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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我在阿富汗当联合国警察顾问（一）
------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邱[丘]崇稳
在昆明机场和战友告别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第一次是在东帝汶。关于东帝汶，我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可如今我不得不沮丧的看到，自己并不能作到这一点。他的曾经的鲜亮的颜色正在变得模糊，而将来大概也只能成为漫漶的一片。幸亏趁着当时的一点激情写下了《东帝汶维和手记》,也正是通过它，让不少的朋友从一个侧面了解了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中国维和警察。
尽管我现在还站在阿富汗的这片土地上，可是我并不敢这样说：对于自己，阿富汗已不再陌生。实际上，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我都不得不在阿富汗的熟悉与陌生，在自己的遗忘与记忆之间摇摆不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视线的不断延伸，所谓的风景也必将淡出。我不是作家，也不擅长写作，但我要趁现在鲜活的记忆，记录下这段原汁原味的生活与经历，让关心支持我的人们去分享，也用阿富汗人的生活、灾难教会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世界。
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虽然硝烟依旧弥漫，隆隆的爆炸声还未完全从耳际消失，我所看到的阿富汗人，一旦能暂时地离开战争，他们就开始过着正常、普通的生活。
“正常”、“普通”——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这几个字是多么的珍贵！阿富汗还未远离灾难，人们依旧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可是人们在生活着，并且如同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
电话面试折服联合国考官
4月 20日，接公安部通知，推荐我作为联合国阿富汗任务区警察顾问候选人，要我作充分的准备，迎接联合国总部的电话面试，有关个人资料已传过去，联合国有关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合格后，直接通过电子邮件，约定电话面试的时间。
4月26日我收到了联合国纽约总部维和部警察暑一个叫斯托蕾斯的考官发来的邮件，约定考试的时间，问我打哪部电话，什么时间比较合适。我答复最好打家里电话，时间最好是纽约时间上午8点至12点，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至12点，比较安静。第二天晚上她又发邮件告诉我时间确定在28日纽约时间上午8点至12点。
我早早吃过饭以后就守侯在电话机旁，旁边放了一杯水，尽管是应试教育出来的人，不免心情还是有些紧张，毕竟电话考试，这还是第一次。为了避免干扰，我把家里的人都请进了另一间屋子，手机关闭。
时间已经9点多了，几次电话铃响，我急忙接起，用英语问好，都不是。都是些亲戚、朋友打来的，倒弄得对方不知所措，还以为我在发什么神经呢。
时钟在滴哒滴哒作响，指针已指向10点钟了。真折磨人，我倒巴不得快点了结，我开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我还是极力控制着焦急烦躁的情绪，又回到电话旁等候。我索性把电视打开，手里握着遥控，边看电视边等待。
10点50分，电话终于响了，我想这次肯定是了。我迅速关闭电视，拿起电话，用英语问好。她就是主考官斯托蕾斯，是个女士，声音非常清晰甜美，英语讲得十分标准，就象BBC的播音员，还有她的助手约瑟夫，马来西亚人，虽然是越洋电话，通话效果非常理想，没有任何杂音。我原来最担心的就是要么通话效果不好，要么考官的英语地方口音太重，因为我知道联合国大家庭里的英语都是南腔北调。
