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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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六百年前要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组织这样一次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呢？这是有其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的。一是统治阶级贪官腐化和残酷掠夺。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地。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h），而小民皆无益藏”。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shēchǐ）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入不敷出，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y）爵，贿赂公行。官吏敛刮的花样无奇不有。弹劾（h）奸邪的廉访司官员每年到各地巡视时，都要用巡司弓兵旗帜，金鼓相迎送，音节是两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也是用巡尉司金鼓，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有人写诗嘲讽说：“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这一讽刺真可谓入木三分！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h），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shāng）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二是民族压迫与自然灾害。元代的阶级压迫有浓厚的民族压迫色彩。四等人制的实行，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蒙古色目贵族，大量兼并三、四等人的土地，依附农民遭受严重的人身束缚，被掠或贩为奴隶的人数惊人。由于水利失修，致使自然灾害无法抗御。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起，各地的旱涝、雹雪、虫蝗等灾，几乎连年不断。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波及腹里（辖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江北行省的一次大面积蝗灾，“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qin）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謦（qǐng），则人相食”。这样大的蝗灾，统治者束手无策，只能听任百姓相食了。旱灾同样能使百姓陷入绝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白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如记载：“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治郡（jn）邑（y）济宁、单州、虞城、砀（dng）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yn）城、嘉祥、汶（wn）上、任城等处皆罹（l）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一次大雨就使黄河沿岸的近二十个县变成水乡泽国，弄得百姓辗转沟壑（h），流离四方。后遭旱灾瘟疫，人民死者过半。当年，河南发生旱灾，造成人死过半的惨剧。每当人祸酷烈之际，往往又是天灾猖（chāng）獗（ju）之时，元朝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一十三次。其频度之高，实在惊人！中后期几乎无一年无灾，水、旱、蝗、疫等灾害纷至沓（t）来，一次比一次严重，人相自啖（dn），白骨积委，死者万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元朝末年的水旱灾，山东二十次、河南十八次、河北十六次、两淮地区十次。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禾不入地、人相食”。元末诗人乃贤在一首诗中说：
“河南年来数亢（hng）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gǎo）死粟（s）不熟，长镵（chn）挂壁犁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