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长山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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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长山朱氏的关系，史书中是有记载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人们的世俗偏见，或有意回避，或闪烁其词，因而给范仲淹从四岁后二十年的历史蒙上了一层迷雾，如有的说谢氏在范家是妾（本文不涉及此事），而在朱家也是妾，说仲淹母子在朱家倍受岐视、排挤和虐待，甚至一直没有敢进朱家的门。还有的编造出仲淹母子被逼无奈，只好进寺庙为僧人做饭维持生活的荒唐故事。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问题加以探讨，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一、范仲淹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南宋楼钥所编《范仲淹年谱》云，“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淄州长山朱氏，亦以朱为姓，名说。上长白山僧舍求学，后居南都郡痒五年。祥符八年，年二十七岁，举进士”。嘉庆六年版《长山县志》除记述了与以上相同的内容外，其四岁到二十三岁的空白时间内又提到了“试以商贾技艺”和“举学究，偕众客见同里姜谏议遵”等内容。而《长山朱氏家谱》对此记载较为详实。始祖文翰条曰“始祖文翰，字苑文，宋范文正公之继父也。太宗端拱二年（989）进士。江南平江府（今苏州吴县）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真宗即位，拜户部郎中。景德初，出为淄州长史。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摄河中府事。迁平江刺史，解组归。仲淹以继父长育有恩，常思厚报，及贵，用南郊所加恩，乞赠太常博士，岁别为享祭。配初氏，赠恭人。葬县城北杏村庄东南。继配谢氏，即仲淹之母。仲淹平江人，生于端拱二年，二岁而孤。夫人贫无依，值公为平江推官，遂改适焉。仲淹随夫人来长山，从朱氏姓，名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上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四年，询知世家，感泣辞夫人去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刻苦讲诵。八年（1015），举进士。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始迎夫人归养。天禧元年（1017），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复范姓。仁宗天圣四年（1026），夫人卒，葬于河南尹樊里（今伊川县境）之万安山下。及仲淹既贵，赠吴国夫人。子三人”。  依据上述资料，我们再参照其他史料，以及近年有关范仲淹的众多论著，不难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范仲淹二岁失去了父亲，四岁母亲谢氏改嫁给在平江府（苏州吴县）做推官的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仲淹遂改朱姓，名说。后来，朱文翰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去了京城。谢氏当然不会再住在苏州吴县，于是便带着仲淹来到了朱文翰的家乡淄州长山县了。范仲淹从四岁至二十三岁这二十年里，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长史时，谢氏母子曾去过淄州的秋口。后来仲淹在秋口上学，谢氏仍住在长山老家。仲淹经常从秋口回长山看望母亲。据《长山县志》载：“仲淹晚年知青州，优人戏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口至长山一百’。以颂扬仲淹至孝”。这充分说明范仲淹随继父在秋口读书。谢氏这时在朱家已经又生了两个儿子，她即要照顾孩子又要管理家务。是不可能常在丈夫任所居住的。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乐，只想读书。长山当地已经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于是他产生了外出游学的想法。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去了关中，在关中认识了王镐、周德宝、屈元应并结为好友。这次游学关中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他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新的道理，开扩了眼界。最主要的是他关中之行的这年，正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时祥符记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说明范仲淹二十岁这年确实到过关中。