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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邱[丘]秉常? (1902—1978) 1945年底,当中华民族刚刚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经受严重灾难的民族战争,又面临全国内战的历史关头,一个刚从少将师长升任中将副军长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毅然愤而辞职,回居故里。他就是1949年初出任国民党宣威县长,同时又受共产党领导的临时人民政府县长邱[丘]秉常。 邱[丘]秉常,字尊五。1902年出生于宣威板桥邱[丘]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几亩薄地,半年糠菜半年粮,艰苦度日。祖父辈三代读不起书,父亲邱[丘]德光牢记“三代不读书成牛”的祖训,决心供养儿子上学。1909年,邱[丘]秉常得以进私塾念书。1912年改读于新建本村小学。1915年考入区立板桥两级小学,因家境贫寒,中午放学,其他同学回家吃午饭,他独自强忍饥饿在校苦读。由于学习刻苦,各门功课较好,尤以国文历史体育为优,特别是单杠动作,令人称奇。其间曾有幸借读《三国演义》《新列国志》《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又听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许多传闻,使他萌发爱国思想。?读书期间,家中连遭不幸,老祖母公公奶奶等相继去世,又逢天灾,全家负债累累,债主盈门。父亲曾因欠租被族中权势者杀伤。不久,佃主也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到地里抢夺仅能收获的一点包谷,母亲为争收包谷被打伤。在父亲被人用镰刀逼得连连后退,不幸跌倒,即将遭到不测时,邱[丘]秉常情急智生,抓起石头砸伤佃主,拉着父亲逃离现场,在穷苦村邻保护下,幸免于难。然而粮食被抢,衣食无着,全家只好靠野菜度日,一次,母亲心疼上学的儿子,给他弄了一碗青麦粒磨成的碾针,饥肠碌碌的邱[丘]秉常端起碗时,发现锅里煮着野菜,即默不作声地将碗里的碾针倒在锅里。1917年他高小毕业,又因欠交一元伍角学费,被学校扣发毕业证。二凄惨的童年生活,磨炼了他倔强的性格,立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现状。1918年,他随父亲到江川帮工。年底转到昆明,用父亲帮工得来的三元钱报考昆明军士队。因身无分文,不能在昆明等候报考结果,找熟人借得路费回家。1919年6月,又向人借得路费,再次外出谋生,做小生意得点钱又被土匪洗劫一空,读书无钱,做生意失败,时运不济,使他下决心再次报考军士队。同年底,向熟人借得经费,终于考入昆明军士队,开始了一生中的戎马生涯。1920年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军事教导大队任上士,后到卢汉任团长的靖卫三团。1921年升任准尉司务长,随滇军入粤。1922年升任少尉排长。1923年晋升中尉排长,入广西作战.部队整编后升任上尉连长。同年,在砚山与范石生激战中负重伤,在昆明治愈后,于1924年底晋升少校连长。1926年升任中校营长。在云南军阀混战中,因参与击败张汝骥胡若愚两军,并活捉张汝骥,为龙云重新统一云南立下战功,深得龙云卢汉赏识,升任三十八军九十八师五团一营上校营长。1929年,在广西百色与陈济堂部交战中,再次负伤。回云南后,被委任巴撒队讯,心中不快,离队回家。不久,又到昆明卫士大队任第二队队长。1935年初,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到四川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受训。8月,受训结束,被委任个旧独立营上校营长,仍率部警卫五华山。曾率部参与围剿滇桂边富宁红军游击根据地。1935年底,任第二路军第三纵队一旅二团团长。1936年3 月,随滇军到宣威虎头山围堵红军,并尾追红军到金沙江石鼓。同年底,因参与个旧锡矿发生的争尖子械斗,受停职处分,回家闲居7个月。“七·七”事变后,调任六十军一八四师一八八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参加台儿庄战役,防守运河一线28个昼夜。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力图保存实力,节节后退,并乘机收编其他溃散的地方部队,六十军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他所在的一八四师顽强御敌，给敌以重大杀伤，经反复争夺,始终坚守阵地。因战功卓著,升任一八三师五四三旅旅长。1939年,升任新十二师副师长兼三十六团团长,1940年,升任该师师长。因新十二师归薛岳指挥,薛不让交职给他,1914年他愤而回家,在昆明宣威两地闲居三年之久。? 从台儿庄战役到他愤而返乡,邱[丘]秉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派系林立,排斥异己的腐败现象,使他多年形成的报国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因他长期在龙云卢汉部队,为龙卢多次立下汗马功劳,与他们关系较好,1944年,又调他任云南暂编二十一师师长,率部驻个旧,以防日军进犯。抗战胜利后,他奉命率部进入越南参加受降。?他一生性情耿直,一本报国思想。厌恶阿谀奉承,数次弃职回家,龙云卢汉为确保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数次惜才起用他,抗战胜利后,他本以为国家民族从此太平,谁知蒋介石依赖美国主子的支持,决意发动内战。将滇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调越受降之机,布置杜聿明派嫡系部队严密监视,不让回云南,要其开往东北打内战。为笼络人心。委以邱[丘]秉常副军长职,领中将衔,半生戎马生涯的邱[丘]秉常,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弱肉强食勾心斗角的现状十分不满,钦佩共产党,深感共产党光明磊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从越乘飞机回昆后,亲眼目睹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手无寸铁的师生遭到残酷镇压,他愤愤不平,认定宁反蒋也不反共,到昆领取退役令后,他心中忧郁,气愤难平,不愿到南京去领取退役费,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宁伯晋(宣威人)曾对他说:“去领来,你不要就捐出来。”邱[丘]一股无名火正无处发作,即大声说:“我不领,也不捐。”当时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横行,怕遭暗算,他即回到宣威老家邱[丘]家屯。三邱[丘]秉常一心只想凭自己努力,改变家庭面貌。当排连长时,即还清了一切欠债,特别是在广西作战负伤,上司将其缴获的两枝手枪奖给他,抓住张汝骥的那次战斗又得手枪10多支。卖枪后,先后得了一笔钱,赎了旧地,置了新地,家境开始好转,逐步成为富户,对几家较穷的亲戚,他也给予了资助,帮他们买房买地,过上安定的生活。? 邱[丘]秉常读拜了孙中山的“三民生义”论著,尤喜“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原邱[丘]家屯的土地,大部分属外村富户所有,土地瘦薄,管理较差,河道不畅,每逢涨水,一片汪洋,地界淹没,争执较大,收获物除去租税,所剩无几,全村绝大多数都较为贫困,他为官后,力求将本村范围的土地买回,使本村人能以安居守土,为根除水患,他当营长时,即发动村里人打圩修河。按各户拥有田亩投劳,一改过去平均分摊,侵犯穷人利益,治河未果的做法,结果不仅河圩打成,河道改直,根除了水患,还修了水库,使多年丢荒,十年九不收的薄沙地变成了良田,群众广为称颂,他的这一行动还带动了附近的板桥东屯起而效仿,建了水库,收到明显效果。? 邱[丘]秉常当了官,有了钱,全家人从为度日奔波到温饱有余,父亲则产生了发家思想,变得贪心不足。这时家里已有田地100余亩,他仍不满足,到处买田置地,收租放债,还常对邱[丘]秉常说:“银子要埋在田埂地脚下才牢靠。”