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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先生简介
一九三八年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丝绸之路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发表论文有：〈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二九○窟佛传内容考证〉、〈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化特色〉等。 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印象 ６１岁的樊锦诗是那种没有年龄感的人。
她身形瘦小但不文弱，个性鲜明。短暂的接触，就令人感觉到几重身份给她的烙印：学者的执拗、率真、严谨；行政工作的琐屑磨砺出的耐性和院长的威严、不讲情面；野外工作性质给予女性的身心的洗礼。
她直斥某人，你们这是打敦煌牌，吃唐僧肉。她说话中每提到敦煌，都是称为我们如何如何。
约樊锦诗采访极为困难，因为临近４日在历史博物馆的纪念敦煌百年展，她在京几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极满。最终是记者硬挤出她去北大朗润园邀请季羡林先生出席６日的纪念会路途中的时间，边走边说。
谈研究院，她可以侃侃而谈，问到她自己，却只有干涩的一两个词作答。但是季老看到她极为高兴，说有好久不见。谈及７月份百年敦煌庆典中将表彰８位做出贡献的中外人士：常书鸿、段文杰、季羡林、饶宗颐、邵逸夫、潘重规、平山郁夫、池田大作。季老自谦一句我在里面滥竽充数之后，对樊锦诗说：怎么没有你？应该有的，为敦煌牺牲一辈子，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她立即接言：牺牲一辈子的多了。我只是瞎忙，都不好意思见先生。你的瞎忙功德无量啊。
在不肯言说的背后，樊锦诗该当有着如何精彩的人生故事。 《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2日 敦煌女儿的宿愿——访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张泽远 高峰 敦煌莫高窟迎送着戈壁的沙尘和骄阳，历经千年而不朽，在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新世纪如何应对莫高窟保护的难题，正摆在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面前。
樊锦诗说：经过院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一条遗址保护的成功之路，有效阻止人为的破坏，加固了濒临坍塌的洞窟崖体，提高了稳定性和抗震能力，免除了坍塌的危险，形成了一整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危崖及防风化加固的技术和工艺；壁画修复技术正在得到不断改进；一个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的综合治沙防护体系已初步形成；已对窟区大环境和洞窟小环境作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几种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得到探讨研究，为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
莫高窟的保护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随着游人的不断增加和洞窟的不断衰变，石窟中潜在的隐患牵动着每个敦煌研究院成员的心。
樊院长说：目前，研究院已经在原有的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基础上，将莫高窟下寺辟为藏经洞文物陈列馆，还打算开发北区洞窟参观景点，落架修复上寺和中寺，开辟为专题博物馆。另外还将和旅游部门合作进行淡旺季均衡分流，使旺季变淡，淡季变旺。
樊锦诗勾画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今后还将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和先进的计算机存储与图像处理技术，制作一批虚拟洞窟。使游客在计算机屏幕上就能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减少直接进入洞窟参观的压力。
敦煌的女儿在莫高窟前激情澎湃：敦煌石窟在我们手里得不到保护，我们会成为千古罪人；只有有效地保护了她，让她世代延续，我们才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 《文汇报》 2000年06月20日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敦煌的保护
