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营述旧》中的兴化陈氏[宗亲]

冷若水冰

西营述旧发表日期：2007年4月4日 出处：市新闻信息中心  作者：东门儒 【编辑录入：zgxhlcp】  　 西营是兴化古城内一个旧地名，位于旧县府以西及以北。包括今之英武中路、马桥路、建行路，直至拱极台、海池河一带。西营的地名始于明代，明代的兴化地处海隅，又因元末出过张士诚，因而军事位置相对重要。当时的朝廷曾派驻将弁千员，于兴化设千户所。千户所设于旧县府紧西，中间仅以华严庵巷（火巷）相隔。千余驻军平时以屯田为主，战时集队执戈。明中叶，倭寇犯边，即于城中设常备军，时以千户所为中营，另设东、西二营。境内串场河一线则又设大营、小营、袁营等，自此即以“营”为地名。城内古东营街尚余其半，西营则旧景全无，今撷其大要，爰笔以志。一、崇武桥和英武桥 西营分一、二铺（社区），两铺中各有一座名桥，即一铺崇武桥和二铺英武桥。
崇武桥又名马桥，位于今马桥路与张老娘巷交接处。东西向，东去正对小关帝庙，西去可往西仓和岳王庙。单孔砖砌，低矮平阔无栏干。桥下原本一水飞流，南去与城内市河交叉入升仙荡，出南水关汇入沧浪溪。后到清代中期，桥南河道填塞，因势改造成巷。巷南首西侧居住着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的后裔，有女崇道，号元开，终身未嫁，诗书皆工，名噪当时，时人皆尊呼为“张老娘”，因以名巷，称张老娘巷。桥北一水蜿蜒曲折，往西北出西水关。后亦干涸成沟，到上世纪70年代填平建民居，今已全部改造。
桥西堍，有过一座朝南的清代院落，称马家大院。雕花门楼内为一堵垩白照壁，照壁正中砖雕镂空为福禄寿三星，照壁下一口古井，西侧为内院大门，有厅堂数进，高大轩敞，再北部为花园，这里曾经居住过清代书法家马永莱。雍正十一年（1746年）马永莱以书法入仕，选为江西都昌典史，迁任广东三水，廉洁有德政，当地立祠纪念，并入方志《宦绩》篇。雍正后期归故里居此，时崇武桥圮废，交通断绝，马永莱便倾其积蓄，独资再造。时人感激，咸称崇武桥为马桥，街名亦成马桥路。
马桥（崇武桥）一带历来繁华，名人皆愿在此构室。明朝万历年间，兴化名医陈澐、陈守一的“丹宇精舍”即设于此。陈澐精通《易经》，与居住在金家花园巷中的经学家王继美为莫逆，结为亲家。次子陈隽即成王继美（官至山东少参）东床，与晚明大学士吴甡成连襟。清末又有着名画家宫锡庚（辛伯）居此作画室，宫锡庚与画家王逑夫、刘介眉、王柏森等同师汪继声，工花卉，所作神韵潇洒，生气盎然，称马桥汪派。
二铺英武桥座落于古英武街北端，南北向，亦为单孔砖砌。以桥砖（略小于城砖）及糯米汁拌石灰膏砌就，有齐胸砖栏，古朴而坚实。桥下小溪淙淙，两端皆入海子池。桥北有小观音阁，位于海子池西南岸，古柳垂杨，半城湖泊，为城内佳胜之境。
文人爱雅，便依谐音称之为“鹦鹉桥”。雍正九年（1744年），郑板桥在《范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称“舍弟墨”的住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并嘱郑墨为他在英武桥北湖滨购地建屋，以便“清晨尚未日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后来郑板桥确实在英武桥畔居住过，那时，他与早年同学、誉满大江南北的诗书家王国栋（竹楼）经常徜徉于海子池畔、英武桥头。王国栋的居宅在英武桥南一条幽深的金家花园巷中，他有一座四进庭院带园林的明代院落。
更早一些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有一位泰州籍着名诗人黄泰来，随同孔尚任到兴化，拜访英武桥畔的李兰、李沂及王仲儒、王熹儒等清初诗画名人，同游海子池，诗酒相娱，不觉醉卧画桡之中，及至“春声到枕人难卧”时，已经舟泊“细雨斜风鹦鹉桥”了。
清代还有一位儒医陈震，也极爱此桥，他在《鹦鹉桥访菊》中描述桥头秋景“疏篱经雨断，古屋带烟多”。
兴化水多桥众，桥名有雅有俗，然而以“武”名桥者仅此两座。那是因为地处西营，“崇武”、“英武”能够激励士气；加之按古代星相五行之说，西方为“金”，有萧杀之气，天人相应的也正是一个“武”字。