秉常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采取了缓减免的办法,将部分土地退掉,免了部分穷人的欠债,力劝父亲不要上门收债,不要逼人还债,并私下告诉一些借债人,叫他们不要忙着还,待有了时还本就行了,一次,他气愤地将父亲放债的契约撕毁,生气地说:“想想过去,有了钱也不能对穷人太苛刻。”为这些,曾与父亲发生口角,两个月互不答话。对于家里的田地,他将多数分给村里穷人种,对他们说:“丰年交租三成,荒年欠收就不交。”并打算待老人过世后,将多余的土地交给村上,租税用于办学。?他恪守“村顾村,邻顾邻”的信条,总想为本村穷人办点事,由于本村原先多穷苦人家,连村旁山场都被他村财主霸去,村里人找点烧火柴都要受他人之气,为这事连年告状打官司,但都以失败告终,他决心帮村里争回此山,后经人调停,对方付款3000元了事,所得款项他替本村买了一个山场,其余用于全村的公益事业。一次,县里盖武庙,一些有权势的绅士横行霸道,不付款,滥伐各地好树,邱[丘]家屯祖莹大树也在砍伐之列。村人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得知后,到县府质问县长,县长无言以对,主办绅士向他叩头认错,使全村祖莹大树得以保存。为解决全村很多人家缺少耕牛,每逢农忙要求亲靠友借债农耕的困境,他先后买20多条耕牛分送给无牛的穷人家。在对待家庭成员方面,他常引用“官子官孙,堕落子孙”的俗语开导他们,勉励他们勤奋自立。对弟弟和他自己的子女,他力图供他们上学念书,以期增长知识,练就本领,以自己的才能贡献于社会,不使其安守富贵,一事无成,他反对给他们找田置地；建盖房子，反对在田地文书上落他们的名字。特别不愿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丰厚的遗产。直到1947年后,他同意给弟弟分点土地,建了房子。四秉常回居故里后,表面上似乎过着闲静的生活,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平静,反思过去,虽一本初衷,诚心报国,然而国家的命运并没有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好转。闲居中,他还得处处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暗算。他虽深居简出,但确与中共地下党员耿介周子安傅发聪等常有交往。在与他们交往中,得到教益。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对自己的亲属子女参与革命活动,他暗中高兴,加以支持。他的弟弟邱[丘]秉纲思想进步曾参加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弟媳李琼莹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但一直坚持革命活动)。外侄常丕义子邱[丘]明女儿邱[丘]淑静邱[丘]淑华等均先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民青组织(后都入了党)。昆明“七·一五”事件前夕,在云大念书的邱[丘]明曾向他提出,把家产献给共产党,他欣然表示同意。1948年“七·一五”事件中,常丕义邱[丘]明邱[丘]淑静等积极参加了昆明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他深表同情,对他们遭到镇压,他内心尤为不满,他曾到昆找原来的老同事昆明警备区副司令马瑛和政工处长刘善述,得到的却是冷眼和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他一气之下,直接找省主席卢汉,才使外侄和孩子得以释放,他们回宣后,充当了邱[丘]秉常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党组织秘密将一些革命书刊传给他,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土地法大纲》等,他都一一细读过。他还不断收听新华社广播。通过学习和收听广播,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时局的变化,心胸豁然开朗,开始从寂寞消沉中解脱出来,拥护共产党的各项主张。?板桥西河年久失修,两岸良田被水冲沙压,当地群众苦于水患,但又无可奈何。板中党组织决定根治西河,为民造福,特请邱[丘]秉常出面主持。邱[丘]感到能为人民做点好事,义不容辞,便欣然应允,他利用与县长李悦立的同学关系,取得县政府的支持,发动群众,仅一个冬春,治河工程就圆满完成,群众免除了水患之苦,板中也恢复了农业基地,为学校筹集办学经费创造了条件。他还十分关心地方教育事业,常出面找本地乡镇长协商,解决学校教育经费,支持学校办学,对国民党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他深恶痛绝,特别是对国民党宣威县长李杰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弄得民不聊生的做法十分厌恶,他从内心赞成共产党反“三征”(征粮征兵征税)的口号,公开支持板桥地区人民反“三征”的行动。他告诉板桥镇长吕福舜,要他拒绝执行李杰的“三征”指令,为此,李杰向省政府告了他的状,省主席卢汉派民政厅长安恩溥专程来宣威劝告他。他针锋相对,乘机向安控告了李杰贪赃枉法,公开卖官等罪行,要求省政府撤换李杰。1948年党领导的播中“九·五起义”后,宣威常备中队曾参与围攻建新村,他得知 ,批评了三个常备中队长,向他们指出:县长李杰贪赃枉法,跟随李杰是没有出路的。一三中队长李肇生夏承熙接受了批评,常到邱[丘]的家中拜访,只有二中队长仍支持李杰,拒不认错。五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云南地下党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也不断发展壮大,形势越来越对人民有利。1948年底,滇东北地委成立后,地委书记李德仁副书记李天柱委员杨泓光等在板中党组织派人陪同下常到邱[丘]家屯与邱[丘]秘密交谈。曾设想叫他出任宣威县长,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在宣威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邱[丘]爽快应允。时隔不久,恰好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给邱[丘]发来电报,要他出任宣威县长,并邀他上昆面谈,他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经党组织同意,并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到昆承诺了卢的委任,于1949年1月29日正式出任宣威县长,建立起表面挂国民党招牌,实属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政权。? 从1947年6月“六六分队”建立起,宣威各地反蒋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广大乡村已为游击队所控制。但就全省情况看,国民党的势力依然较为强大,加之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已预感末日将临,在“和谈”幌子掩盖下,妄图拼凑所谓“西南防线”,偏安西南一隅,作最后挣扎,国民党部队不断向西南撤退,其嫡系二十六军就驻在沾益,与宣威近在咫尺,且公路畅通,便于机动。为了革命事业,他甘冒风险,不计个人得失,受命于危难之际,巧妙与敌周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人事安排上,他多次与滇东北地委负责同志磋商,接受党委派的大批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经常做工作争取的统战人士在县政府机关任要职。以宣威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耿介任县政府秘书,张福崇任收发室主任。其它如警察教育财政税务建设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和地处县城的榕城镇长等均由党组织安排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可靠的统战人士担任。