李运昌部队,分批调往东北战场。我队的学员组建为冀东第八干部大队。王一民任书记,王山尔任队长,文龙和我任副队长,我兼任支部生活委员,和王一凡同志一起负责食宿安排。

冀东第八干部大队一百八十余人,加上一百二十名医大学员,身背武器、粮袋和衣被背包的三百多人的队伍,由一个警卫排护送,奔赴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把这些所谓的“大石头”搬到了远方。这些“大石头”在革命战争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城绵延万里,象一条巨龙,横空出世,沉睡了几千年。当年的金戈铁马、猎猎旌旗、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仿佛还在昨天。而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全面展开,这是国共两党的较量,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我深知,自己的肩头背负着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沉睡的巨龙即将苏醒。

穿越长城,从冷口出关就是祖国的塞外关东青龙县。

祖国的大东北,被日本鬼子侵略、掠夺以来,饱受亡国之苦。东北人民遭受日本鬼子长时期的践踏蹂躏,生活极端贫困,那情景惨不忍睹。在日寇统治时期,土匪为患,遍地种植鸦片,许多大人小孩都抽大烟,粮食奇缺,每人每年只配给几尺麻线布,家家无衣无被,人人面黄肌瘦,每天村村都有被冻饿而死的人,哭嚎之声遍野。

  时逢三月天,东北的天气依然很冷,冰雪还没有融化,刺骨的白毛风飕飕地刮着。在青龙县境内,街道边上,北墙根底下,一群孩子,个个大脑瓜、小细脖,浑身不挂一丝,被火烤得象糊家雀似的。他们拥挤在一起晒太阳。可是,太阳很吝啬,只把微弱的温度送给这些可怜的孩子,孩子们仍然在那里瑟瑟发抖。

  队伍在一条街上停下来,准备住宿。开始号房住宿了。“当,当,当”敲响借住房东家的门。门“吱呀呀”打开,顺着房门有人探了一下头,便羞愧地躲了进去。屋子里,姑娘、媳妇用草袋子、锅盖将下半身遮挡上,她们没有衣服穿。

  做饭了,房东央求在饭锅里多加点水,给孩子带出点米汤喝。

到处没有卖咸盐的。有个叫王家窝棚的村子,卖大粒盐数粒卖。

行军途中,到处是不堪入目的悲惨景象。

队伍继续前进。我和王一凡走在队伍的前头。

一天傍晚,队伍来到蛇盘兔村。蛇盘兔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较大山村。

安排好食宿,王一凡到村头等后边上来的队伍。我在村民兵队长家住宿。民兵队长家住在山根下。连续多日行军,我两只脚打了许多血泡,有的泡已经捻破,血水把袜子和鞋粘到一起。房东的小女孩给我烧点热水,泡泡脚,用缝衣服针把泡捅破,揪一根头发串进去,把里面的血水放出。明天好继续赶路。

突然,民兵队长从外边急匆匆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跑!何大头来了!”何大头是国民党叛匪,带领土匪马队一百多人,在这一带出没山林,为害百姓。

民兵队长熟悉这里的情况和地形,派几个民兵跟王一凡一起将尚未进村的队伍拦在村外,转道山上的羊肠小道。

民兵队长返回家,领着我直奔后山。后山坡上,有一个马架窝铺,是民兵队长专门为躲敌情在山上搭的。我躲到马架窝铺里住了一宿。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民兵队长领我顺山间小路走了三十多里,在一个深山沟里追上了队伍。

部队在山间小路艰难地跋涉,越过匪区。当队伍辗转来到山下,同志们已经饥肠辘辘。村子里的老乡热情地生火做饭,大家吃饱肚子,打起精神又上路了。

山路弯弯,绵绵又长长。是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使我们这支队伍避免了一次与叛匪的遭遇战,为早日赶赴解放战争前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行军路上,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赶上粮袋无粮,一时又找不到补充粮食的地点,就得饿着肚子行军。队伍来到接近承德县境的地方时,同志们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驻地上,又饿又累的人们,东倒西歪地睡着了。

我看大家挨饿,心里难受,睡不着觉。躺在地上,仿佛闻到从渤海边的那间小草房飘出的沁人心脾的的香味,想起媳妇焖的小米饭,想起妈妈做的螃蟹酱。

东方刚刚泛白,晨雾笼罩着山间、地头。我在到处寻找。“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同志们充饥呢?”忽然,眼前一亮。前面山梁上,一片新绿映入眼帘。我呼哧带喘地爬上山梁。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片葱地。春天,刚刚发芽的羊角葱露出盎然的绿色。

我找到葱地的主人,说明来意。主人二话没说。到地里将羊角葱起出来,足有一百多斤。付了钱,将葱扛下山。

起床的号声响起。俗话说:“饱吃萝卜饿吃葱”,饥不择食,同志们吃了一顿绿色早餐。

吃罢饭,继续前进。队伍进入承德境内。国民党顽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侦察。发现了这支队伍。敌机在空中用机关枪轮番扫射。我命令队伍停止前进,迅速向路旁的树林中疏散隐蔽。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在我的身旁,发出巨大的响声,爆炸开来,冲击波把我掀倒在地,爆炸的土块、石块将我埋在里面。我从土石中爬起来,看看没有出血的地方,实在是万幸。然而,敌人的空袭使两名同志不幸中弹牺牲。还有一名同志患了重病,行军路上,无医无药,用担架抬着走,三天三夜,病死行军途中。

由于承德有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队伍不能在承德附近停留,我们绕道从承德东边的下板城匆匆而过,继续北上。

干部大队在燕山山脉深处,迂回曲折,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从冷口出关,途经青龙、宽城、承德、平泉、凌源、建平、宁城、喀喇沁旗、翁牛特旗、喀左旗、喀右旗等十二个县、旗,步行一千五百余里,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赤峰境内一肯中。

一肯中是冀察热辽分局和李运昌部队司令部所在地。冀东第八干部大队到李运昌司令部报到。

这时,巧遇李司令员从办公室出来,他问这支队伍从哪里来。我立正行军礼,回答:“冀东第八干部大队前来报到!”李司令员说:“咱们是老乡。”

当时,部队正在包围赤峰,命令我们在驻地待命,参加战斗,在战火中进行锻炼和考验。

赤峰战役是阵地攻坚战,我军采用重炮火攻坚、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从拂晓开始,我军对赤峰守敌的坚固防线展开猛烈的炮火攻击。

在赤峰城外,从承德方向飞来十几架敌机在空中盘旋,向地面扔炸弹,向我攻城部队轮番轰炸。炸弹象冰雹似的纷纷下落,在人群中爆炸。

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我身边,帽子被弹片刮掉,侥幸未击中头部。

交战双方激战的枪弹象闹蝗灾之年的蝗群飞泄,铺天盖地。战斗十分残酷,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一直打到第二天晌午,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击溃顽军防线。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部队发起总攻。

这次战斗,全歼守敌二万余人。我军死伤二千余人。干部大队有三名同志负伤。

赤峰战役缴获的各种枪支弹药堆成了一座小山。我站在这些数不清的战利品前,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干部大队的同志们第一次经历大规模阵地攻坚战的考验。这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天赐良机,李运昌司令员带领参谋、警卫员过来查看战场情况,见我手拎一支无名手枪,李司令员示意身边的参谋:“给他找一支好枪。”参谋在手枪堆里挑了一支带套的手枪,递给我说:“这是枪牌撸子。打一枪试试。”我对着天空,扣动扳机,只听“乒”的一声枪响,清脆悦耳。真是一把好枪。那时候,八路军的“三大件”是枪牌撸子、罗马表、派克笔。赤峰之战,我没伤亡,还获得了第一大件,不觉心花怒放,精神抖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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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29:42 | 显示全部楼层
30、在乃林党校学习



赤峰解放后,国民党顽军龟缩到长春、沈阳、锦州、承德四个城市,不敢轻举妄动。部队趁战斗间隙集中在各地休整。干部大队的同志们到冀察热辽分局乃林党校学习。这次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理论著作,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

干部大队将二十几名参加革命比较早、资格比较老的同志编为第一小组,我兼组长。

开始学习了,我从外边进屋,就听到有人念怏:“老子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不软不硬,和蔼地说:“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当给我们起模范带头作用啊!”

我挨个找人谈心,耐着性子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使这些老同志的情绪逐渐好转。王中楠同志参加工作十多年没能入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我了解到,他家庭出身贫农,是外祖父供他上学到高中毕业,政治条件比较好。只是因为他习性调皮而没能入党。针对他的思想问题,我多次找他谈心,创造条件让他在学习、劳动中锻炼,改正自己的弱点。王中楠脾气不好,有一次故意找茬跟我吵架,我就是不跟他吵。后来,在党支部的帮助下,王中楠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四月上旬的赤峰,仍然天寒。早晨起来,到井沿用辘轳打水洗脸,水还带着冰茬。学员住在当地逃亡地主或商户的大房子里。在地上铺上沙子就是炕,在地当中摆上两溜砖头,就成了对面炕。炕上没有铺的,睡觉时和衣而卧。

由于连年战乱,农民不能种地打粮,加上日寇惨无人道地播撒鼠疫瘟毒,村庄里每天都有病饿而死的人。党校号召学员“节约二两粮,救活一口人”。

为了给老百姓节省粮食,学员每天的口粮由十七两逐渐减到八两。粮食不够吃,顿顿靠稀粥充饥。粥不够喝,就往粥里加水。到后来,学员吃饭的时候,每顿要喝十几碗,把肚子都喝大了,也还是饿。饿得个个面黄肌瘦,无精打采。学员轮流站岗,站不住,只好抱着枪在板凳上“坐岗”。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学员到了该换服装的季节。可是,部队的给养很困难,服装发不下来。过了“五一”节,仍然穿着棉衣。后来,分配给学员队五台旧缝纫机,每人发给十几尺灰布,学员自己剪裁,自己做,这才解决了换装的问题。

我把的针线活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我把自己换下来的棉衣拆了,做成褥子,铺在地上既隔凉又隔潮。

男学员大都会抽烟,可是学员的津贴费每个月只有两角钱,交完五分钱党费后,几个同志合伙买烟叶,先抽烟叶,再抽烟杆,烟杆抽没了,就拣干树叶子当烟抽。

没钱买肥皂,衣服洗不净,只好用灰土子把白色的内衣染成灰色。

后来,学员们勤工俭学,给部队用拨楞棰打毛线,然后织毛衣。按质论价,一等的,每件给十三斤小米,赶上没有米的时候,就给一块三角钱。我学会了织毛衣,织了两件,挣了二元六角钱。这对困难时期的学员来说,已经是收入颇丰了。

这年风调雨顺。秋天,老百姓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辽沈战役前,上级来校视察,见学员个个面黄肌瘦,将口粮又恢复到野战军待遇,每人每天十七两粮。我们的口粮主要是小米。那时,农民缺粮,一斤小米可换一斤二两羊肉。口粮增加以后,食堂每天拿出一些到农村换羊肉。伙食改善后,学员们的体力得以恢复,开始准备大反攻。



31、承德解放了



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政治、军事形势转为有利于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卫立煌集团五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四十八万人),分别占据着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城市。还有傅作义集团石觉的一个军占据着孤立无援的承德市。这时,解放军的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七十万人。党中央、毛主席适时抓住战机,决定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第一个战役在东北战场,首先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关门打狗”,围困长春,迫使郑洞国投降或起义。

在我党中央英明决策,毛主席指挥若神的军事思想指导下,锦州战役打响后,沈阳驻军廖耀湘兵团出兵增援,被我大军在黑山阻击战中全歼,活捉廖耀湘,俘敌十万余人。东北决战的辽沈战役歼灭了国民党顽军一个集团军总部、四个兵团、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共四十七万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我解放大军攻克沈阳,解放了全东北。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锦州战役打响前夕,乃林党校师生大都奔赴锦州前线。只留下总务处长林景阳、管理科长王全生、冯连阁和我等少数几名干部、二十几名学员,以及几十名警卫、勤杂人员待命。

十月十五日,王全生、冯连阁我们正在赤峰接收皮革厂。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我们快马加鞭飞速赶往承德前线,作接收热河的先头部队,为中共热河省委进驻承德做准备。

三人接到命令,飞身上马,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一天一夜,跑了五百余里地。第二天傍晚,赶到承德棒棰山下普乐寺。

普乐寺,位于棒棰山下。乾隆年间建寺,全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按照汉族寺庙样式而建,天花板为贴金团龙,横方上绘有“一统天下”。东部有藏式经坛,是这个寺的主体建筑,第二层平台上布列着八座玲珑塔,象征对四面八方实行长期的统治。取寺名“普乐”,是由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申而来的。

傍晚的承德郊外,落日的余辉将山山水水都染上一层橘红色,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那么和谐。我陶醉在山水之间,憧憬着全国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国泰民安的美好未来。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头脑异常冷静,深知,这是大战前的寂静。这里正在孕育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承德在北平的东北,距北平只有二百五十公里。为了保护承德城区的历史文化古迹,辽沈战役指挥部对解放承德的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命令我军不动用重型武器。为减少伤亡,采取三面包围强攻,敞开西门,迫敌逃往北平的战略方针。

以国民党十三军长石觉为首的顽军,为了坚守承德这个战略要地,在城周围方圆五十里遍布地雷。攻城十分艰难。

十七日晚,夜幕徐徐拉开。在夜色的掩护下,前线指挥部发出总攻的号令。我人民解放军首先占领了飞机场,从南北东三面强攻。顽军拼命反抗,我军士气昂扬,激战一昼夜,在我解放大军的强大攻势下,承德守敌钢铁般的防线被突破。一切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

十九日拂晓,守城的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惧怕巷战打起来遭到全歼,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出承德西门,向北平方向苍惶而逃。

承德周围方圆几十里都是顽军埋设的地雷,石觉在几个小时前还自吹自擂地说:“承德的防务工事固若金汤。”可是,仅仅一夜工夫,这些工事就在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了。

敌军防线,遍布地雷。虽有工兵部队在前面扫雷,但是很难完全清除。攻城的部队官兵趟着地雷向城区发起强攻,不少官兵踩上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伤亡惨重。承德决战,我军官兵死伤三千余人。

我们与王全生、冯连阁三人冒着敌人负隅顽抗的炮火,骑着战马,随攻城马队首批攻入城区,直逼离宫。

映入眼帘的离宫是一副满目疮痍、劫后余生的惨状。石觉的国民党军队逃跑前到处纵火。离宫内,东宫是清朝皇帝的寝宫,正在燃烧着熊熊烈火,坍塌落架。我军官兵奋力扑救。

进到离宫后花园,烟雨楼、四库全书图书馆,还有许多楼亭水榭、小桥长廊,历经多年战乱,均已塌梁断壁,镏金的屋瓦也被国民党顽军刮去了一层皮,破损不堪,景象凄凉。

承德,地处莽莽燕山山脉腹地。承德离宫,是清代帝王的离宫别苑,又称热河行宫、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清代皇帝搜刮民脂民膏,不惜重金,大兴土木,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皇家园林。园中宫殿金碧辉煌,亭台楼榭倒影水中,一片湖光山色。离宫曾经是清代皇帝夏季处理军政要务、民族问题的重要活动场所,又是供皇亲贵族休闲娱乐的地方。离宫丽正门两侧有一对青铜雄师,据说是全国第一大的。日寇入侵时企图把它掠夺回日本国,但是他们用二十吨的吊车未能吊起来,所以这对雄师至今还雄踞承德离宫门前。几经沧桑,几经磨难,承德离宫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

承德解放了!承德百姓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列队迎接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城。我和王全生走上南营子大街。老百姓都在街道两侧,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胜利。我即兴吟诗一首:

