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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 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人物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往事略集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信摘 傅斯年在给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生平趣事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
栗彦卿，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傅斯年先生，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作用很大。不过它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影响消极。文化思想是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从探讨研究傅先生这种史观的渊源、形成、及其作用过程中,我们较好地认识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认识国情，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国家建设，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唯物史学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史学，史料学，傅斯年，客观主义史学
一、时代背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充分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凸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频繁，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了转移无产阶级斗争的视线，转嫁经济危机，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亚、非、拉等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接连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在全球进行更新一轮的殖民地再分配。市场竞争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不懈追求，刺激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继续发展，西方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乃至于精神文明相对获得了超前的进步。虽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出版，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但资本主义势力依然强大，占整个世界的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封禁诋毁《资本论》的思想文化影响。反映到哲学上，则是尽力宣扬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主张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及变相实用主义广为流传；反映到史学上，则是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影响深远。这时的中国风起云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满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彻底完成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的转变，使对大清抱有希望和梦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了它的腐朽、落后和反动，进而转向革命阵营。当时，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顽强抗争，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运动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于是中华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交汇，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导着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新生。但是，长期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侵略，留给时人的物质基础是一穷二白的，长期的封建专制文化的积淀，压在人们心头上的思想禁锢与愚昧迷信是沉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迈向现代的改革步伐是艰难的，她起死回生的过渡历程也是坎坷曲折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封建剥削和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的夹缝中生长，软弱和先天不足，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和两面性。而清亡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刊物为洪水猛兽，大力继承和推广古已有之、至明清两朝尤为激烈的文化专制、思想禁锢和特务恐怖统治政策，为帝国主义、大军阀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封建地主利益服务。故此时的中国政府虽说在经济政治政策上对比明、清而言稍许开明，但现状依然是军阀的独裁统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属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代。
傅斯年先生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清末民初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一步步迈入史学研究的殿堂。
二、傅先生客观主义史观的形成――中西文化的融合 一个时代的或个人的思想（世界观及其历史观）由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也是其时代的人们社会与科研学术行动的指南。针对个人的思想问题，依据精神领域的自身特点，又有较大的主观性，只有从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入手，从联系中理出思想变化的脉络和头绪，才能揭示出行为的动机与目的，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人生方向，个人的思想（世界观）问题宜细不宜粗。
傅家在清朝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从清初到清末，傅家一直是官宦书香门第，到傅斯年祖父时，家境开始出现衰落。祖父傅晋是贡生，父亲傅旭安举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39岁早亡。故傅斯年幼时有过一段清苦生活，后来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1]“幸赖（父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2]在祖父与母亲的严格要求下，1901—1908年傅先生在家乡白天入私塾小学通读传统经典文化《十三经》，晚上在家由祖父课读其它经籍，接受正统的启蒙教育和仕宦家庭熏陶。这一阶段傅先生读的是中国古籍，接受的是传统文化，即从小就沉蕴在国粹的氛围中。
