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对北宋文学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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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北宋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位上继李杜、韩柳，下开欧、曾、王、苏的重要作家。他是北宋古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大力提倡改革文风，主张救文弊而厚风化，以适应政治革新的需要；他身体力行，积极投身到古诗文革新运动中去，创作了大量政治军事论著和诗词文赋，开创了宋代豪放派之先河，有的成为我国精神文明宝库的瑰宝。他发挥政坛首领和一代宗师的作用，团结、扶持和培养大批文化精英俊彦，大力推动北宋古文运动的复兴，使之推衍发展成为文坛正宗和主流，对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北宋文学历史贡献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文武双全，出将入相，论文治武功及道德文章，均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流人物。其嘉言懿行，高风亮节，都给当时和后世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范仲淹在北宋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一位上继李杜、韩柳，下开欧、曾、王、苏的重要作家。他对北宋文学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一、北宋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范仲淹是北宋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坚决反对晚唐、五代日沦浅俗的文风，并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时文进行了猛烈抨击，大力提倡改革文风，主张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复古革新，以适应政治革新的需要。  范仲淹提倡改革文风，猛烈抨击时文有三次：  第一次，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奏上事务书》中，建议皇太后刘氏及仁宗皇帝救文弊而厚风化。  我国盛唐时期，韩愈和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到晚唐、五代，雕靡绮丽的文风又死灰复燃。宋初，士子多不读书，文多芜鄙(浅薄刻露)。到了景德年间，博学雄文的杨亿（字大年）站出来反对这种浅薄文风，以李商隐的骈文作指导，“在两禁中变文章之体”，其他文学词臣刘筠、钱惟演等人和他唱酬，一时形成文坛最有势力的流派。后来，杨亿把这些酬唱篇什编成《西昆酬唱集》。据杨亿自称，这部作品“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由于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因此，一经问世，“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然而，他们的作品仍有一个严重弊病，那就是继续因袭晚唐、五代文风，谨守四六，仿拟前人，浮华淫丽，颇伤雕摘，多是消遣、粉饰太平之作。而且，在他们的倡导下，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弥漫着整个文坛，对社会影响危害很大。范仲淹极力反对这种文风，他在上书中说：“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群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范仲淹指出，古时圣人治理天下，“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他从前代兴亡中看到文章之薄，会引起风化之坏，要是不救，则会引起天下大乱。他认为这决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建议朝廷“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并“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范仲淹提出“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这一文道合一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次，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为唐异处士诗集作序，批评时文学步效颦、模拟失真、无病呻吟，提出诗歌要为政教服务。  《唐异诗序》不仅是一篇具有精辟见解的诗论，而且还是一篇批评时文的重要文章。首先，范仲淹强调诗歌必须反映现实，要有真实感情，同时，还要为政教服务。他指出，“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 于 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范仲淹认为，诗人生活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其诗歌的风格也迥然不同。他指出：“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意之人其词苦，得意之人其词逸，乐天之人其词达，觏闵之人其词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也。”  接着，范仲淹对时文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抨击：“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未复，当抗心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雅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怒，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致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范仲淹除了批评五代文体“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外，而且还批评宋初那种学步效颦、模拟失真、无病呻吟的恶劣文风。认为它脱离现实，不利于规谏和劝诫。他不满这种文风，以继承孔子、孟子、韩愈、柳宗元的道统和古文为己任，继柳开、王禹偁之后，揭橥了古文复苏的先导旗帜。  在范仲淹等进步士大夫的请求和推动下，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诫浮华文弊，提倡散文，以适应政治和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指出：“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有趋于古焉。”宋仁 宗以 君临天下的姿态推导复古文风，无疑对北宋古文复苏起到巨大的作用。  第三次，庆历七年（1047），范仲淹为亡友尹洙（字师鲁）文集作序，又一次对西昆体华而不实的文风进行猛烈的抨击，力主改革，提倡恢复古道。  尹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员健将。关于尹洙在北宋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作了极为公允的评价：“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愈)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僖懿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亿)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