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邱]明——一个被遗忘的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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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邱[丘]]明——一个被遗忘的大儒 王红霞  [摘要]左丘[邱[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为解孔子《春秋》而作《左传》。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分析左丘[邱[丘]]明的思想，发现其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这与二人为同受鲁文化影响，二人同好恶及《左传》的写作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左丘[邱[丘]]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大儒，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应当予以重新评价。 [关键词]左丘[邱[丘]]明;《左传》;孔子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宝贵的文化典籍，被钱穆先生称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准观点所在”[1]。然而，《左传》作者左丘[邱[丘]]明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问题，他的思想更是被学术界所忽略。笔者试图在探讨左丘[邱[丘]]明其人的基础上，通过《左传》，分析左丘[邱[丘]]明的思想，从而确定他的学派归属。 一、左丘[邱[丘]]明其人 左丘[邱[丘]]明的名字最早出现在《论语》：“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邱[丘]]明耻之，丘[邱[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邱[丘]]明耻之，丘[邱[丘]]亦耻之。”[2]（《公冶长》）从孔子的语气中不难体会出孔子将左丘[邱[丘]]明引为同道，对于花言巧语、伪善的作法都感到很可耻。由此得知，左丘[邱[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而且与孔子关系甚笃。有人就此认定左丘[邱[丘]]明必早于孔子，“因为孔子这段语言把左丘[邱[丘]]明放在自己之前，而且引以自重”[2](P.52)其实，仅凭这一条就断定左丘[邱[丘]]明早于孔子显得证据不足。更多的史料说明左丘[邱[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邱[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与这段内容相近的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邱[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邱[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上述史书记载可知，左丘[邱[丘]]明曾与孔子同观史书，左丘[邱[丘]]明作《左氏春秋》的目的就是避免“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为了保孔子《春秋》真意。《左氏春秋》乃依孔子《春秋》而立传①。对于孔子与左丘[邱[丘]]明同观史书之事，严彭祖《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也有类似的话：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邱[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邱[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左丘[邱[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这样的煌煌巨著与他是一个史官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孔安国注称他为“鲁太史”。《汉书·艺文志》自注称其为“鲁太史”。新近发现的孔府档案的新资料《左传精舍志》称左丘[邱[丘]]明“世为鲁左史官”②。左丘[邱[丘]]明的姓氏与他的职官是相联系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左丘[邱[丘]]明为左史官，以官职为氏，当姓左。《左传精舍志》卷五《姓谱》更证明了左丘[邱[丘]]明姓左。 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子封于营丘[邱[丘]]，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邱[丘]为姓……其以丘[邱[丘]]为姓者，印生商，商生 ， 生尚亚，亚生采，采生娄嘉。嘉因生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史官，生子均……（周景王）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轼其君虔于干溪。相之子（成）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成）生丘[邱[丘]]明，世为鲁左史官。姑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其后裔十五代孙名起者，工文学，王莽征召不就，恐及于祸，又去左袭丘[邱[丘]]，隐居陶阳，复以丘[邱[丘]]为姓氏。 