简单的寒暄几句，气氛调节以后，开始切入正题。问题涉及面较广，从工作经历问到具体每一个岗位的职能职责，每一次岗位变换的原因，你的这些经历与警察顾问的岗位要求有什么联系，如何与你不喜欢的人相处，联合国安理会对阿富汗警察顾问的授权范围，使命是什么，你对阿富汗警务重组有哪些建议，中央、省、地区及基层警察机构如何设置，理由是什么，各权力部门之间如何建招立平衡制约机制。还涉及许多警察内务管理，工作质量评估，警察募培训，提拔晋升等方面。还问到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如何体现国际人权标准，以及阿富汗警务改革面临的挑战，应如何应对，针对阿富汗的毒品犯罪、恐怖活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安全保卫有些什么建议，等等问题。两个人交叉提问，经常打断你的回答，一看你对该问题有所准备，马上又问其他问题。电话面试进行了55分钟，时间过得很快。接近尾声，他们问我有什么问题要提问，我只问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知道结果，回答说一旦作出决定以后，他们会尽快通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很少讲过这么长时间的电话，我的半边脸上，耳朵旁，手上，花筒上全是湿的。全身如释重负，顿觉轻松了许多。对于考试，从最后考官的语气判断得出，是十分满意的。自我总体感觉良好，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结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我一向做事都是作最好的打算，最坏的准备。
我随即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通过电子邮件发出。这是曲靖师范学院的一个外教指点的一招。他说，西方国家应聘，电话面试比较普遍，可以节约成本，还比较客观，面对面的面试往往“印象”对考官的主观影响较大。考完试后，写一封感谢信，虽然不是必须的程序，但是一个重要程序，表示礼貌，谢意的同时，还可以简要补充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可加深印象。
5月6日，我接到了公安部的出国任务派遣通知：应联合国请求，我国政府同意，公安部决定派出邱[丘]崇稳同志赴阿富汗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
通知要求我以最快的速度办好有关出国政审手续，5月22日到武警学院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报到，进行出国前教育，领取装备，防疫注射等。公务出国手续比较复杂，时间紧迫。幸亏有关部门特事特办，一路绿灯，按时拿到了护照和阿富汗的入境签证。
出征之前----回家看看
接下来，就是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我出差向来是喜欢轻装上阵。抽空回老家看看，和亲人们告个别，毕竟要一年以后才能相见。我尽量的淡化，减轻他们的担忧，我说出差对于警察来说是常事，这一次只不过是时间长一点，要去的地方也不算太远。
我专门去看望了我的小学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当年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他就好像我黑暗中的一盏灯塔，把我引向光明，几次用他的耐心、善良、资助把我从辍学的边沿拽了回来，他的品质、忠诚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已经80多岁了，耳朵不好使，甚至交流都很费劲。我后来有了中学、大学老师，还有了外籍老师，可他依然是我心中不灭的一盏灯塔。
单位专门设宴欢送我，在家的局领导亲临晚宴，办公室全体弟兄姊妹欢聚一堂，气氛热烈，情真意切，好在都理解后面还任重道远，没有让我喝高，用一点点有限的酒量表达无限的祝福。
5月22日中午12时，在昆明机场与前来送行的亲朋好友依依告别，乘飞机前往公安部报到。在公安部，接受了短暂的出国前教育，有关领导给我讲了注意事项以及在该任务区可能遇到的巨大考验和挑战，以及领导们的殷切希望。
第二天下午，到廊坊武警学院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报到。我去东帝汶维和之前曾在这里接受了三个多月的严格训练，通过了联合国的甄选考试。那时，维和培训中心大楼才刚刚批准立项。现在，一座亚洲一流的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拔地而起，十分气派。新征土地14万平方米，投资1.5亿人民币，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维和培训中心设有语音教室、多媒体教室、宿舍楼、外籍专家楼、射击训练馆、驾驶训练场，是集教学训练和生活为一体的综合性培训基地。数十辆印有“维和”字样的崭新的训练用车一字排开，整齐的停放在停车坪，十分引人注目。我一人住进了一个单人房间，就像住宾馆一样，条件真不错，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接下来就是领取装备，包括服装在内，足足装满了两个大箱子。我们国家在维和装备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根据各个任务区的不同情况，装备也不太一样，考虑得特别细致周到。我们单位局领导还专门为我配备了精致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这些装备不仅为我在任务区工作学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也往往成为我在外国同行面前炫耀的资本。