今二桥俱废，地名尚存。二、 小关帝庙与千户所 刘熙载的古桐书屋建于小关帝庙巷南首，往北可见一口街边古井，紧邻古井的高台院落便是小关帝庙。
说其“小”，乃是相对古衙东侧、正对武安街的关帝庙而言。那座“大”关帝庙建于明代，建筑恢宏，建国后废庙改为新华电影院，今亦拆废。
小关帝庙的奇妙之处，是它的山门、正殿都朝西，遥对崇武桥，这大概在全国都极为罕见。庙确实不大，东西呈长方形，面东拾级而上便是三大间山门。山门中间为甬道，两侧以木栅栏隔开。北侧为彩塑马僮及赤兔马，大如真物，南为82斤铸铁青龙偃月刀。穿过山门甬道便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庭院，两排古柏引入台基之上的正殿，殿正中神龛内塑以关羽读春秋的彩色群雕，左关平、右周仓。两厢分别为张、黄、马、赵等蜀中名将，皆大过真人。仅配香案、炉鼎，陈设简练，有军旅气概。
正殿台阶下依北墙有过一座厚重的石碑，后砌入墙中，2004年拆迁改造时被发现。这块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碑文给我们传递了这座小庙明、清两朝历史沿革的信息。
小关帝庙原名旗纛庙，建于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乃为兴化千户所（司令部）专司祭祀军旗的机构。明代的千户所范围很大，东至火巷（华严庵巷）与县衙紧邻，西至英武街，南及县府前街，北至金家花园巷。所府设辕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及军狱、旗纛庙、土神祠等一应建筑，威武严明。那口路旁古井实为千户所中的军事用井，方志称为“武安井”，清代废除千户所，出让土地建民居后方裸露街头。
明代的军事制度为卫所制，即五军都督府以下设各省都司，都司统领省内各卫，卫设于军事要害地区，大则几州府，小则几县。人所熟知的天津卫、威海卫等地名即源于此。卫设指挥使，辖兵五、六千人不等，卫以下设千户所、百户所。明初兴化地处海隅，为海防前沿，因而专设千户所，隶属高邮卫。
古人迷信，每逢征伐前夕，必祭军旗以壮军威，便有了专门保管和祭祀军旗的机构，称旗纛庙，庙中的庭院就是当年旗竿的所在。
兴化千户所设正千户4名，副千户9名，辖百户11名，百户以下又有总旗官20名、小旗官80名，计有将弁1300余人，旌旗纷杂、大纛高扬，十分威武雄壮。且配备精良，在明代中期抗倭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兴化驻军已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葡萄牙大炮（佛朗机）和火枪（爪哇铳）。倭寇猖獗时，周围县城多曾陷落，惟兴化城固若金汤。其时千户许翀，率领七百健儿奔驰海滨，冲锋陷阵。许翀年纪已老，但他身长六尺，顾盼生威，神勇不减当年。倭寇闻之丧胆，呼之为“铁面将军”，但见“许”字帅旗，便弃戈逃散。
明代的军籍为世袭制，千户一职由元末起义军战士——称为“从龙者”世袭担任，其他兵弁平时以屯田为主，亦为世袭，称为“军籍”或“军户”，以区别于“民户”、“匠户”和“灶户”。因而兴化风俗，腊月祭灶有“军三民四”之习，即军籍人家腊月二十三提前一天送灶神，以不误年关执勤。
1645年，多铎八旗攻占扬州，兴化千户所兵败星散。入清以后，取消卫所军制，改为绿营，世袭制也随之取消。兴化海防标及沿海汛兵划归泰州、盐城两营，境内仅留少许治安部队，由一名把总及中堡、戴窑外委统率。明代的千户所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于是估产变卖，除当年的旗纛庙以及千户所土神祠（后改为华严庵）外，全部拆除而成民居。清代着名的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刘熙载的古桐书屋即建于原千户所军狱的旧址上。
清初漕运渐兴，漕运管理套用了前明的卫所制。康熙年间设漕运扬州卫，下设三所，兴化为其一。旗纛庙便成了漕运兴化所的营地。旗丁又多为青帮成员，到乾隆后期改旗纛庙为小关帝庙，成为兴化青帮的香堂及议事厅。兴化青帮初属“江淮泗”，到清代后期及民国，青帮泛滥，各设香堂，小关帝庙便成了一座似庙非庙的所在。每年五月十三关帝会也热闹一番，虽有士绅民众，但多为帮中人物。