敌顽驱除心欢畅,

祖国河山得解放。

军民同庆乐开怀,

神州大地现曙光。

趁接收承德的大批机关干部未到来之前的间隙,我们或徜徉在承德的大街小巷,或纵马登山,遍游承德大大小小的人工寺庙和天然景观。

承德的寺庙群规模宏大,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庙集中地之一。与避暑山庄北临,沿狮子沟阳坡,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罗汉堂、广安寺、姝像寺、菩陀喇宫、须弥福寿寺、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山庄东面,由北而南建有安远庙、普乐寺、溥善寺、普仁寺。这些寺庙博采汉、满、蒙、藏等民族建筑风格之长,形成了与各地各民族梵宇建筑风格迥然不同的鲜明特点。同时,又是国内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普宁寺内的千手千眼菩萨,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质佛像。菩陀喇宫(也称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寺之庙的屋顶用鱼鳞状镏金铜瓦铺设而成,金碧辉煌。我们不禁为先人的高超建筑构思和建筑风格叹为观止。

承德处于燕山腹地的一个河湖盆地之中,是一座秀美山城。盆地周边断壁峭岩,色泽红艳,似夕阳辉映下的彩霞。经过千年万年风吹雨淋,剥蚀冲刷,形成形态各异的自然奇景。棒棰山在高山南端,高高耸立,直入云霄;罗汉山挺胸凸肚,一副憨态;蛤蟆石如金蟾卧地,惟妙惟肖;鸡冠山五峰挺立,婀娜多姿;骆驼岗安闲徐舒,翘首远眺;双塔山比肩而立,蔚为壮观。还有天桥山、夹墙沟、椅子山、馒头山、元宝山、猴山、酒壶山,造型逼真。朝阳洞,又称仙人洞,北正门两侧和四十米长的石洞两壁,凿刻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佛像。南洞口外的荷花池,夏季荷花盛开,游人至此,如临仙境。

我们登高俯瞰,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服。在心里暗下决心:“祖国的锦绣河山,是我至亲至爱的土地,我一定要倾尽毕生的精力,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32、在热河省委



热河省全境解放。李运昌将军率部队挥师承德,建立起承德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了中共热河省委。地方人民政府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从热辽、热东、热中、热北、热西几个地委抽调的干部,陆续到各部委处室报到,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成为亲密战友。

热河省委机关办公地点设在离宫里。为了解决办公用房和家属住房,林景阳同志和我带领冀察热辽分局党校的同志们,与在当地雇佣的一些木瓦工人一起,修缮被毁的宫殿房屋。在大房间里,南面摆上桌子办公,北面盘炕住人。小房间改成双职工宿舍。楠木正殿,满清皇帝集会之处,改建成省委大礼堂。我念书时,毛笔字有一些功底,于是将挂匾上剥蚀遗落的乾隆御笔金字,仿照原样,填补一新,重新高高挂起。

离宫的正门上方悬挂的被多年风化的 “丽正门”石匾三个大字和康熙皇帝亲笔提写的“避暑山庄”都已经模糊不清。我仿照旧迹,一笔一笔地填写描摹,重新刻好,镶装原处。

一九四九年春节来临,我用三只大号羊毫绑在一起,在一张张红色方块纸上挥毫撰写对联,贴在离宫丽正门两侧。上联:“军民同庆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下联:“举国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批:“欢度新春佳节万众一心庆解放”。

在春节联欢会上,组织部干部科长王云同志宣布省委科以上干部的任命决定:行政处处长林景阳,政治指导员冯连阁,交通科长杨树林,秘书科长李景岳,生产科长文龙,管理科长王全生,会计科长毕秀峰(会计科不久改为行政处)。

毕秀峰是我的化名。在张庄子贸易公司工作时,到专署取款要求签字盖章。那时,我没有手戳。捡来一个别人丢弃的手戳,上面刻着“秀峰”两个字。从此,我就改用毕秀峰这个名字。

春节后,我首先着手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清查物资、建章建制。把接收的战利品、库存武器、粮秣服装、各种车辆、军马奶牛、毛驴牛犊等统统登记入帐,填表造册,上报省委领导审阅。省委领导高兴地说:“这件事情抓的好,一张纸把全部家底看的清清楚楚。”另一件是申请专项经费,修缮离宫里的古代建筑。凡是能够恢复的,均按照原形原貌恢复。

行政处成立专门施工队伍,连年修缮,宫殿区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游览区荷花飘香、碧草如荫。假日里,机关干部和承德百姓泛舟热河湖上,纵情山水之间。在和平的环境下,到处充满祥和安宁的气氛。



33、爱情的抉择



当时,我党我军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就婚姻问题的规定是:“二八七团”。即:年龄必须二十八岁以上、参加革命工作七年以上,团级以上干部方允许结婚。故进城后在省直机关、驻承德部队的团以上干部成为未婚女同志、院校女生、知识女青年追逐的对象。她们争相追逐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形成恋爱、结婚的高潮。有的已婚男同志也被围追堵截搞得魂消魄散,纷纷提出申请,与结发妻子离婚,弃旧纳新。

干部大队的一位女同学叫王洁清,窈窕淑女,温文而雅,长得眉清目秀。在共同的斗争生活中,王洁清与我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从冀东区党委党校一起学习时起,她就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柔情,细心地照顾着我。为我洗衣服、补袜子,心甘情愿的为我做着一切。在她的心目中,我是她今生今世遇到的最可敬、最心爱的男人。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我的心始终在遥远的家乡,在渤海边,在那片充满亲情和爱情的土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我站在浪花翻卷的武列河边,仰望辽阔的星空,遥望故乡的方向。离宫花园清幽的溪径,沁人的花香,撩拨着我思乡的浓浓情愫。回想自己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转眼就是三年光景,家乡的亲人,特别是自己的爱妻,整天为自己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遭罪受难。现在,好不容易熬到解放,日夜思念的亲人就要团圆了。她们肯定在翘首祈盼,夜夜盼郎归。我想到新婚之夜,为了躲敌情,小师妹对自己有情有义、难舍难分的情景。如果我做个负心郎,小师妹肯定经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打击,她会为我而发疯,她会因我而去死。如果是这样,我将抱憾终生。

越是相爱就越是牵肠挂肚,我提笔写了一封家书,嘱咐淑端安心在家里好好学习,将来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我在心底发出轻轻的呼唤:“淑端,等着我,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时侯,我一定回家去接你!”

爱情是神圣的,它藐视着风雨,它永远不会动摇;它是那北极星,漂泊的船都要靠它导航。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我对淑端的爱情始终都是那么专注。

我把与王洁清的关系界定在同志之间友谊的限度内。从友谊到相爱,只要跨出一步就到了。但是,我没有跨出这一步。王洁清爱恨交加,愤愤地说:“毕秀峰啊,毕秀峰,你是一根木头!”然而,我的心里始终厮守着对淑端的承诺,心里有一把丈量爱情的尺子:“一个美丽的姑娘只能悦目,一个高尚的姑娘才可以赏心,带给你一辈子幸福。淑端是我今生今世的唯一。”我只有愧对王洁清了。机关的女同志也有的对我依恋不舍,我不理她,她说我是死木头疙瘩。她们都怨恨我无情无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前。群众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诞生。全中国沸腾了!承德沸腾了!我夹在沸腾的人群中,挥舞着彩旗,忘情地欢呼着,跳跃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九五O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按捺不住思乡之情,向省委组织部递交了回乡探亲的申请。组织部王云科长关切地询问:“秀峰同志,你爱人有没有文化?”我回答:“高小毕业。”王云说:“你这次回乡,不许一个人回来,一定要把嫂子带回来!革命刚刚胜利,百废待兴,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我非常感激,点头应诺。坐上汽车到北京,换乘南下的列车,我的心早已飞回到阔别的家乡。

农历除夕之夜。渤海边的小渔村,家家红灯高挂,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供家谱,供老祖宗。姑娘、媳妇、小伙子都穿上新衣裳。我从汉沽车站下了火车,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回毕家瞿阝  ,直奔大西庄而去。

还是熟悉的四合院、排子门,还是窗口透出的橘黄色的灯光,还有窗户纸上映出的亲人的身影。一切都仍然那么亲切,那么熟悉。这就是我的家呀!我魂牵梦绕的家呀!

淑端自从接到我寄来的信,就掐指算着我的归期。每天都到村口望几遍,望眼欲穿。婆婆理解儿媳的心事,给她准备了足够的路费,若不是由于去东北路途遥远,柳树瞿阝  娘家老人不放心,她早就要自己千里寻夫去了。

一家人流着喜悦的泪,为我回来而庆幸,为一家人团聚而庆幸。

过年了,谁家不求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哪!可是,自从闹鬼子、打老蒋,我就没在家过过一个团圆年。如今,日本鬼子被打败,老蒋被赶跑,终于可以团团圆圆过年了。一家老少怎能不百感交集?

父亲仔细端详着我:上身穿土黄色军装,下身穿马裤,脚蹬军靴,腰间别一把手枪,英姿勃发。向脸上看去,原本长得胖乎乎的脸消瘦了,两只眼睛显得更大,更有神,眉宇间透着几分英俊。

母亲和媳妇淑端在外屋包饺子。饺子煮好了,先盛一盘供到老祖宗的牌位前。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吃年饺子,喝团圆酒。杯来盏去,欢声笑语萦绕在渔家小屋。

“宗岳回家乡啦。”消息象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毕家瞿阝。从毕家瞿阝  出去参加革命的新光、新勇、新合等人,都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在外面另娶新欢,村子里的老少对他们嗤之以鼻。至于宗岳这次回来,是不是来接淑端,家里人和村里人都半信半疑。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淑端是个好媳妇,你可不能对不住人家,你可不要跟新光他们学呀!你可不能给咱们家丢脸哪!”我说:“你儿子是啥样人儿,别人不知道,你二老还不知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丢。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村子里一些老者听说我是真心来接淑端的,树起大拇指:“我就说吗,宗岳不能干那缺德的事。”

一九五O年正月,我和淑端祭扫祖坟,拜祭祖先,告别亲人、告别家乡,双双回到承德。淑端到省医院做手术,吃中药,治愈了不孕症,先后生下六个子女:一九五一年生爱华,五三年生爱民,五五年生爱军,五七年生建华,六零年生建东,六三年生建宏。爱民六岁那年在老家陡河里游泳,不幸溺水夭折。其他两女三子,都长大成才,成家立业。

一九五一年腊月二十八,再过三天,新的一年将要到来,人们洒扫庭厨,辞旧迎新。和平年代,日子过的舒舒坦坦、有滋有味的。自从把淑端接来后,行政处分配了住房,房子在东宫,是用原来的一个旧驴棚改造的。这一天清晨,太阳从城东边棒棰山升起,喷薄而上,无限生机。淑端怀胎十月,生下一女孩。女孩呱呱坠地,清脆的哭声划破离宫上空。时逢盛世,喜添一女,我和淑端视若掌上明珠,百般呵护。孩子是父母的希望,起名毕爱华,意为:必须热爱中华。

当时淑端正在工农中学学习,雇一奶妈帮助喂养。后来,各家的孩子越来越多,爱情之花结出丰硕的果实。省委机关在离宫的西山坡上建立了托儿所、幼儿园,爱华、爱民、爱军出生在离宫,在那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省委机关食堂小灶管理员王树臣,进城时就已经四十多岁,经人介绍与幼儿园一位保育员王桂芝结婚。妻子比他小十多岁,年轻貌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本是人生幸事,可是对于自幼从军、戎马一生的王树臣来说,却从没品尝到爱情的甜蜜。婚后,妻子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王树臣的媳妇与一男同学一见钟情。俩人卿卿我我、甜甜蜜蜜。

自从爱华出生,“皇宫”里多了一个“格格”,王树臣工作之余经常到我家坐坐。爱华由奶妈喂养,奶水不够,他时常带牛奶来给爱华喝。

一九五二年国庆节,王树臣象一个被羞辱的孩子,带着满脸怒气来到小驴棚子。他从奶妈怀里接过爱华,把细嫩的小脸贴在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上,亲了又亲。焖头焖脑地不说一句话。我是王树臣的领导,也是王树臣最信赖的朋友,平时无话不说。王树臣把爱华抱在怀里,抬起由于发怒而布满血丝的眼睛,讲述了他刚刚亲眼见到的一幕:他媳妇放假不回家,现在正跟那个男同学在武列河大坝上溜达呢!“这口气我怎么能咽下去呀!”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因爱而生恨,失去了理智。无论如何劝说,他心中的怨恨也难平息。

节后上班的早晨,机关干部都在学习。忽听从水心榭方向传来枪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大家寻着声音找过去,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湖水边上躺着王树臣那位负心的妻子,王树臣握着手枪扳机,倒在水心榭的台阶上,鲜红的血还殷殷地流着。感情压倒理智,造成了一幕人间悲剧。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一九五O年三月,组织上安排淑端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后又到财经学校学习会计。一九五四年暑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组织上分配她到热河省委行政处任会计。

我找到组织部干部科长徐子均同志,提出:“我们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不合适。”徐子均说:“李淑端同志学习好,所以组织上才把她要来的。这是组织分配,与你无关。”徐子均同志的爱人和干部科孙升华同志的爱人也都是财经学校毕业,但是他们的丈夫克己奉公,不徇私情,把自己的爱人分配到市里的其他单位工作。可见建国初期,我党的干部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良好品德。组织的精心安排、同志的无私关怀,化做巨大的精神动力,淑端在热河省委行政处会计科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为了适应建国后执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省委领导非常重视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进城不久,就成立了热河省机关业余学校,全体机关干部每天早晚各两个小时到业余学校学习。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我达到高中水平。每个周三,机关组织学习理论著作,由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做辅导报告。我的理论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警卫、勤杂人员的学习也抓得很紧,每周定时由机关干部轮流讲课。省委机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干部队伍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素质整体提高。

自一九五一年开始,行政处组建了修建公司之后,省委机关年年建设职工家属宿舍,修缮离宫里的古建筑,逐步将宫殿、房屋都恢复了原貌。我在抓施工过程中,学会了土建工程的一些基本知识,由外行变成内行,人称“土专家”。

每年的春秋两季,我带领勤杂人员植树种花,离宫里松柏长青,到处鸟语花香。西山坡上,种植了大片桑树林,桑葚成熟的季节,幼儿园的保育员带领孩子们到林间玩耍、采摘,机关干部和家属也随意在树上采摘品尝。

晚饭后,篮球场上,首长和勤杂人员一起打篮球。每逢周六的晚上,机关组织舞会,伴随青春圆舞曲的旋律,首长和大家一起翩翩起舞。上下级关系和谐融洽。

星期日,幼儿园的孩子都接回家,一家一户携妻带子到公园赏花,在湖水边漫步,在水上荡舟。得天独厚的优美环境,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消除了工作的忙碌和身心的疲惫。比起动乱的年代,有今天没明天的,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真是天壤之别。我和淑端感到由衷的满足。



34、“三反”、“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行政处是运动的重点,经过广泛深入地发动全体干部、警勤人员揭发检举。可是,大家揭发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级认为行政处的盖子没有揭开。

一天晚上,运动办公室通知我到常委会议室。省委的几位领导已经面孔严肃地正襟危坐在会议室里。令人感到气氛不对劲,真是俗话说的:“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了。”平日里上下级之间亲密和谐的氛围怎么一下子不见了?我像一个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了头脑,便象一个犯人似的坐在指定的位置上。

运动办主任李东野开始说话了:“毕秀峰,你要坦白交代问题!”我说:“我们也发动群众了,也揭发检举了,没什么大问题呀!”李东冶秘书长拍着桌子,厉声说:“你又管钱,又管物,又做料子服,又买毛线,敢说没问题?”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非常委屈,申辩说:“钱有会计,物有保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还有银行监督检查,我没权利随便动用!机关干部都享受供给制,穿衣吃饭、香烟香皂、牙粉牙刷等生活用品都由国家供给,一应俱全。连小孩的保育费、保姆费都不用自己花钱。我每月还发给二十七块五的津贴,还有三块钱的伤残保健费。进城二三年了,我用自己的津贴费做了一套料子服、买了八磅毛线,公家发的钱都花不了。行政处年年建宿舍,我仍然住在小驴棚里。可以到我家住的小驴棚看看,炕上除了被和褥子,就是一条接收战利品时发的军用绿毯,连个盛衣服的箱子都没有。”

见问不出什么,话题就转了。“你没问题,你们处长有问题!”我说:“他有问题,领导去找他谈去!”李东冶说:“我就让你和他谈!今后,由你负责行政处的运动!”

