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湖、广与四川的渊源及四川移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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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广与四川的渊源及四川移民文化 今年４月以来，仪陇县上演着新的“双城记”：一是经国务院批准，仪陇老县城将于明年８月结束历史使命，县址迁至嘉陵江边的新政镇；一是有着千年历史的仪陇老县城，将作为“客家城”和“商贸城”，承载起经济、文化发展的重任，成为该县经济增长的一个夺目的亮点。??今年８月上旬，四川省台办巴蜀音像中心《四川客家人》大型纪实电视片摄制组，把拍摄镜头聚焦在仪陇这个全川客家人大县的“客家城”，拉开了仪陇县以“客家文化”为依托，招商引资，发展旅游，打“客家牌”的序幕。??仪陇老城有着丰厚的“客家文化”底蕴。这座位于大巴山西麓深处的老城，可谓是最早的“古移民城”。所谓“客家”者，即迁徙之民也。“客家”二字，在客家和广东方言里都读作“哈嘎”，意为“客户”。追根溯源，客家人是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居民。自西晋始，先民们为避战乱而背井离乡，成为客家人的首批先祖，先后迁徙至广东、台湾及岭南的贫瘠山区。至元末明初，乃至明末清初，天灾人祸，战乱频仍，人口锐减，明清时期曾有多次移民。特别是在清代，客家人随“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入川，迄今已有３００多年历史。据最新资料显示，如今仪陇县的客家人有饶姓、许姓、陈姓、杨姓、邓姓、丁姓、潘姓等１８个姓氏，主要分布在周河、丁字桥、乐兴、武棚、石佛等２０余个乡镇，共计２２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２０％左右，为四川的客家人大县。仪陇客家人恪守“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祖训，现在仍然“说客家话，习客家风”，保持着独具客家文化特色的婚丧嫁娶、崇文重学的礼仪风俗。??朱德元帅是仪陇客家人的杰出代表。朱家迁至仪陇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朱家是“湖广填四川”这场大移民运动中，从广东韶关来到四川的。据仪陇县公交局退休干部陈泰阶调查证实，仪陇客家人多来自广东韶州乳源、翁源县一带，印证了文献的记载。朱德元帅乃一代元戎，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卓越功勋。建于仪陇老城中心位置的朱德纪念园，便有朱德元帅一生丰功伟绩的记录和展示。还有朱德元帅曾执教过的金城小学旁由他手植、年已９５岁的皂角树，也成了人们瞻仰学习革命先辈的地方。还有朱德的文集、朱德的诗词，既是革命的经典文献，也是客家文化的瑰宝。此外，在这座“客家城”以及城外如今尚存具有岭南风格的客家民宅、客家会馆，以及“广东一条街”、“禹王宫”、“万寿宫”等客家建筑物，成为客家文化的物化标本。??为整合好客家文化资源，把客家牌打得更远玩得更转，仪陇县目前开始启动了“客家文化”工程。该县相关部门一方面积极着手修缮保护客家建筑物，一方面组织搜集、整理、建立客家档案，征集民间客家文物，筹办客家民俗馆。仪陇县于今年７月中旬带上“客家牌”，前往广州参加了第八届客属贸易促进会，提出了“建设朱总故居琳琅山风景区”的倡议。同时，还向全军提出了“建设朱总故里”的总倡议。还将于今年９月中旬，邀请广州、梅州及海外客家团体参加仪陇县的“中国川北客乡联谊会”成立大会，进行学术交流、寻根祭祖、旅游考察等客家联谊活动。??随着在仪陇开机的《四川客家人》系列纪实片的拍摄和播放，在不久的将来，仪陇这座“客家城”，将成为人们走进“客家文化”的一个博物馆。“湖广填四川”　　作为一个 300年前的移民后裔，我深知“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所蕴含的艰辛、悲壮、欢欣、痛苦与惆怅。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十一二个省的移民怀着各自的理想和对于天府之国的憧憬匆匆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在夕阳西垂的古道和潮湿幽暗的渡口，操着各地口音的移民踽踽而行，他们迷茫而坚毅的身影在已然褪色的传说和故事中若隐若现。 300年过去以后，我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他们的身影，看清他们背上的行囊和衣襟上的尘土，甚至听清了他们的谈话。那些飘散在艰辛旅途的话语如同瑟瑟秋风之下的树叶，带着飘零的姿态和成熟的颜色落满我的稿纸。 悲惨世界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作为清军在四川的头号劲敌，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那支擅长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进行围剿。顷刻间，四川的城市乡村开始遭受铁蹄的践踏和战火的摧残。 当时领军来镇压张献忠大西政权的清军将领名叫李国英，出于战事所需他派遣军营中的幕僚刘达到西北购买战马。刘达到达西北购买战马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当他兴冲冲地带着一批战马返回四川时，沿途的情景令他惊疑不已。