到首都机场把行李打包托运走后，来到北京和平里医院注射疫苗，什么甲肝、乙肝，疟疾，破伤风等等一共打了七针，痛得我连手臂都抬不起来。
26日是出发前的最后一天。一整天没有什么其他活动安排，就等着晚上武警学院的欢送晚宴。连日来的疲劳，加之注射了太多的防疫针，有些反应。我就静静的躺在床上，打算好好的在这和平宁静的环境下，长长的睡上一个懒觉。
可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离家前的一幕幕，总是浮现在眼前，妻子别时的泪眼，年幼女儿说的“爸爸，你走啦，我的英语怎么办？”，局领导亲切的叮嘱，同事们欢送宴会上不由自主唱起《驼铃》的感人场面，亲朋好友机场告别依依不舍的情景………。想着，想着，眼睛湿润了，我也不知今天感情怎么会如此脆弱。
要说顾虑，怎么可能没有。只是在努力为之奋斗的时候，把这些都给忽略了。要去的地方又是一个硝烟未尽，安全局势非常恶劣的地方，很多未知因素，现在无法设想。而且孤身一人前往，孤独寂寞不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孤立无援，无人帮忙出主意，无论快乐和悲伤，都没人与你分享。心里在想，哪怕是有两个人都好。这和其他维和任务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阿富汗现在的安全局势还不适于大规模部署维和警察。主要还是联合国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北约部队、美军在控制局势。
善良的妻子虽说向来支持我的选择，但还是难于掩饰她内心的担忧和害怕。向来不太关注国际新闻的她，现在变得每天都在注视着伊拉克、阿富汗的局势变化。下岗以后的她，每天除了为我担惊受怕，还得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品尝着再就业的艰辛，为谋生计，每天起早贪黑。临走前，我对她说：我会为你再拿回一枚“联合国和平勋章”，那可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和警察的最高荣誉！她说：除了我知道它的分量，还会有谁知道。
我也深知，她也多么希望能象别人那样，平平安安，依偎在“大树下”乘凉，她也曾抱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记得上次我在东帝汶维和时，母女俩人在家，一次深夜突下暴雨，楼房下水管道被堵塞，水往上涌，整个屋子全部被水侵泡，睡梦中惊醒的母女俩，看着微波闪闪的水面上漂浮着的拖鞋，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在邻居的帮助下，奋战到天亮，才把水堵住，把屋内的积水一盆一盆地往外送出。还是女儿后来告诉我她们“抗洪抢险”的故事，我流下了内疚的泪水，我知道欠她们的太多。
十六岁花季的年幼女儿，在她上高二时，多么离不开父亲为她的人生、学习给予指引和辅导。女儿也曾在现实和梦里流下过她不能面对面地向父亲撒娇时想念爸爸的泪水。当她充满深情地在课堂上向全班朗读她的作文《爸爸，我好想你!》时，令老师和同学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女儿也很懂事，她知道爸爸是警察，她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离别时，她要上课，没来送我，她打电话天真地告诉我说：“爸爸，你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好妈妈！我会好好学习，不让你失望！”女儿的每一点进步，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很多好心人也在欠我说，女儿读书到了关键时候，你舍得抛下不管吗？
可是面对祖国的挑选，我能退缩吗？作为一名警察，我深知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国家应联合国请求派往阿富汗任务区唯一的一名中国警察代表，我更深知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荣誉与自豪。
转道阿联酋迪拜
27日下午5：30从北京机场出发，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往阿联酋迪拜，机票上写着到达时间是晚上10：30，我想也不算太远，只有5个小时的行程。可是5个小时早已经过去了，怎么还没有一点要降落的迹象。问一位空姐，她才说10点半是当地时间，和北京时差是4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行程是9个小时了。飞机上的九个小时要比火车上的九个小时难熬得多。