我从会议室出来,气的鼓鼓的。等消消气一想:“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领导交办的事情还是得办哪。”第二天,我和林景阳处长说:“看来,运动越来越深入,咱们自己有什么问题得赶紧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林景阳说:“进城以前的问题也交代吗?”我说:“可能也得交代吧。”林景阳说:“让我好好想想。”

林景阳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交代:“当县大队长时,在农村自家的院子里埋藏了一支枪,土改时从地主的浮财中拿了几两大烟土、两个金镏子。”省委抓住这个问题,召开机关干部大会,让我在会上揭发批判。

各部门的同志都认为:“这下子,处长和科长失和。”“毕秀峰揭发林景阳,林景阳肯定反过来揭发毕秀峰,他们俩人互相揭发,一定能够揭开行政处的盖子了。”

“三反”、“五反”运动逐步深入。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天津市委党校(原冀察热辽分局党校)来了一封检举信,说生产科长文龙同志在天津卖过二百五十两大烟土。因之,文龙被打成“大老虎”关押起来。生产科北票粮油加工厂厂长张友同志被检举贪污一万多斤小米,送进监狱。后来经过反复调查,文龙同志并无贩卖大烟土之事,张友同志属于管理不善,帐目混乱,二人都予以平反,释放出狱,继续工作。

俗话说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歪”。经过反复调查,我不但没有问题,反而是为省委机关掌管钱和物,身在河边不湿鞋,清正廉洁的好当家人。运动过后,我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升任行政处长。林景阳调省公安总队任队长。

一九五四年国庆节,建国五周年纪念日。省委机关的干部群众都回家过节。夜间,我和李珍同志到各处查岗。查岗结束,回到行政处办公室后,我面朝西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吸烟。李珍坐在炕沿上,他想退出上了膛的手枪子弹。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听“乒”的一声枪响,李珍的手枪走火,子弹穿过李珍的手掌,向我射来。子弹好象长了眼睛,穿过我的右脚鞋底,射入地下。死神跟我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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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30:13 | 显示全部楼层
35、转战冶金



全国解放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一九五三年中央制定了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苏联援建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热河省委为早日建成由苏联援建的大庙铁矿,依此为原料基地,发展承德的钢铁事业,将省金矿局改为热河铁矿厂。从省市各机关部门抽调领导骨干:承德市委宣传部长齐占文,省公安厅处长汪玉玺,省委工业部处长胡泽、袁建,宣传部副处长杨建中、科长王若松,组织部科长徐志、郭放飞、行政处长毕秀峰等九人,按照苏联一长制的模式组建了热河铁矿厂党政领导班子。厂长赵祝华,党委书记吕泽光,副厂长齐占文、胡泽,政治部主任杨建中,公安处长汪玉玺,锦州女儿河冶炼厂筹备处主任徐志,袁建同志正在冶金部干校学习,我任大庙铁矿矿长,先暂时代袁建到双塔山选矿厂主持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热河省撤消。从此,我转战冶金工业战线。

接到调令,我立即启程。临行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从承德解放,进城以来,在热河省委工作整整八年了。离宫那高大的城墙,那雄伟的殿堂,后宫那烟波浩淼的湖水,那摇着风铃的亭台楼榭,山坡上那果实累累的桑树,省委院内的大李子树等,都象自己可爱的小孩一样。我和行政处的同志们一起,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亲手抚摩着她们长大,看着她们一天一天在改变着模样。

省委机关盖了不少家属住房,我始终也没有搬出小驴棚。这既是一种平常人的朴素感情,也寄予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炮火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他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才为活着的人换来这幸福安宁的美好生活。我能有今天,能够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是无数革命先烈付出牺牲换来的,我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愿,把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在热河省委工作八年,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两床被褥、一条军毯、三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所以,行囊十分简单,一辆吉普车就装下全部家当和五口之家。吉普车沿着山路,带起一溜风尘,直奔双塔山。

双塔山,在距承德三十华里处。双峰耸立,俨然一对情侣,演绎着亘古不变的爱情故事。远远望去,两根巨大的红色岩柱呈南北向,比肩而立,峻峭凌云,粗细相间,形似宝塔。峰顶原各有小砖塔一座,故被称为双塔山。由于年代久远,北峰的砖塔已看不清,而南峰的砖塔仍隐约可见。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东寺奇峰若双塔,天成盛景自洪荒。谁将玉斧中劈开,比肩而立相伯仲?”

吉普车在山路上颠簸,我们一家人兴致勃勃。刚进城时,我遍游了承德的风景古迹,所以对双塔山并不陌生。吉普车一边向前开着,我一边给大家讲述双塔山的故事。

“大约三百万年前,双塔山是一道很长很高的石墙,由于地质构造运动的破坏,石墙出现了许多构造裂缝。经过漫长的年代,大部分石墙因风化而倒塌,最后只剩下这两根粗壮的石柱子。”爱华童声童气地问:“那上边的砖塔是谁盖的?”这个问题一时难以回答。三双天真好奇的眼睛从窗外的景色中收拢,一起向我看过来。这是孩子们求知的渴望。我思索着说:“是啊!究竟是谁在这摩天巨石上建造了这两座砖塔?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迷。人们出于好奇,总想上去探个究竟。可是,山石陡直,如刀削斧劈,无法攀缘,人们只能望峰兴叹。据史书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岁高龄的乾隆听说双塔山有灵芝草的传闻,于是宣布,要亲自登上双塔山,揭开砖塔之迷。”“那,砖塔的秘密揭开了吗?爸爸,快说,快说!”我说:“乾隆皇帝命令行宫总管堆土为梯,在文武群臣的陪持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双塔山,发现峰上有一小屋,屋中有一供桌,一香炉,香炉下有草鞋一双,供桌上有旧书一本儿。另一峰上种韭菜两畦,可是灵芝草却连个影子也没有。砖塔之迷自然也没有揭开。乾隆扫兴而归。”



36、在大庙铁矿



一九五六年八月,到党校学习的袁建同志学成归来,我向袁建交了差,到大庙铁矿任矿长。党委书记张池(到一九五七年是杨建中同志),副矿长唐汉飞、高明礼、彭乃廷,总工程师李蜀侯。设九个科室:人事科长付显亭,秘书科长常立本,财务科长杨乃琦,基建科长张学敏,质检科长赵荣,培训科长张宝宽,安全科长彭志,调度科长李松林。在苏联专家佘一科夫帮助下进行矿山建设。这年进行工资改革,冶金部将大庙铁矿定为大型矿山,批准我的工资是167元,相当行政十二级,享受高干待遇。

大庙铁矿地处燕山山脉深处,在承德避暑山庄西北,大约七十华里处。在遥远的地质时代,大庙曾经是一个广阔的河湖盆地,色彩绚丽的沙砾岩经过了亿万年的成岩作用,含有大量矿物质和多种有机元素。一九二九年,我国地质学家王日伦、孙建初经过多年探察,发现了从大庙到大黑山的崇山峻岭中有丰富的地下宝藏,富含钒钛磁铁等成分,是一条非常有开采价值的矿脉。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肆掠夺我国的森林、煤炭、有色、黑色金属等矿产资源。日本鬼子抓中国老百姓当劳工,劈山修路,在大庙建成一座铁矿,定名为大庙铁矿。他们在大庙四周的山冈上修建碉堡,在通往承德的公路、铁路要塞处建了炮楼,居高临下,大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挡”之势,老百姓管这座山叫“炮楼山”。

由于日寇野蛮地开采,拼命地掠夺,各个坑道也不支护,冒顶、塌帮、砸死人的事故屡屡发生。

我到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熟悉矿山。由副矿长彭乃廷带领,在坑道内,我俩用一盏嘎石灯照亮,摸索前行,二人一前一后,保持一定距离。突然,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恰巧掉在两个人之间。我吓出一身虚汗:“真危险哪!要是先后快一步,或者慢一步,今天咱们俩人就得有一位被砸死!”

到坑口实地调查后,我召开矿务会议,作出决定: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调集了大批坑木、板材。安全科长彭志会同基建科长张学敏,组织木工到井下作业。一场修复坑口、支护巷道的战斗在四个坑口同时打响了。

我头戴安全帽,天天蹲到坑口指挥。可是,意外的事故还是防不胜防。木工李永库在四号井半中腰作业时,被一块坠落的矿石砸中头部,不幸牺牲。

这次事故发生后,我连续几个月到坑口和工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安全部门采取措施,增加坑内的安检人员,加强巡回检查,发现不稳固的毛石及时撬掉,把坑道、天井都支护牢固。还强化了通风系统,保证坑内作业人员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推广湿式凿岩,降低粉尘,大大减少了矽肺病的发生率。

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切身体验,我召开大小会议座谈讨论,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然后经矿党委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提出一套安全生产守则:“进坑看顶帮,作业看上方,周围撬掉毛,站稳再动作。妻子要监督,在家休息好,坑内别打盹,安全最重要”。矿党委会议之后,在矿区广泛开展了一次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达到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人人注意安全的局面。

自从李永库牺牲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各个坑口未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一九五七年底,经国家和冶金部安全局检查评比,大庙铁矿被评为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矿上每周三下午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政治,周六晚上两个小时请苏联专家、总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讲授矿山设计、采矿规程。通过三年时间锲而不舍的学习,我掌握了矿山生产建设的科学技术知识。

大庙铁矿的建设是苏联设计。他们只提供总图,大量的基础资料都在苏联国内保存,按照建设的进度,分步提供施工图纸。一九五七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给矿山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大庙铁矿继续建设,冶金部指定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提供施工图。设计院尽最大努力重新搜集资料。

我经常到鞍山院坐催施工图,但是也供不上施工进度的需要。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继续到鞍山院催图纸,一面组织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在双方的共同配合下,终于度过了难关。矿山的生产和建设继续进行。

一九五八年,矿党委决定:全国劳动模范、五坑总支书记李青民同志调矿党委组织部任部长。由于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李清民未能及时到任。三月二十日夜班,噩耗传来:李青民同志在采矿场被砸身亡,因工牺牲。继工人李永库之后,又牺牲了一位好干部。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深感痛惜。



37、办钢铁厂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增加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冶金部将建设承钢的厂址选在滦江。规划报到承德市政府,申请用地。市委按此规划改写成市里的规划,经承德地委报请河北省委批准,将大庙铁矿划归承德市,在滦江建钢铁厂。

矿山建设需要大量的坑木、炸药、棉工作服等。因地方政府没有计划分配指标,严重影响工程建设进度。我多次到市里催拨物资,引起市委领导的极大反感。误认为是不愿意归地方领导,故意出难题。这一来,我与市委领导结下了积怨。他们认为:一九五六年冶金部按照大型厂矿长工资标准批准我的工资,比市里同级干部高得太多,由一百六十七元降到一百四十一元,相当行政十四级,高干待遇未变。

一九六五年,冶金部安排我任承钢副经理,承德市委也坚决不同意。热河铁矿厂厂长赵祝华同志向市委提出:建钢铁厂投资太大,不要和国家争项目。也遭到市委领导的强烈不满,认为赵祝华等瞧不起地方领导,由此,反右倾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承德市为建设钢铁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筹借了八百万元资金,在滦江建起一座百米高炉,还欠下不少外债,无力偿还。一九五八年,冶金部忍痛替他们还清了二千多万元的外债,又将大庙铁矿收归冶金部管理。将热河铁矿厂改为承德钢铁公司,进行大规模建设。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八届二次全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八月份,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以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工业战线大办钢铁。各级领导纷纷到钢厂、矿山视察。秋初,燕山正值五花山的季节。各道山梁都被五颜六色的新装装点一新。火红色的是枫叶树,淡黄色的是杏树,褐色的是蓁柴棵子,松树和柏树是常年不变的绿色。

河北省副省长、起义将领高树勋将军到大庙铁矿视察。他身材健壮,面容慈善,平易近人。提出要看看矿山生产建设的所有场地。我和其他党政领导一起陪同,先到二道河子机修厂。他说:“你们还造机器?”我回答:“这是工人们在修理矿山自己的设备。”他说:“那怎么还用这么大的机修厂?”我说:“是由于矿山的机械设备多,这些设备常年与石头打交道,维修的任务重。”一行人来到卷扬机室,乘坐卷扬机车爬上百米高的破碎场。参观自动翻矿、自动碎矿,以及通过三十米的自动皮带运输机把矿石放到储矿仓,自动装上火车等自动化设备。到休息室小憩后,坐电车到一千多米深的主运输巷道,乘罐笼到五坑,再换乘电梯到第一采矿场。高副省长把凿岩采矿、电耙扒矿、自动放矿、自动装矿等生产设备大都看遍。又坐电梯下到五坑运输巷道,乘坐运矿电车走出五百多米,来到坑口外面的辅助设施现场,看了坑口机修车间、空压机房五台百米空压机,嗡嗡作响。高副省长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介绍说:“空压机是制成高压风力,通过管道供井下风动凿岩机、采矿机、装岩机、启动放矿闸门等风动机器使用。”到通风机室,高副省长用手指着呼呼作响的两台大鼓风机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告诉说:“是将外面的新鲜空气送到井下作业场地,使工人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高副省长到处走,到处看,见啥都想问个清楚。见到井下作业的工人,一一握手。

回到专家招待所休息时,高副省长无限感慨地说:“真是没想到,小山沟里有这么一个机械化、电气化的大铁矿。你们都是科学家吧?”我回答:“我们都是扛枪杆子的。”他树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

按照高副省长的要求,午饭吃水饺,晚饭喝小米粥。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到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是小米饭养育了中国革命。”

晚上,矿俱乐部华灯初放。矿领导陪同首长一起观看矿工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深深地吸引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段河北梆子《打渔杀家》,把晚会推向高潮。每当演完一幕,高副省长都带头鼓掌。演出结束,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

短短两天的视察,高树勋副省长工作深入、作风扎实、平易近人的风范,在矿山的干部职工中传为佳话。可惜的是,没有留下纪念照。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雪峰到大庙铁矿视察。提前三天就接到上级通知:要做好保密保卫工作,确保领导安全,沿途警戒森严。十几辆小汽前呼后拥,开进矿区。李雪峰副总理从一辆伏尔加轿车上下来。他身体瘦弱,说话慢声细语,对人和蔼可亲。下车伊始,就听取矿山情况的简要汇报,要求到生产施工现场去看看。

李雪峰副总理的秘书私下里跟我说:“你们就陪他到近处看看得啦。他走得越早,你们越少担心。这么多人在这里吃午饭,你们更麻烦。”按照秘书的要求,矿领导陪同李副总理视察了二道河子机修厂。乘坐卷扬机爬到山半腰的碎矿厂。李副总理看见来了运矿石的电车,提出要去看采矿场。我说:“采矿场离这里很远。井下温度低,坑道里水很深,工人穿棉衣、穿高筒胶靴作业。到那里去,还得爬井,再说也没啥看的。领导就不要去了吧!”李副总理有些不悦,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哪,就是怕我给你们添麻烦。”他秘书赶紧插话:“下面好多人等着您,中午赶回市里吃饭。下午还有会议。没有时间再到别处去了。”李副总理只好点头作罢。秘书给解了围。

接待这样高层领导,大家不免有些紧张,几位矿领导望着扬长而去的车队转过炮楼山,后边带起一溜红尘,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



38、生命的悲歌



淑端跟随我从热河省委机关转战冶金战线,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工作。日以继夜,不辞辛劳,人称贤妻良母。为了干好工作,给爱华、爱军请个保姆,爱民让爷爷带回 老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五七年春,淑端突然感觉,自己一段时间来,浑身乏力,低烧不退。矿医院刚刚建立,医疗设施非常简单。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一直当感冒治疗。身体越来越瘦弱,发展到下肢浮肿。