1908年傅斯年入天津府立中学，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这几年，尤其在北大的几年，是傅先生思想大变化时期，也是其世界观（史观）逐步形成和初步实践时期。在清末向民国转变的过程中，1898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比较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变法求存，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更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终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给东方的黑夜带来了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但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中，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如何面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弊端，尤其20世纪初东方封建专制主义走向极端而腐朽没落，千疮百孔，西方资本主义矛盾也获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危机时常出现，殖民扩张与野蛮侵略相伴始终，这个斗争与正确认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傅斯年在求学的第二阶段，即1908—1919年，接受的一方面是封建国粹的高层理解，一方面是胡适传播的西方近代的实用主义文化。
章太炎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当时均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先生读的是古书（文史、国文），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毛子水说傅先生“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章太炎自1902年以来一直以国学大师自居，主张清理“国政”，重见汉官威仪，思想中充满着“春秋大义”、“内夏外夷”的色彩，把种族革命、逐满光复看作是头等大事。刘师培也是国粹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国粹学派认为中国要挽救危亡，走上富强之路，必须 “复兴古学”，反对盲目引进和崇拜西学。面对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背景，这种不切合社会实际起不到民富国强的观点遭到人们的反对。辛亥革命后随着袁世凯的复辟国粹派复起，提出在大学里设立专科研究探讨中国古文化，学群经。傅斯年的仕宦书香门第出身和熏陶，他在这个阶段通过中学、大学预科、大学前期一二年自学，以及刘师培、黄侃等的引导，系统地接受了国粹文化。但历史前进的车轮不可阻挡，无原则的文化上的复古倒退引起人们的反思，一些目光敏锐、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尚不足以救治中国，原因在于多数中国人思想守旧，若想保住共和制度，实现真正民主，必须大力宣传现代文明意识，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守旧观念，以起到类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解放思想的作用，于是以1915年九月十五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始为《青年杂志》）为始端，发起了一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到北大任教，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北大为中心在北方展开。胡适1917年入北大执教，加入新文化运动行列。胡适留美期间受业于杜威门下，“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3]，深得实用主义的要旨。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面对垄断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升级，资产阶级哲学家便打着尊重“科学”、主张“进步”和“改革”等招牌，表面上也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但阉割了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法，宣扬庸俗进化论和相对主义，实际上仍是形而上学；宣扬不可知论，说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哲学应当研究的只是“实证的知识、事实”，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实验性和实用性，“有用即是真理”。“在实用主义演化的不同阶段，在它的各个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于是，它又获得了一些其它名称。例如实效主义、人本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这些不同名称含义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路线是一致的。”[4]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相对于封建专制愚民政策，它是历史的进步，是人本主义的发展，比较适合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破除传统信仰，确立新的认识和生活原则的需要。胡适反对在哲学对社会影响问题上“极端的理想派”和“极端的唯物派”，把历史上的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归纳为激进和保守两派，认为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主张第三种哲学：人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找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即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革命，掩盖资本剥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胡适为宣传实用主义不遗余力，“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5]，“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则是他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运用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提出的著名口号。由于早期新文化运动机械单纯的破旧立新，完全否决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时代特点，加上胡适的留学经历和热心传播，以及实用主义自身的一些务实进步特点，为傅斯年学习与接受实用主义备下良好的时代的外部环境。
一个是国粹学派，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一个是实用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文化。这样的一中一西的糅合，是由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是国情在文化思想上的决定和反映。而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与中国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实际上是迫于时代条件与任务的基本上局限于解放区范围的军事共产主义，还没入科学社会主义之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与随后的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文化思想高压专制政策，造就了近现代很大一部分带有鲜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征的半封建化半资产阶级化的开明士绅与知识分子。胡适，傅斯年具影响性。这尤其体现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期间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后，没有“尽弃旧学”[7]，而是新旧融会，以新的“民主、科学精神和方法”统领旧学。时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可能一下子真正地从封建营垒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而是把资产阶级的实用保守主义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开明改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两者在维护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方面具有共通性。