19949年2月下旬,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昆支队进入宣威兔场,包围了大地主魏振家,迫其交枪投降。尔后部队直奔鸭子塘,包围了大地主徐鼎明家,徐亦交枪投降。地委和支队领导来到他的家中,就永昆支队活动范围县政府人事安排以及两面政权的其它具体问题等,再次与他交谈。他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表示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切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双方一致决定:为应付国民党省政府和二十六军,县城及县通往沾益的公路沿线,表面上仍维持旧秩序,由他负责了解敌人动向,向永?支队提供情报,供给部分医药食盐等军需用品。永?支队和地方游击队不在上述地区公开活动,转向全县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地委还就成立宣威县解放委员会和县临时人民政府等有关问题与他交换意见。3月15日,永支队发布命令,成立宣威县解放委员会,邱[丘]秉常为主任。4月中旬,中共宣威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他化名高明任县长,杨泓光任工委书记兼副县长。这期间,滇东北地委在宣威县城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地区的工作。地委和永昆支队在宣办了军政干校，后勤修械所，后方医院印刷所。宣威县工委在县城办了社训班,并利用县政府收音机收抄新华社新闻,出版了《挺进报》,及时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舞斗志。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协助。?邱[丘]秉常一出任县长,即扣押了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的前县长李杰,开监释放了无辜被囚群众,遣散了原监狱看守人员,逮捕关押了国民党常备自卫队副总队长帮会头目邓仲承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又不思悔改的常备二中队长李玺东国民党宣威第二区分部执委陶应发。并一再向党组织提出请求派干部教育改造县政府常备中队,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4月中旬,永昆支队派出领导骨干5人,又从宣威县城几所学校抽调党员和民青成员38人到常备中队,分别担任中队指导员分队政治服务员小队政治战士,由耿介负责整顿教育改造常备中队。他热情协助,积极支持。他召开中队长会议要求他们:“从今以后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各中队应听指导员的命令，没有指导员命令,不得随便行动。”由于他的积极协助支持和全政工人员的努力,改造常备队的工作十分成功,使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斗争中成为骨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旧历三月初二,县城各校学生借传统东山寺庙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进行反蒋宣传。并派代表向邱[丘]秉常请愿:要求严惩陶应发李杰邓仲承,阻止国民党二十六军到宣威抢粮。邱[丘]当场表示:不辜负宣威父老的期望,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和“拥护邱[丘]秉常在宣威当县长”的口号。对辱骂女生,用枪威胁学生纠察队,破坏学生活动的国民党新兵营两个班长,邱[丘]秉常把他们带到东门外加以训斥,意在教育后放归,但此二人态度恶劣,叫嚷:“我们是卢主席的人,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一身正气的邱[丘]秉常怒不可遏,当场将两个家伙枪决,打击了新兵营的嚣张气焰。尔后，他亲自主持清算了李杰的罪行，令其交出赃款后放行，下令枪决李玺东邓仲承，将陶应发送宣威支队公审枪决，还镇压了流氓惯偷曾小宝。对县城秩序进行了整顿，使县城很快出现了秩序井然的良好景象。?在军事上，邱[丘]秉常始终与党保持密切配合，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断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情报。他出任县长时，向卢汉要来的15挺机枪300支步枪1000枚手榴弹5万发子弹，除部分补给县常备中队外，其余全部送给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昆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3月29日，驻沾益的二十六军派车30余辆，在两个连的武装护卫下到宣威抢运军粮。他及时将情况报告宣威支队支队长兼政委杨泓光。次日拂晓，敌运粮车队在高坡顶永安铺余家河口一带被宣威支队伏击，毙敌10余名，打坏汽车5辆。为寻求报复，7月22日该军派一九三师五七八团窜入宣威清水板桥一带，烧杀掳掠，并抄了邱[丘]秉常的家。该军军长余程万还数次向省政府秘报邱[丘]秉常通共，绘声绘色地把发生在宣的几次战斗都说成是他直接指挥的，把滇东北地区后勤修械所也说成是他秘密开办的兵工厂，要求省政府查办邱[丘]秉常。面对敌人的控告和军事威胁，他没有被吓倒。他两次向省主席卢汉控告了二十六军的暴行他在电报中列举敌之种种罪行后，义正辞严的指出：“该师是国家军队，声称保护人民，为何抢杀人民，抄掳百姓，处处以人民为敌，其残暴恶毒地方胜过土匪万倍。职从军二十余载曾目睹敌军蹂躏区域及土匪滋扰地方，如此残暴行为，从未多见。此种惨无人道之军队，更未听闻。宣威遭此蹂躏，堪称空前。……处此青黄不接之时，数万灾民，将何以为生，职又将何以善其后。……”。针锋相对，与敌斗争。在对待省政府关于追剿共产党游击队的电令和邻县邀其会剿游击队的电文时，他充分发挥个人才智，总以适当借口，进行推托。由于国民党各方控告日多，卢汉曾电令其上昆面谈，他又以客观借口进行搪塞，拒不进省。?在经济上，他也给予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以极大的支持。每月正常税收，卢汉给他购买大米10万银元，查获四川商人运送大烟的3万银元等，除去县政府开支外，大部分用于购买各种军需物品送给永昆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和地方游击队，还给三个支队每人缝制了一套衣服。由于邱[丘]秉常在宣威的声望和影响，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反复做工作争取下，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倒戈投向人民，使各区乡人民政权得以迅速建立，宣威成了滇东北地区较早解放的县和巩固的根据地。1949年9月，国民党陆军总部迁驻曲靖，八十九军从贵州移驻宣威沾益，第八军也正准备从贵州入窜宣威。党组织动员邱[丘]秉常及县政府机关撤出县城。10月，卢汉委邱[丘]任宣(威)会(泽)剿匪司令。邱[丘]立即召集各方人士开会，明确指出：“卢汉已有反蒋之意，剿匪，就是剿国民党匪军。”为保护群众，减少损失，迷惑敌人，他以“剿匪司令”职，公开出布告称“外出剿匪”，指定统战对象李子伦代行拆(代县长)，他即到西泽根据地，后到会泽。第八军入宣前，他又与李德仁返回宣威县城，写信叫统战人士副县长魏玉权，县参议长李冕章送交第八军军长李弥，邀他到宣威箐门前会谈。李弥给他复了信，并派副官来宣。邱[丘]秉常与李德仁一起会见了来人，对其晓以大义，要他转告李弥，看清形势，赶快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唯一出路。对李在信上提出要宣威供给军粮一事，邱[丘]明确对来人讲：粮可以提供，但须先交钱。并告诉他，部队入宣后，不得搔扰百姓，不准出城五华里以外。由于他与党组织紧密配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加之留在县城工作的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敌军入城后，未给宣威人民造成大的损失，保护了县城人民生命财产和地下党亲属的安全。?