建国后收归国有，文革前为土纸坊，文革毁像废庙，渐成民居，今已拆迁改造。三、 祭马桩 英武街南段与张老娘巷半腰间曾有一条东西贯通、弯弯曲曲的小巷。小巷东首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古宅，紧挨着这座宅院石鼓大门的西墙下横卧着一块长方形的巨大的上马石，上马石旁依墙竖戳着一截近一人高、似圆又方的粗大的系马石桩。小巷便叫“系马桩”巷。
数百年来，里中相传是当年岳家军驻扎兴化时，岳飞上马、系马的所在。
因此，这两块本不起眼的石头便有了不凡的身价和特别的灵气，路人过此，无不肃然起敬。在兴化人的眼中，这两块石头有灵魂、有生命，是人世间忠勇、英武和民族正气的结晶。
不知从什么年代起，石桩前面多出了一圈上下两排的铸铁烛签和一尊石香炉。整天香烟缭绕，更增添了一份神秘和一份敬畏。
每天轮番在这里跪伏祭拜的都是城区生了男孩的人家。
农耕时代，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原本就是一件大事。但由于生产、生活条件的低下，幼童夭折之事屡见不鲜，因而民间便出现了种种“佑子”习俗。兴化城的“佑子”方式主要是“寄名”。“寄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小孩寄托在某寺庙僧道的名下为徒，求赐法名，祈求神佛保佑，成年后施行“还俗”仪式。尽管只是名义上的出家，但这种方式与我国西南小乘佛教地区的自幼披剃、成年还俗的习俗大抵相似。另一种方式则是“寄名”于坚固、长寿的自然物品上，如东岳庙中的古桧树或系马桩巷中的石头。这种方式源自上古的原始崇拜或男根崇拜。
“祭马桩”又不同于东岳庙中系红布条的古桧寄名。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佑子成人”的希求，而是盼求“佑子成才”，含有抚养和教育的双重意义。正由于这两块石头与民族英雄岳飞紧密联系在一起，“祭马桩”便成了兴化独特的民俗文化。
三朝日，大人们便捧着祭品跪祭到石桩前，燃香点烛放鞭炮，焚化的“黄元”上书有男孩的姓名和生辰。家人祷告，祈求男孩如石桩那般坚强，盼求岳王爷如同当年拴战马那般将小孩的魂魄牢牢系在这石桩上，长大成人亦如岳飞那般忠勇、那般坚定、那般有所作为，为国争光。此后，每逢小孩生日，都亲带小孩到此再祭，遇有头疼脑痛则专门拜祭；并嘱咐小孩，凡路经系马桩巷，都得作揖礼拜，不许怠慢。
不知有多少代兴化男儿把自己的命运与岳飞紧连在一起。大凡兴化男孩，自幼就知道岳飞，就知道岳飞在兴化追杀金兀术的种种故事，那座梁上留有岳飞羽箭的西门小庙、那座岳家军以战靴填起的市河靴桥以及北门外曾被岳飞射落过金兀术头巾的浩淼乌巾荡，都曾成为令历代兴化男人们心旌摇荡的凭吊处。
然而，这一切却仅仅是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善意的骗局。
查得《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公署”中“系马桩巷”条，白纸黑字朗朗写道：“系马桩巷：县西。薛千户古宅。石桩、上马石俱存。”
这座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薛千户宅中曾经居住过好几辈薛姓将军。
第一代薛千户名薛秉恭，本为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氏，以军功任职京师卫所正千户，嘉靖初（约1522年）改授兴化守御正千户。举家南迁，即于千户所西邻处建千户宅，与明初兴化千户蔡德建于东营蔡家巷中的千户宅东西遥对。因任军职，配以座骑，便于宅门西侧墙下设上马石和系马桩。薛秉恭及其子薛应麟都曾参加和指挥过明代兴化的抗倭斗争，为人景仰。明代千户为世袭制，其子薛应麟、孙薛懋勋、曾孙薛匡明等都曾任职兴化千户。薛匡明任职已到晚明崇祯年间，其人“忠义质朴”，当时京城“三值戒严”，薛匡明数次杀出重围，运粮到京。到京后又奉命率所部人马编入京营守御皇城，因功加指挥使衔。其子薛超、薛越皆曾以千户衔参加史可法的抗清斗争，可谓一门忠勇，千秋佳话。
明清鼎革以后，薛千户及其古宅渐渐被人淡忘了。
