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敦煌——樊锦诗印象

冷若水冰

　　樊锦诗印象

　　樊锦诗一辈子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特别是关于她个人的专访。她以为，自己本是一个有着缺点毛病的人，又没有做什么，一旦因为应和了某种舆论导向，而被塑造成了另外一个她，那岂不会活得很苦。

　　１９８４年，樊锦诗拒绝了光明日报一位记者的采访要求，而答应只与其闲聊，结果聪明的采访者很快把闲聊的话题变成了一篇名叫《敦煌的女儿》的文章，这是关于樊锦诗的第一篇个人专访。２０年后，当本报记者再次向她提起专访要求的时候，她依然保持了当年的习惯，她说，为什么要采访我，我是一个最不似女人的女人。

　　因为这种对自己的沉默，使得人们对这个浦江的女儿西去敦煌４０年的故事更觉亦幻亦真，版本也就因人所需而多了起来，然而，这也正是樊锦诗最担心的。所以，６６岁的她终于肯开口说说自己。尽管她依然少言、腼腆，但因为有了敦煌４０年的生活经历，已变成了一个会说故事的人，讲那个真实的她和真实的敦煌。
　　无论是在访问之先或是访问之后，记者脑海里总存有一幅画面挥之不去：身形小巧的樊锦诗站在古老的莫高窟前，映衬的背景是黄土高原那特有的昏黄的天幕。把这幅画描述给樊锦诗听，她说，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今年 “两会”即将结束时见到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很容易感受到她的愉快，因为她去年提出的有关“敦煌保护与利用”的提案此时已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有关事宜已在办理之中。提案稿虽然仅千把字，却凝聚了提案人１０余年殚精竭虑的思考。这个自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望者感慨地说，“我就要卸下这肩上的千斤重托了，就在这一刻还能为敦煌做一件事，很高兴。但保护和利用敦煌之路依旧漫长……”

　 西去敦煌

　　没有人会想到樊锦诗，这个有着绸缎一样柔软的名字，老家在杭州，长于上海的江南女子竟然把根扎在了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之上，就那样守望着敦煌的日出日落４０余载。即使是她自己也未曾预料，“这或许就是命运的阴差阳错。”

　　“我自小长于沪上，家里有５个孩子，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算是小康之家。父亲是工程师，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父亲对艺术的喜爱也感染了我。小时候的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参观博物馆。”

　　“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书，但历史学是怎么回事，直到报考大学的时候也全然不知。１９５８年高考，我撞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很快有学长跑来动员，学考古可以经常到野外去。像每个对人生懵懵懂懂、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一样，并无所谓大的志向，只是希望不要整天抱着书本，能把浏览名山大川当作一门学问，自然是有意思的事。今时倒觉得，这种想法是很空洞的。那一年，因为大跃进学生扩招，考古专业的女生空前绝后的多。”

　　对于学习考古专业的樊锦诗来说，敦煌始终是一个美好而神秘的名字，直到五年级的专题实习开始。“可供实习的地方很多，我和另外３个人选择了敦煌。之前看过一些敦煌的临摹品，也看过临摹品上的那些名字，他们都是我现在的前辈。特别是敦煌研究的奠基者、开创者常书鸿先生。那时人民文学上有一篇《祁连山下》的文章，讲的就是常先生，一个留法学生，毅然回国，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敦煌，妻子因之也离他而去。五六十年代是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国内有雷峰——伟大而普通的战士，国外有卓娅、舒拉、无脚飞将军、保尔。而常先生，或许是我们从事着一样的事业，他的故事听起来格外让我感动。”

　　“想象中的敦煌与现实截然相反。莫高窟的洞穴的确很美，但上洞却没有梯子。只能把一个树干中间打成洞，穿过一根杆子，人踩着这种像蜈蚣样子的简易而原始的工具爬上去。洞子里很暗，早上有点光线，晚上则是一片漆黑。”

　　“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营养跟不上，没有糖，也见不到水果。水很硬，吃过之后肚子不舒服，总是咕噜咕噜作响，这种水连头发也洗不干净。晚上还睡不着。”终于，这样的生活让樊锦诗病倒了。

　　就在坐落于莫高窟附近的敦煌文物研究所里，樊锦诗还见到了她仰慕已久的老专家，想象中，他们与神秘的敦煌相伴会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仙风道骨的风度，但真实的情状用那时敦煌生存的现状来诠释就可以想见了。“不过，我更加感念的是什么能支撑常先生在敦煌呆了２０年，而好些像我一样的大学毕业生也在此地一住就是十几年。”樊锦诗是带着这样的情绪离开敦煌的，尽管她抱定自己只是敦煌的一个过客。

