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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富汗当联合国警察顾问（二）
------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邱[丘]崇稳 喀布尔国际机场 飞机在徐徐降落的过程中，我早已把喀布尔看了一个够———喀布尔，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看的。没有一点都市的影子，也没有太多的绿化地带，更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面积似乎倒是很大，可尽是连成一片的土坯房子，从空中鸟瞰，更像一座被黄沙淹没的古老城堡。
喀布尔机场是阿富汗唯一的国际机场。占地面积不小，但设施可是一流的差劲。除了飞机起降的跑道比较平整以外，机场上凸凹不平。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段距离后，逐渐减速下来，一颠一跛的向停机坪慢慢滑去。听说去年冬天遇到下雪，因为导航设备太陈旧，有一架波音飞机在喀布尔机场无法降落，最后坠毁，机上乘客连同机组人员共135人，竟无一生还。
在喀布尔办理入关、移民手续不算太严格。一移民官员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心不在焉的在我的护照上加盖入境验讫章，我真担心他在我的护照上盖错了地方，致使今后给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护照就在他手上，他不去看护照内容，而是一个劲儿地问我：日本人？韩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好。后来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
在喀布尔，凡会一点英语的阿富汗人都会主动上前询问外来人，你是从哪里来的，来做什么。当我说是中国警察时，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表现出十分友好的举止。而且他们总要再确认一遍：“是‘ching’（清）吗？”
他们把中国人叫ching “清”。我胡乱猜想，是不是中国的大清王朝太厉害了，使他们对“清”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这种印象代代相传，一直留存到今天。
喀布尔的所谓国际机场候机大厅，比我们宣威火车站还不如。大厅顶上嗡嗡旋转着几个大吊扇，虽可以带来一丝丝凉意，但仍然驱散不了那异常难闻的厚重的牛羊骚臭味。可能是人们吃太多的牛羊肉、牛奶、奶酪的缘故吧。整个大厅里，确实体现了“国际”特色：黄皮肤的亚洲人，黑皮肤的欧洲人，白皮肤的欧美人。。。。。。。各色人种中，有穿长袍蓄着大胡子的阿拉伯人，有西装革履手提大皮包的商人。还有头戴钢盔身着制服，表情严肃的军人、警察，他们持的基本上都是冲锋枪，很少见到配手枪的。这时我又一次提醒自己，我已经真实的踏上维和任务区了！
不知是怎么的，或许是只身一人的缘故吧，就找不到上次到东帝汶维和的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心里总是警觉不起来，或许是心理准备不够充分吧。更有可能是，在和平环境呆久了，警觉的心也会倦怠，人的“血性”也会渐渐淡了下来。
走出机场，有两个年轻的眉清目秀的阿富汗人热情地朝我走来，彬彬有礼，用右手扶在胸前，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欢迎你来到阿富汗，希望你在这儿愉快，我们帮你拿行李。”我说：“谢谢，我自己行。”确实不需要，因为我随身带的行李并不多，就一个背包和一个手提箱。可是这些家伙不由分说，一个抓过我的提箱，一个抢着拿着我的背包，我空着两只手。“你座什么车？”我说到停车场座UN的小班车。
不到5分钟，我们就找到了接送UN人员的车辆。两个“热情”的年轻人把行李扔上车。我正要道谢，他们捻着手指，故作腼腆的说：“先生，money(钱）。”我问要多少，他说一个人100个卢比（相当于2美元左右）。我刚下飞机，上哪儿去换卢比呢。我在钱夹里翻来找去，最小的面额只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我又忙着坐车赶路，只好拿出那张最小面额的美元递给其中的一个：“拿去两人分吧。”两人高兴的连声道谢。这虽然有点不太符合市场经济，但也没办法，就算我踏上阿富汗土地上的一点儿人道主义援助吧。
入住阿萨旅馆
司机是当地雇员，他说直接送我到指定的一个叫阿萨的旅馆住下，明早8：30再接我去办理报到手续。我的乘车后面紧跟着一辆护卫车，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汽车在喀布尔市区穿行，路面很差，车流量还不小。一路上，司机热情介绍着这是哪儿哪儿，那是哪儿哪儿，好像在叙说重建家园取得的成就，我却毫无兴致。不都是一样嘛，到处是土坯房子，破破烂烂，没有一栋像样的建筑，街上行人稀少。
车子拐进一个胡同，车速慢下来，是条单行道。路中央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几吨重的大水泥墩子，车子呈蛇形状绕行，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为防止汽车撞击目标而设置的。后来发现，这在阿富汗是非常普遍的安全设施。所有办公楼周围，军事设施四周，人员住所附近，到处都有。自杀性汽车爆炸是基地成员从伊拉克学来的招数，在阿富汗已经发生多起，所以不得不防。
车子在一栋建筑前停了下来，后面的护卫车子也停在约50米远的地方。建筑楼门前大约有5、6个手持AK47冲锋枪的武装人员，我辨不出他们是军人还是警察。其中两人已经站到了车的两端警戒，枪口指向地下。另外一人拿着一个什么仪器顺着车底盘下面、四周仔细检查，大概是怕车上装有炸弹，其余两人守在用沙袋垒砌的掩体里面，露出半截身子，枪架在掩体上。他们的高度警觉，使我一下子开始提神醒脑。谁知这些程序，以后的每一天都要重复数十次。它竟要陪伴我一年。
验完证件，让我进了第一道大铁门，随即“咣铛”一声关上，我好像进了黑店一般。里面的人帮我拿着行李，领我穿过一个阴暗的值班室，一直往里走。来到一个类似服务总台的地方，办理入住手续。领取了房卡，房号214。尾数又是“4”，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啊，此行已经连续碰到好几次这样的尾数了。在国内，我对数字向来不是很在乎的，怎么在这种环境下会变得这般迷信，敏感。现在回忆起，连自己都会觉得可笑。
房间不错，地上铺着地毯，还算干净，只是房价太高，每晚55美元。如此高的房价，室内竟连卫生间都没有。
我搁置好行李后，出房门四周环顾了一下。这栋建筑只有三层楼，院子很小，但围墙很高，围墙上还有铁丝滚网。卫兵、岗楼、掩体、铁丝网、高墙……我猛然意识到，这哪儿是在住宾馆，这简直有点像………!