清代初期，兴化曾经一度成为反清复明的重要战场。着名的王氏三秀才曾以“新昌监国”的名义组织水军，两次集舰攻打兴化。武装抵抗功败垂成后，大批遗民集聚兴化，以“不事二主”表明自己的气节。特别是西营一带，号称“全国遗民领袖”的李清就生活在英武桥以北的枣园中，清廷三征而不起；别号“沧浪水樵”的李淦兄弟隐居于海子池南的曼园中；金家花园巷中王贵一舍弃功名后，其妻李氏泣嘱两子：王仲儒和王熹儒——“勿忘故国”；李驎、李沂、朱国琦甚至闻名天下的魏僖、冒辟疆都来到西营海子池畔，饮酒长啸，同吐不平。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出生和成长的遗民后裔们都沉浸在反清复明的幻想中，他们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子孙。于是，一个弥天大谎便出现了，薛千户被装饰成岳飞，两块普通的石头被顶礼膜拜成岳王爷的系马桩，数百年内居然形成了独特的“祭马桩”习俗。
兴化文风自古炽烈，多有贤者出。研史者总不至于连这个谎话都考不出。但明白人缄言，任谎言流传，甚至希望谎话成真。文革期间扫“四旧”，也只毁去了香炉烛签，那些自幼也曾“寄名”于系马桩的红卫兵“小将们”，似乎疏忽了那两块石头，多少年来，一直让它静静地躺卧在古巷深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高压下，仍然有人深夜烧上一炷香。
到上世纪90年代拆迁改造，那两块奇妙的石头连同祭马桩的民俗一道失去了踪影。四、 岳王庙 越马桥西行不远，一座坐北朝南临街的祠庙便是岳王庙。岳飞遇害60多年后，南宋宁宗曾追封岳飞为“鄂王”，因而兴化岳王庙的全称为“岳鄂王庙”。
岳王庙西侧有一条幽深悠长的淘沙巷，乃明初江南移民仿照苏州阊门外淘沙巷而建。淘沙巷隔马桥街南去可达祖师巷，巷中有一座西向的孤零零的祖师庙，那就是童年的刘熙载拾柴时偷学《三字经》的古私塾。这一带青砖黛瓦，庭院深深，全系明清古建筑，十分幽雅清静。
包裹在深宅大院之间的三进两院的岳王庙显得十分平凡而孤寂。临街的第一进为三间祠门，楣有石额，两侧方形石鼓默然相对，隔街对门的墙壁上一大片水磨方砖，框以砖雕线条和角花以作照壁，全无王者风范。
第二进为三间享堂，正中供奉着岳鄂王的牌位，西山墙上嵌有《重修岳王庙碑记》。
第三进略高，登阶而上为正殿，内壁神坛上塑以岳飞神像，两侧为岳云等忠勇将士。有联为：“凛凛生气，悠悠苍天。”
颇引人注目的是祠庙门前大小仅如幼童的秦桧夫妇无头石像，反缚下跪，遍体伤痕，路人过此无不横目鄙视，啐之以沫。
查方志得知，这座松柏森森、黄叶遍地的岳王庙竟是“（清）康熙中建，道光初年重建”，这就难怪如此萧条和冷落了。作为女真族的后裔，满清王朝理当视岳飞为宿敌，能够在康熙年间下旨准许为岳飞建祠，除了政治需要以外，也体现了康熙重视和尊重中原文化。地方官却不敢妄为，不仅祠庙的位置偏僻，体量、规划十分简陋，而且规定“地方官朔望拈香”的祠庙如“文庙、关帝庙、文昌宫、城隍庙、土地祠”中竟无岳王庙。香火冷落，以致嘉庆年间圯废，又于道光初年（1821年）重建。
兴化建岳王庙是因为岳飞到过兴化。
从得胜湖往南，绕过如诗如画的芦洲滩，便是旗竿荡。志载：“岳武穆战逐金虏时驻师于此”。方志《宦绩》篇载：“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建炎四年以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镇本县。金人攻楚州，飞往援之。抵承州三战三捷，杀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兵解去，邑民获安。”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右监军元帅兀术（完颜宗弼）渡江南进，身为统制的岳飞率军于广德、宜兴等地坚持抵抗。第二年，金兀术北撤，遭到韩世忠重创，岳飞相机收复建康（南京）。此时，金兀术与金兵左监军元帅挞懒（完颜昌）南北夹攻，企图打通江淮之间的大运河沿线。因而，扬州、承州（高邮）、楚州（淮安）间成为双方角逐的主战场。
当时的兴化，先后驻扎过南宋宗室赵士从、承州镇抚使薛庆、扬州镇抚使郭仲威、淮东马步军总官靳赛等部的各路人马。岳飞奉檄到江北后，攻占沿江通泰一线，任通泰镇抚使兼任泰州知州。其时兴化隶属泰州、县级政权已经溃散，岳飞成为兴化实际上的行政主官，岳家军大营便驻扎于通泰镇抚辖区内的兴化旗竿荡。
