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族谱、谱牒]致误原因的综合考察

sagachina

造成家谱[族谱、谱牒]记录不实的原因是理解宗法伦理的不当，只是一方面的缘故，其实还有多种因素。笃信信今传后谱法的家族谱牒也并非没有不实的成分，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产生的家谱[族谱、谱牒]，也是实中有虚，只是虚的成分较少或很少；单纯为光宗耀祖而作的谱书也是虚实并呈，所以就尊重实际与图慕虚荣两种谱法思想而言，其成品都有不实成分，因此有深入探讨其产生原因的必要。
祖宗谱法不可变、不可轻变的思想。古人，当然也包括清人，法祖观念严重，学习、尊重祖宗留下的家谱[族谱、谱牒]及其制法，也是法祖内容之一，因此谱例可以增加，但不可以改动，以致明知旧谱有疵误，而不敢改写，如前述鄞县董氏修谱，发现世系不准确的误失，可是族人认为“是皆出吾慈水旧谱之所载者，先人亦尝疑之，而弗敢遽删也”，由于社会名流全祖望的建议，始行改正 。再如纪昀修谱，发现老谱中“三贤公”曾孙的名字写作“中贤”是误失，仍然“因其误而书之，礼无追改也” 。虽然是为遵守礼法而不改变，也是尊重旧谱观念的体现。对于不书族女的老谱，许多新修家谱[族谱、谱牒]的人感到应该改变，予以增添，然而基于祖宗已有成法，最后不得不遗憾地宣布维持旧例。
不自觉地接受和维持传统的意识。家谱[族谱、谱牒]的某些书法，由于流传年代久远，使人的思维形成习惯定式，即是想做改革的人，也是常常顾此失彼，不自觉地违背了变革的意愿，比如九江朱氏的谱例充满求实精神，如对无官职的祖先不称作“处士”，否则是恶饰，可是为没有封号的妇人作传，却写作“安人”，这是所谓“从实称”，也是沿用《朱子语类》称“夫人”的例子 。“安人”是妇人封赠之号，无职之男不用处士，而无封之女却用安人，这不协调中反映尊重实际的思想贯彻不彻底，致误的原因不在于虚饰，而是习惯上的沿袭。朱次琦于《谱例》反对使用“处士”，可是在《朱氏传芳集凡例》中，讲到他的上沙始祖朱子议，说他“为元时处士，明兴不仕而终” 。陆燿激烈反对家谱[族谱、谱牒]在世系中攀附名贤，所修家谱[族谱、谱牒]，不书十一世以上祖先的世系，可是“别录前代嘉言懿行，自为一书。谓宗法之可疑者，吾阙焉，其事业文章苟可以为后嗣训者，无论或为先世与否，皆得勿替引之也” 。这个嘉言懿行集，顾姓之人即可，而不一定是本世系的先人，目的是用他们的嘉言懿行教育后人。既然不一定是祖先，哪一个古人不可以呢？陆燿在这里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世俗攀附名贤的阴影。葛士达纂修家谱[族谱、谱牒]也是很慎重的，在对葛姓名贤问题上，也“将抱朴公（按即葛洪）以后世传录为一卷，列于卷首，以资考镜” 。陆燿、葛士达都是不满于攀附名贤的制谱人，也不免受到某种影响，不自觉的在谱中纪录本姓氏名贤的事迹，可知传统谱法影响之大。
联涣散的谱学功能观念导致求全意识。“制谱，收族之大者” 。“辨亲疏，定昭穆” 。编纂家谱[族谱、谱牒]是为了收族，令族人分清支派，明了“一本”，在始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一本”的“本”，人们通常的观念至少要推衍到始迁祖，如此一来，家族都要上推到十几代，或更多的代数，代际久远，族人之间的联络自然疏散，利用族谱加强联系，在族谱的内容方面，就需要讲族源，需要有远年祖先的世系和先人的事迹，因此族谱在体例上就不能简约，需要采用史志体。方东树说：“今谱非失之误，则失之漏” 。指明当时制谱的弊病，真是深刻，为求全，不免不实诬祖，为省力不免遗漏太多。修谱实有其难处。
世俗攀附名贤，不以为非。攀附名贤，东晋南朝以来就较为常见，但在中古时代，政府、家族和舆论监督，尚能时加纠正，而五代以降愈发严重，不可纠治，于是人们习以为俗，比如姓王的都以为出自周朝帝室，以信今传后为制谱目标的鳌台王氏，谱序云“吾家系出先踪，姓传帝裔。一水叶宏农之策，三公兆魏国之槐” 。颇以帝裔和三槐堂而自豪。至于是否如此，凡王姓者不会去打一个问号，追究在王姓诸源中出于哪一个？攀附名贤，固然是好虚荣，不实在，“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 ，但是确实是事出有因：其一，名贤先人是一种很大的社会资源，可以加强家族自豪感，训导子弟努力上进；其二，这种社会资源，还可以帮助家族立足于当地社会，不受他人欺凌，甚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其三，文化程度不高的家族，由于始祖历史一般难于了解清楚，认名贤为祖先，也很少会提出怀疑，心理上不会有障碍。理解家族这种心理，就不必对那种现象加以责难，或过多的讥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