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稿中写道：“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这是刘达途经家乡四川阆中时的亲眼所见，短短一个月的残酷战事已将他原有的记忆完全颠覆了。 刘达的这段话写于清初顺治十五年，正是大西政权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特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将盆地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侥幸逃生的人都隐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 连续不断的战争像天空的云飘走以后，整个四川盆地呈现出的荒凉凄惨景象令人心痛。《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这样的情景在成都是不多见的，人们记忆中的成都是何等繁华热闹啊，怎么会跟老虎和人吃人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 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战火中偷得残生的人会变得脆弱和失去理智。本来残存的百姓就寥寥无几，这自然给里巷豪强提供了发泄兽性的机会，他们啸叫一声，像绿林好汉般聚集起来，然而面临的现实却是十室九空，没有金银也没有粮食，于是他们就把活人杀掉，腌成腊肉似的肉干充饥。残垣壁间的腐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发出阵阵恶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瘟疫的流行。在人烟稀少的城市中，野草慢慢从街道和住宅的废墟间生长起来。被称做“吊睛白额大虫”的斑斓大虎也从野地来到城市，它们懒洋洋地迈动着粗壮的四肢，有时在城市的中心散步，有时也登上诗人们曾经登临的楼台，望着这片残破的土地引颈长啸。 《四川通志》总结当时的情景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 9万余人，还不及现在一个大乡镇的人口数。成都平原残留的极少量人口，大多藏匿在交通不便、战火不易滋扰的荒山野谷中。 简阳人傅迪吉曾经写过一本《五马先生纪年》，这是一本既令人伤痛又令人欣喜的见闻录，文字异常朴素温馨，详尽记载了作者避难时的所见所闻。傅迪吉的家乡在简阳五马桥，虽然位置偏僻，但也未躲过战火的侵袭。“房屋尽烧……吾家众人，即在寺庐共居矣。”一家子无存身之地，都跑到深山野岭的寺庙中结庐共居。不久，简阳开始闹饥荒。“谷一石值银四十两，糙米一斗值银七两。贺家场甚至有杀人吃、卖人肉之事。”傅迪吉因为故乡生活十分困难，便带领全家向蒲江和邛崃方向迁徙。当时战乱已经平息，但局势仍很混乱，因此傅迪吉一家采取昼伏夜行（“潜行”）的方式进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顿开。”如此寻常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饱受战争惊吓的人来说是那样亲切。 移民狂飙 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与此同时，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当然，类似这样的诏书或行政指令在清初还有不少。清廷的意图已然明确，那就是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地方官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康熙十年规定：“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是切中了重振四川经济的要害。 政府的号令抵达民间以后，我能想像我的十二世先祖在位于广东梅县的老屋内是怎样的夜不能寐。他望着天幕和闪亮的星星，默默地思索着家族、人生、创业等大问题。当时，有的人主张勇敢地响应政府号令，迁徙到四川，因为故乡广东许多地方人多地瘠，生存景况不是十分良好。有的人反对移往四川，原因是遥远而陌生的异地可能隐藏着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辛，故土虽然贫瘠，但喝一口自家庭院中的井水也能甜到心底，为什么要背井离乡？然而我的十二世先祖还是打起了背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起程了。 在清朝初年广阔的南方，一股移民的浪潮在暗暗兴起。湖南、湖北、广东、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 回首 300年前的华夏大地，我似乎听到了移民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声音既匆忙又坚定。我似乎看见路旁的树木和船上的凉篷为他们遮挡着毒辣的太阳和突如其来的风雨。这是一次怎样的旅行？风餐露宿而心怀壮志，扶老携幼而团结一心。 随着外省移民陆续入川“插占”落业，一些好的信息被反馈回故乡了。前人的经验和见闻证实了四川确实是一块肥美之地。于是，亲朋邻里间、家族间悄悄酝酿着更大的移民浪潮。但是，此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趋于饱和状态，就开始向各省发布禁止继续移民的通告。　　 雍正年间，广东省龙川县的通衢大道上戏剧性地出现了一份告帖。告帖对官府阻止广东人去四川深为不满，号召广大南方的移民团结起来，一定要冲破官府的层层阻挠，从而达到他们移居天府之国的目的。张帖告示的人中，有的是已经在四川安居乐业的人，这次回到广东是为了迎接故乡的父母亲人来川，或是移祖先的骨骸。 