在北京工作的妹妹淑娟知道嫂子有病的消息,来信请嫂子到北京去检查治疗。矿里派车,矿医院的所大夫陪护到北京我妹妹淑娟家。联系到协和医院治疗。

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在全国属一流。淑娟领着嫂子到协和医院做了血、尿化验、X光透视等全面检查。确诊为:左肾结核。立即做了手术,把左肾切除。出院后,到冶金部北戴河职工疗养院疗养。

一九五八年七月,淑端手术后恢复了健康。想回家探望父亲母亲,顺便把爱民接回来上学。”还没动身。一天中午,接到老家来的急电:“父病危。”

我立即和淑端带上爱华起程,到承德乘火车赶往汉沽车站换车到毕家瞿阝  。淑娟和宝芝已经在车站等候。见到哥嫂,放声大哭。二人以为父亲逝世,强忍悲痛,趔趔趄趄地到大西庄。进了家门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跪在母亲跟前大哭爸爸。

正在大哭。父亲从外边进来。老人家颤抖着手抚起儿子、儿媳。捶胸顿足:“我对不起你们哪!我没看好爱民哪!没法向你们交代呀!”屋子里一片悲声。

淑娟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哥嫂:爱民和小朋友在陡河边游泳时,被洪水无情地卷走。一同玩的小伙伴跑回家告诉大人。乡亲们顺着陡河向下游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爱民的尸体。

奶奶抱着爱民冰冷的尸体,一天一夜也不让人惊动,一家人哭哇,悔呀,期待着、呼唤着:“爱民哪,回来吧!”在乡亲们的劝说下,才给爱民下了葬。爷爷天天到爱民的小坟堆上哭,奶奶站在院外望着小坟堆的方向哭。

宝芝待爱民如同亲生,一边抹着泪劝公公婆婆节哀,一边和二老商量,先给在北京工作的淑鹃拍电报,回来帮着拿个主意。淑鹃星夜赶回老家。为了不使哥哥嫂子在路上过度悲伤,给拍了一封谎称父亲病危的电报。

淑端听说自己心爱的儿子溺水身亡,心如刀绞。但是,她为了、安慰二位老人,一面抑制自己悲痛的心情,一面劝慰老人说:“小孩子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要过于悲伤了。爸爸的身体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爱民的死,是全家人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悲痛。爷爷、奶奶、老婶触景生情,老家、陡河、凶猛的洪水,给活着的人留下久久的阴影。淑端和妹妹淑鹃商量,干脆把全家人都接出去,使他们摆脱这个环境。近族的亲人们也表示赞成。

征得父母和弟媳同意,一起回到大庙。全家人团聚,十一口亲人住在一起。父亲每天上山砍柴,母亲操持家务,宝芝到矿托儿所当保育员。建国每天和姐姐爱华一起上学。

这年,燃煤奇缺。听矿上的老工人说:“很久以前,大庙北边的干河道里,有人挖过煤。”矿党委决定,在当地老年人的指点下,选了一个废旧井口,打进一百米斜井。从里面真的挖出了乌黑铮亮的煤来。坑口安装一台卷扬机,由里向外提升,采掘出不少大块优质煤炭,解决了全矿职工家属的燃“煤”之急。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炊烟笼罩在矿区上方,家家炉火通红,热气腾腾,正在准备热热闹闹过节呢!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从小煤窑传来噩耗:矿井突然冒水,井下作业的老工人们顺水漂出井口脱险。而两名新工人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矿区的春节沉浸在一片悲哀中。

第二年春节后的一天早晨,宝芝把开水壶放在地上,取暖壶准备灌水。两岁的儿子爱和突然跑过来,把开水壶趟倒,他一屁股坐在地上。由于穿着开裆裤,把屁股和下身烫伤,疼的哇哇大哭。由于伤势很严重,矿医院治不了。淑端当即抱着他坐汽车到承德市医院住院治疗。宝芝责怪自己若了祸,就辞掉工作,起出户口,和爱国娘俩去了长春她姐姐家。以后,我们去信,让她娘俩回来。由于宝芝未找到工作,户口也未落上,去长春半年多,又回来了。从此,宝芝失去了工作,也没能再找到工作。矿保卫科费尽周折,经市公安局批准,又在大庙派出所落上户口。这两年,真是厄运丛生,祸不单行。



39、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随即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

承钢副经理赵祝华同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平泉县当副县长。承德市公、检、法三机关组成的市委工作组,一行十五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大庙铁矿。工作组首先夺了矿党委的领导权,在广播喇叭里发动全矿职工检举揭发毕秀峰、杨建中的右倾错误。

火热的矿山生产建设场面,顿时冷清下来。工作组每天召开各种大小会议,让群众检举揭发问题。十多天过去了,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大问题。

工作组组长、市法院院长牛元祥找我谈话:“毕秀峰!这么多天,为什么群众不揭发你们的问题?”我只好回答说:“我从大庙铁矿开始建设到投产,在矿上当矿长三四年了,平时对工作要求高,好批评人,都说我太厉害。可能是因之不敢揭发我的问题吧?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下大力气把群众发动起来。”

工作组又增加力量,深入到科室、车间、坑口、工段、班组,层层发动。揭发出党委书记杨建中整天喝茶水、看报纸、摇着羽毛扇、趿拉着鞋,晚上打麻将,白天在办公室睡大觉,不干工作,还说了算,是个土皇帝。党委副书记林长荣背着双管猎枪,到处打鸟,游山看景,不务正业,是林家铺子的少爷。保卫科长季庆林专横跋扈,刑讯逼供,骄傲自大,目无领导,浑身是刺,没人敢管的矿山一霸,人称北霸天。工作组召开大会、小会批斗土皇帝杨建中、林家铺子少爷林长荣、北霸天季庆林,折腾了一个多月。最后,将林长荣、季庆林定为右倾错误,撤消领导职务。工作组在大庙铁矿未抓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抓出两个犯右倾错误的,也算取得了小小的胜利,班师还朝。

工作组撤走后,矿党委还得给工作组擦屁股,给林长荣、季庆林两位同志作出甄别平反的决定,赔礼道歉,恢复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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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31:12 | 显示全部楼层
40、建设承钢



反“右倾”运动过后,冶金部为加快承钢的建设速度,将在承钢施工的土建、安装两个工程处放归承钢。为便于统一指挥,组建了承钢建筑安装公司。一九五九年七月,调我任经理。公司党委书记朱长青,副书记翁同和、王岩坤,副经理楮凤祥、荀凤东、刘殿洪、薛芳。设高炉、炼轧钢、焦化球团、民用设施四个工地。职工四千多人。公司办公地点在滦江。

滦江,因滦河经过而得名。滦河,发源于燕山山脉,它日夜流淌,滔滔不息,在滦江这个地方转个弯儿,冲刷出一片平坦的盆地。相传,清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零一年)腊月,天空布满了灰色的阴云,凛冽朔风卷着鹅毛大雪,发出尖利的长啸。莽莽群山,银装素裹。康熙到遵化孝陵(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的陵墓)祭扫归来,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皇家队伍,如逶迤长蛇,沿滦河河谷前行,在滦江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生火取暖。他举目四望:周围怪峰林立,雄奇险峻,而脚下地势平坦舒缓,不禁暗暗赞许。遂命属下在此地建一行宫,称滦江行宫。现在只能看到房基。

承钢建筑安装公司在这块神话般的土地上破土动工,昼夜奋战,各项工程都按照大跃进的要求,高指标、大计划,限期完成。

国庆节后,承德市委副书记、承钢党委书记刘克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十月底,冶金部要在承钢召开现场会议。限你们十五天建成一幢三千平米、三层楼的招待所,达到住宿要求,只准提前,不得拖后。”

我不敢怠慢,立即召开土建工程技术人员会议,连夜研究施工方案,商定作战方针。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把招待所建设当成一次战役来打。没有图纸,工程技术人员亲临现场,定点划线,指挥施工,监督工程质量。为了抢工期,土建工程采取利用混凝土预制楼板和预制门窗的方案,室内外工程同步进行,昼夜三班倒,领导跟班坐阵、调度协调。

方案一经确定,紧急通知分头向各方下达:木材加工场,立即选定门窗、喷刷油漆;预制件场准备好楼板、门窗托架,及时送到施工现场,协助吊装;材料供应科按照工程进度需要,保证送货上门。在施工现场挂起一条巨幅标语:“大干苦干加巧干,工程保优质,安全要第一,人人争先进,为提前一天竣工而奋斗!”

十月六日早八点,各路精兵强将到齐。施工现场燃放鞭炮。宣布:“开工!”两天完成地基,三天一层楼,两天封顶,楼顶作好保温层,铺上油毡纸,上面泼洒沥青,室内水、暖电、卫生设施和抹灰等工程。各工种协同作战,交叉作业,保证了工程的各道工序同步完工。

之后,用一天的时间清除建筑垃圾,运走施工余料。实现了施工口号提出的要求。

十月二十日,承钢党委检查验收,工程质量和工期均达到预期要求。工地上燃放鞭炮,鸣锣击鼓,庆功收兵。

工程结束了,我的肝病发作了。我用手捂着隐隐作痛的肝区,汗珠子从额头渗出。兜里揣着医生开的诊断书:慢性肝炎,建议休息治疗。

滦江的十月,是金色的十月,是收获的十月,是神奇的十月。几天不见,一座崭新的高大建筑,在滦河岸边拔地而起。来自全国各地冶金战线的领导和同行如期来到滦江,来到承钢参加现场会。

参加会议的来宾步入宽敞舒适的房间,虽然还感到有些潮气袭人。但是,听说建这么大的一幢楼房,只用了十五天时间,都伸出大拇指称赞:“奇迹!”

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我已离休,年逾古稀。一九九六年八月,应邀到承钢参加冶金部召开的“老年经济实体现场会”时,下榻当年建设的承钢招待所。大楼巍然屹立,粉刷一新,犹如一位靓丽的少女亭亭玉立。宽敞明亮的迎宾大厅,年轻的服务员,面带微笑,站在那里,恭候来宾。

迎面走来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王岩坤同志。当年在承钢建设安装公司一起搭班子,后来任承钢党委书记,也已离休。两双共同奋斗过的大手,紧紧的握在一起。王岩坤用手指着这幢楼,无限感慨地说:“老毕,这是你当年的杰作。”



4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一九六零年是多事之年。刚刚过完春节,天灾人祸就接踵而至。

大庙铁矿井下发生电梯井失火的重大事故。这是一场全国各个铁矿从未发生过的特大火灾,死亡四十六人。上级命令我立即到大庙铁矿协助处理事故,并尽快恢复生产。

事故处理指挥部设在大庙铁矿专家招待所。晚上,我和调查事故的承德市公安局长王玉玺、承钢建筑安装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岩坤回到驻地休息。我坐在写字台前整理调查材料。王玉玺和王岩坤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摆弄手枪。突然,手枪走火,枪口不偏不倚,子弹径直冲着我的心口射来。瞬间,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三个人的呼吸停止了。

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摸摸自己的胸口:“咦,没出血。”二王缓过神来:“咦,你老兄,没死呀!”“奇怪,明明看见子弹朝你射出的。”

三个人开始寻找子弹的下落。写字台的面是半寸厚的木板,在木板的中间有一个小孔,露出崭新的木茬。从手枪里退出一颗子弹比比,这小孔正好和子弹一样大小。不用说了,刚才走火的子弹,正是从此处射入,深深地箝进木板里。写字台成了挡箭牌,挡住了死神。二王唏嘘着说:“谢天谢地,毕秀峰是命不该死呀!”

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天灾加上人祸,造成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从城镇到乡村,人们忍饥挨饿,度日如年。在城镇里,生活物资定量凭票供应,成年人每口人每月半斤肉、三两豆油、二十七斤口粮。小孩子按照年龄,出生时二斤口粮,以后每长一岁增加二斤。蔬菜副食奇缺,商店的货架子上全都是空荡荡的。在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化,大食堂、大锅饭,共产风,浮夸风盛行。

没有衣服还好办些,大的穿完小的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是吃饭是个大问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由于饥饿难熬,长时间营养不良,医院里挤满面黄肌瘦,浑身浮肿的患者,人们得的是同一种病——黄肿病。再严重的就是肝炎、肝腹水。

大女儿爱华和侄子建国在滦江镇里的小学读书。学校离家很远,条件也不好。孩子们的午饭让当妈的发了愁:没啥带的不说,就是带吧,到了中午下课,早就冰凉了,怕把胃给吃坏喽。就在两个孩子的棉大衣贴胸口的地方缝个兜,每天早晨上学走之前装进去一个菜饽饽或树叶面饽饽,用身体的体温捂着,中午吃的时候能差一点凉。

上学的路,要穿过一片果园,他们看见果园里的树皮被饥饿的人们扒光。经过一片乱葬岗子。荒草萋萋,孤鸿遍野。乌鸦、野狗在坟茔地里争食。在“瓜菜代”的年月,几乎天天看到饥饿而死的人,天天听到哭嚎之声。

老家来信,噩耗接连不断地传来:皂甸村的大姨姐淑琴为了让孩子们活命,自己忍饥挨饿而死。柳树瞿阝  老岳母和二小舅子希俊也因饥饿,得了黄肿病,发展到肝硬化腹水,活活饿死在故乡。我和淑端沉痛悼念心地善良、勤劳一生的好岳母、好母亲:

贫苦农女,嫁到李家,人口众多,书香门第。

大嫂早逝,三弟之妇,迈出家门,不识南北。排行八子,六位千金,同样对待,亲如己生。

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主妇重任,一人承担。

我在她家,读书那年,四子成婚,三女外嫁。

老二丧妻,老三再娶,还有我们,四名学生,

三十余口,大家门户,她老人家,事事操劳。

一日三餐,烧水做饭,送到课堂,坐在桌旁。

手拿烟袋,点火吸烟,问寒问暖,慈母一般。

老师善待,师母情深,天作之合,九年之后,为我续婚,栓了红线。我与师妹,喜结良缘。三年灾害,全民遭殃,七十四岁,善良老人,

为救子孙,饿死故乡。我为爱婿,未能尽孝,

至今忆起,仍感痛心,愧对老人,遗憾终生。



看着一家老小十一口人,因为吃不饱肚子,而日渐憔悴的一张张脸,为了让大人、小孩多吃上几两粮食,淑端把供应给我的细粮偷偷地拿到市场上去,以一斤白面换一斤三四两的比价,换成粗粮,让一家人凑合着度饥荒。

秋天,秋收结束了。为了找到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充饥,淑端和宝芝带领孩子们到农民的地里拾稻粒,搓出米粒煮粥喝。到菜地里拣菜叶,洗净剁碎掺棒子面蒸菜饽饽。严冬时节,大雪覆盖,地里的庄稼已经被饥饿的人们拣了一遍又一遍。淑端和宝芝就上山撸树叶子,磨成面,掺和到棒子面里蒸窝头,虽然味道苦森森的,但是只要能糊口,再苦也比饿死好哇!