另据《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真宗）令陕西发廪振（赈）粜，旱故也”。可见大中祥符元年，范仲淹去关中这年，正值陕西大旱，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这些无疑激励了范仲淹优国优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也鼓励了他立志苦学成才，将来好拯救天下黎民苍生的决心。有人说范仲淹游学关中是因在朱家受歧视受排挤而走，是完全错误的。第一、范仲淹母亲谢氏在朱家是继配正室夫人，仲淹从小好学，倍受朱文翰的关爱，不可能有人对仲淹歧视和排挤。又加范仲淹在23岁前根本不了解自己身世的特殊。第二、游学在我国历史上是学人的追求，自春秋战国时的孔、孟、老、庄等诸子百家众多学者哲人至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等和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林逋等学者名流，无一不曾游学而走遍全国的。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说读书固然十分重要，但他绝对代替不了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所得到的知识的真实性和广泛性。这便是历代学人都热衷于游学的原因。也是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经验的总结。如果把范仲淹关中之行硬说成是与家人呕气，而不是为求知外出游学，那就不成其为范仲淹了。何况这种说法找不到任何根据，只是猜测而已。范仲淹游学关中回来，求学的欲望更高了。第二年春，他听说醴泉寺从京城来了位学识渊博的高僧，于是他便决心进山拜师求学，在醴泉寺，他“划粥断虀”、“窖金遗僧”、“昼夜苦读”的故事名垂千古。23岁这年，他因劝阻初氏子浪费不节而被奚落，知道了自己的世家，便感泣辞母去了应天府，五年后于大中祥符八年，以朱说之名中了进士，以上便是范仲淹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梗概。  二、范仲淹及母亲谢氏在朱家的地位  《长山朱氏家谱》始祖文翰条清楚地写着“继配谢氏”。这个“继配”应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一看朱氏家谱旧谱《凡例》就完全清楚了。旧谱凡例第七条规定：“一夫同时只有一妻，余则为妾，此古今之通例。夫妇称配偶，故称妻曰‘配’，妻亡再娶者曰‘继配’。未婚妻已亡而来葬者曰‘聘’”。旧谱于妾称“侧室”。另外旧谱《凡例释言》在对《凡例》的解释中有“我国旧日特重‘宗祀’，故无子之人许其纳妾，而不许其停妻再娶，亦不许以妾为妻。”按《长山朱氏家谱》凡例之规定甚严，始祖文翰条明白写着“配初氏”。初氏当为“原配”，“继配谢氏”，按《凡例》之规定“继配谢氏”，就意味着初氏已经亡故。那么谢氏当然就是初氏亡故后朱文翰又娶的正室夫人了。有人说谢氏在朱家是妾，说仲淹和母亲谢氏在朱家倍受歧视和虐待，甚至说谢氏一直没有敢进朱家的门，不知依据何在。试想一个名媒正娶的“继配”正室夫人，又有谁敢歧视和虐待呢？谁又敢把谢氏拒之门外呢？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何况朱文翰对谢氏母子又特别爱护。可是有的人总爱制造一些假设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性，但是又拿不出丝毫有记载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甚至随便曲解历史。需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想象，不能假设，更不能任意编造为自己所需要的荒唐故事。  另外还有人把范仲淹游学关中和去南都求学都说成是在朱家受歧视和受排挤而作出的选择。范仲淹游学关中，前面我已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范仲淹去南都求学，史书是有明确记载的，这是因为范仲淹劝阻朱氏兄弟浪费不节受到奚落，而又知道了自己的世家，才感泣辞母去之南都的。这里说的“朱氏兄弟”，当然指的是同父异母的初氏所生之子，初氏之子失去母亲，必然感到孤独。如果再受好事者怂恿，借酒发作，这本不算大不了的事，可范仲淹“少有志操”，询知世家后，“决欲自树立门户”，乃感泣辞母去之南都，这只能说是范仲淹有志气的表现，决不能证明他在朱家受歧视和排挤，象范伸淹这样聪明的人，如果二十年来一直受歧视和排挤的话，是不会没有察觉的，也决不会再去劝阻朱氏兄弟的浪费不节，而自找没趣。可以肯定，在这之前范仲淹在朱家的地位是正常的，平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一旦知道了自己是范氏子，而决心“自树立门户”，才是他辞母去南都的真正原因。另外立志苦学成才的范仲淹，去应天府求学深造，也是他早有的心愿。  三、谢氏为何另葬洛阳  在《长山朱氏三支四门宗谱》凡例释言中也曾提到过这问题，其实这应该说是个简单的问题。  改嫁后的谢氏，与范家已不再存在关系，既使苏州范氏无人阻挡，范仲淹又复姓归宗，而谢氏也没有归葬苏州的可能。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按说她已改嫁给长山朱文翰，又是继配正室夫人，并且给朱文翰生了两个儿子，死后与朱文翰合葬是合理的。但范仲淹恢复范姓，认祖归宗，又把母亲接去奉养，情况就起了变化。