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晚明历史的是非曲直——访《晚明史》撰着者樊树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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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首都图书网 发布日期：2006-11-29



今年是甲申年，也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六十周年，有关明朝灭亡以及明末农民起义于鼎盛之际迅速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而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明史》一书，完整地再现了晚明王朝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这段历史。为此，记者日前专程采访了该书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本期九版同时刊发“聚焦晚明社会：樊树志教授《晚明史》研讨会”发言纪要。——编者
记者：《晚明史》是将晚明这一阶段从整个明代历史中抽出来作专题研究的成果。您认为写作这一专着的意义何在？樊树志：晚明是很值得研究的阶段。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转折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人发现了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的新航路，进入东方，来到中国沿海。当时欧洲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中国手工业产品的质优价廉，令他们惊叹，因而大量购买中国的商品——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这样，就把晚明时期的中国纳入了全球贸易的漩涡之中。另一方面，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纷纷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渠道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晚明时代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融入了世界，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入了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人“放眼看世界”，在这时已经开始了。这是以前的历史所不具备的特色，因此值得好好研究。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晚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强国、富国，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贸易逆差中，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于是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和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白银不断外流相比，当然是一种辉煌。问题是，这种辉煌何以逐渐销声匿迹了？当时的统治者对这种大变局，何以如此浑然不觉，忙于无谓的内耗？这对每个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是值得深长思之的。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不过仅仅是抛砖引玉而已，希望学术界有更多的人来深入研究，把对晚明史的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记者：《晚明史》内容提要中谈到，对于当时的“倭寇”、“东林党”等一系列问题，您提出了独到见解，能具体谈一谈吗？樊树志：“倭寇”问题很复杂。传统观点认为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1960年代起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嘉靖时期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海禁政策，与明朝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患”。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佣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把王直等人当作“倭寇”看待，是过分简单化了。而且以后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点。至于“东林党”，有学者已经提出它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他们以研讨“四书”为宗旨，力图纠正王阳明学派的流弊，来重整学术道德。以往学者过分强调它的“在野党”色彩，或者改革派色彩，与事实相距甚远。所以我提出了“东林非党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不断地解释历史，使它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记者：通常认为，历史着作往往过于艰深，令普通读者只能敬而远之。您在写作《晚明史》时，是否考虑兼顾严谨性与可读性？樊树志：除导论部分的写法接近于通常的历史论文，全书主体（约六分之五篇幅）是用叙事史的笔法写的，注重可读性，有人物，有情节，有对话。引用的古籍原文，比较接近于白话，读起来并不费力，且其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轶事可谓比比皆是。诸如，书中有大量篇幅写到张居正：他如何联合掌握实权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攻倒内阁首辅高拱，自己取而代之；他掌权的十年，权势显赫，皇帝也对他尊崇备至，称之为“元辅张先生”。当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风云突变，皇帝翻脸不认人，大臣们群起而攻之，终于导致查抄张居正在北京和江陵的家产，迫使他的儿子自杀身亡。又如，今年是又一个甲申年。三百六十年前的阴历三月十九，李自成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景山）上吊自杀。最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再度成为热门话题。书中则以客观冷静的笔调，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很多细节是值得重新反思的。记者：您觉得随着《晚明史》的出版，能够改变一般民众对这段历史的某些误解吗？您如何看待史学知识的普及化问题？樊树志：这个问题太过沉重，不是一部历史着作所能承担的。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更多历史学家共同努力。这方面，读者面广的历史教科书的作用更大些。而如此篇幅巨大的专着，读者面有限，它的作用也有限，尤其难以与历史题材的戏说电视剧相抗衡。我们当然要多写普及化的史学着作，使一般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就是成功的范例。我想，只要假以时日，这个任务会有一个较满意的结果。
作者：周涵嫣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