1919年傅斯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期受到胡适改良主义影响，反对“过激”行动，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同年，傅斯年等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发表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文后附有傅斯年的“附识”，提出：“整理国故，把中国以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国故研究是学术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研究国故和输入新知应以输入新知为主，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提出以科学精神和方法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的全部内涵。国故是什么呢？是国粹，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尤以经学和正统史学为代表。而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是什么呢？是实用主义及其实验──探索的方法。这是傅斯年1908－1919年期间在国内系统地高层次地接受中西两种文化的过程、反映和行动，及其世界观、方法论的形成，它也极大地影响了傅先生一生在史学上的学术方向和成就。
1919－1926年第三求学阶段，即在欧数年，“傅斯年也是博览群书的，文学史学的名著也一定读了不少，史学方面受史学名家――德国兰克（欧洲客观主义史学派）的影响。”[8]这是必然的，因为傅先生已经具备了接受兰克史学观的文化根基，且关键是,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比较意义上的相当程度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看看什么是客观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是19世纪中期由德国史学家兰克所倡导的一个史学流派，它提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强调对材料的批判和鉴别，反对任何哲学和历史理论的指导，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兰克强调的客观性是指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夹带任何个人的政治偏见，做到如实直书（是兰克派史学被后人称为“客观主义史学”的主要依据）。其治史方法强调原始材料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家只有依据可靠的原始材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提倡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析，不仅要考证历史文件的真伪，而且要分析作者的写作动机、政治和宗教立场、以及为人，以最终确定史料的可靠程度，因为“每一种文献都包含着主观的成分”[9]（这种方法在考证学上被称为内部考证）。另外兰克在史料的考证中还广泛应用了语言学、年代学等方面的知识，提出历史材料的同期对比方法，以判断史料的真伪和可靠程度（外部考证）。兰克这种以考证史实强调辨析为特点的方法成为19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主流，为世界近现代历史科学的创立准备了丰富的史料基础。不过它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反对历史的社会功能，本不同意“历史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10]，认为历史著作只在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否认历史需要理论指导，只要分类，不要概括，且鼓吹欧洲中心论，提倡英雄史观，仇视法国革命。所以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并不真正的或全部的客观，有唯物的成分，有唯心的成分，至少说其方向是对的，唯物部分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的条件下，这种唯物成分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史学家俾耳德评论兰克时指出，他成功的写出了避免冒犯他那个时代最为保守的阶层的历史著作，因此，人们可以确切称他为19世界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之一。历史的解释、历史的价值判断在历史研究中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正因为阶级社会中每一种文献都包含着主观的成分、阶级属性因素、隐恶扬善的道德习惯，以及古代史学家的阶级局限、古代劳动人民的文化局限、古史材料有限，针对层累地构造的古史，绝对的客观只是个方向，整体上属实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叫人类史学的客观？其内涵应有两个基本的支撑，一是符合世界的物质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一是反映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真实性，合理性。在生产力没有发达到一定程度，最大多数劳动人民没有富裕提高彻底从单纯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前，人类史学的客观拘于时代所限，也只能讲求整体上的大致的吻合客观。所以，至少现在及以前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普遍性的一般性的东西宜抽象概括。历史是众多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纲领式的理性提练中，从整体概括宏观把握中才能得出共同的普遍的一般化的规律性，如若过细则易于局部放大和失真，易于以偏概全。但我们不是说史料的考证与收集等工作不要细，人类史料学的东西宜细不宜粗。这是历史学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不同阶段各自的特殊性，是史料收集考证探求史实与史学抽象概括客观规律的不同。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方法论。
因此，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比西方传统的实用主义的历史类型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辩护上表现的更隐晦，更具欺骗性，打着进化科学以利于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旗号、掩盖资本剥削的实质即不偏不倚的旗号，为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但他创立了研究史料的一些比较合理的原则和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对科学文化提高的积极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学派都更接近于近代史学科学的概念。傅斯年在欧数年，深得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要旨，傅先生在治史上也是沿着与兰克相似的路继续走下去的。
所以，第三求学阶段，傅先生在欧洲英、德全面地接触了西方文化，是胡适传授的杜威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加深和延续，是其整理国故的“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的完善，如其友人罗家伦所说“他有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曾经储藏下很多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可以另辟天地。”科学可以引进，技术可以引进，而文化与民主思想嫁接不得，它是本国与民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由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傅先生的史学观实际上正是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三、傅先生“史学即史料学”的结构体系 傅先生深受中西学术熏陶，在文化继承上，德国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同样有国粹学派（乾嘉考据史学）的遗传因子；在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背景上，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其物质生产力及其上层建筑上的直接根源。史学研究，傅先生一方面要求“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一方面又凸显域外客观主义史学的真谛。对于所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观点，他本人坦然“中西文化的痕迹”：“本所同人（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之着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11]申明了史料研究需客观性。