为了使全家人都不被饿死,共同捱过这一劫,奶奶把稀溜溜的棒子面粥和黑糊糊的窝头分成一人一份,各自吃自己的份。赶上喝大米粥或小米粥时候,大人们不舍得吃,把浮头的米汤喝了,将碗底的米粒倒给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们太可怜了,一个个瘦得小细脖顶个大脑瓜,饭吃完了,还伸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二女儿爱军那年五岁,由于挨饿,肝大浮肿。她吃完自己的一份饭菜,多想再吃一块菜饽饽呀!爱军眼巴巴地望着厨房灶台上两份饭菜,有气无力地说:“奶奶,我饿。”声音很微弱,年迈的奶奶大概没听见。可是,懂事的孩子知道,厨房里的饭菜只能一个人一份,自己的那份已经吃完,就不能再要了,因为在滦江镇子里边上学的爱华姐姐和建国哥哥还没回来,剩下的两份,奶奶是留给他们吃的。她无精打采地到房后去玩,依着墙根睡着了。

我家住的房子后边,是公司职工食堂的菜窖。食堂炊事员到菜窖里取菜的时候,顺便将白菜根、烂萝卜随手扔到菜窖外边。爱军用小手拣回家,扔进灶坑里烧着吃。奶奶见爱军嘴里在香甜地嚼着,可是丝丝络络地咽不下去。奶奶说:“咽不下去就吐了吧。”爱军说:“我能咽下去。”小嘴还在认真地咀嚼着。奶奶一把搂过可怜的孙女,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二儿子建东生不逢时,偏偏出生在多灾多难的一九六零年。母亲淑端吃不饱饭,没有奶水,建东整天饿得“嗷嗷”叫。为了使建东能够活命,我就将公司供应自己的一斤牛奶给他喝。每天由爱华、建国到三里地以外的奶牛场去打牛奶。燕山的大山里盛产板栗,但灾年歉收,淑端好不容易到镇上淘换点儿来,用水煮熟、嚼碎喂建东吃。爱华看着又大又香的栗子,馋得直流口水。有时候,妈妈忙着手里的活,就让爱华喂弟弟吃。爱华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一颗栗子,放在嘴里,认真地嚼着嚼着,一口一口耐心地喂弟弟。一不小心,一颗栗子从“后门”溜走,顺着口水流到自己的肚子里:“真香啊!”

一九六一年秋天,妹妹淑娟来滦江看望父亲和母亲。见父亲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营养不良,患了严重的浮肿病。一家子十一口人,都不同程度地患了肝大的毛病。她心中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恐怕是难活人了。”于是,她和哥哥、嫂子商量,把父亲接到湖南郴州。

淑娟和太英两口子在北京解放后,先后在全国总工会、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工作,转战湖南,在郴州的一个生产原子铀的矿山任矿长。郴州地处亚热带深山老林,四季常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山里的野果子、山野菜可以充饥,饥饿程度相对比滦江稍好一些。

不久,上级发出号召,动员城镇人口和职工家属下乡。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八月间,宝芝和建国母子俩返回老家毕家瞿阝 。

转年 开春,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公司采取措施,生产自救,分给每个职工二分地。我和淑端工作之余,起早贪黑精心侍弄,并且在公司设备仓库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开出一片片荒地。种上红高粱、谷子、苞米等五谷杂粮。在不走车的大车道上挖坑,种白菜、萝卜等蔬菜。在农民废弃的浇水水渠里种上黍子、地瓜。家属房的上坎是一个小山坡,开出一片地,种上花生、胡萝卜。在坎下,依着山势掏洞养兔、养猪。

每逢星期天,我和淑端就到离家三里地远的西大地去干农活。下雨天,顶着雨给庄稼施化肥。每天下班后都到地里劳动。

月亮已经爬上树梢,漫天的星星疲乏的眨着眼睛。我和淑端一人一把锄头,仍然在地里拼命地劳作。肚子里早就饥肠辘辘。淑端说:“该歇歇了。”我说:“快铲到头了,等一会儿,再干一会儿。你先歇会吧。”

我工作非常繁忙,又要开荒种地,连累带饿,终于病倒了。浑身开始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皮肤也慢慢发黄。到公司医院去看病。医院里,已经排了好长一溜病人,一个个也是满面青黄,浑身浮肿。经抽血化验,我是患上了肝炎。淑端自从肾结核手术后,身体一直虚弱,又加上顿顿吃不饱,干活哪有什么力气呀!干一会儿,就浑身冒虚汗。一想到,全家老少饿得面黄肌瘦的脸庞、期盼生存下去的眼神,我们又支撑着疲惫的身体,披星戴月地干下去,因为这是为全家人在土里刨食呀!

一九六二年,风调雨顺,秋天,五谷丰登。几分耕耘换来几分收获,我和淑端辛勤劳动换来丰硕的收成。割下沉甸甸的谷穗,掰下黄澄澄的苞米棒子往家扛,晒在房顶上。当年打了各种粮食约两千多斤。有了粮食,大人小孩能够吃饱喝足,又有了精神,得以度过荒年。

“感谢皇天后土!感谢苍天有眼哪!”我手捧春种、夏锄、秋收换来的粮食,感慨万千。

吟《惜粮诗》告诫子孙:

黄金不如粮食好,

粮能充饥才是宝。

饥饿方知粮宝贵,

浪费粮食是犯罪。



一九六二年一月初,组织决定我到河北省委天津党校学习。这期学习班恰巧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同步进行。在党校听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大会盛况。大会要求全党要畅所欲言,敞开思想,总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并且承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

这些年来,我吃尽了极“左”路线的苦头,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在讨论会上带头发言:“大跃进得不偿失,高指标、瞎指挥,想一步登天达到共产主义,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左倾教训。”没有想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而且还在发展。在学习即将结束时,我被党校定为“漏网右派的错误”,并受到批判,同时还把学习鉴定寄给承钢党委,装入本人档案。

真是“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说真话,被抓了辫子,定成“莫须有”的罪名。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国黄金矿产公司(后来的吉林省冶金工业厅)的造反派把档案翻出来,如获至宝,列为一大罪状。

搞建筑的工人是重体力劳动,食粮是五十五斤定量,困难时期减少到四十斤,其他供应标准和职工一样。吃不饱肚子,还要按“大跃进”的要求抢工程进度,上边提出什么“超声波”、“轴承化”,大搞高指标、瞎指挥,让工人昼夜奋战在施工现场。不少工人都得了肝炎,浑身浮肿。由于油水少,大便干燥,排着队到医院去灌肠。尽管这样,醒目的大标语还在号召:“苦干大干加巧干。”工人把“巧干”嘻称为“二十三干”。反正就是一个字——“干”。木工何师傅干活没劲,手肿得握不住斧子,掉在自己的脚面子上,把脚砍伤。由于极度劳累,伙食又跟不上,常常有人昏倒在施工现场。承钢领导昼夜派人监督检查,催促工程进度,要求“好上加好,快上加快。”冬季施工,八名混凝土工人半夜休息时烤火取暖,被承钢副经理狄吉祥发现,把这八个工人关了禁闭。我知道此事,为了解除工人的禁闭,赶紧到狄副经理办公室去做检讨,要求把这几个工人带回去严肃处罚。工人被放出来了。他们又冻又饿,无精打采地在路上问我:“毕经理,你打算怎么处罚我们?”我说:“罚你们回家睡大觉!”工人们说:“感谢毕经理的关怀。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我们还是回工地干活吧。”一番话,真是叫我既揪心又感动。这就是我们的工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呀!

一九六三年,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恢复了原来的粮食供应标准,工人能吃饱饭,体力逐渐恢复,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了抢工期,运力不足就发动职工家属和中学学生到建筑工地拉车搬砖。到三季度末,承钢的建设工程全面竣工。冶金部将这支能打硬仗的建设队伍整建制调往山西,投入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的建设。冶金部人事司李非平司长亲自到承德市委协商:拟任我为承钢副经理。但承德市委不同意。冶金部只好安排我二次回大庙,任大庙铁矿矿长。



42、黑龙江见闻



一九六四年六月,北京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气似乎有些多云转晴。

我到冶金部开会。会后,冶金部人事司武处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毕矿长,对于您的工作安排,部里领导很关心。想征求您的意见,看到哪合适?”我回答:“一切就由组织上决定吧。我身体胖,怕热,除了南方以外,上哪儿都行。”武处长说:“哈尔滨凉快,赵祝华、唐汉飞同志也在那里,你们是老搭档了,到那去怎么样?”我说:“完全同意。感谢组织上的关心!”调令很快下达:我任黑龙江有色金属公司基建处处长。调干二人毕秀峰、李淑端,随调家属七人。

七月初,燕山深处正是火热的夏天。我站在大庙铁矿高高的炮楼山上,俯瞰整个矿区,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回想自从日本鬼子投降后,组织安排自己到冀东党校和分局党校学习开始,转战长城内外,参加解放赤峰和承德的战斗,接收热河省后,留在省委机关工作,直至转战冶金战线,就不曾离开过燕山,在燕山生活和工作了十七八年。来时是只身一人,走时已经子女绕膝。燕山哪,你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就要分别了到祖国的边疆。燕山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显得那么依依不舍。

我和父母妻儿,全家九口人,坐上奔驰的列车,途径北京,一路向北,穿越燕山山脉,穿过辽宁、吉林两省,行进在广阔的松嫩平原,进入幅员辽阔的黑龙江省境内。

黑龙江省,在地图上看,形似一只振翅欲飞的天鹅,土地面积广大。有大、小兴安岭原始森林,有火山群五大莲池和镜泊湖,有北极村漠河,有贯穿南北的五百里大草原。奔流不息的黑龙江对岸是友好邻帮苏联。

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地驶入省会城市哈尔滨。一家人扶老携幼走下火车,立刻有一丝清凉的风扑面而来。

哈尔滨,素有北国冰城之称。虽然适逢盛夏时节,但是跟酷热难耐的关内相比,哈尔滨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避暑圣地。到了冬季,兆麟公园那雄伟壮观、五彩缤纷、形状各异的冰灯奇景,令中外游客赏心悦目,拍手叫绝,留连忘返。

从小山沟,来到大城市,大人和孩子的眼神儿都不够使唤了。市区里,高楼鳞次栉比,街路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摩肩接踵。风格各异的苏式建筑群、穿着不同服装的人群,汇成涌动的海洋。哈尔滨城市布局合理,市内交通便利,商店、学校、医院等各种设施齐全,给市民生活提供了非常方便舒适的服务。

黑龙江有色金属公司在道里中央大街上的一座俄式楼房。由于职工家属宿舍还没有修好,公司临时安排我们一家在办公楼地下室的一间大房间住下。

这里离松花江很近,用不上一袋烟工夫就走到。滔滔的江水日夜奔流,江对岸是太阳岛。一九五九年,哈尔滨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江沿是驻军和市民们在那场洪水中奋力抢险,用麻袋装上沙土一层层加固的,为了纪念抗洪救灾的胜利,修了一座防洪纪念塔,巍然矗立在大堤上。

时逢暑天,在松花江边游泳纳凉的人们尽情享受大自然得天独厚的恩赐。我纵身跳进滔滔江水中,熟练地划动双臂,向江心游去。置身大江,我的心飞向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四十四岁的我正当好年华,踌躇满志:黑龙江纵横千里的边陲,巍峨俊美的山川,将是我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大显身手的地方。

淑端被安排在道外的黑龙江冶金研究所。爱华从承德一中转学到哈尔滨女一中就读。爱军、爱和一起到分部小学上学。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爷爷和奶奶看护建东、建宏两个小孙子。

不久,家属房修好了,举家搬迁到南岗区士课街的一个俄式小院套。正对着院门,有一座越层式小楼,这座建筑是始建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白俄式建筑,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是三层,内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顶层是用玻璃窗全封闭起来的大凉台。客厅有楼梯,上去是爱华和爱军的卧室。从这间卧室再上一层楼,就到了大凉台。

我母亲抚摩着雕花的墙围子、光亮的红漆地板,高兴地说:“二位小姐住绣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咱们家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奶奶给刚刚十个月大的建宏后腰上系了个小屁股帘,在地板上随便爬着玩儿。星期六,爷爷领着他们到附近的工人文化宫看电影。星期天,全家一起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游玩,尽享天伦之乐,九口之家,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楼下是车库和锅炉房。大院里还有一排平房,居住着公司经理赵祝华、小车司机和一户印尼归国华侨。小院里总共四户人家。

哈尔滨市民的生活有着许多苏俄的传统生活方式。果戈理大街与士课街交汇处有一座天主教堂,许多俄罗斯人和当地人是虔诚的教徒,每当教堂的钟声响起,人们身穿华丽庄重的服装到教堂去做礼拜。

有色金属公司所属企业遍布黑龙江全境,许多企业地处遥远的边疆,交通不便,用电台和载波机上下联系。宜春地区小西林铅锌矿的建设列为冶金部建设重点。我和矿山处李松林、张玉昆等工程技术人员与沈阳有色金属设计院的同志一起到现场考察,确定开采方案。经过审阅地质勘探报告、踏查水电资源、交通道路等周围环境,按照矿体形成状况、埋藏深度,提出露天、竖井、斜井三套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对比,采用我们提出的斜井开采方案。设计院的同志都称我“毕工”。

赵祝华、唐汉飞和我是冶金战线的老搭档,从遥远的承德来到新的工作地点,需要了解各企业的情况。十月初,三人一起坐火车到宜春林业局,换乘窄轨铁路的小火车驶进小兴安岭原始森林,途经国家新建的鄂伦春族居民点。

鄂伦春族是游牧民族,解放前常年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深山老林。定居后,见到外界来客,非常热情,以松子当果,马奶当茶。他们尊老爱幼,夫妻和谐。喜听外界新闻,操着发硬的舌根和客人交谈。国家在村中建了学校,从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他们中间有的还不习惯定居生活,依然象远古人那样,住在山洞里,过着骑射生活。生了小孩,装在牛皮口袋里,挂在树上。

我们行程八百里,来到新兴林业站,跟随来迎接我们的金矿武装保卫人员继续向大山深处进发,迈进老虎、黑熊、野猪经常出没的森林小道。步行五十多里,到达乌拉噶金矿。先到准备上马建设的团结沟金矿实地踏查,然后到各金矿点了解生产情况。金矿工人拿出酱焖野猪肉、红烧熊掌、爆炒猴头蘑等山珍野味款待来客。各金矿食堂的主食多是半斤一个的白面馒头。当地人基本上都是山东逃荒过来的“盲流”,男多女少,好多男子一辈子没结婚,光棍一个。金矿工人有的两三个人共同娶一个老婆。有的一个人娶一个老婆,也有拉帮套的,还有双套的。他们同吃同住,和睦相处。吃饭时互相招呼或女人来找。深山老林,趣闻很多。

临别,工友们将他们冬天上树打的松籽、夏天到林子里采的黑木耳给我们一人装了满满一手拎兜。

元宝山铜矿连年亏损,有人主张要下马。公司领导考虑到建设一座矿山不容易,为了慎重,令我与李松林工程师到元宝山矿调查研究。我俩在矿山十多天,白天下现场,晚上开会分析研究,很晚才能回到招待所休息。服务员每天从家里拿来两个大土豆,用搪瓷盆扣在火炉盖上,连蒸带烤,给我们当夜宵。通过调查研究,依据地质储量,得出:该矿属于储量大、品位低的大型矿床,采取小规模生产必然亏损的结论。经与矿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确定:一边尽量压缩开支,暂时吃点富矿,维持生产,一边报请国家投资建设的方案。全矿职工都很感动。第二年开始,国家投资建设,将元宝山铜矿建设成为一座中型铜矿。

隆冬季节,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度,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白雪皑皑,一望无边。在这样的数九寒天中,赵祝华经理和我在两名武装保卫人员的护送下,在嫩江火车站下车后,坐马爬犁向黑河金矿进发。我们身穿羊皮大衣,头戴狗皮帽子,脚蹬高腰毡靴,坐在双套马拉的爬犁上。凛冽的朔风刮在脸上,刀割一样。浑身都挂上一层白霜,俨然是一个个圣诞老人,夹着马车从远方奔驰而来。

中午时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茫茫雪原,银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赶了一天的路,又冷又饿,人困马乏。途径劳改农场,住下来小憩半宿。后半夜起来,向北急行,终于穿越五百里草原,在第二天下午到达黑河金矿局。

黑龙江地广人稀,一个黑河金矿局跑了十来天,才仅仅看了附近的十几个矿点。

冬天的雪野,铺天盖地都是厚厚的白雪,汽车、马车在雪地上跑不了,一上去就陷进深深的雪窝子里。所以,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爬犁,不但坐马爬犁、有时候还得坐狗爬犁。乘赵祝华经理到黑河地委开会的时间,金矿局派两名武装保卫人员带领我坐上双套马爬犁,沿着黑龙江上的冰雪大道向漠河金矿进发。

黑龙江,是中苏边境,江中心埋设着铁丝网,每隔二三里远就有一个岗哨,中苏士兵冒着刺骨的严寒相对着站岗,有的相互递香烟,有的互相交谈。我们途径兵站,借住一宿。第二天起早,快马加鞭向西行进三百余里,来到祖国最北端的漠河。矿领导马金山介绍说:“漠河这个地方,白天短,黑夜长,逢夏至和冬至这两天,没有白天,昼夜不见太阳。”这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由于交通不便,每当冬季来临,趁着封江,抓紧时间备足一年的生产、生活物资。当地百姓都要买足一年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居民的生活非常原始,主要靠捕鱼、打猎、耕种、采摘山菜野果为生。男女青年找不到对象,一生独居者众。有的甚至是亲兄妹、亲姐弟成亲。我联想起热河省委行政处老首长林景阳同志曾经讲过的故事: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便说出口的地方风俗。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经过乌拉噶与漠河之行的所见所闻,可见祖国辽阔的内地、边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文化,有的繁荣,有的贫穷,有的先进,有的落后,差距相当悬殊。要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哪!