关于岳飞在兴化的战斗情况，数百年来传说颇多，但见之于史乘的仅是承州（高邮）之三战三捷，尤其是三垛一战，斩获甚众，使金兵不敢东顾，而兴化“邑民获安”。岳飞驻兴化时间很短，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驻进，九月拔寨战高邮后即奉令退守柴墟（高港）保民渡江，从此再也没来过兴化。第二年（南宋绍兴元年）张荣在兴化取得得胜湖大捷，继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岳飞的忠勇给兴化人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特别于宋代以后，每当兴化人民遭受外来侵略时，总是怀念和崇尚岳飞，甚至附会出了许许多多关于岳飞的传说和神话。
假如我们把车路河看成是一柱旗竿，那末，900年前岳飞的营盘旗竿荡就像一面高扬的三角战旗。清代初年，距岳家军撤离兴化500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清晨，家居西营的着名诗书家王熹儒凭吊在旗竿荡畔，这位清初着名遗民王贵一的次子，抚今追昔，吟出一首《旗竿荡》：
海滨曾驻鄂王营，至今湖水留其名。晴霞射波作五色，参差如见旌旗明。铁骑中原正驰突，岳家军到尽股栗。阃外方传决战书，朝中已定求和策。鼓声不死旗不掣，水底蛟龙奋鳞鬣。五百年来斗志存，枫沓寒芦乱飞雪。欲从水畔建灵祠，上将忠魂长在兹。倚剑南天望北岸，犹是金牌未下时。
他盼望在“水畔”建一座岳飞灵祠，塑一尊“倚剑南天”的岳飞神像，以激励兴化人民“斗志”永存。这个愿望终于在康熙年间实现了，兴化城内马桥以西终于建起了一座岳鄂王庙。
岳王庙建成后，兴化出现了“打钝市”的奇特民俗。
“钝市”一词本是相对“利市”而言，指生意买卖不景气。在兴化方言中，“钝市”一词已经超越了商业范围，泛指一切烦恼和不顺遂之事。清代的兴化，安定繁荣，人口剧增，城内店铺林立，商贩云集。遇有买卖不畅，业主便匆匆赶到岳王庙，对着秦桧夫妇的石像大声咒骂，啐面足蹬尚不解恨，便挥之以扁担。忿愤渲泄完毕，顿觉神清气爽，满面堆笑，和气自当生财，“钝市”也就转化为“利市”了。里中又传，凡途经岳王庙，必须对秦桧、王氏吐痰撒尿或詈骂击打，否则就会惹“钝市”。一时相沿成习，不过300年光景，秦桧夫妇头部被敲砸干净，周体坑坑洼洼，甚至王氏下部毁损如坑。
抗日战争期间，岳王庙外有一位卖油条的老汉，他一边炸着油条，一边大声吆喝：“卖油炸桧！”他指着互相缠绕的两块面条说：“这就是秦桧和王氏，让它们永远下油锅！”兴化古代童谣《凉月巴巴》中亦有“书桌没得腿，买个油炸桧”之句，可见历代兴化人民对民族败类的憎恨。
那对已经被牢牢绑在耻辱柱上的秦桧夫妇石像，到文革初期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挖走，至今下落不明。岳王庙于建国后曾改作会议招待所，后改民居，今已拆废改造。五、金家花园巷 在明代千户所的背后，有过一条东西向的幽深古巷，把英武街和小关帝庙巷串连起来，东去弯过一道披满藤萝的古巷，可往县衙更墙；西越英武街可进入一条明瓦巷，明瓦巷头有一座古楼，楼上瓦片全部用贝壳打磨加工，呈半透明状，称“明瓦”。乃明初江南移民沿袭苏州风俗所建。
那条东西向的金家花园巷狭窄、悠长，仄砖铺设的路面由于长年难见阳光，显得湿漉漉的，砖缝和墙根泛出暗绿，布满苔痕。
清代初年，这条巷叫周家巷，巷东头住着翰林周渔。清中期由于巷正中出现了一座金姓园林，便被人唤作“金家花园巷”。
巷南高墙实壁，是千户衙门（清代改为赵氏府第，建国后改干部招待所）后壁，无门。巷中三四户府宅全部朝南，依东向西分别为翰林（大夫）第、金家花园和进士第。
进士第的主人姓王。高大的门楼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两座硕大的圆形石鼓下是两层石台阶。进入门楼，绕过砖雕照壁，便见一条很深的火巷。火巷东侧是一堵高大的墙壁，墙东边是两座南北相连的私人花园。北为进士第王姓，南接金家花园，皆依这堵墙壁垒成土冈山丘，当年植满翠竹。火巷西侧，一字排开三座朝东的院门，一律方形石鼓、青石台阶，黑漆铜环大门，水磨砖的墙壁，门楣上雕有各种书卷形的图案。依南往北，第一个庭院中为厦屋、大厅，第二个庭院为照厅穿堂，第三个庭院为正厅，一律四开间九架梁。四进正屋以外，西侧临英武街一溜排厢房，把三院四厅包裹得严严实实。
