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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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伟 《当代戏剧》2005年第3期　　影视戏剧-戏剧家风采　　樊粹庭先生是大家公认的伟大剧作家、卓越的豫剧改革家和戏剧教育家。我很敬佩这位河南老乡，也很喜欢他的戏。我小时候在家乡杞县看的第一个戏就是他的《麻疯女》，至今六十年了，仍历历在目。从我对“樊戏”的不断学习，对西安市豫剧团七十年历史的不断熟悉和对豫剧发展史的不断了解中，我深深感到，樊粹庭先生不愧为“现代豫剧之父”，是豫剧的莎士比亚！
　　1940年8月，樊粹庭带领狮吼剧团来西安落户扎根。几十年来，不仅给在陕西的几百万河南老乡带来了鼓舞，带来了力量，也给三秦父老带来了快乐。樊粹庭、“樊戏”、狮吼剧团，不但是豫剧文化中的一座巍峨的山峰，也是三秦戏曲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是樊粹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纪念他，正是为了永不忘却他对豫剧事业的伟大贡献。是他为豫剧挺身而起，肩起改革重任，把豫剧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峰；是他为豫剧在陕西开辟了第二个故乡，为豫剧的传播和三秦文化的融合谱写了新篇章。他的英名，他的戏，将永远镌刻在豫剧的丰碑上；他的戏剧精神，他的艺品和人品，也将永远活在中原和三秦舞台上。
　　樊粹庭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作为剧作家，他一生共创作剧本37个，改编剧本20个，其中最着名的有四大悲剧：《涤耻血》、《三拂袖》、《霄壤恨》、《义烈风》；四大喜剧《洛阳桥》、《凌云志》、《女贞花》、《柳绿云》；四大历史剧《王佐断臂》、《水工郑国》、《宋景诗与武训》、《再生铁》；四大神话剧《红珠女》、《劈山救母》、《金山寺》、《雷峰塔》。作为导演艺术家，他是豫剧的第一位专业导演，既是学者型又是专家型，敢于借鉴，勇于创新，追求大俗大雅，文武双美。“樊戏”的风格，“樊戏”的美，也可以说是“樊派”豫剧特色，从他所导演的数百部戏中就十分鲜明而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作为戏剧教育家、剧团管理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卓着。从1934年的开封豫声剧院，到1941年的西安狮吼儿童剧团，再到解放初期的狮吼剧团新生部，先后办训练班八次，培养出优秀人才数百人。尤其是不惜重金聘请高水平的名家执教，这在当时的一般剧团是很难做到的。从樊先生的戏剧思想和一系列的戏剧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一个总目标，就是一切为了豫剧改革，他的最有戏曲文化史意义的贡献就在于对豫剧的改革。正是由于改革，使豫剧由艺人豫剧向文人艺人结合型方面转换，为豫剧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由于改革，使豫剧结束了只有表演没有剧本的时代；由于改革，使传统豫剧向现代豫剧转换，为豫剧开创了第二传统；由于改革，使豫剧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戏中狮吼而起，独树一帜。正因为如此，我敬称樊粹庭先生为“现代豫剧之父”。没有樊先生的豫剧改革，不知豫剧要落后其他地方戏多少年。总之，樊粹庭、“樊戏”、狮吼剧团，给豫剧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给河南和陕西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戏曲文化资源，也可以说是一部宝贵的“樊戏学”，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豫剧是河南人最喜欢的剧种，也是河南人的心灵之歌。台上唱了几百年，台下乐了几百年，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兴趣未减。我的家乡杞县就是一个戏窝子，三里五村就有戏班子，老老少少都会哼几句。豫剧名旦陈素真就是当年杞县人的“戏神”，一提她的小名狗妞，没有人不知道。可是不知怎么，传到三十年代的豫剧，却是那么破旧，那么粗糙，可能是人穷了戏也穷了，和全国其他地方戏相比，豫剧的确落后了。时代的呼唤，民众的期盼，催促着新豫剧的诞生。正在此时，樊粹庭顺时而起，他的豫声剧院、豫声戏剧学社在开封出现，如同一声春雷，奏响了豫剧的晴空，为豫剧揭开了一个新时代。它不同于开封、郑州等地的剧场、舞台，而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教育性质的演出团体。当时其他的剧场、舞台及戏曲班社，在极其恶劣的政治条件、生活条件下开展戏剧活动，为豫剧的生存和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个辉煌，也涌现出了不少豫剧名家。而樊粹庭的豫声剧院、豫声戏剧学社，不是为了谋生，这一点不同于旧戏班。樊粹庭弃官入戏，就是为了豫剧改革的宏伟大业，为了社会民众的人文觉醒。说它是全新的，这不仅表现在剧场、舞台、服装、乐器伴奏、管理制度、培训教练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剧本创作、舞台呈现方面，讲究排场，文武兼备，旦角戏多，热闹好看。可以说，樊粹庭的豫剧改革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戏剧中也是独树一帜的，是内外改革，齐头并进。