飞机准点降落在迪拜机场。联合国驻迪拜办事处的一个联络官员早已经等候在出口，一个干瘦的小老头，甚至是有点驼背，手中举起一块醒目的大纸牌，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只是有一个字母被写颠倒，QIU 被他写成了QUI。能顺利联络上就已经很幸运了。老头很热情，像老朋友一样，帮我接过小行李箱在地上拖着，一边大步流星匆匆往前走，一边自我介绍。他是个芬兰人，在联合国已经混了10多年了。在他的引导下出关手续办得异常顺利，他好像跟机场的人都很熟悉，见了谁都满脸堆笑，打招呼。他脸上的皮子很松弛，笑起来时，皱折很多，看起来很慈祥。他领我去兑换了钱，又办理了阿联酋的过境签证，才走出机场。他开私车过来接我的，夜半三更的，我想这家伙还真是有点革命奉献精神。
在车上，他还在不停的问这问哪，好奇心还挺强的。他告诉我已经帮我预订了房间，只是房价有点高，不知我是否满意。我连说谢谢，我想我会满意的。其实，住一两个晚上，谁还管那么多。我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英语语言思维反应好像很迟钝。仿佛人脑从汉语语言思维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思维，也像电脑一样有一个代码转换的过程。
他把我送到宾馆，交待我说，这儿很安全，尽管放心睡觉，29日去阿富汗喀布尔的飞机已经确定了，是联合国人道主义服务中心的飞机。明天早上9点接我去机场海关查看行李到了没有。告别以后，他驱车走了。我站在宾馆门口，目送着汽车尾灯消失在远处。热情、友好、慈祥的小老头，芬兰人，中国人，联合国大家庭………。世界变得愈来愈小，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小村子。
很幸运，两大箱子行李也到了。办理出关手续，开箱检查，交费等，手续繁多，还幸亏他很熟悉程序，每一道关口他都在表扬人，检查细致的地方，他说：哇，你办事真认真！办得快一点的地方，他夸奖说：啊，效率真高！这些语言“贿赂”，使得皆大欢喜，我发现什么人都爱听好话。
29日上午10点，从迪拜乘坐联合国的飞机飞往喀布尔，行程3个半小时。迪拜这一站多亏了这个芬兰人的热情相助，他叫劳瑞。当然我深知，这主要是因为公安部外事局提前作了周密细致的协调联络，使得此行畅通无阻，出奇的顺利。
虚拟中的阿富汗
飞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飞机进入了阿富汗领空。天气很好，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山峦，真是“穷山”，没有见到恶水，也看不见刁民。我在飞机上正在努力勾画着我想象中的阿富汗。
对于我和许多人来说，当提到“阿富汗”三个字时，突然之间变得耳熟的名词就是-----塔利班、本.拉登、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或者反恐战争，可是却对那个名字所代表着的国度一无所知。或许还会联想到纵横交错的贫瘠的山脉、无数的山洞、山洞里躲藏着的无数的包着头巾的手持冲锋枪的男人、黄土下不计其数的地雷、战争、贫穷、饥荒、死亡、鸦片、贩毒、走私、伊斯兰原教旨和穿波尔卡的看不见脸面的女人，还有很不卫生的手抓饭。
或者把所有这些名词加起来，似乎就是我过去所知道的那个“阿富汗”了。
除了经过媒体精心剪辑的新闻所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除了战争的进展，我们也没有机会去关心那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生活着的人们。
阿富汗就曾经是那样一片被人遗忘了的土地，倘若不是“9.11”事件将它和美国联系在了一起，也许还会被世界继续遗忘下去。而且是“合理的”遗忘下去。
无论从地理、历史、社会、经济的哪一个角度看，我们都会认为它的被遗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高山、荒漠的地理环境阻碍了人们与外界之间的交通，没有交通就谈不上经济发展。信息闭塞，经济的不发展便使人们一直处于部落、氏族和宗教群体的社会格局之中。
阿富汗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它没有什么稀罕或特殊的物产可以引起别人的贪婪；除了臭名招著的鸦片，阿富汗人也没有能力从自己的土地上去收获什么东西来贡献给阿富汗之外的人；除了走私和贩运劣质海洛英、鸦片以外，阿富汗人与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什么经济来往，在这个由经济实力决定声音大小的世界上，阿富汗自然也就消失了声音。国家、个人都一样，财大气才会粗，声音才宏亮。
就因为没有了声音，它被世界“合理地”遗忘了。世人任由它被侵略，任由它自己在哪儿贫穷、饥饿、挣扎、死亡，任由它自生自灭。
可是突然之间，巴米扬的大拂被毁以及接踵而至的9.11事件，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阿富汗”三个字一夜之间由被人遗忘变成了炙手可热。
从被人遗忘到被人记起，历史对阿富汗开了一个多么恶毒的玩笑。这个玩笑可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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