火巷北尽头，有一道呈八角形的小巧院门，进入院门便是东花园。花园占地约四亩，南以土冈与金家花园相隔，东以花墙与周家大院相连，互为借景，一片葱绿。
园中主体建筑为依正厅东山墙而构筑的曙光轩。曙光轩面东，南、东、北三面围栏，周以木格扇门，可关可启。内以木壁屏风隔为东西两室，窗明几净，陈设着四仙桌、座椅软墩。花园正北墙下一株古黄杨虬枝蟠根，如老龙探首，向南斜伸。园正中为一乱石堆岸的荷花池，池正中小岛上一座凉亭，亭中布有石圆桌和几座鼓形石墩。一池碧水涓涓北流，入西北暗通，出墙外不知去向。园西、南为土冈竹林，园中植以黄杨、榆、桃、杏、枣、柿、石榴等各种树木，曲曲弯弯的小径旁布有小花廊、小花圃。隔东花墙可见周家大院中繁花杂树、小屋书房。
这座进士第的最初主人为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进士王继美，官至户部郎中、山东布政参议兼兖东兵备道。其子王象山（贵一）、孙王仲儒、王熹儒、曾孙王国栋皆为明末清初的诗书家，有名于世，后来王国栋在镇江卖字时，求书者往往“履满户外”。
乾隆年间，王氏一门因王仲儒的《西斋集》案而罹文字狱，王仲儒被剖棺戮尸，家境日见败落。
住在进士第中的最后一位主人叫王开益，字友三，以字行。因大排行老八，人们便戏称他为“王八爷”。他的胞兄王开甲是前清秀才，逝世较早。这位八爷身材高大，60岁以后留有山羊须，常年穿着一袭长袍，身板挺直，胡须微翘，显出几分矜持。夏天出门，总爱架一付圆圆的蓝玻片金丝眼镜，冬天则戴一顶有披风的黑缎风帽，手执一根“司迭克”，黑色的，柱头以银裹着骨雕的狗头，被他摩摸得光溜锃亮。八爷一生不善经营，却爱玩，玩鸟玩鸽玩狗玩金鱼玩花草玩秋虫，光是古蟋蟀盆就堆了半床肚。他会以蚌壳为锅用松香掺明矾熬成“粢”，在东花园中粘画眉。他会把一株普通的南瓜在院门上铺架开来，好像在玩一架紫藤。八爷胸中墨水不多，却爱说古，特爱吹嘘祖宗。1946年春，兴化抗日民主政府的公安局暂设在金家花园。那年春节，局长向邻居们拜年，看到王家正厅中悬挂的祖先轴与众不同，特大，从后壁放下，尚有一半卷放在香案上，轴中人物清代装饰，侧身正视，手握一柄半已出鞘的佩剑，冷冷然，森森然。八爷煞有其事地向局长介绍：“我拥护新四军，新四军是革命的，我家老祖宗也是革命的，比新四军革命得早。你看，这幅轴上的老祖宗在满清就刺杀摄政王，结果失败了，还是新四军有办法，能夺天下。”八爷并非有意说谎，而是不懂历史，他把民初反清小说中的许许多多的故事移植到清代因文字狱受难的老祖宗头上，而且越说越离奇。这些离奇的故事使这个家族显得十分神秘。清代王氏一门遭祸以后，其后裔讳莫如深，仅靠世代口口相传，难免以讹传讹。王氏家中那些奇特的祖先画像只有每年除夕才悄悄挂出，过了初五便匆匆收起。且对“阴杀头”一类的骂语十分敏感。进入民国以后，才敢公开提一提老祖宗，而且很感光荣。
由于八爷自视不凡，又口无遮拦，文革一到，被批斗致死。
那时东花园已彻底荒废，曙光轩在八爷留胡须以前已被改建，赁住在轩中的是革命烈士沈一山的嗣子沈惕奋先生。三家园林的隔墙都圯塌了，从王家荒园向南竟能直达金家花园。
金家花园内，千竿翠竹掩映着青砖黛瓦，古院落中住着金谷香老师和他的胞兄“大先生”。金谷香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对家乡历史掌故烂熟于心。他内心很有些瞧不起八爷，有一次，他随意背诵了八爷老祖宗王仲儒和王熹儒的互答诗，八爷竟一脸茫然。金谷香及大先生乃清代兴化“四子”之一的金子石的后裔。金子石先生名德辉，道光廿五年（1845年）贡生，工画山水，又工诗词，与邑中郑子砚、黄子仲、宗子受友善，并称“四子”。距金家花园不远的英武桥南，曾有过一座坐东朝西的幽静古院，即是金氏家祠。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金氏以祠改作佛庵，并以姓氏称为“金善庵”。自清至民国，经三代尼师不懈努力，形成韦驮殿、禅堂（中殿）、大殿、祖堂、客堂、寮房、香积厨等相对完整的寺庵规制，成为西营一带最具气势的一座寺庵。兴化寺庙众多，城内丛林名寺遍布，唯西营凡庙必“小”，无论是华严庵、放生庵、小关帝庙、小观音阁，还是岳王庙、祖师庙，甚至海子池正南的连庙都称不上的龙王行宫，都比不上金善庵。