邱[丘]秉常到根据地后，与地委领导朝夕相处，倾心交谈，在工作上，生活上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和照顾，更加感到党的温暖。在会泽者海成立滇东北行署时，他任主任。12月9日，卢汉通电起义，他立即回到邱[丘]家屯家中，将土地契约交给村干部邱[丘]秉茂，上昆明见过卢汉周保中后，准备回家安度晚年。六1950年3月，李德仁樊子诚杨成明(祁山)等到邱[丘]秉常的家中对他说，组织决定，要他出任曲靖或昭通地区行署副专员。邱[丘]激动地说：“是党挽救了我，有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我才真正成为一个心地光明正大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从内心感谢共产党。”并诚恳地说：我除当兵打仗外，也不会搞什么，愿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经做工作，他服从组织决定，出任了曲靖地区行署副专员。1951年初，他到东川负责修铜矿公路。同年5月，到昆明“革大”学习。他真诚坦率，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历史。学习期间，他向组织写了近3万字的“地主发家史”，在履历表家庭成分栏填了“官僚地主”。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又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在国民党部队中晋升发财的历史。由于他直言坦率，曾受到组织的表场。在土改前，他主动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交给人民政府，并将昆明的房子出售。所得的几千元钱和在昆开商店存下的几千元都全部交给政府分给穷苦人民。?在任曲靖行署副专员的20余年里，他主要分管农林水利卫生等项工作。他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作风民主，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多次深入农村，亲临施工现场，与大家一道共同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解决一个个难题。陆良麦子水库曲河水库沾益花山水库白浪水库曲靖潇湘水库独木水库宣威偏桥水库东屯水库罗平龙王庙水库师宗小石山水库以及陆良板桥河治理嵩明寻甸的胜利渠修建，宜良英雄大沟的开通等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都曾凝聚着他的心血，他还带领技术人员考察了珠江发源地，为曲靖地区农田的水利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7年3月，他参加云南省农业展览参观团到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介绍本地农业生产经验和学习外地长处，为曲靖地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林业工作上，他积极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方针政策，林路兼顾，育采结合，既重视成片森林的保护，又重视零星四旁林木管理，并妥善解决了与友邻省地接界的森林纠纷。在卫生工作方面，他不断深入各地检查指导。1958年七八月间，他曾随中央卫生检查团到四川贵州等省巡回检查，吸取经验，为搞好本区卫生工作尽心尽力。?他作为一个投向革命，投向人民，反叛于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将领，还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曾几次应组织之约，撰写对台对云南境外蒋军残部广播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忠告原老同事老部下尽快弃暗投明，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由于他后半生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较高的荣誉，曾被选为云南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政协委员。1977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他患癌症前往北京等地治疗，在北曾见到当年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老朋友重逢，感慨万端，他十分激动地对李说：“全得共产党的照顾，我才能活到今天。”在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和亲属讲：“我最后一句留言，就是党挽救了我，我终身感谢党!”1978年5月22日，他在曲靖逝世，终年76岁。?邱[丘]秉常少年贫苦，历经磨难，立志报国。从军后，勇猛顽强，能征善战，在抵御外国侵略保卫祖国民族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功勋。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他不计个人前程，辞去高官厚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与党同心同德，献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夕阳增辉，晚景光明，赢得了人们的广为称颂。??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 (孟德刚邱[丘]学明罗登尤整理)??本文选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乌蒙红霞》一书我的自述邱[丘]秉常我出生于1902年(壬寅年)旧历冬月16日。?小时候，老伯伯常说：“三代人不读书成牛。”我们家从老祖(邱[丘]发美)祖父(邱[丘]玉贵)到父亲(邱[丘]德光，字耀宗)三代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家中就尽力抚我读书。?那时，我们全家有12口人，女老祖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和我们弟兄3人姐妹3人。土地只有大冲4亩栾家坟3亩河那边坡上共有三四亩，但只改出两块，土地肥处种一点包谷，瘦处只能种几个洋芋；还有门前麦地二亩左右，总共有11亩。但因土地瘦薄，又经常受水灾，收成不好，所以家庭生活十分艰苦，以后我高小毕业，进了军士队，又升了排连营长直到团长旅长师长副军长，以致成了高官富户。?一少年时期?我于1909年7岁时入私塾，老师叫王再春。所读的书有《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孟子》《伦语》等等；课堂设在老师家里；学生有王炳元邱[丘]以德等四五人。我读了两年后，改读小学，历时3年，教师是本村的邱[丘]孔照，他教了两年后换成板桥的刘永昌教了1年。小学课程有地理历史音乐国文算术图画等等，学生有三四十人，诸如鸭塘刘凤章徐汝襄，本村的邱[丘]秉璋邱[丘]秉贤邱[丘]秉礼等人均是，我13岁初小毕业(1915年)就进板桥读高小，在第二班，3年以后就毕业了。此时已是15岁。?那时，我读书很认真很专心，从不旷课，而且起得早，常常到校时天刚发白。成绩也很好。同学邱[丘]秉礼邱[丘]秉璋邱[丘]秉贤均比我大，但他们的成绩都不如我。老师邱[丘]秉照到家来都称赞我。从前读书兴放晌午学，一到这时，别的同学都回家吃晌午，我因家庭生活困难，就在外面草皮上坐坐，晒晒太阳或者看看书。在板桥读书时，我吃住都在二姐家。老师是樊育峨，校长是高家信，国文老师是张毓朗樊裕廷，图画是樊芳林。我的成绩以国文最好，体育历史亦都是优秀，只是音乐差一些。这中间，有一次回来不去上学，被父亲打了一顿，才又去读了3个月，转在王再春那里读私塾。?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又无奶吃，常去对门王家要奶吃。到高小以后，身体就强健了。记得我翻铁杆能翻一百多转，手攀着就能上去，头不晕，眼不花，村里人都很惊奇。