傅先生的史学观，简单说便是“史学即史料学”。如岳玉玺所说，傅先生的史学思想可用三句话概括：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傅先生以为史学生命与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提倡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把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今者决意设置（史语所），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缝着的史料。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历史本来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拆把残嘴，果真如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他制定的史语所研究工作的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14]，也就是保持“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的精神；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16]；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17]。所以在史料的整理上，只要分类，不要抽象与概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了，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主张客观地研究史料，“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主张比较地研究史料，“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它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它做任何史学的功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
四、论傅先生“史学即史料学” 傅先生说：“我们自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的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21]所以傅先生倡导民主科学，也不反对专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由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够充分发展、软弱造成的，由中国当时特殊的三座大山的压迫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对世界的认识提高有限，不能真正地理解、运用和发展辨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摆脱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文化不是容易的事。在当时社会状态下，傅先生这样的历史研究，承袭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与实用主义，改进和提高了封建正统史学，相当程度上符合了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阶段性，为近代史学的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傅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与抢救整理明清档案史料“八千麻袋”，赞同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上提出“二重证据法”，支持顾颉刚“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及疑古派与尚古派之间的争辩――《古史辨》的出版，搜集《明实录》并校勘，1928－1937年对安阳殷墟的发掘，1930－1931年对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掘，1941－1942年对四川汉墓、五代前蜀王墓的发掘，1942年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敦煌千佛洞、收集汉简，1944年组西北科学考察团探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一批汉简，1945年发掘齐家文化。这些都是在史学研究上重材料重考证学风的重要成就。这也是对近现代中共史学研究上受政治影响而不太重视史料及其考证的一个有益补充。 傅先生本人对《周东封与殷逸民》、《夷夏东西说》等的解释是客观的。
史料学。 史料学是对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史料是建筑历史大厦的基本材料，这座大厦是否宏伟壮观，坚实巩固，主要的因素决定于史料的真实可靠。吴玉璋说：“史实可信是科学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史料所直接表现出来的是历史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但本质和规律往往隐藏在社会现象的背后和汪洋大海的史料之中。因此，要探讨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从收集史料、掌握史料、分析史料入手，对史料进行比较甄别，再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剖析和抽象，才可能拨开社会现象的迷雾，发现包在史料当中的奇珍异宝，否则就史料谈史料，不进行理论分析，就无法真正地识别历史及其内含的规律。傅斯年先生重史料、重考证是正确的，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夫，是第一步，但有些机械、静止、孤立地就史料论史料，没有充分发挥人对自然与社会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如“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实质上有些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史学研究的第二步工作很不到位。我们知道，历史是唯物的，也是人们创造的，以及历史的记载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史记工作者或人们自身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受到人们自身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影响。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观点道出事实，况且历史是众多合力作用的结果，切忌抽取个别事例以偏概全，必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史料，从历史事件的宏观上动态地概括地把握，得出一般性的规律，才能揭去表面的迷雾和假象，才能使之有机地联系起来，做到“事实胜于雄辩”，实事求是。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探索历史事实真相，阐明历史的演变过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心史观如胡适先生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是可以凭主观愿望任意编造的，否认史料在史学中的地位；傅斯年先生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是比较正确的，关键是如何整理史料，进一步的功夫重点在整理上。