谢氏以范墉妻室去归葬苏州已根本没有可能，而归葬于长山让仲淹再与母亲分离，从感情上说又接受不了。最好的办法便是择地另葬。当初范仲淹“决欲自树立门户”时大概并没有考虑具体地点，也许是想回苏州"立门户"的，但有两件事使他改变了主意，一是如《年谱》所说“至姑苏欲复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二是范仲淹给仲仪待制的信中说：“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乃改卜于洛”。另外，范仲淹性至孝，他既然接母亲在身边奉养，就没有打算再让母亲离开自己，当然自己的归宿也肯定要陪葬在母亲身边。早在丁忧南京时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嵩洛之行，让他看到了唐朝名相姚崇将母独葬洛阳万安山下，而姚崇则葬于母墓之侧（姚母与范母同为改嫁之女）。这对范仲淹的启示很大，因而葬母于洛，后来自己也葬于其母墓之侧，范园与姚墓平枕。范仲淹此举不但实现了自己生死侍母的心愿，也实现了"自树立门户"夙愿。再说这样做既不背义于长山，也不背义于苏州，是最好的选择。  四、范仲淹与朱氏的感情  范仲淹母亲谢氏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后，因朱文翰召试馆职授秘阁校理，谢氏母子便被送回了长山老家。从此，范仲淹也就成了淄州长山人朱说。谢氏是在朱文翰原配初氏亡故后进入朱家的继配正室夫人，她要承担起朱文翰的家庭重担，她要抚养初氏之子和自生之子（仲淹）及自己在朱家所生之子女。又因谢氏十分贤慧，所以朱文翰对谢氏母子也倍加恩宠，再说仲淹本是异姓孤儿，朱文翰对其必然格外关照，仲淹很早便随初氏子一块入学读书。仲淹自幼聪慧好学，得到朱文翰与谢氏的特别爱怜，景德初朱文翰任淄州长史时，仲淹已16岁了，仍随继父在淄州的秋口读书，谢氏因家务繁忙又要照顾众多儿女，不可能常随丈夫在外，只能住长山老家，因而范仲淹才经常往返于秋口长山之间，回家看望母亲。  范仲淹知道自己的家世以后，因而“决欲自树立门户”。这种感情是十分正常的。古往今来，男儿甘心为人养子者并不多见，象范仲淹这样有志操有气节的人，一旦知道了自己的世家，复姓归宗是理所当然的事，决不能把范仲淹“自树立门户”和“改姓还吴”看成是在朱家受歧视和排挤的结果，试问如果范仲淹在朱家受歧视排挤，那么范仲淹在询知世家去南都求学到中进士后能甘心一直叫朱说吗？恐怕每一个血性男儿都不会这样做的。  范仲淹与长山朱氏以及继父朱文翰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朱文翰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洁的人品以及母亲谢氏的贤良品德造就了范仲淹的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品质，是他的第一任最好的老师，当然这不排除范仲淹本人的自我主观努力，主观努力往往又是决定的因素。  范仲淹在朱家生活了20年，到29岁上书执政复姓算起，他叫朱说有26个年头。范仲淹64岁去世，在长山的20年占去了他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这20年又正是奠定他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人品的关键时期。范仲淹去南都后仍叫朱说，甚至还以朱说之名中了进士，做了官，这当然有几个原因，一是没有征求母亲的同意，怕伤害了母亲的心。二是母亲同意了，又遭到苏州部分人的拒绝。但范仲淹从懂事时即名朱说，二十多年的感情恐怕对朱姓也会有些依恋之情的。  据方建先生著《范仲淹评传》14页引用《宋会要-仪制》一0之十六载，新知邠州范仲淹庆历五年四月四日，一道因郊奏请恩泽的章奏云：“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伏望以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增一官。”这是惟一可靠的记载范仲淹自己说的话。这年范仲淹已五十七岁了，犹念念不忘继父“既加养育，复勤训导”之恩。另据《长山县志》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及忠宣公（范仲淹次子纯仁）巡视山东，又置祭田一顷三十亩于孝妇河北云。”晚年范仲淹知青州，还专程礼参长山父老，并亲笔写下《留别乡人》诗为念。从范仲淹乞赠异姓封典到置义田和祭田的举动所表现出的决不是单纯的报恩行为，而是发之内心的一种深深的感情。范仲淹对朱氏的感激之情肯定常对子女谈起，因而才会有次子纯仁置祭田的举动。关于范仲淹与长山朱氏的感情还表现在他与朱氏的书信中。《范文正公全集。尺牍卷上。朱氏》十五封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范仲淹与朱氏兄弟子侄的深厚情谊和亲密关系。信中提到了“秀才三哥”、“朱侄秀才”、“五娘儿”、“十四郎”、“五学究”、“七哥”、“大郎”、“八员外”、“山东九郎”、“五哥”等并表示关切。同时再三叮嘱劝戒侄子们要“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生平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又说"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纯佑尚未安，纯仁得解犹未归。