　此去经年

　　“敦煌需要年轻人，需要新鲜的血液去充实它。当年我毕业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１９６３年毕业的季节，按照分配，樊锦诗和另一个也曾到敦煌实习过的男生背起行囊，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一去经年。同去的男生，在敦煌呆了１５年，借着考研究生的机会，调回北京。剩下了樊锦诗，依然在顽强地适应着敦煌很硬的水，强烈的日照，还有“黑风 ”来时的飞沙走石。
　　“我并没有一直坚定不移地要守在敦煌。我是一个母亲、妻子，但我真的是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我本应该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对家庭、孩子、丈夫，尽到一个女人应尽的责任。可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不回家。 ”
　　１９６７年，樊锦诗与同学彭金章结合。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１９７３年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敦煌。“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是四处，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老家，要么跟着父亲或者母亲。”
　　“那段时间我的思想总是摇摆不定。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我必须离开敦煌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对于敦煌，时间久了，越发觉得有意思，有许多课题需要我去做，难以割舍。特别是当上研究所的业务副所长之后，我的肩上又多了责任。”
　　最终，结束这个家庭长达２３年分居史的，是彭金章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１９８６年，这个北方汉子毅然放下自己前半生的一切，追随妻子来到了敦煌，操起了与商周考古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项新事业。“为了这个家，这样的男人实在难得”。让樊锦诗感到些许安慰的是改行后的彭金章在新事业中成就依然卓着。

　　 守望敦煌

　　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常书鸿带领十几个人在莫高窟搭起了房屋，潜心于敦煌研究；到了樊锦诗１９６３年走进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这里加上她刚好有４８个人；而现在，又４０年过去，新世纪开始了，研究所现在叫敦煌研究院。这里员工共有５００人，建成了图书馆、食堂，员工的宿舍楼里架起了太阳能热水器。年轻人可以在每个星期天坐班车进一次城，去享受城市中的商店、歌厅、跳舞和吃饭的馆子。６０年，这里从人声寥落变得鼎沸起来，但生活在这里的人甘于寂寞的平静心态却从未改变过，“今天，我们还在用当年常先生用过的古老方法，用手电筒的光线照亮漆黑洞中的壁画，进行研究。”

　　这就是敦煌，一曲千古不变的轻歌曼舞。

　　樊院长是用自己的角色转换来见证敦煌的今昔。“我是作研究出身的，并不懂得管理，但做上领导的位置，也就只能被形势逼迫着做了管理。结果考古变成了我的业余爱好，管理也只是外行。”樊锦诗的话中透出了这些年她的复杂心态和处境。６０年前，常书鸿先生来到这里时，敦煌还只是个偶有有心人来拜访的所在；但６０年后，敦煌要象一个公园那样对外开放，游客的数量不断在增长。古老的莫高窟经历了千年的风沙与骄阳的洗礼，还要经受热情的游客们带来的二氧化碳和水气的考验。樊锦诗看着自己２５岁来时莫高窟壁画影像与４０年后的壁画影像，壁画暗淡了，和她一起在慢慢变老。她可以无视自己的变老，却不能忽略敦煌的点滴变化， “世界上仅有一个敦煌，失去了便不会再有了。诚然，敦煌注定要从诞生走向衰亡。但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和高科技手段延缓它的衰老。破坏性的保护绝对不允许发生。我不能让先辈们的心血毁在我的手上，否则，我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保护对于敦煌是第一位的。”

　　为了永久的敦煌，樊锦诗再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抉择。她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皮之存”，樊锦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 “保护”二字中来，别人都在做研究，搞的是硬科学，“我只好瞎忙，做软科学”，季羡林先生称之为功德无量的事业。而反对她的人说她是“老保守，保护的是老古董，保了不用，那保它干什么”。

　　樊锦诗一直在努力寻找敦煌的利用与保护的结合点。她最先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和美国的研究机构合作，首次将这 “墙壁上的博物馆”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２００３年，樊锦诗联名２５位政协委员递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将考虑投资２．６亿多元，建设数字化中心、保护中心和展示中心。通过增加技术力量，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及设备，为最大程度地延缓壁画衰退提供技术支撑。并通过计算机虚拟漫游技术和多种语言服务等高科技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显示洞窟场景或局部细节，使游客在洞窟外获得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展示服务，从而大大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以解决莫高窟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

　　６６岁，头发已经花白了的樊锦诗仍然坚守在敦煌，用她瘦弱的身体阻挡着这一波比大漠的风沙更加凶猛的对敦煌的侵袭。

　　一次，邵逸夫先生为敦煌捐款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对我而言，捐款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对你们而言，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要５０年后才有人理解 ……可是，保护敦煌的事到那时再做，就已迟了。

　　采访后没几天，记者在晚７点将电话打进了樊院长的办公室，她依然在案前忙碌着。记者想起北京临行前她说的话， “出来半个多月了，家里有许多事都在等着我办。”或许，她的付出只有敦煌才能见证。（蔡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