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兴感悟

冷若水冰

即兴感悟结缘咸宁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是2003年4月上旬的一天，我应约接受该栏目面对面的采访。本来预约是上午九时，打算一个上午时间的录像。可我早晨接到省水产办电话：上午十时之前他们赶到咸宁，要我一道赴县里去从事水产科技推广活动。我八点半便赶到电视台说明来意，准备推迟。可台里栏目组已安排了播出时间，必须这天录制完毕。于是就接受了临场发挥的考验，只能由主持人安槿随问随答，即兴采访，我也毫无顾忌地应允下来。也巧。不知是“灵感”的作用还是“歪打正着”，尽管安槿所问的内容是我意想不到的，但还是能不加思索地回答出来，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能对答如流。记得整个录制时间约40分钟。完毕，安槿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是她（他）们主持该栏目很“顺”的一个——没有一个问题推倒重来，而是一遍成功。回想起来，我有四点感悟：第一，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顺其自然。我一直酷爱文学，从来未停止过对创作的欲望，然而却始终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不去刻意地雕琢某一作品，不求炒作某一作品，更不妄想依仗某一作品的声誉来抬高身价。譬如，主持人问到我创作的鄂南地区首部电视剧《潇洒人的脚步》，为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似乎感觉平静，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失败”之嫌？说实话，这个问题要是平时问我，真还难以作答。而当时却一古脑儿道出了心里话：当即说明了《潇》剧的原创是影视剧，既可拍电影，又可拍电视剧。起初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看中剧本，并派来导演商量拍摄上下集电影；后来湖北电视台制作中心闻讯赶来要求拍电视剧，由于是考虑到资金问题，把本来应拍6—8集的剧本只拍成两集，在内容上删减过多（其实我还否定了一位导演的分镜头，后来另换了导演）。然而，虽是短剧也并非“失败”，因为当时中央台只有1—4台四个频道，选择播放电视剧的比例为7：1，能够在当时中央台播出本身就是成功。按说，当时完全可以大肆宣传：编剧、监制、策划、参与、制作、部分演员都是咸宁的人才，开机仪式、拍摄场景全在咸宁完成，直到今天也是在咸宁唯一诸全的一部电视作品。再从内容上看，即便已播出10年了（中央电视台1994年4月在《电视剧场》栏目播出），仍有新意。其概括起来是四句话：“以三资企业为素材，以鄂南风物为衬景，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以企业人才为主题。”当时在宣传舆论上，我只写了篇拍摄花絮在《咸宁报》（尚未改版为日报）上发表，再无其它任何“动作”。其实，《中国电视报》、《湖北电视报》均有相应的文字与图片报道。这也是我不刻意张扬、顺其自然的一种心态。第二，对待文学创作的方法——闹中求静。我是一名行政干部，平时事务繁多，不可能静下心来专门从事创作；只能是抽空偷闲、断断续续地写些东西。所以，我不偏重一种体裁的创作，也不拘谨于某一模式的探求，而是在工作之余，根据自己掌握的创作素材，适应什么体裁就运用什么体裁，需要哪种模式就利用哪种模式，排除一切干扰，闹中求静地完成某部作品。因此，我创作的体裁比较广泛：既有长、短篇小说，又有新、旧体诗歌（词、联）；既有报告（纪实）文学，又有散文（随笔）作品；既有影视剧本，又有文学评论；还有不少论文和调查报告等等。迄今为止，已出版有文学作品6部、理论文集1部、执引主编社科书1部；在各类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1000多篇（首），获奖作品近100篇（首）；新加坡《热带文艺》和国内报刊发表对我作品的评析文章有6万多字。由于各种作品的不同影响，分别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乡土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诗歌协会理事，中华散文学会高级创作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等；还相继受聘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吉林省跨世纪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理事长，香港远程教育学院文学专业客座教授，世界华文交流协会荣誉博士等。