那时还看到《三国》《列国》《水浒》等书，对旧社会的忠君爱国思想有一了些接触和了解。?1911年，蔡锷援川，军队路过板桥，吹着军号从大坡上开下来，板桥绅老及众人都到城外迎接，我高兴地跑到板桥去观看。我们村的王洪春邱[丘]陶信的父亲石匠叔参加唐继尧训练的新军，当时，他们全副武装来到村里，我看到他们很神气，十分羡慕。?读高小时，正值法国侵略越南。当时，越南和中国唇齿相依，云南便出兵增援，在越南打了胜仗，将法国指挥官孤拔当场打死。可是，当时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又无电报，我方不知军情，反认失败，割让越南给法国。当时打一胜仗，还编了一首歌谣：快哉安南役……歼孤拔，滇军奏奇捷；快载武敏公……。当时中国受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欺压。又听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皇帝跑出京城。德法意日俄美英奥镇压了义和团。我有爱国思想，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去当兵救国。?那时家庭生活困难，原因有四：一治丧二欠债三人祸四天灾。祖父到曲靖珠街卖工，死于曲靖，要把棺木发回，父亲无钱，便向祖祠借了16两银子，每年要交1斗6升米的租子。我在王家私塾读书时，有一冬至，我们交不出租，前几年都无交的，这一年就非要纳租不可，人家说是：“冬至宰猪，吃用哪来开支”。每年一到冬至，村上的族长借此吃喝，对穷人催租逼债。可是那年受了水灾，别的人家也都交不起。父亲就说：“别家不上，我也不上租。”族中邱[丘]德鲁邱[丘]学成为族长。父亲上不起，为首的老五毛妹辈份大，就把父亲杀了几刀，其中一刀杀在膀子上，一刀杀在肋骨上。当时我在小山头(王家侧面横头)翻毛团玩，王再春跑来对我说：“你爹被人家杀死了，你还在这点玩!”我才急忙跑去看。晚上又有几个人打上门来，亲支小公公等出来护着点，骂了他们一顿才回去。祖祠上的帐，后来因管钱的人把钱私分了，有帐无钱，帐也烂了，我们的债才没有还。?父亲的伤是后来自己找药医治好的。从这以后一直都非常受气。叔叔上个旧，婶婶是从小带来的，叔叔不回家，来信说要把小媳妇嫁掉。后来勉强结了婚，叔叔又出门在外，从此就不过问此事。父亲跑到个旧去找叔叔，他说要把小媳妇改嫁掉才回来。就因为此事又出了一台祸。弟媳改嫁后，三公公又唆使叔叔说，这是“灭支霸产”，又与村中二黑狗五毛妹来强收河那边地头的包谷。为生活所迫不争不得，父亲就到地头去护包谷。当时，我在板桥学校读书，母亲就到校喊我，我从大坡上跑到地头，看到牛车在地头拉包谷，母亲也带着姐姐到地头去吵，被人打伤，一脸是血。三公公用镰刀来挖父亲，父亲拿着车桩去挡，边挡边退，不幸被一伐子绊倒，眼见三公公的镰刀就要挖着父亲，形势十分危急。我一看不对，就拿起一块石头打在三公公头上，他倒下去，我拉着父亲就跑，跑到板桥王登记家躲了一两天。王登记是很会说事和打官司的，他帮我们想办法告状，禀也由他写。三公公他们也去告，说我们“灭支霸产”“逆孙殴祖”，但因双方都受伤，说定伤好以后去受审。王登记对我说：他们见官要跪，你可以站着。”(这是规矩，县长是监学，学生可以不跪，而百姓则不跪不行)到了法堂上，我说：“我一小学生哪能打你。”县长也说：“是啊，他一个小孩怎能打你。”就这样官司打赢了。?自打官司以后，家境每况愈下。祖父死，我们担大头，老祖母死，亲属中三家分担，父亲是长孙担大头，因为无钱便卖去了大冲的地。接着奶奶又死，又把栾家坟的地当给板桥杨龙家。这样一来，没有土地，又要交租，父亲只好去出门，到江川帮人挑沙，有一年挣得18元钱，腊月回家，一家人都非常高兴，过了一个好年，以后，平时分文不进，加上生病，生活更加困难，我高小毕业因差1元5角学费，毕业证书被扣，过了很久也无钱去拿，后来时间太长了才让拿回来。1917年小春受霜灾没有收成，我到马戛大姑妈家背来3升包谷吃了1个月，当时吃树叶都很艰难，蚕豆根发起的苗只长一二个豆角就连叶被摘吃了。麦子也发起了一些，收得一点磨碾针，母亲留一碗给我，我不愿吃，要吃了锅里就没有了，不如煮在一起大家都能充饥。?叔叔出门后死于个旧。?二当兵以后?我是1917年上半年高小毕业的。同年年底，父亲从江川回来后在家一年，1919年父亲又带着我及大姐夫(陈义和)到江川挣钱度日。到江川后就把我留在那里，父亲到建水卖工。过了3个月回到江川把我带到昆明，给了我3元钱去报考军士队，考后住在竹子巷(三义铺头道巷)，因无钱，吃饭成了问题，榜又未出。恰在这时，有个龙津沟人高赞昌(高小毕业后考入师范学校)借了我10元钱。恰好邱[丘]秉璋也在昆明，3个人便约好一起回家。回家后，把收得的几两鸦片烟变卖成钱，借点掺着，买几盒针到小街上去卖。但是尽管这样攒钱，也无法还清欠债。后来七拼八凑才把借账还清。由于在家没有办法，6月6日我又想出门去，但无旅费，我就去邱[丘]春魁三叔家借，他虽然穷，却讲义气，给了我1块6；我又到邱[丘]秉培的父亲那借，因我平时常帮助他家写文契，以为他会给一点路费，谁知他嘴里倒说的好听：“侄子出门，叔叔本应当尽力帮助，但实在无力……”他家本来有钱，但却分文不济，后我便与邱[丘]德值邱[丘]三叔一起出门到个旧，想到厂里记个账，因为车费不够，只好脚走到徐家渡，才坐火车去开远。第二天吃了一点东西，才赶到个旧找晚饭吃，厂上有规矩，只要厂里有熟人就可以招待3天。我们村邱[丘]德桥在那里，我住了两天，看到工作是背?，觉得不划算，就打主意回家。先到蒙自去找邱[丘]秉贤(他是本村人，又是我小学时的知交)，我一天走120里路，天刚明从个旧起程，到蒙自时已黄昏，这时汗水已浸透全身，肚子又饿，显得非常疲倦，两人一见面，都非常伤心，相向痛哭了一场，秉贤哥和我情同手足，将收得的学费35元银元完全给我。?我回到昆明，想看看前次报考军士队的下落，但不见消息，我便拿着邱[丘]秉贤给我的钱到江川做生意，赶街串乡卖点针线杂货，只做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到年底就遭匪抢，姐夫也被杀伤。我只好哄他说：“我上昆明找邱[丘]秉贤借点钱再来和你做生意。”当时我想：书读不成，生意也失败，武的也要去试试，就想去当兵，至少也能当上个连长(如板桥樊桥会那样)。我再一次回到昆明，遇到邱[丘]秉贤后跟他说要去进军士队，恰巧又遇到樊培修。于是两人一起相约进军士队。就在这一年腊月间，我考进了军士队，一年后(1920年)就毕业了。毕业时，我学习优良，列在前一名。当时成立军事教导大队，共2个连，我担任上士，月饷约13元。后来编为靖卫三团，卢汉为团长，我晋升为准尉司务长。以后队伍进到广东，称驻粤滇军，以杨希闵为总司令。1922年我又升为少尉排长。一年后，跟龙云率领的第五军出征广西，在广西南宁当了一个月中尉排长。后来。因作战时连长排长都被范石生部队俘虏去，只剩我这一排人，队伍整编后我升任连长。当连长后，我所在的部队被围困在南宁。唐继尧调第二军胡若愚部从贵州去解围，我们才得以脱险。脱险后，我们往文山砚山撤退，范石生部又来追击，在砚山战斗中，我不幸右手负伤，上下臂打穿，一枪两个枪眼，伤势很重，便回昆明治疗，在回昆行军途中，天气炎热，吃水都困难，战士则以泥坑中的马尿解渴。我的伤口很疼痛，已经化脓生蛆，没有其他药物，只能吃一点云南白药，到了昆明便住进陆军医院。医生见我的伤势很重，又已化脓，就劝我截去右肢，我坚决不同意，心想：一个人肢体不全活着不如死掉好。所以就仍用药物治疗，慢慢的伤势也就有了好转。当时大姐在昆明，每天早晚送饭，照顾我，不久，伤好清楚平安地出了医院。?我伤好后，又遇到部队改编，仍为靖卫三团，我由上尉连长升为少校连长，编在二营六连，营长是陈中书，团长是刘正富，卢汉为旅长。此时约在1927年，我们编队后就在禄丰一带剿匪。?后来，发生“六·一四”政变，蒋介石在云南活动倒唐。当时，云南有4个军：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显廷(只一个旅)，蒋介石就不给胡张两军番号，要把张汝骥废掉。后来，胡张联合反龙云，龙云即被扣押。龙云的部队有朱小东一个团，孟有文一个旅，还有三团十二团在元谋会合，编为38军，卢汉升为师长，我升为五团一营中校营长，在98师。编队后，队伍便开向凤仪，下关一带。这时，有唐继尧残部约2个团驻下关，他们态度暧昧，我们到下关没有出路，胡若愚又来追击(我们属龙云军)。我们便回师打胡张，他们被我们打败。张汝骥带着一个旅回去了，李如生胡若愚退到大板桥。我们打了胜仗，遂围禄丰，未下，便进军昆明，胡若愚便把龙云放出，商量解决王捷修，于是在巫家坝捉住王，后被杀害。跟着又追胡若愚。胡跑到昭通，联合贵州四川军阀进入云南到曲靖与张汝骥汇合，攻打曲靖寥廓山。此时有2个师由罗平到曲靖，宜良张凤春张聪也来到曲靖，形成对峙局面。张聪与贵州军在转长河对打，贵州军失败。龙云部孟有文在昭通反掉。胡张孟联合打昭通进昆明。下关唐继尧残部2个团也配合进攻昆明。我们尾追到昆明，在碧鸡关打了胜仗，龙云亲自出征追击敌人残部。