我见到樊锦诗女士的时候，正值“2000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到高潮，与周围热闹的气氛相比，一头短发，朴素衣裙的她显得格外沉静。看得出来，她近来一定苦于应付媒体的包围。但是，当听说我想了解敦煌的保护情况时，她却一下来了兴趣，答应一定到我的住处来谈谈。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她如约到来，接受采访，而且一说就是两个多小时，其中颇多发人深省之处。 新的时期和新的挑战 敦煌的保护工作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前人的经验为后人提供了方便，但是后人也总是会碰到新的问题，有时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局面。樊锦诗说，研究院刚接手时莫高窟的情景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因此那时的工作是抢救性的，这一过程长达20年之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这些文物。目前“抢救”已不是研究院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抢救”的性质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世界上的事仿佛是越做越多，历史上的人为破坏现在虽不可能再有，但是洞窟开放以后，人多拥挤等问题又出现了。因此，如何管理敦煌的宝贵文化遗产成为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从保护规划、指导思想、方案制订、计划落实等多方面进行。 文物保护工作要讲究科学 对此樊锦诗感触良多，文物的保护工作不能“有病时才治病”，也不能一讲保护就动大工程，因为一旦做不好，就成了“保护性破坏”。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不能急着修，要先搞清文物为什么“生病”；机理即运动过程怎样；修复工作有的成功，也有的失败，其原因何在；能不能预防，使文物不生病或少生病，这都是需要深入探询的。敦煌莫高窟及附近的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的现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发生影响的结果，除了洞窟本身的条件以外，还有环境的作用。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笼统地讲是容易的，但要做到准确科学就不容易了。有很多措施需要量化，如在对洞窟的讲解问题上，用什么手段能够节省人力，并让大家看得明白？洞窟一次进多少人才不致对壁画和泥塑造成危害？所以，文物的保护工作应该采用最先进的手段，而且应该上升为保护科学，要求综合、全面的考虑以及多学科的合作。 利用和保护怎样相协调 说到敦煌文化遗产的利用，除了供从事研究的学者观摩以外，莫高窟等处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接待游客。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敦煌将要迎接更多的游人，也就是说要面临更大的挑战。许多人猜测敦煌开放的是一般的洞窟，还有好的没有开，而实际上所有开放的洞窟都是经过整理的、最好的，那些历经劫难、千疮百孔的洞窟还在整理抢救过程中，所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担心这些好的也被毁坏掉。樊锦诗表示，对敦煌的利用是一定要进行的，包括开发旅游资源在内，但决不能毫无限制。国家规定文物工作的原则是“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发展地区经济也是敦煌研究院的愿望，只是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鱼。敦煌的存在，是供人们欣赏、研究、教学，从中吸取营养的，为了这一目的，首先应该很好地保护它。谈到这里，樊锦诗发肺腑之言：“ 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不能以牺牲保护为代价。”她介绍说，敦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如限制旅游时间，拉开季节，以达到分流的目的。再如增加景点，让游人拥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此外还要用高科技复制洞窟，让更多的人看虚拟场景，满足他们的需求。总的来说，适应文物脆弱的特点，对洞窟的管理会更严格，但仍然要发挥它在利用方面的作用。 文物保护工作也需要开放的思想 樊锦诗认为，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敦煌研究院有许多宝贵经验。一个层次是理念上的，如引入国际共同遵守的《威尼斯宪章》，并将其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体现我国的特点。另一个层次是技术上的，如与美国盖蒂基金会保护研究所、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的合作等等。她认为，与国外的合作既引进了新的技术，又引进了新的观念。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严格遵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控制文物资料，决定测算出来的结果是否发表和怎样发表，特别是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樊锦诗特别指出，文物保护是重要的科学，引进国外先进的思路是必要的。我们与外国专家的合作是真诚的，大家的目的都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把国家的规定明确告诉他们，让他们遵守，在此基础上密切合作。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樊锦诗反复强调，她坚持对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保护问题解决不好，其他一切免谈。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敦煌这一祖国的文化遗产才能传至永久。