两个移民的亲历 我的家人和故乡的父老乡亲从未向我讲述过他们入蜀旅程的艰辛，但是我从遗留下来的跟生命同样珍贵的族谱中，似乎看到了这次长途跋涉的艰辛。虽然官府的强制措施可能使一个村子的人同时迁徙，但更多的人却形影孤单，不得不面对旅途中的凄风苦雨、生老病死、高山大河和彷徨孤独。 我手里有一本残破发黄的《万氏族谱》，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祖先万安静从广东迁往四川的全过程，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万安静最初在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做“山佣” 20年，也许是帮人开荒种地，也许是替人看守山林，他在瘴气迷漫的南方山地中听到外省人可移居四川这个消息后，心中陡然升起一个理想，那就是到四川去。一天清晨，万安静带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悄悄上路了。这一年，万安静 36岁，他的妻子万氏 22岁，他们踏上门前那条开满槐花的土路时，晨曦正从前面的山峦上撒下来，像春天的雨水一般。 万安静肩上挑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担子里面装着衣服、被盖、干粮，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而他年轻的妻子背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娇小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弱。一路上，“征途落寞，行李萧条”，徒步跋涉五千里，路上的艰辛困苦真是用言语难以形容。幸好老天保佑，一家人安然无恙抵达了成都凤凰山，既没有被豺狼虎豹吞噬，也没有被湍急的河流冲走。他们连夜在凤凰山下用茅草搭建了一所简陋的房子，这时候月亮出来了，万安静觉得这一轮明月宛如观音菩萨慈悲的脸。族谱称，万安静“为我蜀中之始祖也”。 一家人虽然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但当时“钱不满升，米不盈斗”，马上就要陷入赤贫和饥饿中。于是，习惯了南方山地生活的万安静开始学习贩卖小东小西，当起了货郎。但当时地广人稀，他又没有贩卖的经验，不久便弄得蚀掉本钱，贫不可支。到后来实在找不到出路，便迁往简阳县凉风顶暂住。一年后，又迁往成都龙泉山萧家沟。动荡漂泊的生活终于赢来了一线转机。萧家沟有个富翁叫万康吉，他见万安静老实忠厚，加之彼此都姓万，便佃田给万安静耕种，并不时照顾他们母子。万安静得到一份田地，“竭力躬耕，不分旦夕”，常常是累倒在月光下的田地上。其间，忍辱负重的万氏又接二连三生下七八个孩子，一家人若干张嘴。幸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万桂芳很快长大成人，这个少言寡语的青年日夜跟随在父亲身边，努力勤劳耕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业，万安静一家逐渐走出了冻馁的阴影。待稍有积蓄，万家便倾囊购置了一头耕牛，因为这是家里惟一的财产，所以全家人对它“爱如珍宝”。 不久以后，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萧家沟有个广东邻居想回广东省亲，多方筹办，才从亲朋邻里借得路资“数十金”。出发前夕，这个消息被当地的强盗探听到了，一伙人聚在树木里密谋深夜抢劫。恰好万安静从林边走过听到，他不忍心这个与自己同属移民的乡亲遭此劫难，便将这消息透露了出去。这天深夜，一伙强盗蒙面入室，结果却扑了个空。他们怀疑到万安静身上，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竟将万家惟一的牛偷走了。乡邻鼓励万安静报官捉拿凶犯，但万安静不为所动，“安受之而不悔”。 16年的春秋转瞬即逝，这时候的万家已然稍有积蓄。这年秋天，万安静又从萧家沟迁往百工堰，买下了一点田产，修起了一座像样一点的房屋，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第二个我想向你讲述的外省来川移民姓刘。 据流传下来的族谱介绍，刘家是赣南人，康熙年间起程入川，随行的有刘立璋和他的哥哥嫂嫂，另外还有刘希载、黄茂德、许元魁、刘秀成、李维兴、陈三才、宋成进 7个同乡。这十人都是青年，入川的旅程对他们而言充满了诱惑和刺激。行至半途，大约是在一个野僻山村的鸡毛小店，刘立璋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上风寒，数日后不治身亡。 一座新坟耸立在荒僻的野外，这使一帮本来意气风发的青年感到后怕。旅途的劳顿加上亲人死去的悲伤，有些人开始动摇了，他们不知道漫漫长途还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刘立璋从哥哥的坟前站起身来，抹了一把泪，挥动双臂对大家说：“与其现在缩头缩脑退回江西，莫如鼓起勇气前行一步！”落日的余晖照在这八男一女身上，使他们像剪纸一样单薄脆弱。最后，一行 9人从荒野中踉踉跄跄爬起来，在萧瑟的秋风和寒冷的星光下继续前行。 刘立璋带着寡嫂和 7个同乡来到成都附近的荒野落下脚。不久以后，跟另一户移民家的闺女结了亲，寡嫂也另嫁了人家，繁衍成两大房人。其间，刘立璋还沿着他们来时的道路取回了哥哥和父母的遗骸。可是，跟刘立璋一同入川的 7位乡亲命运却很悲惨，他们当佣工，终身未娶，死后把微薄的家产都捐给了刘家。 天府之国的重生 跟这次大规模移民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词语是“插占”，它的意思是说，可以采取插立标志物的形式自由圈占土地。当然，这仅仅是针对这次移民事件的首批移民。