张汝骥为后卫，被我领的部队蒋连长国梁亲自活捉，因作战有功，我从中校营长升为上校营长。至此，龙云统一了云南，蒋介石给了第5路军番号。后来，出兵广西打陈济堂，围南宁未下。我们因行军不利，便退回云南。?我在打百色时又受了一次伤，这次伤势较轻，子弹头夹在胸胁骨之间，取出弹头后，伤也就好了。?回云南后，委任我为巴撒队讯，我未去，就回家了。后来又调我去卫士队第2队当队长，这时已是1931年。大队长是卢睿泉(是卢汉的叔叔，中校营长)。1935年，红军长征，有一支游击队北上，后来大队红军过境(从黄泥河入境)。我们回来时，红军已南上昆明，又在昆明打圈圈转，从武定元谋过江。那时，我任第一支队长。这以后，我被调去四川峨嵋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同去28人，由我率队。8月受训结束，因弟秉纲在上海读书，便又到上海游闲。从上海回来，卫士队编为3个独立营，我任个旧独立营营长，但未赴个旧，仍警卫五华山。1936年到大理接任第一旅2团团长。?红军二次入滇，我在宣威虎头山作战，带了一个红小鬼回来，给予优待。虎头山战斗后，我们又尾随至金沙江石鼓。后来，我回昆明。个旧发生争尖子的人命案，杨王秀在个旧任团长，是我旧时部下，他抓了马玉眉，发送到昆明，罚了5万块银元。杨汝轩(昆明警备司令)也受了很多贿赂。我因为参与械斗受停职处分，回家歇了7个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云南出兵抗日，我调任60军184师1088团团长。我们年底出师，1938年34月间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运河边打了28昼夜。183师只打了上半天就失败，收编后只有一个营。战役期间，中央军汤恩伯消极抗战，他们撤走也不给我们知道，让日寇坦克开到我们后方。182师拉上去打了一个晚上，就只剩下余建勋一个团。那地方是个大平原，无险可守。后来，184师(张冲任师长，为预备队)拉上去接火，支持了战局。我仍防守运河一线。后来中央军放弃徐州，津浦铁路被敌人截断，徐州陷入敌人包围。撤退时，中央军还有30万大军。?国民党消极抗日，结果永城蒙城先后被日军占领，我们只守住了一个点，当时中央军不打敌人，想借日本人之手，把杂牌军一举消灭，大家看穿了这一点，都想保存实力，所以，抗战消极，不打就跑，敌人一追就溃散，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央军消灭异已，用以扩充实力，杂牌军溃散后，都被中央军收缴去。?台儿庄战役后，我们撤到武汉外围，我升任旅长，后来因生病在浏阳住了一段时间。醴陵改制废旅后，我回云南。以后，又到江西任新12师副师长兼36团团长，随即任新12师师长。因新12师归薜岳指挥，他不准师长张以任交职，我便于1941年回云南(那时，张以任调任副军长，属蒋介石系统)。我回云南后，1942至1944都闲在昆明和宣威两地。1944年日本进犯越南，云南成立暂编21师，我任师长，驻扎个旧防范日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受降后调我去东北反共，我又不是黄埔系，我主张反蒋不反共，所以我没去东北，从越南乘飞机回到昆明。回来后，我未去找上级，只见过卢汉一面，他们发了一个退役令，要我到南京去领退役费，我也未去领。宁伯晋(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宣威人)问我，“为什么不去领。”我说：“我不要。”他说：“你不要，就领来捐出来。”我说：“我不领，也不捐。”我从越南回到昆明，正值关龄征镇压学生运动，缪祥烈在这次运动中受伤，这时是1946年，李宗黄代云南省主席，卢汉回到昆明，尚未接手李职，我有担心，就离开昆明回宣威老家。?我到宣威后，组织开板桥西河，让西河改道。在这一时期，板桥农中教师周子安傅发聪常来家。我看了《新华日报》，思想上受到一些影响。1947年国民党选人大代表立法委员。裴存藩到家送了一些点心给我，要我选他，我十分讨厌。后来选着孙东明为立法委员。1948年下半年李杰到宣威当县长，征不起粮，我叫村中不要上粮，安恩溥(云南省民政厅长)到宣威要我带头上粮，我提出要撤换李杰，当时以为他是一个党棍。由于思想上反蒋，我回宣威就加戒备，以防不测，所以不住在邱[丘]家屯家里，而住在东屯扯扎卡，安恩溥都是在那里和我见面。那时，我筑了碉堡，如遇国民党军来就可以防守，夜间还可以退却。1948年六七月间，我住在昆明青云街。崇烈常丕义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时生了小昆，有两三个月，崇烈出云大来，对我说：要把家财贡献给党(共产党)。我也同意，但要量力而行。当时学生运动很激烈，国民党加以镇压，寻甸国大代表赵海如有一女赵云，都被他父亲带走，崇烈仍要坚持回云大，回去后被军警围于会泽院，我与李星南去找马瑛，他说：“你儿子怎么怎么的审老师，这些娃娃还是要好好教育。”刘善述说：“要把他们送进夏令营。”后来我去找卢汉，卢汉出面解决，崇烈淑静才得出来，常丕义找了铺保也从小西门出来，坐车回宣威。?淑静到板桥中学当老师。学校老师杨先让和周子安常来家。有一次，我在昆明接到建新村中学温培群的来信，说学生受迫害，要起来反抗，要求给予支持。当时，宣威常备中队去打建新村。宣威有3个常备中队，李肇生第一中队，夏承熙第二中队，刘维凯第三中队。我劝说一二中队反李杰，只有三中队刘维凯支持李杰。我批评了李夏打建新村中学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了批评。?1948年下半年，地下党边纵6支队领导杨泓光李德仁李天柱等同志通过常丕义崇烈与我联系，经常到邱[丘]家屯我家里商量革命工作，决定让我出面任宣威县长，以和平方式夺取县政权，我接受了这一任务。1949年1月，恰好卢汉打电报给我，要我上昆明，我问杨泓光他们“我去不去”，他们说：“只要对革命有利，可以许。于是我到昆明翠湖卢公馆见了卢汉，安恩溥也在场。卢汉说：“你要把地方武装抓起来”。我问他：“上面和哪里联系?”卢汉未答话。我又问：“是否和朱家壁联系?”安恩溥插话说：“朱家壁这个家伙，把外人引进云南，我有猜疑。”卢汉说：“我与北京有联系。”所谓外人即指庄田。庄田是红军司令。他要我去抓地方武装，就说：“如果你不熟，我叫温培芳同你去。”因温培芳为石补天抓来送给他。因为于工作不方便，我没有答应。我提出要枪弹，卢汉说没有重武器，答应给我50挺轻机枪300支步枪2千枚手榴弹5万发子弹。实际轻机枪只给了30挺步枪200支手榴弹及子弹也给了一些。这些武器是送到沾益松林接交的。事前，杨泓光李德仁提出要耿介魏玉权下宣威来，我对卢汉说后，他答应“耿介即回去任秘书，魏玉权缓一步决定。”不久，魏玉权也回宣威工作。?因孙东明请我吃饭，我在昆明又停了一天，第二天回宣威。首先是孙肖先从城里来邱[丘]屯家里，接着李肇生夏承熙也都来到。1949年2月，党组织(支队)决定我接李杰的县长职务，大年初一我便接任宣威县长职务，并将李杰及第三中队队长李玺东关押(因刘维凯已调，三中队长换为李玺东)。?我进城接了县长职。过了几天，板桥街天有人进城告诉我，李天柱及邱[丘]明已到邱[丘]屯，我回村见了他们。他们走后我又进县城。忽然得到消息说：板桥来了一支游击队，我怀疑不知是从哪来的，约在黄昏时候，就从城里带了2个中队出来，经虹桥绕道到了邱[丘]屯，才知道是永锟支队。恰巧这时温培群李德仁杨泓光徐汝凡徐汝襄来家，常丕义也在，我们先谈徐家交枪问题，说是其他武器无问题，只是关于轻机枪是三挺还是两挺的问题，最后决定交出武器。随后又商定了游击队不在南边活动，因为石补天军队在沾益。支队先叫邱[丘]明去鸭子塘收武器，接着又商定了组织宣威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由我任县长耿介任秘书陈尔弼任文教局长张福崇任收发杨泓光任副县长，当时称宣威县临时人民政府，并拟将文告以高明(邱[丘]秉常化名)杨泓光的名字出示。接着又改 组了地方武装，成立宣威护乡团；护乡团共8个中队，一中队李肇生，二中队夏承熙，三中队缪少衢，四中队夏云嵩，五中队张恩泽，六中队李元炳，七中队管士雄，八中队马昌荣，由杨泓光负责指挥。县城只有一二三中队。缪子文管司法警察，任局长。宣威新政权成立后，有一次，石补天派人来宣威运粮，我明里发了一部分，暗里通知杨泓光，他带了一部分队伍在高坡顶堵击，截获了运去的粮食。时在1949年34月间，6支队在高坡顶与石补天部发生第一次战斗。这以后，石补天不敢轻心来宣威，宣威人也不敢上沾益(因为有赤化之嫌)，形成双方互相对峙的局面。?1949年旧历3月初3，是群众耍东山寺的节日，我们安排学生到东山寺唱歌跳舞，宣传反蒋，到处张贴反蒋标语，群众革命情绪高昂，秩序良好，沿路派部队戒备，先未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陈尔千的新兵营有两个班长去捣乱，调戏女学生陈尔慧等。