贤弟计安，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清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纯佑久病未安，不住请医人调理，心烦可知，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更防儿男不识好恶，多爱多爱”。还说“六婶神榇且安瓜州寺中，悲哉悲哉！”（仲淹在朱家排行老六，富弻等尊称他“范六丈”即由此。六婶即仲淹原配李氏夫人，朱家称她“六婶”）。“七哥骨肉上下各计安，甚时来得相见？骨肉聚会，此幸也幸也”。“吾知青春试期在近，少出入，勤笔砚，勿予议论，且继续衰构。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切宽中自爱。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等等。信中既表达了对兄弟侄子们的思念关怀之情，又表达了对晚辈的殷切期望之意。  从以上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感情充分体现着亲兄弟和亲侄子的亲情滋味，还是那句话，范仲淹在朱家如果受歧视受虐待受排挤的话，姿态再高的人也不可能流露出这样真挚的感情。如果把范仲淹认祖归宗“改姓还吴”的行为看成是在朱家受歧视和排挤的结果，那是解释不通的。试想即使是在今天，男子在知道了自己的世家后，不管处在多好的条件下，也会认祖归宗的，甘心为人养子不认祖宗的人能有几个？爱祖先，爱民族和爱国家其道理和感情是一致的。  还有一点需要阐明的是北宋自宣和末迄元，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北方战乱频仍，志书谱牒损失殆尽，长山朱氏家谱幸存有部分人名，但朱文翰有三子确是清楚的。长子（初氏生）徙居洛阳，失其名。次子愃（谢氏生）留居长山，官中散大夫。三子（谢氏生）徙居平江（今苏州），失名。有的谱依据传言说徙居平江者名朱长文，实难确定，因朱长文原籍吴县，其年龄又比范仲淹小52岁，怎能是范仲淹的同母弟呢？  我认为研究范仲淹，主要应该是研究他的思想；研究他的政治理想；研究他的道德人品；和他在政治、军事、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对人类的贡献。以史为鉴，以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即所谓"古为今用"。至于他儿时的身世，我们不是不可以探讨，而是应该以端正的态度，依据可靠的史料，实事求是地加以探索。毕竟儿时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影响的。但决不应该象个别人那样为了证实自己论点的正确性，而任意编造故事。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我们置可信的史料于不顾，按自己的意愿去编造出一些离奇的故事，说什么范仲淹母亲谢氏在范家是妾，说仲淹母子在朱家被受歧视、排挤、虐待，甚至编造出范氏母子一直没有敢进朱家的门，有的还编出了范氏母子被逼无奈，只好进山为僧人做饭为生（须知我国过去寺庙是不允许妇女在内做事的，这是常识），这些编造故事的人，却忘了一个根本的事实，朱文翰作为进士出身又做过京官、知州、县令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难道连自己的妻儿都保护不了吗？有谁敢把谢氏母子赶出门，甚至逼其为僧人去做饭，这样的编造不但离奇荒唐，而且也有意无意的伤害了范仲淹及母亲谢氏的人格。这也能算作考证吗？请问依据何在。凡此种种充其量是在编故事，写小说，写完后最好加上句“本故事纯属虚构”，那该有多稳妥。  范仲淹之所以成材，或者说他能成为"北宋第一流人物"，而受到历代和今人的崇敬。其主要原因可用一位伟大的哲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作为最好的解释，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实就是这样，范仲淹之所以能够成为倍受后人尊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内因”，在于他“少有大志”，在于他勤奋而刻苦学习；在于他青年时期即发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崇高理想。更在于他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高尚情操。尽管范仲淹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遭遇是不幸的，命运是坎坷的，但这些都是“外因”，他成材的主要原因在“内因”，在于他有远大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人品。在我国历史上，受苦受难命运多舛的人千千万，为什么成材的人总是少数。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再没有受压迫、受剥削和受苦受难的人了，也没有妻妾身份之别，而我们国家的人才不是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多了吗？  “外因”和“内因”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客观”和“主观”的关系，一个人如果“主观”不努力，自暴自弃，不求进取而“客观”又能起多大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