春节后,我和唐汉飞到佳木斯华南金矿办事处。金矿局派来双套马爬犁到佳木斯火车站迎接。佳木斯距离华南金矿局还有二百余里的路程。都是丘陵地带,一路上,马爬犁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不小心就被颠下来,滚到没膝深的雪窝子里。这里的原始森林大部分已遭砍伐,风土人情与乌拉噶类似,只是到各金矿点很少能够吃到美味的山珍兽肉。

由于各金矿大都是露天开采沙金,冬季不能生产,我们便象当地人外出那样,乘坐狗爬犁,深入到几个井下开采的金矿。这些金矿还是采用土办法作业:人工用尖镐刨矿、铁锹装车、卷扬机提升、人工推车将矿沙送到选矿厂,用汞棉回收。工人上下竖井靠“软梯”,即:两根麻绳,每隔一尺绑上一根横棍。工人就靠这样的软梯爬上爬下,很不安全。我和唐汉飞手扶脚蹬软梯,亲临井下巷道。看到巷道和采场支护不牢,工人劳动纪律松弛,有的不戴安全帽,以致时常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触景生情,联想到大庙铁矿发生的几起伤亡事故,血的教训历历在目。因之,我向矿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强调要加强管理、改进采矿方法等。回来的路上,唐汉飞告诉我:“金矿的领导说你太厉害,爱批评人。”

四月间,我随赵祝华经理到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齐齐哈尔钢铁厂、量具刃具厂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回来时,为了节省路费,我买了两张硬卧车票。结果,赵祝华冻感冒,回到哈尔滨住进医院。我到医院去看他。赵祝华癫怪地说:“就你瞎节约。”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官大身子娇。同样坐硬卧,我咋没冻着?”赵祝华说:“你年轻体壮。”我说:“你也不老哇!”老上下级,你一句我一句,互相癫怪。其实,我们之间,互相争论是经常的事。为了工作,有时在会上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吵大闹。可是,散会后依然招呼到家里吃饭,上下级的关系亲如兄弟。

在黑龙江有色金属公司工作只有短短九个月,还有牡丹江钢铁厂、冶金机修厂、滨江铜矿等企业没来得及跑。五月初,我到长春开会。冶金部在长春成立中国黄金矿产公司,调我任基建处长。由于任务紧急,会后只给一天时间,回哈尔滨取几件换洗衣服,就告别北国冰城,迈进中国的黄金托拉斯的大门。



43、中国黄金建设的春天



一九六五年,为了迅速发展我国的黄金事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倡导,成立托拉斯式的大型黄金企业——中国黄金矿产公司,统管全国的黄金勘探、建设和生产。为了尽快组成领导机构,利用吉林省冶金厅的原有建制,选调冶金部地矿司长石豁任党委书记,黑龙江有色金属公司杨锐敏任经理,赵祝华任副经理,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周恕任副经理,原吉林省冶金厅党组书记华裕民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承德大庙铁矿党委书记杨建中任政治部副主任,原热河省委组织部科长郭放飞(文革时更名为郭士伟)任组织部长,原吉林省冶金厅夏秋风任宣传部长,周家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在长春组建了黄金设计院、黄金研究所,在吉林市哈达湾组建了黄金建设公司,在磐石红旗岭组建了黄金井巷建设公司。在黄金矿产资源丰富的黑龙江、山东、陕西等省组建了黄金地质勘探公司。

我从哈尔滨取了换洗衣服,立即随石豁、赵祝华到北京七机部舰船研究所协商制造采金船的合同。双方商定:在黑龙江华南金矿局建造三艘、吉林珲春金矿一艘采金船,每艘年产沙金五万两,并商定设计、制造、运输、现场安装等具体事项。同时,到国家计委申请建设投资,到机械部、物资部、水电部申请河北迁西金厂峪、山东招远、玲珑、灵山等有一定生产基础的金矿扩建急需的设备、材料。国内没有的设备和材料就申请进口。

黄金公司所属金矿的投资、设备和国控物资,都由公司负责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直接发运到各个矿山现场。我带领基建处管设备的刘继业同志到山东省东平县发运水电部批准给山东招远金矿龙口发电厂的两台发电机组。

东平县地处《水浒传》里著载的梁山泊夜打东平府、《三字经》里著述的若梁皓父子状元的家乡。当年《水浒传》一百单八将英雄好汉的驻地——梁山泊是个风景秀丽的梁山湖。方圆百里,湖水中荷花盛开,香气四溢,湖中盛产鱼虾。顺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向远处望去,偌大的湖中央隆起一座高山。那山,山势险峻,山脚下绵延几十里芦苇丛生。有一条险路,蜿蜒曲折通往山顶。山上阳坡有一片平地,尚有当年梁山好汉的聚义庭和房屋的遗址。东平城内的状元府,门前有下马石、栓马石桩,府门两侧一对石狮,爪下按着一对石球,威武雄壮。院内气势壮观,青砖楼台建筑,雕梁画栋。城外的状元营地,牌楼大门内有很长的一段方砖铺路,每隔几十米路的两旁有石人、石马相对站立,院墙内松柏成林,四季长青,状元墓静卧在寂静的松柏林内,墓冢高大,由于年代已久,上面被青青绿草覆盖。

梁山湖边有一小市场,身穿大红花直贡呢衣裤的姑娘媳妇、老太婆操着浓浓的山东口音叫卖:“鲜鱼嘞!湖虾喽!”“荷藕啦!花生啦!”“鸡蛋五分钱一个。”这里因为很少有外地人来往,物价十分便宜,鸡蛋的价格比长春便宜一半。

当地的民居大都是泥土平顶房,房顶上有二、三个苞米楼子,勤劳朴实的农家和渔家人靠着微薄的劳动所得,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传宗接代。当地人的乡音土语,外地人很难听懂,但是人们对远方来客都非常热情,每到一处,都有人主动打招呼。

我们完成龙口发电厂两台发电机组的发运任务后,立即接到新的任务。中国黄金矿产公司研究确定扩建金矿生产规模:在河北迁西金厂峪金矿日产五百吨、山东招远金矿日产五百吨、玲珑金矿日产五百吨、灵山金矿日产三百吨。我与黄金设计院张嘉禾副院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赴河北、山东等地具体落实,安排投资、调集施工队伍。新建的黑龙江乌拉噶团结沟金矿按已探明的储量,公司决定按照现代化装备的要求,日产一千吨金矿石、露天开采方案,作好建设投资和设计施工的安排。又回公司,参加会议。会后,率领基建处佟宝贵、蔡景阳和设计院的原班人马前往赤峰莲花山金矿。赤峰地委书记张天普、专员罗进、经委主任冯连阁等,都是在热河省委一起工作过的老熟人。他乡遇故知,大家无比亲切。当天晚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开怀畅饮,倾诉别情。冯连阁我俩是在解放赤峰和承德战役中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他热情地邀我到他的家中举行家宴,畅谈别后的互相思念的深厚情谊。

莲花山,已经探明的储量不大,但品位很高,平均含金量十克以上。到现场随手拣起一块矿石,有的用肉眼就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金子,我用手绢包起一小块儿,当作标本,留做纪念。当即与矿领导研究确定日产二百吨的生产规模、井下开采的建设方案。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国家安排建设投资,由黄金设计院着手进行设计、莲花山金矿自行组织施工。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关于“准备打仗,建设大三线”的号召,黄金公司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秦岭一带。我们由赤峰直奔大秦岭山区。陕西省潼关境内东铜峪,有一条金、铜、铝共生的矿脉,在“大炼钢铁”时期建起一座小金矿。通过查阅地质勘探报告,储量很大,确定扩建至日产一千吨的生产规模。

紧接着我们又赶赴河南灵宝县境内的金铜叉金矿,进行日产五百吨生产规模的现场踏察。经审阅地质勘探报告、确定开采方案、安排投资、设计、调配施工队伍,扩建工作迅速展开。

秦岭,海拔两千多公尺,是横亘关中平原的一条天然屏障。古都西安在这片广袤的热土上书写着悠久的历史,有的历史写在纸上,有的印在书里,而有的却埋进了大山,埋进了黄河,埋进祖先留下的传说里,黄土下面埋藏着千百年的人物和事件。大雁塔、兵马俑、华清池、捉蒋亭,数不清的文物古迹记录着中国人民自先秦以来的科学文化、战争风云、历史沧桑,记录着中华民族千年万年的荣耀或耻辱。

置身西安这座古都,我们没有时间游览,但是,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三国志》里著述的曹操西凉遇马超,马超用银枪刺中的大槐树,树干两人对抱,树高两丈多,已经干枯仍巍然挺立。在西安郊区,有古代女强人王宝川住过的寒窑。联想起王宝川与薛平贵的爱情故事。当年王丞相家的女儿抛球招亲,王宝川将彩球抛到贫汉薛平贵怀中,王丞相嫌贫爱富,不答应这门婚事,薛平贵一气之下跑到西凉从军。王宝川毅然离开贵族家门,住进寒窑,靠自己耕织、采摘野果山菜为生。薛平贵被西凉国招为驸马,代瓒公主辅助薛平贵带兵出征,打到西安夺取了大唐的王位,招王宝川进宫。由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扮演的王宝川的一段唱词:“王宝川走上金殿用目观,看见薛郎他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端端正正坐在锦绣龙墩。又见他身旁站着一位头戴飘着两根凤尾羽翎,斜插两朵大红绒花的秀丽头盔,身穿锦绣铠甲,手握大刀,眉清目秀,面容靓丽,一笑俩酒窝,威风凛凛的巾帼英雄,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了,一定是西凉国的代瓒公主。难怪薛郎他十八载不回转,宝川我若是男子汉,和她在西凉国住上一辈子也不回还。”那令人回味难忘、婉转动听的优美唱腔,将一位女强人刻画得多么幽默风趣。

华山脚下华清池,斜对面山坡上有捉蒋亭,记述着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蒋介石来西安视察,住在华清池,张学良、杨虎城二位主张抗日的将军举行兵谏,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躲到山坡石缝中,被士兵抓获。解放后,为了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临清县政府在活捉蒋介石的大石头旁建了“捉蒋亭”,供游客参观。

自古华山一条路。其山势高耸入云,山高坡陡,道路险峻。陕西省潼关境内东铜峪金矿在华山西部。五月的天气,高山顶上依然寒冷。我们到此地踏查,要翻越几座山头。山坡陡峭,一行人马象动物一样四腿着地爬行。前边的人爬,后边的人往上推。下坡时,坐在地上一点一点往下滑动,累得大汗淋漓。我将身穿的夹袄脱下,蔡景阳年轻力壮,替我拿着。爬到海拔二千公尺的山顶。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松涛阵阵。九曲黄河象一条巨龙,伏卧中原大地。远处传来高亢的秦腔,在山野间响起回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潼关人采矿、炼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山上,在树木草丛中,发现许多古铜器时代人们采铜的坑口和遗弃的废石,已经淹没成为历史古迹。我们的老祖先啊,早已掌握了采矿、炼铜、铸造铜器的先进技术。向阳山坡上,有一块平面大石头。当地的向导告诉说:“当年闯王李自成率兵攻打潼关时,在这里驻军。这块石头是出征时的点将台。”我们不禁由衷的叹服:“秦始皇的铜刀铜枪、铜车铜马,秦英征西、薛仁贵征东、李自成起义,刀枪剑戟、金戈铁马凝聚着多少先人们的聪明才智啊!”

秦岭山脉,气象万千。山上寒气袭人,山下骄阳似火。在上山的路旁有几户人家,汽车停下来,找水喝。大山深处的村民,看到山外来客,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开进小村,都围拢来观看。应村民的请求,十几个人跳上车,站在敞蓬车的车厢上,随车一起向大山深处开去。往回来时,天降阵雨,车轮被黏土粘满,打坞了。村民主动出来帮助推车、抠泥。一位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的妇女正在家里做饭,看见车打坞,撂下手里的锅铲,拎起铁锹就出来帮助铲泥。有的拿来镰刀割草,铺在汽车前面。大家齐心合力,把汽车推出来,足足向前推了半里多地,一直推到了沙石路上,才放心地回去。

小村庄,是去金垌叉金矿上山下山的必经之地,村民主动为金矿修路,金矿的车也顺便给村民捎脚,沟通了山里山外的联络,也开阔了山民的视野。在大山深处搞建设,是村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偏僻深山中,勤劳朴实的村民,多么渴望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呀!这一切为我们努力工作,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添了无穷力量。

说到我国的黄金年产量,清朝末期仅有二十万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至一九六五年十六年间增长了二十万两,与清末相比翻了一番。为了加快黄金生产建设,成立了黄金公司,尊敬的董必武副主席、王震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亲切关怀、亲自过问,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冶金部王鹤寿、吕东二位老部长直接领导、调度指挥。这些基本建设项目,预计用四年时间,到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先后投产,我国的黄金年总产量将达到至少八十万两,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又翻一番。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

一九六六年六月末,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到长春。在外奔波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七个省市的高山大川,安排了四条采金船、八个金矿的新建扩建项目,并全部开工,进行大规模建设。

春风送暖,艳阳高照,黄金战线的干部职工埋头苦干,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拥抱中国黄金生产建设的朗朗春天。



44、十年动乱



一九六六年,正当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砸碎了中国黄金矿产公司的牌子,也砸碎了我们这些黄金人的梦。就象北方的气候一样,春天才刚刚开始,但转瞬即逝,漫天阴云密布,漫长的冬天夹着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

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月十六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主席的威望达到顶峰,全国人民奉若神灵,人人顶礼膜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话是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革”期间,为了向他老人家表衷心,人们每天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说话、写信、写文章都必须把最高指示放在前面。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积极响应。顿时,全国城乡纷纷成立革命造反组织,什么“红卫兵”、“造反大军”之类的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长春市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到处搞起了革命,口号是:造反有理!以干部子女为主体,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第一总部”,简称“一总”,指挥部设在市医院;以省委、省政府机关干部为主体、部分高校学生参加的“红色革命造反者第二总部”,简称“红二”,指挥部设在邮政大楼;以铁路工人为主体、部分工厂工人参加的“火车头造反大军”,指挥部设在站前旅馆;以高校学生为主体,部分工人参加的“巴黎公社”,简称“公社”,指挥部设在地质宫,并在医大基础楼等地设有分部。

全国军民、甚至刚懂事的孩子都有自己的革命观点,都认为自己的组织最革命。有的两口子由于观点不同而闹离婚。有的亲兄弟反目成仇。一时间,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组织互不相容,先是文斗,后来闹起了武斗。先是“一总”、“红二”两个组织为争夺市医院展开武斗,以砖头、木块为武器,用大弹弓互射。“红二”架起云梯向市医院大楼顶层发起冲击。双方打得头破血流。“一总”不堪一击,自行解散。