我两点钟回来，到东门大街停住，陈尔慧把情况向我反映，我便叫那两个班长跟我到东门外，我的意思是开导他们，教育他们，便让他们回去，但他们的态度很恶劣，说什么“他们是卢主席的人，能对他们怎么样”，我又吓他们：“把你们拿去枪毙掉。”他们不听，结果把他俩枪毙了。当时他们的部队有些骚动，但并未出事。?由于新政权刚成立，社会上有特务坏人捣乱，社会秩序有些混乱，对一些反动势力，们就加以镇压。有一个小偷叫曾小宝，平时破坏生产，常把青苗铲除，城里人最痛恨他，后来就把他镇压。还有特务陶应发，在东山寺下面召集学生进行反动集会，审讯后，也由支队上加以镇压，经过以上斗争，社会秩序好转，人心安定，群众得以安居乐业。?有一次，石补天的队伍来到板桥，扬言要进城，我们中队撤出城，孙肖先和耿介先走，我们从西边太阳冲过钱屯翻过东山，夜间到管士雄家吃饭，队伍又开到小鸡街驻下来，我随身带着李炳和等16人到东屯了解情况，得知石补天的队伍到了歌乐营板桥邱[丘]家屯，我回到马戛天才亮，又转到小鸡街吃饭，支队也从马场过来配合。部队汇合后向高坡顶进发，得知石补天队伍已撤回沾益。他们害怕我们在高坡顶阻击而事先离开，过了一天才知道石补天的队伍到邱[丘]屯把我们家的火腿尽拉去，别的东西也损失了一些，家里人都转移了。?1949年7月，李弥入宣威境。我们就过会泽去，在路上阻击敌人和破坏公路。6支队在大水塘，我到德泽，又到西泽住了3天才过会泽。李德仁和我同行。这时，卢汉叫我过会泽任宣会剿匪指挥。我以此名出了布告，又召集地方人士开会，告诉他们卢汉反蒋，剿匪就是剿国民党匪军。会泽县长刘××受地下党领导，已去者海干部学校训练，地方委员会在者海。秘书杨成仁是地下党员，布告是他草拟的，现任昭通第三中学校长。后我又由会泽转者海组织滇东北行署，我任主任，副主任李剑秋，秘书是钱乐平。?有一次，卢汉在电话上叫我回昆明，我说：“做什么?我来昆明安全成问题。”他说：“与李军长会一下面，以后好做工作。”又说：“安全不成问题，”我说“可以让他来会泽。?我提议，让李弥来宣威箐门前见面，卢汉也同意。我便与李德仁转宣威，来到箐门前，派魏玉权李冕章到昆明去会李弥，叫他们一同回宣，我又写了信给李弥，叫他来箐门前会面。结果李弥没有来，叫副官来见我，并带来信，信上说：“我们都归卢主席指挥，后会有期，我不再来。”我对他的副官说：“大军(解放军)要进云南，望他赶快起义。”并要副官转告他。李德仁也对他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劝他“赶快起义，不要再等待了”。李弥在信上还说要我提供粮食，我对副官说：“要先交钱然后再推包米面给他”。他交了1万元大头(银元)，并交涉部队不出城5华里以外，双方没有打，一直到卢汉起义。?还有两件事补充说一下，一是在我接任宣威县政权不几天，大约是1949年34月间，卢汉在电话上问宣威能否买米，要解决军粮。我答应给他代买，要10万半开(银元)，卢汉叫孟立仁送来6万银元，我只用2万买米，其余4万交给支队，我们把买得的米屯在城内，李弥要来宣威，我们就把一部分米运到黄路冲太阳冲落水洞，自解放大军入宣威境，便把这份粮食运到沾益供大军开支。?二是没收四川商人鸦片的问题，有一次，吴季伯(曲靖珠街人，与孙肖先在昆明做洋纱生意，开设源泰号，任经理)在电话上通知我说：有四商人运鸦片烟过宣威，我便把这批货和人都扣下，把鸦片烟没收，没收烟得的款，都交部队开支，并给支队及中队每人发了一套衣服。当时，粮 倒不成问题，但经济困难，所以我们尽力向各方面筹措。在参加新政权以来，我一方面要应付卢汉，另一方面又要为革命工作，要筹谋计划审慎从事。?卢汉起义后，滇东北行署由李剑秋负责，我和李德仁回宣威。这时，宣威由杨泓光陈尔弼耿介负责。我也未过问，就回邱[丘]屯老家了。回家后，我把土地执照交给村上邱[丘]秉项，就上昆明去见卢汉。后来，樊子诚(6支队领导人之一)约我去见周保中(南下大军领导人，接云南省主席)，接着，云南就解放了。?三家庭情况? (一)家庭生活变化和村上土地情况?我们家的生活，祖祖辈辈都是过的穷日子，到父母亲这一代，更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一家人半年糠菜，半年粮，连糊口都不易维持。到了我入伍，当了排长以后，我有钱扶持家庭，才逐渐富裕起来。小时候，说媳妇人家都不肯给，到大姑妈家说都嫌穷。父亲要我到板桥吴家上门，母亲不同意，我也反对。当时也没有多想自己个人问题，只希望找三几佰元钱解决家庭生活，然后到部队去。出于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只想着入伍，一方面救国，一方面也是为了谋出路。我当了排长回家，媳妇都未说成，直到当了连长，才与耿屯耿氏结婚，在昆明因为吵嘴，耿氏吞烟死去，我读书时，母亲常说，我八字好，据说是一个老道人说的，将来得到贵人提拔。我外祖父家是孝廉方正之家。当时，那个地方流行着一句话：冷色卡，热磨脚，乡官秀才出在二道河。外祖父在乡里很有名望，“孝廉”是皇帝封的，村人都称“孝廉公”，还有匾额。?我当排长时，家里欠鸭子塘徐家25元的债，年年来催还，家中来信催结婚，我回来一看，家中生活仍有困难，又尚未订婚，结不成，正好，我攒得一百多元钱，就和父亲去鸭子塘徐家还债，因为我年纪轻，二十来岁就当排长，所以，徐家对我招待很殷勤。徐老太爷对人说：“邱[丘]家屯出了很人。”?我出门给邱[丘]秉璋的父亲借了一元六角旅费。邱[丘]秉璋很小气，我有一床毯子都被他拿去了。可见，父子是两副不同的面孔，父亲倒很义气，肯帮助人，儿子却只见钱不讲人情。?在出征广西时，一次战斗中，从天亮打到中午，把敌人打败，我缴获手枪两支，因负伤，上级奖赏给我，我回昆治疗，父亲到昆明看我，住陆军医院，见我伤势很重，曾昏死过一次。父亲哭着对我说：“我对不起你，现在已把地卖掉，把祖根父业都卖吃光了。”我说：“只要人好，活过来，卖掉，以后又买。”因为，我伤还未好清，爹就要回家，我也不能预料伤是否会好，当时因无钱，就把缴获的两支手枪卖给在昆明的徐汝襄，卖得800元现金。我心里想：如果我好不了，家里有这点钱生活也会好过些。爹把钱拿回家买了大破沟及四先生家两块大地，共有2升多包谷种，都是邱[丘]家屯头等好地。?另外，我们家很困难时，二道河外祖父家给过我们十两银子(外公做玉石生意，人呼之为玉石客)买了河那边皮坡地，上一块当给耿家屯，下一块与王小清家分，另外还有两块麦地种着，这一来，一下子就由贫农变为富户。那时，大姐家住在河那边王家，以前因为生活困难，一家人到江川逃难，随后坐船到河阳，又插铁路去昆明摆摊子。因为好吃赌钱，富不起来，为了他的长久之计，生活有个着落，便在东屯替他买了房子，也给了他一些土地。耿屯二姨娘家，也给予照顾，在耿家屯买了几个工的田，让他们能够生活。总之，我对亲戚还是想办法照顾的。?村中土地情况，这一时期，邱[丘]家屯的土地多半在外村人手里，小庙官田麻田的田地也多属外村，板桥王正能家杨龙家鸭子塘徐正清家天天到门前来转，要租要债。邱[丘]屯祖籍板桥，为避免夫役之苦，迁移至邱[丘]屯，荆棘丛生，虎狼出没之地。先辈在这里开荒种地，赖以生存，门前屋后土地瘦薄荒芜，经常遭受水灾，夏秋之季涨水，门前一片汪洋，豆麦全被水淹，连房子也挨水冲。所以，有些人家又从门前迁居到大凹子。田地不出粮食，但是粮仍然要上，生活都很难逃，我当时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赞成他的“耕者有其田”主张。认识到农民没有土地才受剥削，并主张邱[丘]家屯的土地，应归邱[丘]家屯人，同时，我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我有了钱便陆续把土地买回来，计划从东至阿郎冲，西到公路，南至色格瘩麻田水沟交界，北到吴老龙家门前，(现在氮肥厂大食堂商店下边)刘家横头。以上这界限内的土地都收回村里。典当出去的也由村里人收回。这样一来，使村中人有土地可耕，生活得到改善土地逐渐收回来后，接着治理水患。我在部队当上营长时，每回家一次，都要发动村里人打圩。首先，着手打官田圩，村里数邱[丘]孔照的田地多，其次是邱[丘]彦臣邱[丘]汉臣和我家。官田打圩一事，邱[丘]孔照发动过一次，他的办法是家家平均出工，这样土地多的人受益，土地少和无土地的人吃亏，群众没有积极性，没有成功，我的做法是：首先让群众自报亩积，再进行田亩丈量，我便和修理公路的技术员李鹏初(崇烈拜给他，算干爹)接洽，请他去测量，因为土地多年受水灾，土地失去界线，所有权成了问题，测量的结果，共有一百八十个工(以三个工合一亩)约六七十亩，邱[丘]孔照家就有一半。这样，按自有亩积承担工程，才把打圩工程完成。接着修理东河，把河道改直，沿着公路流去。又修一座石桥，过河问题也才解决，过去只搭一个小木桥，大水一来，就被冲走了，村里人过河十分不便，这回算是从根本上解决好掉。现在水患解决，但水利方面还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又发动村里人在色格瘩门前一个湾子头修了一个水库蓄水，因为水库修好，水利见效，所以，麻田全部土地(有数百亩地比官田的土地大四五倍)都变成良田，水旱无忧，成了最好的保水田。?