（本报记者张小也）http://edu.sina.com.cn 2000/08/24 光明日报 樊锦诗：敦煌不会让游客打道回府 敦煌艺术展终于在上海龙华旅游城撩开了面纱。此次展览包括３个复制洞窟，４１个壁画临摹品，１６件彩塑临摹品，４１幅藏经洞绘画临摹品。据悉，在敦煌市，旅游业也出现了空前火爆的场面。仅去年接待的游客人数就突破了５８万，旅游年收入达到２１００９万元。如此多的旅游者是否会加速敦煌的衰亡？记者就此采访了专程来沪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 目前尚未限制参观人数 樊锦诗说，除去淡季，敦煌现在几乎每天参观人数都要达到２０００人以上，去年五一节时，每天参观人数更是高达五六千人，如此众多的参观者，显然不利于洞窟的保存。有报纸曾呼吁，参观人潮给敦煌带来了污染，致使敦煌壁画患上“癌症”。但呼吁归呼吁，另一方面，还有媒体盛赞去年敦煌旅游业的大丰收。樊锦诗说，目前未对每天参观敦煌的人数加以控制，因此尚没有游客因保护原因被拒之洞外。 不会让游客打道回府 樊锦诗认为，保护是为了利用，利用不能以牺牲保护为代价。敦煌的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即使全关闭，也一样会慢慢老去。至于它还有多久的生命，这完全得看保护程度来定。敦煌目前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限制旅游时间，拉开季节，让游客分流，同时增加别的景点。但不会让游客打道回府。 即使关闭也可通过网络永久保存 她还透露，敦煌研究院正组织研究一项名为“濒危珍贵文物的计算机存储与再现”课题，该课题的攻破，使得敦煌石窟即使在百年后因自然原因终于不得不关闭时，游客仍可以轻点鼠标，通过网际漫游，到莫高窟的任意一个洞窟的任意一个角落，而且看到的均是光线充足、色彩斑斓的壁画的真实再现。敦煌艺术将通过此种方式得到永久保存。《新闻晨报》 2001年01月03日 敦煌能存世多久――樊锦诗 余秋雨访谈 人类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已经诞生1600多年，它还能长存于世多久？在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百年纪念的时候，这个揪心的问题无可回避地提到了人们面前。有人断言，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敦煌石窟艺术将在1000年后消失。记者就此采访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和着名学者余秋雨。
樊锦诗首先表示，她不认同敦煌石窟艺术将在1000年后消失的说法。但这位把毕生感情倾注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又以科学的理性态度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衰退和消亡的过程，敦煌石窟艺术也不例外。敦煌石窟内的彩塑佛像是用泥土、麦草和木头作材料制成的，壁画的颜料主要是矿物质，按照自然规律，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衰亡。敦煌在戈壁之中，干燥的环境使艺术瑰宝得以保存下来，但风沙等恶劣的气候又对石窟艺术造成了破坏。自元代以来的几百年，敦煌石窟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各种人为和自然的损坏，使石窟艺术出现了许多病害。敦煌研究院有一支科研保护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能够做到的只是使石窟艺术延年益寿。她说，从内心来说，我们希望敦煌石窟万寿无疆，也曾经想过，运用高科技手段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物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尽力去做好，并希望子孙后代也尽力，那么能使敦煌石窟艺术保存得长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抢救和保护敦煌石窟艺术倾注了无数人力和财力，进入80年代之后，敦煌更是进入了国际合作和科学保护的新时期。敦煌研究院运用数字摄影测量技术，将珍贵壁画和文物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计算机存储；同时采用现代固沙技术，使窟区的流沙减少了70%；并在莫高窟设置高科技仪器，全面监测和分析环境。但是，敦煌石窟仍在不断受到新的挑战。第156窟唐代壁画的墨书《莫高窟记》，60年代尚清晰可见，如今已经消失。如果用1908年和40年代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的一部分壁画比较，衰变的情况令人惊叹。“年迈”的敦煌石窟，在历尽千年沧桑之后如何延续生命，确已成为新千年的思考。
余秋雨教授赞同樊锦诗院长关于敦煌石窟也必然从诞生走向衰退的观点。但他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往往会使文化遗迹的生存产生意想不到的奇迹，比如，没有科学的保护，恐怕敦煌艺术早已不是今天看到的样子了。因此，我们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做好保护工作，以争取时间。由于参观者过多带来的二氧化碳和水气也会给壁画造成损害，他建议，对敦煌石窟进行封闭式的管理，对于没有学术需要的一般游人来说，看一看复制的石窟艺术同样能了解敦煌。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将最有艺术代表性的8个石窟按原样复制在陈列中心，壁画临摹者是段文杰、史苇湘和常书鸿夫人李承仙等着名敦煌学者，复制石窟的艺术价值，已达到了准文物的水平。但愿国人能从珍惜人类和民族瑰宝出发，体谅“年迈多病”的敦煌石窟艺术，共同来爱护它。
(08-09 19:23,新民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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