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父亲陈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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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父亲陈厚儒¤联邦参议员陈之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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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厚儒在去年十一月十四日去世，这个星期二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父亲一生看过很多场面，我没有什么个人成就，只能把父亲的生平简单记录一下，以尽儿子的责任。

　　　我父亲一向说他是个平凡的人，他的愿望是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可是他生长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经过很多不平凡的环境，能在澳洲这个安乐土享受了30年的安逸生活，能享年九十二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命运。

　　　我父亲陈厚儒，字通伯，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在扬州出生，祖籍江苏仪征。仪征在清朝时属扬州府，民国之后废“府”为省辖县。

　　　陈氏[宗亲]家族祖先原居福建漳浦，清初移居扬州。扬州历史上是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上的重镇，清兵入关后史可法死守此地保护江南不成，扬州遭遇十日屠城几乎变成空城。

　　　陈氏[宗亲]祖先大概是随郑成功由厦门反攻南京，失败后流落扬州并就此定居。前几代开荒经商，第九代起事业比较成功，跟着中国儒家传统“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好学成业然后服务社会。（这种讲法以现代人眼光看是封建的讲法，可是事实上儒家所重的“仕途”是可进可退的：进则“治国”做官为社会服务；退则“回耕”像陶渊明那样自得其乐。儒家思想的唯一弱点是轻“商贾”。以现代经济学眼光看是太保守，因为商业使到社会沟通，是达到均富的一个基本需要。）

　　　由于家业成功，我父亲的太祖父陈嘉树能够专心读书，在科举上成功。在道光二年（1822年）考到二甲第一名进士出身，开始做官，官至江西布政使。我父亲的高祖父陈彝在同治元年（1862年）跟他的父亲一样考到二甲第一名进士出身。陈彝做官比较更成功一点，在清朝中末期，所谓同光中心名臣里算是一个二等人物，做过安徽巡抚、内阁学士、吏部侍郎。不过他成名的原因是他在做御史时有敢言的名声，做行政官时有清官的名誉。我父亲的曾祖父陈重庆官至道台。可是那个时后已到清朝晚期，他感觉到官场腐败就不鼓励后代参与科举走“仕途”，只鼓励两个儿子求学。小儿子陈含光读书特别成功也很有名气，被推举为江苏代表出席民国第一届议会。陈含光的儿子陈康是世界有名的古希腊文化研究专家。

　　　到我祖父陈慕颠时，晚清末年社会大变动。祖父旧家庭出身应付能力比较差一点只能吃老本，以现代的眼光看可能是二世主。不过他还相当有眼光，把陈家的私塾改办成扬州第一个新学堂。我父亲生长于新中国建立时代，不愿意留在老家，十四岁那年离开扬州，在上海完成了震旦大学的法律专业，十九岁毕业。他的三个弟弟们也逐个寻着他的轨迹离家成业。

　　　我父亲具有律师资格后，被委派到安徽省地方法院当实习推事。几年之后，被聘为当时在江南替国民政府整理税务的丁春高先生的幕僚。丁先生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后代，为人刚正不阿，是当时中央政府整理全国性财务系统的关键人物。

　　　1935年红军在江西的大本营被国军攻垮，朱德带领红军开始长征转战西南军阀分治的地方最后去到陕北。国军一路跟从红军把这些地方收为中央政府控制。丁春高被委派去那里领导财政修改，他带领我父亲和另外一个助手入川。1937年接收正在进行时，日本向中国发起侵略战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第二年丁先生与世长辞。此后不久父亲和丁先生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五十一年，直到1989年我母亲因病去世。

　　　我母亲丁秣娴是丁春高的侄女，丁先生的兄弟早年去世留下一儿一女，丁先生自己无后，就把侄儿女当自己的孩子养大。母亲的外祖母是清朝最后第二任杭州将军瑞兴的女儿，正白旗人，民国后以名为姓改姓“苏”。我母亲和我父亲共育我们五位子女，四男一女。