对于这些荣誉，我一概视为无有，我就是我，就是一个善于闹中求静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我，并非镀了某种“金”的“非我”。第三，对待文学创作的信念——持之以恒。我于新中国的第一个羊年出生于父母执教的所在地——一座由古庙改建的学堂里。我清楚地记得，童年时代在陆水河畔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由于自然灾害，我打着光腚在外面捡萝卜皮、红薯根，让外祖母弄熟掺在每餐全家一碗高梁食物里糊口；父母亲把破旧得不能再穿了的衣裤改做给我当新衣裳，还是兄弟间的一件幸事。还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恋上了写作文。记得第一篇命题作文是《我的同学》，我把老师刚发给的一个作文本写得只剩下一页，由此享受每学期比其他同学多几倍作文本的“特殊待遇”。在读中学时，我的第一篇作文《木易王家村史》，校长、老师把它作特别范文，从初一到初三都当作“课本”来上（当时的工农兵教材内容贫乏），有时还让我走上讲台……步入青年后，我随“下放知青大军”席卷到一个贫苦的山村插队落户，15岁的我当起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型农民。这一段生活，是我失学与求学的开始，失望与希望的交叉，贫乏与富有的并重，挫伤与滋补的统一。它是我真正人生的起步，也是我修身养性、树立理想、形成思想的开端，还是我燃起创作欲望的火星。这期间，农村的红白喜事请我吟诗作联，水利工地选我当土记者、施工员，学校缺老师时也安排我去代课，省、地报刊、电台经常有我的文章面世。以致于我一招进工厂就被领导选中担任办公室主任，继而担任团县委干部，县办政研员，区委、县文化局领导成员。无论工作怎样变动、职务怎样升迁，我始终坚持笔耕不辍，终于从8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在“记载”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怎么也忘不了在夏夜蚊虫和炎热相交的日子里，自己把双脚伸进凉水桶里伏案神游的情景；忘不了在严冬的季节里，用一床棉被裹住身子，再用冻得发紧的手艰难地爬行一个个陡峭的格井的历程。我清楚地知道，象我这个实际只有初中文化基础的文学爱好者，要想在缪斯的殿堂里成为一个“旅游者”，必须用通身所有的毅力来买下门票，以坚定的信念孜孜不倦地追求，方能神圣地看上缪斯一眼，要想侥幸地“混”进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恳切地希望广大文学行家、学者、读者们，在接触我的作品时，用思维的拐杖和目光的细足款步于这片“园林”，其壮的树杆、嫩的茎枝、稚的繁叶，您尽可以剪修，尽可以挑选，尽可以浇灌、栽培……第四，对待为文与为人的观念——平实淡化。主持人在采访中一下子问我一个尖锐的问题：“您能简单地讲讲为文与人的奥秘吗？”我当时的脑思维里想到的是两个字——平淡。于是把这两个字又化成三个层面：首先，为文与为人起初的出发点——真。从为人来看，必须是真诚待人、真情感人、真心帮人、真实做人。从为文来说也是相通的，其出发点有五：一是真人的塑造（如王蒙的微型小说《手》）；二是真事的反映（如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三是真情的吐露（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四是真理的寻求（如电视连续剧《大法官》）；五是真实的再现（如电视连续剧《二十一天》）。其次，为文与为人过程中的聚焦点——变。我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领悟到：创作是作者学习的升华、立志的基础、修身的鞭策以至于执政的号角。因此，其创作经历也是作者本人发生变化的过程。我将之归纳为“三脱、三改”：一是能够脱俗、改变思想（创作的萌芽、做人的初端）；二是能够脱稚、改变形象（创作进入境界、做人趋于成熟）；三是能够脱险、改变命运（创作出神入化、做人顶天立地）。再次，为文与为人最终的结合点——淡。一是为人平淡，实则不凡（正所谓“难得糊涂”）；二是茫茫文海，源于平淡（正所谓“文章贵从平淡出”）三是居高处低，力求平淡（正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20004年4日18日写于咸宁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