进士第花园东侧的周家大院那时亦已荒废，三园相连，杂树丛生，一片凄凉。周家老祖宗周渔，字恕庵，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官任翰林编修，曾与顺治帝论文，并作《孚斋说》。乞归后居此讲学，有《加年堂讲易》传世。
上世纪70年代，因干部招待所扩建，占用了整个巷道及三家府第的南部。到90年代初则全部拆迁改造，干部招待所亦更名为板桥宾馆。
金家花园巷三家府第中都曾藏有许多古玩字画。进士第八爷的卧室壁上张有陆种园、顾于观等人的真迹。其中两副对联最为珍贵，一副是郑板桥赠给王国栋（字竹楼）的：“务必小心，不要大意”，上款“竹楼学兄教正”，下款“板桥郑燮”；另一副是王竹楼答郑板桥：“虎心原自善，鲈鲙岂能忘。”另有一副板桥真迹“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系专为曙光轩而题，并被镌刻在轩内屏风上。“曙光轩”三字则为顾于观亲题。王氏一门犯案后，秘密传有一册手书诗集，为王国栋的《竹楼诗钞》，有徐述夔、郑板桥等人题诗。该诗册于乾隆年间已在全国禁毁。这册孤本传至八爷，视为至宝，甚至他在上海的儿子请求一阅都曾被断然拒绝。可惜文革初期随同若干古籍字画被造反派焚之一炬。
事隔若干年后，在整理李审言图书馆藏书时，居然发现了王国栋父亲王仲儒的《西斋集》手抄残卷。《西斋集》是清代“西斋集案”的主“罪证”，军机处大学士阿桂曾认为，该集“狂悖指斥之处甚多，殊堪发指”，结果诗集毁版，王仲儒被戮尸。从此，王仲儒、王熹儒及王国栋的作品便从人间蒸发了。王仲儒的《西斋集》为18卷编年诗，目前发现的为其中3卷，乃清末李详（审言）托人从安徽贵池秘密誊抄而得，中有李详眉批，实为难得。六、海子池、北公园和西水关 海子池在拱极台下。自清代升仙荡雍塞以后，海子池就成为城内唯一的湖泊。文学家刘熙载在《答问海子池》中说，“兴化海子池，相传其水虽大旱而不竭”，又说“海子池”的名称是因其“若海然，故以名也”。其实并非如此，“海子”一词源自蒙古语，意为“湖泊”。海子池形成于南宋，得名却在元朝。那时蒙古人坐天下，各民族间进行文化和语汇交流是很正常的事。汪曾祺先生就考证出高邮北郊的“大淖”也是蒙古语。圆形为湖，方则为池，因海子池的主体部分略成方形，故在“海子”后加一个“池”字使其汉语化。
海子池形成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当时的兴化知县（后升任泰州知州）陈垓出于战事需要，奉旨在市区筑城。陈垓曾因战功获得过宋宁宗赏赐的绯鱼袋，很懂攻战防守。兴化四围皆水，城北乌巾荡“乌风陡浪”，荡南近陆有很大一片垛岛湿地，一直延伸到县衙后墙。陈垓因势规划，将荡南一大片圈入城内，就地取土，深浚河道。城外形成一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今拱极路），城内便出现了一泓清潭。同时又取土依城筑台，台在县衙正北，命名为玄武台。城台筑成后，形成北高南阔、左青龙（古城和上官河）、右白虎（古城和阳山）的上等风水。又在拱极台上构襟淮楼，用以军事了望。后到明代中期改玄武台名拱极台，清初又改襟淮楼为海光楼。
原先的海子池很大，方志称为“汪洋数顷”。北抵拱极台下，南及昭阳学堂（今实验小学），清代诗人符旌在《海子池打渔歌》中曾描述为“中间一段宽如海，尽数渔船晒网儿”。自上世纪70年代起，北公园和周边企事业相互联动，围“海”造陆，不断蚕食，现如今仅剩下北部一条长河，至公园处又弯出一道半园的小溪，像中学生用的量角器。
海子池曾是古城内防洪水系中唯一的蓄水池。筑城以后，城内水系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东西和南北相连的“丁”字形市河，外与四门水关相接，内与海子池相通。为解决地势低洼、四面来水而无法排泄的困难，曾于乌巾荡南侧筑成一道向西直达阳山的拦洪大坝，挡住北来之水，逼其东流，形成循环。这样便形成了“汇三关（指东、南、北）之水于海子池，而下泄于西水关”的态势。
这种水系的形成，隔断了城西商船的南来北往，城区的商业中心被迫东移，逐渐形成“金东门”和“银北门”，而原先人气最旺的西、南门逐渐冷落，因此俚语有“穷不过西、南门”之说。