这段文字极为宝贵，叙述了丘[邱[丘]]姓的变迁过程。丘[邱[丘]]姓经历了“丘[邱[丘]]——左——丘[邱[丘]]”的演变，左丘[邱[丘]]明处在以左为氏的阶段。③ 二、左丘[邱[丘]]明的思想 《左传》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实有之语，但材料的取舍、剪裁是受作者思想倾向支配的，而且在行文当中融入鲜明的爱憎情感，左丘[邱[丘]]明借笔下人物之口褒贬时事、阐述个人看法。特别是《左传》中的评论最能反映左丘[邱[丘]]明的思想。《左传》中的“君子曰”确系左丘[邱[丘]]明作《左传》时已有，并非出于后人的附益，“这种议论的体裁为先秦史学所共有，一如今之‘编者案’”[3]。“君子曰”、“君子谓”或“君子以为”的评述共八十四条，这些评述直接表达左丘[邱[丘]]明的心声，也最能体现左丘[邱[丘]]明的思想。另外，《左传》中直接引仲虺、周任、史佚、孔子等人的评论话语约五十条，这是左丘[邱[丘]]明利用他们的评论来表达个人的感想，当然也能反映其思想。 对于左丘[邱[丘]]明的思想，笔者拟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等几个方面进行粗浅归纳： （一）天道观 左丘[邱[丘]]明虽然尊天敬神，但更重人和人事。反映在他极力反对人祭、人殉，非常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本身的存在和价值，把死后的鬼神放在个体生命的后面。《左传》僖公十九年载：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左丘[邱[丘]]明借司马子鱼之口来表达他的看法，“祭祀以为人也”，也就是说，祭祀是为了人，并不是为了取悦于神，同时又强调民乃神之主。左丘[邱[丘]]明对秦穆公赞赏有加，而对他死后人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他借用“君子曰”发表了一番感慨：  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4]（《文公七年》） 左丘[邱[丘]]明之所以认定“秦之不复东征也”，就是因为秦穆公“死而弃民”，实行人殉。《左传》中有不少鬼神之说，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左丘[邱[丘]]明的迷信思想。细读《左传》就会发现，左丘[邱[丘]]明虽然没有否定祭祀鬼神，但并非迷信鬼神，他笔下的贤人君子谈到鬼神是为了劝戒世人。钱钟书先生说：“盖信事鬼神，而又觉鬼神之不可信、不足恃，微悟鬼神之见强则迁、唯力是附，而又不敢不扬言其聪明正直而壹、凭依在德，此敬奉鬼神者衷肠之冰炭也。玩索左氏所记，可心知斯意矣。”[5]（P.186）左丘[邱[丘]]明正是在当时不能完全否定鬼神的历史背景下，利用鬼神之说扬善赞德，钱钟书先生可谓一语中的。 左丘[邱[丘]]明的天道观总起来说是注重人和人事，远离鬼神和天命，把天和神作为虚设和外壳。他走出了西周时期的天神的神秘主义，注重现实，推崇理性。 (二)政治观 左丘[邱[丘]]明的政治观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是：以德为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民为根基，辅之以刑。 左丘[邱[丘]]明就是通过历史事实来阐述德对于国家、战争和个人的重要性。《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表达的正是德政是政治根本之意。左丘[邱[丘]]明在论述城濮之战时说晋侯在战前训练百姓，让他们“知义”、“知信”、“知礼”，而战争中晋军重视德行，将领配合默契，这样就自然而然的让读者接受晋军胜利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是说德在左右着战争的结果。而对于个人更是有德者成就功业，无德者身死国亡。 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规范，上自国之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的定制装饰、进退礼节等等都属于礼的范围。《左传》解经也多以“礼也”、“非礼也”为注脚，“礼”字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同时期的古书都要多。在隐公十一年中记有左丘[邱[丘]]明的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丘[邱[丘]]明把礼提高到国家的躯干，天子奉行的规范，天地之经纬的程度，奉行礼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左丘[邱[丘]]明在《左传》中要表达的礼并不仅是揖让进退之礼，还有更深的含义。公元前547年，昭公到晋国去，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礼，自始至终从没有失礼。由此晋侯对鲁昭公不懂礼之说感到困惑，女叔齐解释说： 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4](《昭公五年》)女叔齐认为鲁昭公仅懂得“仪”，这是礼的表面形式，而不是真正懂礼。真正的礼是用来保国、推行政令而不失去百姓的。鲁昭公的政令出自私家，不能使用贤人，触犯大国的盟约，欺负弱小国家，趁人之危，不能养活百姓，却琐屑地急于学习仪式，这是本末倒置，根本称不上是懂礼。左丘[邱[丘]]明禁不住赞叹：“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子太叔对曰：“此仪也，非礼也。”左丘[邱[丘]]明所津津称道的礼就是女叔齐所说的守国保民之礼，而不是外在的各种礼仪礼节。在此，他把礼的涵义又拓深了一步。钱钟书曾谈到过《左传》中的礼，说：“足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