　　　我父亲于1940年在民国的陪都重庆开始考入外交部。1942年被派往伊朗大使馆做随员。因为受家教和丁春高先生的影响，血气刚毅疾恶如仇，他发现驻伊朗大使馆挪用公款上告外交部，可能是做过推事的经验资料找得很全，外交部不得不把大使外调。但是我父亲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五年后才调任越南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海防市领事馆当随习领事。

　　　华人散布在东南亚的各个角落，控制当地的工商业，在海防市是也是如此。当时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北越是由中国政府派军接收，南越由法国政府接收。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胡志明用“阮爱国”的名字领导抗日，跟中国政府很接近，中国作为世界五强之一拒绝法国回到越南。胡志明在北约成立临时政府时表明是共产党身份，那时中国国内国共分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出，法军全部占领越南。当时我父亲所代表的国民政府在世界各地备受欢迎，不过这个情况保持并不太久。

　　　在海防的7年工作中，我父亲代表的国民政府由五强的地位因为冷战成为一个被勉强承认的政府，处境相当困难，尤其是殖民地华人往往被欺负。我父亲尽他的能力维护华人的权益，很受侨民的欢迎。他又一次表现他的性格，上告上司渎职。这次不仅上司被召回，他还被提升到副领事。他因为积极护侨，甚至从法国殖民地政府手中解救出有地下党、共产党嫌疑被扣留的人，差点被国民政府派出的特务逮捕。

　　　随着法国殖民地政府和越共政权于1954年在日内瓦签署了停火协议，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在海防的华人移居南部，当时正领事没有到位，我父亲代表中国政府处理此事，在华人迁徙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随后他返回国民政府于1949年迁都的台湾。

　　　从1954年到1957年我父亲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他出任过行政部门的长官。1957年外派出任大溪地总领事，再次赢得了当地华人的信赖，他的事迹在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为人传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法国当局撤销了针对华人的歧视性人头税。当地华人也在他的不断劝导下踊跃加入法国国籍，能很好的融入当地社会。后来知道，我父亲被法国外交部提名颁授法国国家勋章，可是因为法国政府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提名没有被通过。

　　　1960年，我父亲被派往非洲塞内加尔大使馆任公使代办。其后的十几年是繁忙又复杂，国共两个政府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竞争，相互此起彼落。比如，1964年塞内加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父亲撤馆离任，数个月后该国又承认中华民国，几年后又重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4年我父亲被派往越南西贡出任公使。1966年，我父亲再次派往西非达荷美（现称贝宁）出任大使，留任至1973年。贝宁属于非洲的贫困国家，在那里，我父亲促进发展了首个台湾农业项目，这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1973年贝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项被受好评计划得以延续。

　　　结束了贝宁的任务后，我父亲回到台湾担任外交部顾问，并于1975年退休后定居澳洲。在澳洲，他熟练英语（他原本第一外语是法语），学会了玩草地滚球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我父亲有一个特点是做事专心，晚年玩草地滚球很敬业，虽然参加比较晚可是在球会里是一个中心队员，常常获奖。他也擅长打保龄球，常常获奖。九十岁之前，他坚持每天散步几公里。

　　　我父亲对澳洲的民主政治特别有兴趣和热衷，以他长年训练的观察力和经验加以审查和评论。尤其是对澳洲现任总理何华德做事的耐心和魄力特有好评。

　　　我父亲生长时代和他的同龄一代人都经历祖国长期内斗和分裂，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中国能够有效的团结合作。现在中国是真正世界实际强国，台湾民主政治又有使人兴奋的成就，他没有看到中国有和平统一的结果。

　　　我父亲因脊髓炎所引起的并发症，导致急性贫血而病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四兄弟都陪伴着他。

　　　如今，我父亲安葬在史宾威Sprinvale公墓与我的母亲合葬在一起。我想借此机会，代表我父亲和我本人对在Epworth医院工作的林延霖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对我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表示感谢，对墨尔本华人GlenIris的基督教团体表示至上谢意，对所有发来唁函唁电的国会同僚、政府官员和亲朋好友表示感谢。

　　　2005年4月5日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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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