以汪怀兴为首的驻长部队支持“红二”,制造了一起军火库被抢的闹剧,使“红二”有了武器。他们驾驶军车,架着机关枪,光天化日之下,在各条街道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白色恐怖笼罩春城。一天夜间,“红二”动用了军队的坦克、大炮,将手无寸铁的铁路工人组织——“火车头”的指挥部驻地——站前旅馆,以及附近的几座居民大楼夷为平地。铁路工人、楼内居民、周围市民死伤无数。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血腥惨案。死伤人数究竟有多少,始终没敢公布。血案激起长春市民的极大愤慨,人们通常的心理是同情弱者,“公社”在地质宫广场召开“愤怒声讨汪怀兴残酷屠杀工人、市民的滔天罪行大会”。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地质宫广场,自动参加大会者达十万余众。汪怀兴是这次长春站前大屠杀的刽子手,“文革”后被撤职查办,交军法处置。

“公社”、“红二”这两个对立观点的造反组织,在“文革”期间始终并存。“公社”人数众多,手无寸铁。“红二”人数不多,但有驻长部队的支持,该组织全副武装。两个组织经常发生冲突,大小战役不断。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解放大路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红二”发起对“公社”基础楼的攻势,手无寸铁的“公社”派成员,在战斗中牺牲三十多名学生。基础楼成为“红二”的第二个指挥中心,与“公社”在地质宫的指挥部近在咫尺,两强相争,虎视眈眈。

黄金公司也成立了两派组织:一个是军代表支持的少数派,以夏秋风、郭士伟、刘林等为首、以周家为军师、以政治部、办公室等少数机关干部为主体的,“红二”观点的造反战斗队。一个是多数派,以李兴、蔡景阳、罗庆喜等为首、以基建处、供销处、财务处等机关干部,以及福利科、印刷维修工人、食堂炊事员等人参加的“公社”观点的造反战斗队。两个组织夺了公司的领导权,揪斗公司领导和持不同观点的中层当权派。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争权夺利,大搞拉帮结伙。有的借机泄私愤,图报复,不惜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人。“红二”派首领夏秋风的走卒郭士伟,极尽诬陷他人之能事,为自己和夏秋风搭建向上爬的阶梯,企图趁“文革”之机大捞政治稻草。他们在公司的文书档案中看到:公司拟提拔我当副经理的机密,使一些人妒火中烧,他们把我称为“未出土的黑苗子”,想趁“文革”之机,将我一脚踩死,永世不得翻身。

我在冀东做地下工作时与伪记者团有过一段联系,早在一九五二年热河省委清理中内层时,就已经向组织上讲清楚。一九五三年审干,组织上经过调查已有结论。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所以,一九五四年我被提拔为行政处长。当时,郭士伟就在热河省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他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历史没有问题。然而,这个利令智昏的卑鄙小人,却故意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捏造罪名,企图把我打成“投敌变节分子”。

一九六七年秋,我和周恕被关押在一间小屋里。“红二”派出去外调的人员在我的家乡听到传言说:陈伯达讲“河北的地下工作者都是特务”。他们到唐山找武汉兴同志调查取证,取得我与伪记者团联系,事先未经批准的证明材料,如获至宝。一天,“红二”小头目、基建处技术员肖小民拿一份空白履历表,到关押我和周恕的小屋。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毕秀峰,你的履历是假的,你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重新填写。”我心中无愧,回答说:“你们调查去吧。毕家瞿阝是真的,毕家瞿阝如果没有我这个人,那我就是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你们可以逮捕我!”

以姓简的团参谋长为首的三名军代表进驻黄金公司。当时,公司干部中有四个已婚、未婚女青年和一个年轻的小寡妇,人称“五朵金花”。他们经常和军代表一起鬼混。有人看见那个排级干部的青年军代表经常到小寡妇家,坐在床上,俩人一起包饺子。群众反映很大。一天晚间,已经十点多钟了,在黄金公司四楼“红二”的一间大屋子里面传来叽叽嘎嘎的淫笑声,又是笑、又是闹,又是唱,又是跳。笑闹之声传遍整座办公大楼。我和周恕被造反派关押,本来心情就不顺,听到淫笑和吵闹声,情绪更加烦躁。负责看管我们的造反派也对这些人的行为很反感,小声嘟囔:“真是不象话。”我好管闲事的老毛病,挨斗也没给斗掉。我对看管的说:“你让我出去,到楼上把他们搅散。”我上到四楼,寻着笑闹声找过去。用手敲门。“当、当、当。”里面没有反映,笑闹声仍在继续。又用拳头砸门。“梆、梆、梆。”“梆、梆、梆。”不开门就使劲敲。门终于“吱呀”一声开了。那个连级的军代表从里面出来,不耐烦地问:“你干什么?”我说:“我睡不着觉,想找简参谋长谈谈思想。”他说:“半夜三更的,谈什么!快滚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姓简的就坐在里边,“五朵金花”前呼后拥。我搅了他们的好事。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我被黄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头头董化柏等人揪到吉林哈达湾批判斗争。罪名是:我坐火车,在全国各地溜达一圈,然后一纸调令,就把他们调到全国各地施工,使他们妻离子散,常年不得团圆。逼着我调回在陕西、山东等地金矿搞施工建设的工人队伍。我说:“黄金建设公司就是为全国的黄金矿山建设服务的,那些项目都是冶金部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我无权调回。”他们又把我揪到北京去批斗。

那时,冶金部也已被造反派夺了权,王鹤寿、吕东部长、各司局长也正在挨批斗。冶金部的造反派头头批评我说:“你是怕自己挨斗,不顾国家重点建设,你不该领着他们到部里来无理取闹!”就这样整整折腾二十多天,从长春到吉林,从吉林到北京,直到过了春节,造反派才把我带回长春。

刚刚返回长春,黄金公司以夏秋风为首的“红二”造反派就给我挂上“投敌变节分子”的大木牌子,游街示众。停发工资,只给子女每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抄家搜查、批斗关押、劳动改造,戴罪工作长达三年之久,直至一九六九年十月开除了我的党籍。

造反起家的夏秋风,在“文革”中捞到了稻草。一九六八年,黄金公司成立革委会,夏秋风当上公司革委会主任,成为省军级干部。但是,好景不长。多行不义必自毙。“文化大革命”结束,夏秋风、郭士伟被撤职,调出机关。俗话说: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夏秋风、郭士伟在“文革”中坏事做绝而损寿,不久二人得了癌症,先后死去。机关干部私下议论:“这两个在阳间做坏事的恶人,被阎王爷派来的小鬼抓到阴曹地府,交给判官审判,下了油锅!”

一九六七年,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的形式不断升级,从张贴大小字报、开会交代问题,发展到打人、体罚。“红二”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打人却很厉害。一天下午,“红二”召开斗争石豁大会,批斗会的会场在五楼小会议室。参加批斗会的有二三十人,由夏秋风等头目主持,令石豁跪在板凳上,声色俱厉,言辞激烈的批判斗争,有的造反派举起拖布把就打,打得石豁脊背上一道道血印子。时逢夏天,石豁身穿单衣,鲜血把衣服都染红了。拖布把被打折好几根。周恕挨打也很厉害,每次批斗回来,嘴巴都肿得苍起老高,浑身是伤。

一天,我回家吃完早饭,回关押地点。刚进公司的大门,“公社”派的罗庆喜把我推到一楼的一间小屋,偷偷地告诉说:“今天,‘红二’要批斗你,非得挨打不可,你千万别出屋。到吃饭时我告诉你的家属给送来。”正说着话呢,只听“红二”的大喇叭响了,用高音喇叭大喊大叫:“毕秀峰!你出来!你往那里跑?你是跑不了的!你与人民群众为敌只能死路一条!”

第二天,“公社”派人把我送到地质宫的“公社”学习班。在那个学习班里有吉林省委书记赵林、中央反右倾时下放到吉林省当副省长的洪学智、省经委主任冯英奎、省民委主任崔林等省直机关各委办厅局一百多名大小当权派。冯英奎、崔林写了一张声讨汪怀兴屠杀无辜工人、市民滔天罪行、反对汪怀兴当省革委会主任的大字报,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当权派纷纷响应,联名签字,正巧是一百零八人,成为轰动全省的“梁山一百单八将”现行反革命集团。

“文化大革命”使长春的夏天显得从来没有过的酷热难当,黑云压城,令人喘不过气来。造反派勒令我与阶级成分错划为富农的父亲、母亲划清界限,强行遣返原籍接受改造。

二位老人回到故乡,与我弟媳宝芝、孙子建国住在一起,相依为命。他们知道我身患肝炎,听人说苏子油能保肝,淘换了一些油鱼网用的苏子油,特地派宝芝给我送来。偏巧赶上黄金公司的造反派来抄家,翻箱倒柜,吓得四岁的小儿子建宏躲在老婶宝芝的怀里打哆嗦。我和淑端决定把建宏托付给宝芝带回远在渤海边的故乡-毕家瞿阝。我那可怜的二老哇,始终积极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的老人相继于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三年先后被家乡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那个恐怖的岁月里,家乡和外头都一样乱,哪里有我们的立锥之地呢?

在“文化革命”风起云涌,批斗当权派、走资派斗争热火朝天的时候,毛主席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山东招远等金矿有许多设计和施工中的问题亟待解决。一九六九年五月,命我戴罪工作。在革命群众高恒俭的监督下,与车启昌、设计院宋令文工程师等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到山东招远、玲珑、灵山、龙口发电厂等地,解决设计和施工中的问题。

黄金建设公司董化柏工程处正在那几个地方施工。我每走到一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火烧毕秀峰!”“油炸毕秀峰!”“炮轰毕秀峰!”之类的大标语、大字块。

我每天都在坑内坑外、山上山下,四处奔波。而每天晚上的批斗会常常批斗到深夜。逼着我答应把施工队伍撤回家。我向他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让咱们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抓紧干,争取早点完成施工任务,就能早回家了。”他们高呼口号:“下定决心,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还念毛主席语录:“敌人不打不倒,灰尘不扫不掉!”我也用毛主席的话回答他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生产长一寸,革命向前进。”他们说:“《语录》上没有。”我说:“《毛选》里说的。”他们问:“是哪一卷?”我说:“记不清了。”一个青年工人就打我耳光。声嘶力竭地喊:“你瞎编毛主席语录,就是现行反革命!”全场振臂高呼:“打倒毕秀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毕秀峰!”

“坐喷汽式飞机”,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创举。他们每次批斗会上都让我大猫腰,两条胳膊往后伸,向上翘。“坐喷汽式飞机”使我难以忍受。我下海打鱼,落下腰疼的毛病,最怕猫腰。我低着头,弯着腰,就觉天旋地转,腰疼难耐,想直起来歇一会儿。刚一动弹,打手们就一轰而上,拳打脚踢,搬着胳膊,硬往上翘。炎热的夏天,汗水将衣服湿透,滴滴嗒嗒地落在地上。两个多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批斗到十点多钟。

我爱喝苞米面粥,每天早晨必须早早到食堂去排队,否则就打不到粥,只能干啃苞米面窝头。睡不着觉,吃不饱饭,白天下现场,晚上挨批斗,终于支撑不住了。心情沮丧,情绪低落,身体开始消瘦,精神开始崩溃。一个念头总是缠绕在心头:“真想一死了之,免得天天活受罪。”

我到施工现场找来一条麻绳,一个老工人看见,关心地问:“毕处长,你拿麻绳做啥?”我说:“捆东西。”到村外野地里,又把麻绳栓在一棵歪脖树上,准备上吊。人之将死,亲人的影子浮现在眼前:父母二老双亲已经年迈,五个子女还年幼,小师妹正在用她那份微薄的工资替自己支撑着这个在疾风苦雨中飘摇的家。亲人们也和自己一样,承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我怎么能给他们破碎的心再加上一把盐呢?我不能死。把麻绳解下,埋在乱石堆里。

体罚、武斗仍在继续,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颗心感到那么孤立无助。又一次想到死。一天,趁下现场的机会,走在农田的阡陌小道上。发现一口枯井,我在井边转来转去,想纵身跳下去,葬身井底。这时,从村庄里走来一农妇,向我打招呼:“哎!你这个人,老在那转悠啥?小心,别掉下去!”使我离开了枯井。

第二天,和设计院的几个同志到三山岛勘探队了解探矿情况。午饭后,人们相约到海边洗澡。我向大海深处游去,准备葬身海底。沉到深水下,又被强大的浮力漂起。想到自己一死了之,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不起与自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小师妹,对不起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静静想来:“如果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造反派会以此为把柄,给我定个畏罪自杀、叛党分子的罪名。自己的冤屈就永远也洗不清了。老婆孩子会因此背上黑锅,难以生存,后果不堪设想。”我要顽强地活下去。是亲人、亲情的牵挂,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想死又不能死,想活又很难活,萌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法进行,成天整人,自己整自己,纯粹是瞎胡闹。毛主席呀毛主席,你是明白人办了糊涂事儿,可悲可笑。”我象个傻子似的,“嘻嘻嘻”地笑。转而又怨恨自己:“不好好在家上船打鱼,非得出来参加革命,这回可好,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啦!可悲可叹!”又象个受委屈的孩子,“呜呜呜”地哭。继而又打自己的嘴巴子:“参加革命几十年,跟着毛主席打天下,不但无功,反倒成了罪人。冤枉啊!该打,该打!”

我的异常反映,被好心的车启昌工程师和高恒俭同志看在眼里。担心出问题,白天去工地,夜晚上厕所,都紧紧跟随,不离左右。设计任务完成后,车、高二人托付宋令文工程师等人将我带回长春。沿途,无论吃饭、住宿、坐轮船,都寸步不离,害怕我纵身跳下大海。轮船到达大连港,换乘火车,于次日清晨到达长春。一直把我护送到家。

我长时间没剃头,一路上没洗脸,身上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小师妹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垢面蓬头、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既象乞丐、又象疯魔病人,她惊呆了,扑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淑端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精神受到刺激,患了严重的精神焦虑症。

自从嫁给当八路军的师哥,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好不容易盼到解放,过上几年安稳日子,却不曾想,还要搞什么“文化大革命”,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成为造反派革命的对象,任人宰割。大冬天的,烧锅炉的工人逼着给机关锅炉房运煤,站在敞蓬卡车上,刺骨的寒风冻僵了手脚。清扫工逼着清扫厕所,用牙刷把暖气包、便池的各个死角都洗刷得干干净净,把走廊、楼梯、会议室的地板擦得油光崭亮。

“文化大革命”,一人挨整,株连全家。孩子们也难逃厄运,被称为“狗崽子”,遭人白眼。在家属院里玩,动不动就被造反派的孩子欺负。淑端是黄金公司会计,造反派对走资派的家属也不放过,横眉冷对,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一天上班时,淑端被小车司机王永山扭住胳臂,狠狠地打了一顿,手腕上戴的英格牌手表被打掉,摔在水泥地上。她拣起来,抱在怀里,嘤嘤地哭了。这是师哥送她的信物,她戴着它守时守点地工作。

眼见自己的丈夫精神恍惚,魔里魔怔,淑端的心碎了。为了给我治病,淑端费尽了心思。“文革”期间,到医院看病必须起大早排队挂号,时时处处讲究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病历本都得写上什么成分,医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不是给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走资派服务的。我家庭成分不好,自己又是走资派,医生护士也没有什么好眼光,一次只给开三天的药。爱华、爱军两个女儿隔三差五到医院排队挂号。回来交给妈妈,等到白天医院开诊后,妈妈好领着爸爸去看病开药。姐妹俩互相做着伴,壮着胆,披着寒星,顶着寒霜,穿过新民广场黑森森的树林,到省医院或中医中药研究所排队。孩子们心里明白,爸爸妈妈被折磨得太苦了,一定要帮助妈妈治好爸爸的病。因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始终坚信:爸爸妈妈都是好人,是他们最尊敬的人,是他们的骄傲。

我在公司门前遇到“红二”的佟春等人。他们挖苦说:“你是装疯卖傻!”“要是让你当革委会主任,你马上就会精神焕发。”我装着没听见,不予理睬。进到楼里,遇到“公社”的罗庆喜、王文学等,他们安慰说:“毕处长,你要好好养病,要保重身体呀!”政治部副主任杨建中家住我家楼上。两口子偷偷地到我家关切地说:“现在没有办法,等他们把处理意见报到省里,我们就好说话了。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公司干部处管干部的李健吾同志(吉林省副省长阮伯生同志的爱人)招呼我到她的办公室,用两个手指比划着说:“你的档案原来只有这么厚。”意思是一公分厚。又用两个手掌相对比划着说:“现在他们给你整得这么厚。”意思是二十多公分厚。“你是老同志,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哪次运动过后,都得甄别平反。文革过后,你一定要申诉平反。”

李健吾的一席话,明明白白是在告诉我:“他们这些造反派是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故意整人。”有这么多主持正义的同志关心,有党组织的关怀,我焦躁混乱的情绪逐渐安静下来。仿佛是一条在狂风激浪中颠簸的小船,即将倾覆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彼岸,看到了希望。我抱定一个念头:“无论遇到什么打击,无论造反派如何处置自己,都要坚决挺住,坚决熬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我深信:人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从此后,无论造反派怎样批斗,我都泰然处之,表面上从不反驳,而内心里对造反派嗤之以鼻。

一九六九年十月末,黄金公司革委会召开职工大会,身居黄金公司革委会主任高位的夏秋风,气势汹汹,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大步迈上讲台,面对全公司的干部、工人,高声宣布:“毕秀峰,男,四十九岁。经审查,犯有三条罪状:一是私通国民党军事记者团。二是现行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三是漏网右派。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一小撮“红二”分子拍手称快,他们以为我被彻底打倒了,永世不得翻身,达到了他们可耻的目的。

开除党籍,意味着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被判处了极刑,自己的政治生命终结了。会后,我找到夏秋风,牙齿咬得咯咯响,气愤地说:“我没有那么严重的错误,你开除我的党籍,以后还得给我平反!”夏秋风说:“你别做梦娶媳妇想美事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给你平反!”我说:“咱们走着瞧吧!”