傅先生把史料和史料学拔高了，如“我们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近代的历史只是史料学”， “历史本来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拆把残嘴，果真如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否认人类在认识历史上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客观规律性。类似看法的国外学者有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德国兰克，还有日本的大类伸，国内学者有杨鸿烈，他们片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并且割裂了史料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史料学与历史学混而为一，以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把各种史料搜集起来，加以分类排比，在同类史料前面加个题目，既不作分析，也不作结论， “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七拼八凑的史料堆集站”[22]，是史料学，是初步的历史学，谈不上真正的和深层的历史科学。不过正像前边所说，它比以往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更接近近代的历史科学，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史料学等贡献。
史学。马克思指出，史学“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23]。史学研究的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了人们向自然做的斗争和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人们这些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人类的活动不外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史学正是在改造世界过程中认识世界的活动范畴，是人们对人类社会过去形态的一种认识活动，包括认识它的现象和本质﹑过程和规律这样两个方面。所以史学要经过这样两个阶段：搜集史料、排比整理，即史料学，属于弄清历史现象及其表面联系的感性阶段；运用抽象思维，透过历史现象认识历史本质，经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则属于对历史认识的理性阶段。只有这两个阶段都完成了，才算得上是对人类客观历史的认识的完成，也才能算是完成了史学工作，因此“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说对了史学的一半，是一种初级的看法。要从史料学上升到历史科学，必须加进抽象力，加进想象力，从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毛泽东的《实践论》讲：“要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傅先生在治史上主张搞断代史而非通史，正是缺少抽象概括功夫，是“史学即史料学”观点的直接反映。
史观。治史要有史识（历史观），它不仅决定着史家对历史进程的总的看法，而且决定着他的选材取舍、编纂史书的体裁、体例，以至于用词的褒贬。马克思讲，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我们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只有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才能完成。而要具有这种抽象的思维力，就只有依靠于理论。要靠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才能够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升华，由感性达到理性，在广大人民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作用。针对“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只是材料的堆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不以史观为急图，”“就史料谈史料探史实”，是资产阶级的主要唯心部分唯物史观的机械和形而上学，有些不可知论的嫌疑，不可能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也谈不上史论的进一步结合。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其史学的研究不会也不可能得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是先进无产者的产权。
史学的社会作用。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既是改造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在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对其认识的结果，同时，由于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整理，达到一定程度的升华，进而促进和指导人们的进一步社会实践。思想与社会实践是一对对立统一体。列宁讲，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强调思想理论的社会功能性。人们之所以要重史，掌握历史，缘于历史是一笔财富，其中包含着人类以往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和失败，包含着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思考，包含着现在发展的基础与方向。有的民族非常地崇敬老人，因为老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部分的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自古有重史的文化传统。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功能，重在于鉴往知来，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从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使得广大人民了解和掌握，借以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剥削阶级撰写的历史，由于剥削者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大部分是唯心的片面的虚伪的，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历史规律，因而阻碍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历史。傅先生的史学研究，强调历史的自然性，而不要理论的指导，不主张史学的社会功能，根本因素还在于剥削阶级的局限，害怕劳动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倡导民主追求科学，同时又掩盖其阶级剥削的矛盾关系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先进无产阶级撰写的历史，由于无产阶级解放劳动者和全人类的最终目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剥削现象的消灭，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这样，由历史创造的主人自己撰写的历史，才能基本上真正地消除阶级偏见，真正地第一次地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客观规律，并为人民所掌握，继续指导全人类的解放的社会实践发展。