晚上10点钟后,喀布尔实行宵禁。任何时候，没有UN的车辆在门口等待，不得出门，不得步行，不得乘坐出租车，不得到餐馆就餐，不得到商店购物，不得向乞丐施舍等等几十条不准，违者有可能导致遣返回国。
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昨晚的睡眠质量还真不错。吃早点时，有几个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在议论昨晚附近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说震动很大，好像炸死了几个当地人。可昨晚，我竟什么也没听到。就他们几个人在谈论，其他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只管用餐。面包、牛奶、咖啡、果汁，可任其随便享用。我问身边的一个意大利人：“你也肯定什么也没听到，对吗？”他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没听到呢，这么大的声音。”我突然有些茫然，如此重大的新闻，怎么会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呢？而且还死了五个人。“五条鲜活的生命,真是麻木不仁!”我心里道。
9点左右司机来接我去办理报到手续。我问他知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他也是淡淡地说“听说了。”后面依然跟着一辆护卫车，保持着昨天同样的距离。这看来是UN的一项安全措施了。汽车行驶一段距离以后，突然车载电台传来指令：通往总部的主干道封锁，在南端什么什么鬼地方发生了爆炸，地点听不清楚，何时放行，等候通知。司机说送我回旅馆。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那么不以为然，原来爆炸、枪击，在喀布尔，在整个阿富汗，早已司空见惯。高谈阔论的那几个人估计跟我一样，也是新来的，少见多怪。没几天，又传来坎大哈清真寺自杀式爆炸事件，导致21人死亡，其中还有喀布尔市的警察局长。不知是谁曾经说过，死一个人是生命，死得多了，那就只是一个数字了。
总部报到----“五星红旗”就是最好的介绍信
报到手续十分复杂，差不多要跑遍总部的十几个部门签字、登记、填写表格。首先领到了一个ID卡，上面有一个磁条，记录了许多个人信息，如姓名、证号、部门、职位、有效期、血型等。这是任务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证明，和护照同等重要，必须随身携带。领到了一个摩托罗拉对讲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每天早晚两次通话检查，如果不通，或没有回应，属于违反安全纪律。要外出，要乘车，都得通过电台呼叫，遇紧急情况也得通过电台呼救。必须熟记很多常用术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刚开始时，是比较紧张的，电台专用英语比较特殊，特别是听，如果有点电流噪音，再加上紧急情况，更令人着急。最后，还办理了电话、办公电脑账号。
还有一天的初任培训，重点是在安全防范，安全意识以及联合国的有关规定。
在总部报到的这几天，拜访了不少部门，了解了各部门的职能，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为今后的工作联系打下一定基础。我换上一套崭新的警服，上印有五星红旗的标志。这标志就是一封很好的介绍信。每到一处都会迎来热情友好的问候，耐心的帮助。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给世人树立了一个爱好和平，负责人大国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近几年来，我国积极派出民事警察参与维和行动，我维和民警在任务区的杰出表现，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和友谊。另外，这个任务区很少见到中国警察，可能也是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
在喀布尔期间，我曾多次与联阿团高级警务顾问多次研究阿富汗警务重组和当前的工作重点，认真听取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和期望，也大胆的提出了一些阿富汗警务重组的构想。我所提的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成立类似110或911之类的报警求助和应急反应指挥中心，做到信息畅通，指挥协调有力，反应快捷，处置得当，以各警种各部门为依托，以快速反应部队为骨干，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我向他介绍了我国禁毒人民战争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及基层公安机关社区警务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还给他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新型警务经验，如以问题为导向型的警务，以情报信息为导向型的警务……..他非常感兴趣，他说他一定要多挤出时间跟我进行深入的探讨。
联阿援助团高级警务顾问是一个加拿大联邦警察，高级警官。他为人随和，谈吐风趣，经历丰富，35年警龄，55岁，完成任务回国就可以退休了。他说儿子和女儿都有很好的工作，收入很高，但他们还是十分羡慕、崇拜当警察的父亲，他们说当警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他最想到中国去旅游，他知道中国这些年来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我把从公安部带来的一件特殊礼品-----用大理石镶嵌的一枚精美的中国警徽赠送送给了他。并说，我的政府让我把这件礼物送给最重要、最友好的人，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他高兴得不得了，急忙打开，似若珍宝，他要我给他解释警徽上每一个标志的含义。幸好出发前我仔细阅读了相关资料，不然还真解释不好。我给他解释道：中国的警徽，是中国警察的标志和象征，由国徽、盾牌、长城、松枝组成。国徽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表明警察是国家法律的捍卫者；盾牌是人民警察的象征，表明人民警察保卫人民的神圣职责；长城象征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松枝象征人民警察的品质和战斗意志。