既从剧本创作上和时代结合，和生活贴近，开出一条新路，又在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并广泛吸收借鉴兄弟剧种的长处和一些新兴艺术的手法，为豫剧舞台艺术换了新颜。从豫声剧院、豫声戏剧学社到狮吼旅行剧团，到狮吼儿童剧团、狮吼剧团，一直到西安市豫剧团，在河南，在西安的舞台上努力奋斗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也可以说是不断改革进取的七十年。这样的班社，这样的剧团，在豫剧的班社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说到传统豫剧向现代豫剧的转换，如同中国戏剧向现代样式的转换一样，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演进的历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戏剧是时代的艺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戏剧形态、不同的审美风尚。与时俱进，也是戏剧的发展规律。走向现代，这是历史的必然。我所理解的“现代戏剧”，不仅仅是指一个历史阶段，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和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戏剧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及其思想意蕴等方面所含有的时代性、现代性。不管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或现代戏，在它的精神内核中必须闪耀着时代性和现代性之光，是现代人所体味到或者能引起现代人思想、情感共鸣的人生况味、生命意识和审美愉悦。就地方戏来讲，既要具有开放性和审美共性，也要具有地方性和审美个性。“樊戏”就具备了这种现代戏剧的品格，它的出现标志着豫剧转型的开始，也可以说樊粹庭在传统豫剧和现代豫剧之间架起了一座转型的桥梁。当然，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其他豫剧作家和艺术家为传统豫剧的转型做了不少努力。但作为一个剧种，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人物，要数樊粹庭先生。他的戏既是传统的，民族化的，又是现代的，戏曲化的。这是他不断改革、不断探索的结果。三十年代的剧作，多为吸收传说、借鉴小说、参照历史编演而成，基本上走的是传统戏曲编演的路子；四十年代就脱胎换骨，独出机杼；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自然天成，光彩照人了。
　　从樊粹庭剧作的呈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传统豫剧文体的精心改造，即开放性的叙事方式，注重故事性、传奇性，注重情节的丰富性和内在的戏剧性；在抒情方式上，独白式、内心式、代作者立言式，交相使用。手法多样灵活，戏也就显得生动活泼。“樊戏”的这种戏剧样式，我称之为豫剧的新传奇体样式，其中的故事性、传奇性是“樊戏”的一个核心载体，戏的思想性、艺术性、戏剧性，人物塑造，情理义的揭示，技艺的展现等等，都是在故事性、传奇性中产生的。即使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要故事化、传奇化。“樊戏”之所以有戏，吸引人，这也是个重要因素。
　　鲜明强烈的中原文化精神，也是改革、转型后的“樊戏”的一大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出一方戏，一方戏的精神就是一方人的精神。我们河南人的生存意识相当强烈。要生存，要过上和平安定的好日子，就要吃苦耐劳，就要对人宽容忍让，就要积极进取，百折不挠；敢爱敢恨，仗义疏财；身系国家，心系民生；乐观自信，奋斗不息。我想，这些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传统豫剧中，从不少人物身上体现出了这种精神，但是不充分，不强烈。而在“樊戏”中就不一样了，像《涤耻血》中的刘芳，《义烈风》中的童玉珊，《巾帼侠》中的罗剑琴，《霄壤恨》中的邵巧云，《红珠女》中的红珠女，《王佐断臂》中的王佐，《劈山救母》中的三圣母、刘彦昌、沉香，《杨满堂》中的杨满堂，《水工郑国》中的郑国等等，一个个都表现出了中原人的血性和气概，使整个戏的精神和情调显得情深意浓，慷慨豪迈，昂扬向上。
　　由于樊先生的勇于改革，也给豫剧带来了不同于传统豫剧的优良传统的第二传统，即戏剧要身系国家民族命运，心系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时代生活，关怀大众人生；要有自己的编剧、导演，要有自己的特长和个性；要为演员写戏，要为名演员写戏；要培养唱得响、演得红的优秀人才；要敢于立足城市，在城市求生存、求提高，并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这是“樊戏”中所体现出来的豫剧的第二传统精神。豫剧的第一传统是宝贵的，而第二传统更宝贵，它既是第一传统的承续，又是第一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是促使现代豫剧诞生和成长的基因。这些，在现在看来好像已不新鲜，可在三十年代却是了不起的，更何况我们现在在某些方面还没做到家。
　　总之，樊粹庭先生的豫剧改革是成功的，成就是辉煌的，也是经得起历史和戏剧实践检验的。豫剧能有今天，应该感谢这位“现代豫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