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隶、行、草各体无一不精的陈元赟(号芝山)

中华龙

陈元赟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系
年来蓬鬂叹飘零，秋夜悲鸣月下铃。鸿雁不传乡国恨，杵砧长动旅魂惊。窗前皓魄樽前看，曲里关山笛里听。潦倒孤踪徒菀结，扶疏桂影任冥冥。
这是陈元赟与日僧元政唱酬的一首诗，题名《对月思乡》。诗中感叹自己半生潦倒，飘零异国，无限乡愁国恨，此诗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深情。
陈元赟，原名珦，字义都，号芝山，别署羲都甫、士升、既白山人、升庵，又因居住在名古屋九十四町，又署谐音菊秀轩。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卒于日本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1671)。浙江余杭人。在许多题款中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武林”、“虎林”为杭州别称。明代，余杭属杭州府。陈元赟在《升庵诗话》中又自称“仆余杭人。”余杭县现有陈家桥村，疑为其出生地。又所号“芝山”、“既白山人”，二山均系余杭县境内之山岳一在城西北二十余里处，产灵芝而得名，一座落在南北苕溪分流处。
陈元赟在国内时，场屋运乖，一生未曾步入仕途。日人山边松在整理《升庵诗话》时，于后跋记其父言，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我长崎”。山边松之父，生前曾与陈元赟为友，说他科举受挫，可能是事实。据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少年时曾辑前人诗文，题名《珊瑚枕》，署名崆峒子，后为人盗去。又据我国学者梁容若说，陈元赟“年二十七，入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习武术和制陶术，年余退出”。大概也是在此前后，受到公安派诗文的影响。这是目前所知他在渡日前的—段历史。
陈元赟于何时渡日，日籍有载“及其国乱，逃来此邦”，指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朱明王朝，清军入关统治全中国之时。又有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1587～1657)《与大明人沈茂人》书信中提到陈元赟而推定其渡日时间。沈茂人为福建总兵使节单凤翔的随行译员，他们是在明天启元年(1621)赴日商讨倭寇事宜的，从而认定他于此时渡日定居。然陈元赟只是临时充任译员，并非与沈茂人那样的随行译员，所以也不是此时渡日。我国学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于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日本万治二年)栏载：“明人朱之瑜、陈元赟来归(日本)。”按1659年是朱之瑜定居日本的时间，也是陈元赟定居日本后多年与僧元政始相识之年。说陈元赟也于此年定居日本，大概是根据近代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与朱舜水同时来日本而仕于尾张德川侯者，有陈元赟”。明天启、崇祯年间或清顺治年间等渡日说均不确。事实上是在此之前他已到了日本。日人山边松在《升庵诗话》中说，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长崎，患痢日久，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山边松校辑《升庵诗话》是在日元禄四年，距陈元赟去世只20年，所记只说明陈元赟因何流落东瀛，而未注明渡日时间。陈元赟在明天启三年(1623，日元和九年)曾为日本毛利辉元藩主撰《长门国志》，于序言中说，“余自万历己未秋，渡瀛海涉鲸波，入扶桑之故墟”，综合山边松之说，可知他是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为生计随商客到日本的，时陈元赟33岁，自此一直未归，在日流寓52年，于日宽文十一年(1671)逝世。他一生着作都是在日本撰成的，除《虎林诗文集》、《既白山人集》亡佚外，现存于日本的还有：《老子经通考》、《元元唱和集》、《升庵诗话》、《长门国志》、《朱子家训抄》、《陈元赟书牍》等。这些着作阐述了他的实学理论，如在《老子经通考》，虽发挥的是道家《河上公章句》观点，但陈元赟着重在“证实理”，《长门国志》则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方志学传播到了东瀛，《升庵诗话》、《元元唱和集》分则阐发公安派文学理论和创作。这些着作对日本实学都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原念斋说陈元赟“能娴此邦语”，这是他一优越条件，故自登彼东土，即开始传播中国实学和技艺，虽也是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但却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追求紧紧捆束在一起。他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纵横交往于当时日本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结交之人，上至藩主、文士，下至僧侣、佣工、浪人，或为其幕宾，或为其诗文友，或任其艺师，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学系。陈元赟擅长书法，篆、隶、行、草各体无一不精，尤工赵孟书画，其墨迹至今被日人珍藏。登岸长崎之初，就有书法家渡边梅峰等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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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