一提到长城，他很来劲，他知道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奇观之一。我还给他开玩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他一定要做一条“好汉”。最后，他庄重严肃地把那美中国警徽放在了他办公室最醒目的位置上。 废墟中的温暖和希望
喀布尔完好的建筑物都是新建的，而且还是以军事用途为主。其余的建筑物，没有一栋是完整的。大部分建筑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子弹孔，或者被炮弹炸开了一个洞口。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废墟城市。
在一个废墟的空地上，我看到数十个小朋友分成几组坐在地上，每一组的前面有一块黑板，放在三角架上。这显然是个学校。几位老师在教学生朗读，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我还看到几个蒙着头巾的女学生，虽然看不到她们的面部表情，但从她们眼神中，我看不到以往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阿富汗儿童恐惧和茫然的眼神，她们都专注地看着黑板，放声地跟老师朗读着。
夜晚的喀布尔，出奇的宁静，这种静，似乎来自外太空。透过酒店监狱一般的窗户，我看到了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美的星空。我忽然想到：上帝是公平的。在这个缺乏阳光废墟般的喀布尔，上帝却给予了它另外的补偿---星光灿烂的夜空去慰藉那里所有苦痛的心灵。
看着这样的星光，回想着白天所见阿富汗学生的眼神，我不能不想起劳伦斯小说中的一段话语：“灾难已然降临，我们身处废墟。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怀抱着一些小希望。这工作艰难，如今没有一条通往将来的康庄大道，但我们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首次参加警务顾问全体工作会议
运气真好，到喀布尔第三天，正巧赶上一个工作会议。全部六个警察顾问都到了，这是互相认识的一个好机会，否则每人在一个地区，平时很难相见。平时联系都是通过电话和联阿团局域网进行联络，交流信息。
会议议由加拿大高级顾问主持，他提出讨论的议题，大家围绕议题，各抒己见。会场气氛轻松活跃，有时还开些玩笑。西方人顽童心态较重，有些在我们看来很严肃的事情，他们往往轻松解决。这可能也是观念上的差异。例如需要抓捕的恐怖分子的基本情况，他们像打广告一样印在士兵常玩的扑克牌上，或者其他常用的东西上。
会议比较务实，没有长篇大论的报告，就事论事，以解决问题为主，最后形成纪要执行。会上，还会引起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有民主，有集中。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除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外，没有作什么发言。”
晚上，德国警察援助项目举办晚会，高级顾问应邀率我们一起前往。他说可以结识很多人，有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警察重建，德国是牵头国家，包括培训、装备、保障等都由德国负责。搞好关系，十分必要。
从总部到德国警察援助项目总部有一大段路程。汽车载着我们在用沙包和铁丝网修筑的层层工事间转了好半天，经过了数道盘查之后才来到门口，下车之后，通往大厅的通道两侧，本应该站迎宾小姐的地方，却占满了头戴钢盔、身着防弹背心、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黑洞洞的枪口指向地面。
晚会很热闹，大多是北约军队的军官，部分国家的外交官，也有喀布尔的政要。德国警察项目总部大院很不错，比较宽敞，地上还种了一些绿草，鲜花，果树。在喀布尔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有这样的环境，还真难得。还请来了歌手，叫不出名的民族乐器，唱什么内容也听不懂，但旋律十分悲壮。大家各需所需，拿上一听饮料或者啤酒，边喝边聊，频频互相自我介绍，气氛很好。唯一不和谐的是大多数人都身着制服，腰间挂满了手枪、匕首、步话机，脚上蹬着长统军靴。还有女军官，真可谓凤毛麟角，鸡立鹤群！有一个美军女军官，我赞美她腰间的手枪真漂亮，她说非常可爱，她还说她爱她的手枪胜过爱她的男朋友。
遇到的人很多，我不太擅长记住别人的名字，老外的名字很难记住，这对我在社交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过了几天，我碰到两个挪威军官，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竟然叫出我的姓来，我很惊讶。可是令我尴尬的是我对他们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在我印象里，很多西方人一眼看上去，造型结构都差不多，很难记住特征。
晚会上，还出了个洋相。碰到几名日本人，我把他们误认为是中国人，我非常热情地过去用汉语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一脸茫然。我才发现不对劲，马上改用英语，才知道他们是日本的外交官。简单跟他们寒暄几句我就走开了，他们也不太随和，一人拿一罐饮料站在一个角落里，也不主动与别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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