史学的客观性。探究傅先生的历史观传承时，上文提到了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客观性。什么是史学的客观性呢？傅先生的史学客观性又是指什么？如何才能较好地做到史学的客观？这也是本文必须申述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世界是物质的，在人类社会又有意识存在，（可能活的有生命的东西都有或高或低的自身意识存在，只是拘于科学发展和人类本身的局限，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认识和研究它。）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前提。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组成的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和社会意识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人是欲望的动物，人有不断改善提高自身及群体生活水平的要求，因而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性。这就是史学的全部客观性所在。对它的认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对它的做到，是广大劳动者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提高后才能够的。剥削阶级达不到，或不可能全部地达到，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会好些，但也是不能完全地达到；况且，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人类的局限会逐步地突破，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会逐步地前进。而傅先生回避史学的客观性，只强调史料中的客观知识，是指人类社会的比较意义上仿自然界进化的一面，机械的进化论，把史学当作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来对待，其客观性有限，属小客观。
史料及史学的比较研究。对历史的研究，有很多的局限。一是过去了，材料又有限，二是由于人为的加进了许多主观的因素，尤需内外部考证和甄别，三是一次性，不复不可实验。因此，历史的工作必须地纵横对比地研究。由于世界各民族、地区、国家发展得相似性，故同阶段可比；其不平衡性，故不同阶段也可比。通过纵横性地连贯性地对比，才能抽象出一般性及特殊性的东西，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史料学的比较考证追求史实，史学的比较追求规律。比较是史学研究的一根本手段。傅先生认为的 “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只能作为暂时的措置，从长远发展来说，是要补要疏的。比较也不能割裂性机械性地比较，全面性地整体性地比较方为科学。
总的来说，傅斯年及“史学即史料学”在中国近现代史界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1，中国19世纪及以前的可考史学主要是封建史学。它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倡导封建迷信，君权神授，英雄创造历史。封建社会初期至专制大一统形成前，诸侯间经历战争和武力统一。在此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文化发展局限，相对专制程度较弱；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直接参与显示出强大的推动力，要达到“胜者王”的结果，封建诸侯们不得不倡导和推行一些“得民心”的政策举措，故比较开明务实，具有重民思想，相对于奴隶社会是个巨大的飞跃。这时期的史学比较进步的，比较贴近历史的实际。如《诗经》《国语》《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史记》等。中期，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其保守性相对增加，进步性转而减少，这时期的史学家总结历史规律得出一治一乱、分合交替的说法，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讲求正统史观。如二十四史中的绝大部分。至于末期，一方面是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知识进步，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加深，一方面是封建专制与禁锢的极端化，此时期的历史转向考据，转向纯学术技术性问题上的发展，回避历史学的社会规律的总结与揭示，回避政治。如乾嘉考据史学。2，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西方的入侵使中国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资本主义生产比较来说占据重要地位，以梁启超为首倡导“史界革命”，以进化学说为指导，提倡进化启蒙史观，反对把历史记载局限在帝王将相和政治权变的范围内，应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各个方面，使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资产阶级史学转变。半殖半封社会，反封建的法宝，一是针对专制的民主，包括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民主，二是科学，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帮助人们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积聚反封建的物质文化力量。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相对于封建统治者范围广得多的资产阶级服务。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冲击中国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资产阶级在生产力上进一步追求科技，追求物质文明，但在政治思想上日趋保守。资产阶级史学家看到了科学的巨大力量，看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承认社会进化，但在进一步揭示社会规律问题上由于资产阶级相对于广大的劳动者包括知识分子和工农阶级毕竟是统治者，是少数，为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性。于是也倡导发展，也倡导进步，但割裂发展之间的联系，宣扬不可知论。不过在具体的史料的收集整理上更注重理性与客观性，更接近于唯物史观，“史学即史料学”即是如此。五四后期及民国时代，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继续，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观，“古史辨”的繁荣，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尤其是傅斯年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消极作用是避免触动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不利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普及，从另一方面比较类似于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所以，他更多的成分属于近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4，三四十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逐步传播与建立的过程 。随着科学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由于创造历史的主体者——占人类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其大部分也要进一步转化为知识分子）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日益壮大，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使得真正的唯物史观降临人间，并逐步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它是人民大众向剥削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是劳动者翻身求解放的精神明灯。它解释人类社会“不求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化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24]，史学才真正成为一门以经济为主导的科学。这种史学是历史创造者自己书写的历史，是为劳动者的解放服务的，故它在发展过程中不再隐晦，不再保守，符合历史发展的真面目而客观，也才能第一次真正地揭示和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社会向前进。但由于受到近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影响、以及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彻底的真正的马列主义唯物史学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才能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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