处分决定下达了,我的身心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回想自从以夏秋风为首的“红二”造反战斗队给自己挂上“投敌变节分子”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勒令父母返乡、扣发工资、抄家搜查、批斗关押、劳动改造、戴罪工作,受到非人的折磨长达三年之久,现在总算可以安生了。我相信党不会抛弃我,有朝一日我还会回到党的怀抱。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脑海中浮现出春秋战国时期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的典故,我做好了在逆境中“卧薪尝胆”的准备。

直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党组织给我恢复了党籍。一九七八年,到吉林铁合金厂任党委书记。一九七九年五月,吉林省委在省宾馆礼堂召开平反大会,为96名受迫害的副厅局级以上干部彻底平了反,其中也有我一个。坐在庄严的会场,我的心非常激动,相隔十几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这些年,是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我,是坚定的信念支撑着我。

“文革”十年,而我从挨整到彻底平反整整十三年时光。十三年的磨难,十三年的屈辱,使我心力交瘁。十三年前,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满面红光。“文革”后成为满头白发,面无光泽,一身病态的小老头。小师妹满头乌发,年轻靓丽,成为鬓发花白,满脸皱纹,身体瘦弱的老太婆。从此,这一对师兄师妹开始互称“老伴”。“文化大革命”不仅毁了我个人的有为年华,使我的家庭遭此不测,更重要的是推迟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真是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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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29 13:31:35 | 显示全部楼层
45、全家流放到长白山脚下



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8226;七”指示,号召机关干部下乡插队落户,到最艰苦、最偏僻的地方去,备战备荒,准备打仗。要求“四带”,即:带户口、带工资、带粮食关系、带家属。淑端受我的株连,被黄金公司革委会确定为下乡走“五七道路”的人员之一。我和孩子们作为她的家属,一起流放到最艰苦、最偏僻的祖国边陲长白山脚下。造反派为了让下放的人员赶在春节前到指定地点,积极地给各家各户办好了“四带”的所有手续,好让这些人一走了之。

我自从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宣布后,补发了在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一千多元。用这笔钱购买了务农的耕种用具、农村生活用具,大铁锅、大水缸、大水筲,还买了一些锛凿斧锯之类的木工家什等。我知道,长白山气候条件十分寒冷。还给大人、孩子买了棉水乌拉鞋、狗皮帽子、棉大衣等冬装。听说偏僻的山村没有电,又买了一台直流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手提马灯。临行前,我特地到重庆路新华书店买了十几本精装《毛泽东选集》袖珍本,打算送给农民。当时,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紧张,而且国际形势也十分吃紧,中苏关系破裂,珍宝岛战争刚刚打完,我们准备上山打游击,或者在农村呆一辈子。

动身前,我和淑端让爱华从长春先回趟毕家瞿阝 ,看望孀居的奶奶,以及老婶和建国弟弟,顺便把弟弟建宏接回来。

那天是一九六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在那个飘雪的季节,刮着凛冽的寒风,下着纷飞的冬雪。造反派给每两户请了一节火车皮,连人带家什、物件一起装上火车。客货混载的专列火车,发出一声长啸,喘着粗气,“呼通呼通”地驶出长春车站。列车穿行在夜幕中,行程一千二百余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仙人桥火车站。人们换乘两辆大客车,继续向大山深处前进。

长白山脉,连绵不断的高山,耸入云天。时逢隆冬季节,白雪皑皑。汽车在铺满冰雪的山路盘旋,绕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穿过一片原始森林,又是一片原始森林。上山、下坡,层层盘山道,拐弯处多是呈四十五度角的急转弯,当地人管这样的弯道叫“胳膊肘子弯儿”。从高山之巅向下望去,层峦叠嶂,汽车随时都有掉下悬崖的危险。不禁令人惊谔,一颗心悬到嗓子眼儿。向上望去,“雕窝砬子”犹如一只凶狠的大鹰,俯视着这群已经被政治斗争折磨的弱不禁风的人们。

接近晌午时分,到达抚松县城。这县城,与乡间的村镇没什么两样。十字路口有一商店。各家到店内买了食物,简单地充充饥,继续上路。经万良公社,到达新屯子公社时已经是傍晚了。

新屯子,位于长白山脚下的一片原始森林中。这小山村,在抚松县城东大约一百八十余华里。到新屯子公社插队落户的有十二户,由革命群众代表赵亚茹带队。考虑各家的实际情况,将插队干部分散在四个大队:原黄金公司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华裕民,因身体弱,孩子小,杨志中因其爱人双目失明,地质工程师项士功,因其爱人去世,独身一人,安排在公社所在地落户。采矿工程师林英豪一家安排在太平大队。测量工程师刘俭、机关干部王佩贤和其丈夫(男家属)王庸、子弟小学校长王景奎三户,安排在大东大队。赵亚茹和其丈夫(男家属)关勇锋、机关干部赵猛和其爱人地勘公司干部聂非、黄金公司机关干部张国仁及爱人何少荣、采买员廉福祯、我和淑端,共计五户,安排在新屯子大队落户。

没有住房,各家都先在老乡家里暂住。山里人盖房子简单,有的是用土坯垒的、苫上茅草的房子。有的是从森林里砍来树木,两头刻榫,四面码起来,里外抹上山泥,然后苫上茅草屋顶。我家住在第二生产队王发亮家。房东夫妇是一对壮年农民,勤劳善良,朴实忠厚。他家有三间依山而建的茅草房,房门朝西,房后立起一棵空心的枯木当烟囱。进门是堂屋,两边是烧火做饭的锅台,靠东墙安一盘石磨。腾出南边的一间,用土坯搭的火炕,长约三米,炕下有约一米宽的屋地。我们一家七口人就拥挤在这铺土炕上。

为了表示对插队落户干部的欢迎,大队特地做了萝卜炖豆腐、白菜炖土豆,主食是苞米面大饼子,

转眼间太阳落下山。大队部里几盏煤油灯跳动着微弱的火苗,灯是老乡们用玻璃药瓶自制的,瓶子里装上煤油,把瓶盖穿个眼儿,中间插个白铁皮小管儿,用棉花捻成芯子,点燃后照亮。屋子很拥挤,空气里弥漫着煤油的气味,呛得饭菜里也都是煤油味。人们就着油烟子吃了一顿欢迎晚宴。

因为明天就是除夕了。吃罢饭,各家回各自的住地。大队派人挨家挨户送来准备过春节的年货,有萝卜、白菜、粉条,还有十来斤白米。大队、小队的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就是这样用简洁质朴的方式热情地接纳了这些城里来的人们。社员们称这些人是“五七战士”。

当地老乡大都是携家带口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一口浓浓的乡音。一听口音就知道,房东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大汉,虽然文化不高,乡音难改,但心眼特好。山里人只认乡情,不管什么运动不运动的。他们腰间总是挂着绣花烟口袋,一有空嘴上就叼起烟袋锅,咕嘟咕嘟地抽蛤蟆烟。一边抽烟,一边喜滋滋地说:“这是俺屋里的给绣的。”山东人管自己的媳妇不叫媳妇,而是叫“屋里的”。

长白山因海拔高,无霜期短,遇到早霜,种庄稼基本上没有什么收成,多是以种植人参为主业。粮食只能种些早熟农作物,象小麦、荞麦、谷子、苞米等。

春天,跑桃花水时,满山崖上盛开火红的金达莱,山涧小溪边开遍顶着蛋黄色的冰凌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春天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三五成群地上山采蕨菜、猴腿、刺老芽。山里有野生的木耳、蘑菇。秋天,人们背上用桦树皮编的背篓,到大山深处去,采集松子、五味子、软枣子、山核桃,等野果子。自己吃不完,就晒干,留着回山东老家探亲时,把这些山珍作为礼物送给故乡的亲人们。

这个小山村,是一条狭长的山沟,顺着山势呈东西走向,两山夹一沟。半山腰有一山泉,一年四季泉水长流。村子里的人们就靠这泉水脯育滋养。许多年前,曾经有人在山脚下修一水池,用陶瓷管将泉水接通到山下,供人、畜饮用。因年久失修,已经破漏,不能使用。人们只能靠山脚下流淌的小溪水做饭、洗衣、饮牲畜。爱军和建华姐弟俩还挑不动水筲,便两个人一起到半山腰的温泉去抬水,泉边结了厚厚的冰,常常脚下一滑,连人带桶滚下山坡。

后来,为了解决老乡们吃水问题,我到板石沟铁矿工作时,将矿山改造水源拆下来的旧铸铁管运过去。才使新屯子的乡亲们喝上清凉甘甜的山泉水。

长白山,原始森林,莽莽苍苍。时值严冬,银装素裹。为了解决烧柴问题。春节那天,我们向房东借了爬犁,带领孩子们趟着没膝深的雪上山拣柴。看到林业工人伐木丢下的枝枝杈杈,拣了一爬犁回来。由于湿,不起火还冒黑烟。房东告诉:“湿柴禾不能烧,山里有干柴。”爱军和建华又上山拣回一爬犁干柴。浑身是刺,扎手。原来是当地人不烧的刺老芽杆。

我向当地百姓学习,自己动手打造了一副爬犁。到山上拣柴不用再借老乡的了。

建华那年十四岁,承担起棒劳动力的角色,小小年纪的孩子象一匹辕马,驾驭装满山柴的爬犁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左突右撞、千回百转。累得满头白毛汗。有一次砍柴归来,下山的路很陡,控制不住巨大的惯性冲力,爬犁象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地滑下陡坡,建华本能地抓住爬犁的扶手不放,险些被树木撞伤。

当地人上山拣柴,专拣笔直的大树砍。我看着心疼,到供销社买回一把大片锯,带领孩子上山,锯人家砍树留下的树茬,又好劈又好烧。生产队还卖给几丈大木伴子。解决了烧柴问题。孩子们仍然经常上山拣枝柴,建东、建宏也不时地拽回一根大树枝。

当地人的主食是苞米面大煎饼,做好后装进缸里,做一次能吃二三个月。煎饼好吃,可是活难干。事先得准备烧柴,还得拉磨。转几圈只觉得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爱军和她妈妈在房东大婶的指导下学习刮煎饼。圆盘一样的铸铁煎饼鏊子,下面燃烧着干柴“劈啪”作响。淑端初学乍练,把十个手指烫起大燎泡。爱军心疼妈妈,抢过刮板用功地学,心灵手巧的孩子,学什么都快,以后烙煎饼的活就由她干。

过年了,我和淑端到各家各户去拜年,将《毛选四卷》精装本当作礼物送给房东王发亮、大队书记王洪臣、小队长王玉清、谭丙美和几位近邻綦丹奎、张玉美、张玉香、王广亮、王广发,还有小木匠李福玉等人。当时,能够得到这么精致的“红宝书”,大家都如获至宝。

转眼就过了正月十五,我和淑端参加生产队备耕生产,刨粪、倒粪,赶牛爬犁往地里送粪。我和社员们在一起劳动,时间一长,混得挺熟。歇气的时候,綦丹奎好奇地问我:“听说你的工资很高,还吃细粮,象个大官,怎么不是党员呢?”我说:“党票让人家给没收了。”綦丹奎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生怕给我增添了烦恼。但是,凭着一个普通农民的直觉,他坚信:“党票一定会还回来的!”

过完了春节,经过寒假的休息,孩子们该上学了。爱军和建华上初中,学校在八里地以外的公社所在地——黄泥镇。孩子们无冬立夏地往返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每天的午饭就是揣在怀里的大煎饼。

“五七战士”吃粮靠供应,每月买粮食到公社粮食管理所。冬天,山道有雪,多买些用爬犁拉回来。到了春夏秋三季,没有雪的时候只好用背篓一趟一趟地往回背。

为了解决用电问题,廉福祯特地回长春一趟,到黄金公司供销处要来一台变压器和一些电线。通过当地电业部门,就近与高压线连接。山村通电了,各家各户窗户里透出明亮的灯光。有了电,大队买了磨米机、轧草机。山民们结束了每天晚上被小煤油灯熏得鼻子脸上都是黑油烟子的日子,人们欢呼雀跃。

开春,大队开始组织社员给“五七战士”盖房子。我家在大队部豆腐房北侧,靠山根的地方,挨着房山接出一间大屋子,长六米、宽四米,从屋子里边搭建间壁墙,隔成两个屋住人,一个堂屋做饭。房前是大队的场院。搬进新居,淑端买了些种蛋,趁邻居家的老母鸡趴窝,孵了一群小鸡、小鸭,还有大鹅,足有二十多只。到下蛋的时候,爱军每天用一个大葫芦瓢拣蛋。我领着孩子们用木杆在后院搭建了一排禽舍。淑端风趣地说:“咱家这些家禽住进了三室的住房。”隔壁是大队的豆腐房,喝豆浆、吃豆腐很方便。邻居们还时常送些时令蔬菜,春天的发芽葱、秋天的菠菜。村庄里多李子树,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老乡们一盆一盆的给端过来。品种是黄澄澄的干核李子,吃到嘴里甜透心。

爱华是老三届知青,一九六八年随集体户到敦化县官地公社下乡。我给她写信说:“既然全家都下乡,不如就转回家来,一家人聚在一处,吃苦受罪也好有个照顾。”于是,她办了知青调转手续。她在集体户下乡两年,所有的劳动所得就剩下三十斤大黄米。爱华将这些微薄的劳动收入用水泡泡,拉水磨,磨成粘米面,然后冻成一个个冰坨子。这样一来,分量比原来增加了许多。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子傻劲,她几次上下火车、汽车,硬是将这些冰坨子背回了家。

新屯子封闭在深山老林,愚昧落后。爱华、廉淑芝等几个知青被选拔当了乡村小学教师。山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爱华天生活泼好动,爱唱爱跳。在她的组织下,以五七战士的孩子们为主,吸收村子里的男女青年,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白天,上学的上学,劳动的劳动。到了夜晚,小山村笼罩在歌舞的海洋中。小乐队由綦丹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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