据相关文献记载，首批移民落脚四川以后，面对荒芜的城镇和杂草丛生的土地，的确可以采取自由圈占的手段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他们成了移民运动中的受益者。 清初顺治年间随军来到四川的贫苦农民或退役的士兵，甚至可以“伐树白之为界”。 民国《刘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刘廷奇在中江圈占土地时的情形说：“定居之初，人烟稀少，林密山深，鸟兽纵横”。因此刘氏家族很轻易地获取了大片土地。由于地界过于宽阔，边远一些的领地甚至“月余不能履”。随着移民数量的逐渐增多，刘氏地界内不时有闯入者“窃居”，刘氏便佯装打猎，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每星期定期在自己的领地上巡游一次。 但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南方移民，他们大量入川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动身时间既晚，加之漫漫长途的艰辛跋涉，来到四川盆地以后，大量的良田沃土已被湖南、湖北、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移民占据，等待他们的只有丘[邱[丘]]陵山地和不利于耕作的粘土区。 晚进的移民要想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已不能像先期的移民采取圈占手段，他们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安插”，一方面只能通过“租佃”的办法，在站稳脚跟以后，再通过若干年艰苦的垦殖，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土地和家产。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成都《江氏族谱》记载说：“因无资斧，路上停留多，前进缓；至蜀时，已无无主之田……公等忍苦耐劳，为人佣工，勤俭异常。” 《廖氏谱族》记载祖先廖吉周于乾隆初年带领儿子从广东兴宁县迁往成都，落户以后，“仅存银十两，佃到水田五十亩零”。 《彭氏谱族》也说他们的祖先于雍正丁末正月初六由广东海丰县起程入川，“来人共八口……初居简阳观音堂，佃田耕种”。 10年后，才在金堂县龙门桥购置田地，“新修瓦房以乐晚年”。 其实，他们的祖先比我的祖先幸运百倍。我的十二世先祖是于雍正年间从广东起程入川的，这个木讷迟钝的祖先没有为后人留下任何家业，直到我的曾祖父那一代，还过着一半是乞丐一半是佃农的生活。然而不管命运是如何的不济，但是整个四川盆地自大批移民拥入以后，的确赢来了它历史上少见的飞速发展时期。残破的城镇得到了修复和重建，荒凉的农田得到了开垦和灌溉，昔日虎狼出没、荆棘丛生的乡村市镇变成了繁华热闹的街道社区。在移民的初期阶段，各省移民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上保持紧密团结，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土地、财产和人权纠纷，他们纷纷以乡谊为名联合建庙，这就是所谓的“会馆制度”。那么何为会馆呢？ 《威远县志》解释说：“清初各省移民来填蜀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这些供奉着故乡神祗的屋宇如同黑夜中的星星，布满从劫难中渐渐苏醒的巴蜀大地，成为各省移民在一种新环境中的精神皈依。人们定期在自己的会馆中看戏会合，相互倾诉移民历史中的酸甜苦辣。作为会馆来说，解决本省移民和其它省份移民之间的纠纷，也是一项重要功能，人们通过谈判和协调的方式解决新环境的新问题，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理智和有序的态势。移民们还从故土携来优良的物种和先进的耕作方式，比如甘蔗、辣椒、番薯等的引进，就极大地推进了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由于优良物种的成批种植和引进，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特色经济与产业。最著名的例子是内江因甘蔗和蔗糖技术的引进而号称“甜城”，攀枝花也因木棉的引进而名噪四川。戏迷们知道，川剧的形成也跟其它省份的地方剧种有着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省份和人种的界线被打破以后，一种新的文化渐渐被培育出来。《成都竹枝词》中说到一个新的移民环境中的家庭时，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说，大姨是陕西人，二姨是广东人，三姨是湖北人……这样一个家庭多有趣啊。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们对外来者的感觉和记忆逐渐消除，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种无限的包容和文化上的风云际会，使四川赢来了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丘]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邱[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邱[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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