因为邱[丘]屯兴修水利见效，带动了东屯板桥群众起来修理东屯水库和根治板桥西河，并且都得到成功和收益。?(二)遗产问题和家庭经济来源?关于遗产问题，父亲的地主思想很顽固，他说：“银子要埋在田埂地脚下才牢靠。”有点钱就想法买田买地，因为是穷苦人出身，饱经忧患，现在日子一好，就想爬上去，越爬越高。由于这种思想，他还到外村歌乐落水去买田买地，这种做法我是不满意的。当时，除歌乐外我都退掉。我们家共有土地一百多亩，多数分给村里人耕种。我对村里人说：“丰年分收三七成，荒年就不收。”我的想法是等老人过世，就全部把土地交给村上，收得一点用于办学。邱[丘]秉新种着我们官麦地的一块地，我对他的儿子说：“你们好好种，等老人过世后，各人种的就归各人。”至于弟兄，我也只供给读书，不分财产，文书上落名字，我就反对落你的名(指弟秉纲)。俗话说：“官子官孙，堕落子孙。”对于崇烈他们，我也是不留遗产，当时，对社会发展趋势也不大理解，家庭成员思想也各人不同。直到1947年至1949年期间，我想不能不有一点基础，所以给你(秉纲)盖了一点房子，又分些土地给你们，望能自立，对于债务方面：我也采取缓减免的办法。有一次，父亲放债10元，他拿给我看，我就将纸契毁掉。我说：“有了钱也不能对穷人苛刻。”他们出去要债，我劝他们不要去收，等人家有了会还。这一来，我们对人家多的只收本，不收利息。例如王永泰家只还了本，王和春家本利都未收。远处的如东边三道水熟地(在兔场)的欠债都免除了。父亲给人说事收礼，放债，走衙门一些做法，我都加以制止，有一次还发生口角，两个月都不讲话，以后又才和好起来，农民除了欠债之累外，同时种地多数都缺耕牛，在我们村里，由于贫困，很多人家没有牛，我先后买了20多头分给他们。例如大唐家小四炳家小五叔家小崇信家，邱[丘]秉忠家父亲，德应家等。因为我过去过的穷日子，将心比心，我对贫困的人家是有同情心的。经济来源，我当连长时，缴获手枪两支，受到上级奖赏，卖出得800元，解决了家庭生活温饱问题。当到营长，在建水剿匪，截着土匪吴学显的一帮驼牛，交给冯瑞连(沾益人，他母亲与我母亲是叔伯姐妹)，他当军需，让他把驼牛赶到昆明去卖，除本外，获利1800元，这笔钱拿回家盖了老房子，才把房子的木架搭起来，钱就用光。以后，打内战，缴获一些枪弹卖出一些，得到的钱多数带回家盖房子买土地用掉。特别是捉住张汝骥那次，获得的枪支最多手枪都有10多支，我带回家。为了向鸭子塘徐家收回祖业土瓜山的林场，就给徐汝襄下战书，要收回土瓜山，选定时间在老尖山决一胜负。过去，土瓜山原是色格瘩达朱谭二姓卖给我们村上公处，被鸭子塘徐家霸占去，虽然是我们的山，但是邱[丘]屯的人去找烧火柴都要受气，为那座山，邱[丘]家屯和鸭子塘年年打官司，可是年年都失败，因为徐家势大。这次，我们族中开会下决心要收回。我们提出：“山我们买，树我们种，山要还我们。”他们说：：“另给钱也不还山。”结果，由驻军郭建成旅长来解决，以3000元卖掉。得到的钱交村上又买得耿屯高坡顶山场，用去800元，其余的祖祠用掉。?当卫士队队长时，宣威落水洞人个旧厂商罗正喜来找我做靠山，认亲诉苦，说他当沙厂箱头打一口尖子，在老厂花扎口被唐石金(住个旧的一个营长)烧掉。我当时年轻气盛，有点气不平，也为了将来分红，经济上有个出路，又不必投资。所以，我亲自到个旧与唐谈判，他先说一起打伙搞，我不同意，也就让出，但思想上不满(唐和我，官阶都是营长，但我在龙云身边)。?在个旧又发生一起争夺尖子械斗的人命案，邱[丘]秉贤被打死，我抓了黄美芝(老板)他出了12000元，安顿死者用去三四千元，余剩的归我，以后按股分红，直到1937年初。后来厂商马玉眉又找昆明警备司令杨竹轩做背景，因我卷入个旧与他们争尖械斗一事，我受处分“停职”，马玉眉罚款5万银元。?1937年抗日出省，我又才恢复职务，出任团长。1938年当旅长，废旅后，当新12师副师长兼36团团长。这期间盖了小营上的房子，经济上又陷于困境，我又从李锦如那里借款5万元，到玉溪做了一笔生意，折合纸币若干元，获利16000元，我带着6000元到贵州安顺湖南江西一带吃玩，其余留着家里盖房子开支。?1941年我回昆，钱已用光，成了一个空架子，又无钱，又要开销。我和同事张严武住在大柳树巷，向富滇银行借款5元万，买了一辆小轿车，拉鸦片烟到昆明，一天吃赌。一直到1944年才还清银行贷款，又剩下一张车，还余3万元买了康宁巷一座房子。1944年五六月当21师师长，到个旧去接手。这时，有60军93军共6个师驻个旧蒙自金平开远。又从外省调回2个师，又新编了几个师。由于纸币贬值，薪饷无着，卢汉向银行借了一笔款交给各师。我那师分得5万，交在源泰号(孙肖先经理)，我扣出3万做生意。从越南回来，缴获日本南华公司鸦片烟运云南处理，提给我2300两，我在个旧处理，买得一所房子(5间4耳)。后来卖给高云亮得3000元，交给姓葛的在昆明开米店。这已是1948年，接近解放了。我的一生中，也找钱不少，但随时找，随时用，少找少用，多找多用；可是后来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不得不讲排场讲阔气，陷入旧社会生活腐化泥坑，与世俗社会同流合污。在我晚年更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是党挽救了我，有了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我才真正成为一个心地光明正大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光荣革命的道路上幸运地走完了我这一生，我感谢党。没有党，也没有我的今天!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我最后一句留言：就是党挽救了我，我终身感谢党!?四全国解放后?1950年3月，李德仁樊子诚杨成明(均是当时地下党滇东北边纵领导成员)来康宁巷找我，要我出任副专员。地点是曲靖和昭通随我去哪里。当时，我辞谢说：“我不会搞什么。”他们说：“你不革命啦?”我说：“当老百姓也要革命”，他们说：“不行，不行!”后来我同意来曲靖。于是我便回家收拾了一点东西到曲靖任职。51后我去东川修铜矿铁路，56月间调去“革大”学习，52年初出来住招待所，写地主发家史，写了3万字不足一点，填表是僚地主成分，“三反”“五反”期间，不明白运动性质，自己以为问题不大。后来，速士平(教育长)找我们七八人去谈话，说我自己认为问题不大，他说：“实际问题最大。”我想：确实有问题，在旧社会我是一个穷小子，怎么会当上副军长呢我感到他的话有道理。过去一个穷小子，空着手跑出来，会到今天。他又问：“你做些什么?有多少收入?”我听了这些话，才想到过去我的钱都是利用职权，非法贪污来的。运动中我把经济来源都一一交待。有的人追问我：“你究竟整得多少?”我说：“大约30万元。”又问我钱在哪里，我说：“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有的就吃用掉。”所谓问题最大，也就是这些。广播说，谁几万，谁几万，我一次交待30万，一句话就把问题交待清楚。?“三反”之后，即进行土改。邱[丘]屯小营上房屋作为办三中的校址，区上要作为办公用，我不同意。城乡联合会派人到昆明办理减退手续，我把昆明房子出售(由吴季伯经手)得几千元，后来都如数交给农民。我的材料交掉后，也就完事，仍回曲靖工作。?回曲靖后，我分工搞农林水利，后来又分搞卫生。我多着重于搞农业和水利。?水利方面：56年修陆良麦子水库，57年修西河水库，58年更是大量修水库，有沾益花山水库曲靖潇湘水库陆良板桥河宣威偏桥水库东屯水库曲靖独木水库沾益白浪水库罗平龙王庙水库师宗小石山水库嵩明和寻甸之间的胜利渠陆良的英雄大沟等。?林业方面：在罗平师宗，主要是修筑公路，开发森林。护林防火也是重点。采伐木材主要在沾益西边，后来发展到师宗罗平与广西贵州交界处，并成立了省联合防火指挥部。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损失很大，部队去救火都有伤亡。林场权限方面：沾益和宣威发生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后来解决后划归国营林场。国家在那里营造了五六千亩森林，范围在阿郎河二官营述迤之间，还有富源的十八连山等地。?卫生方面：我分搞卫生，1958年78月中央卫生检查团来时，我参加到了四川贵州，历时两个月左右。?农业方面：1957年3月间，我到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由省组织去，称“北京农业展览参观团”。邱[丘]秉常口述?邱[丘]秉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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