海子池涟漪荡漾，水明如镜。明清时期，环湖尽是名园，四周堤岸桃红柳绿，绿洲芦蒿丛生，小岛葱绿如玉，为城内最佳胜处。昭阳十二景之一的“玄武灵台”依这片水面而显得灵气十足。清代同治年间，浙江籍兴化知县俞麟年（字雅平），趁着绵绵细雨，登台观赏，但见湖滨楼、台、亭、榭在雨雾之中若隐若现，恍如仙境。不觉想起晴朗之日：“古寺清钟，雁影出黄云白叶；夕阳野渡，渔舟在红蓼青枫。景如敝郡之西湖，地似吴中之北郭。”又想起三桥六竺的西子湖，而勾起思乡之情，提笔疾题：“常依楼台瞻北极，每逢烟雨忆西湖。”诗人陈豫东因极爱海子池的“溪光云影，颇饶野趣”而结庐于水滨。李春芳、陆西星纷纷到此构园筑苑，孔尚任、王士祯、郑板桥等都曾泛舟湖上，留连忘返。
池中物产丰富，鱼大如婴，鳖巨若盆，螺、蚌、虾、蟹取之不尽，水鹜沙鸥高翔低旋，又遍植莲藕，常引来无数雁户渔舟，“梳头只说侬家早，隔岸谁先唱采菱”。
池中心的沼泽绿洲和小岛是当年取土筑城留下的遗迹。1921年奉省令培土增高池中沼泽地设农事试验场，试种美棉和旱稻，不料尽被洪水淹没。水退后再次筑堤培高建成一座北公园。由于缺乏管理，杂草丛生，徒有园名。1936年起便植树改名“中山林”，建国后改成人民公园。最初的人民公园以野趣、水趣为胜，现如今只能算是一块绿化地。
海子池东北角经饮虹池通接玉带河，以承纳三关之水，西北角则绕道枣园（今人武部）折西南出西水关。
西水关筑于西城门与拱极台古城的半腰间水道上。从古城墙下端开辟一道拱形圆洞门，约一人高，纵深丈余。水下以杉木密密麻麻地夯成排桩，排桩之上铺以厚重的巨石，巨石板上就是东西水道，“水门夜启入鱼棹”，平时是可以舟楫通行的。战时或洪涝来时则配以木栅栏关门，可关可启。然栅栏门与青石板之间尚有空隙隐于水下，日伪时期曾换作钢铁大门。1945年，我军浴血奋战光复兴化时，伪22师扩充团团长、巨盗出身的况明恺就是由此潜逃出境，结果逃到无锡，巧遇仇家，被一枪毙命。
从城区往拱极台，除舟船桨楫，旧时无桥可以直行。于是在西水关处筑了一座东西向的拱形桥，叫西水关桥。砖石结构，单孔高大，桥下可行商船。若过桥西下，沿古城根迂回北行，可及拱极台。1958年城墙拆废后，曾依城台植树成林，依古道可往北郊严家庄。当时西水关关门处填为平陆，开设过一家草行，叫西水关草行，供应居民燃料。
旧城改造后，城、关、桥、池皆不存，开辟了一道宽广的英武路，海池河上又架设一座大桥，交通便畅快捷，十分适应当代人的生活理念。
海子池文化积淀深厚，“出人出书”曾成为海子池古文化区域的主题。明代陆西星曾于方壶岛上撰《封神》、李清隐居枣园着《南渡录》、孔尚任挥笔海光楼上改《桃花扇》，一时文星聚合，留下了文坛无数佳话。七、小观音阁与枣园 过英武桥北去已是海子池的西南岸，这一带人迹罕至，十分清静。东北角两面临水处有过一座背水朝南的古院，古院最北端从水里升起一座三层飞檐的古亭阁，阁里供奉着观世音玉佛，香烟飘渺，经呗低回，这便是小观音阁。
假如把海子池看成是大海，那么这里就是西南海岸，理当是普陀圣地、观音道场。只是这圣地少了几份庄严，倒添了几多冷寂。古柳包围中的这座庵寺无字无额，院门常闭，三两尼僧，无声无息，唯听湖浪拍岸，蝉鸣鸟啼，与北门外那座香火极盛的观音阁相比，简直不算一座寺庙。
的确，它本来不是寺庙。
这座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的水滨亭阁，最初名为延青阁，到天启年间改名杏花楼，清代雍正后期方售与僧尼，更名为小观音阁。
最初的主人是状元宰相李春芳。李春芳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入阁为相后，在城内大兴土木建元老府的同时，于海子池南建了一座别业，延青阁便是李氏别业的主体建筑。高阁起于碧波，推窗北眺，但见天幕低垂，雉堞之下青葱一片；对岸青丘之上，青楼高耸，绿波倒映；阁下池水飞漱，青萍飘荡；湖畔绿树翠竹，碧叶婆娑。天地尽染，一片青色延入古阁。
明代理学家韩贞却称延青阁为“相国水亭”。隆庆五年（1571年），韩贞受邀到此，吟为“名园碧水依鱼藻，礼座清华俨凤章”。延青阁曾成为海子池西畔的重要景点，它与东北角的饮虹池遥对，诗人符旌在《海子池打渔歌》中劈首第一句便说：“海子池西延青阁，海子池东饮虹池。”
明朝天启年间，李春芳之孙、曾任太子太傅、礼部尚书的李思诚被魏忠贤陷害，罢官归来，便以其祖别业扩建成枣园，将延青阁更名为杏花楼。
李思诚字次卿，一字碧海。万历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明史有传。其人一生正直、嫉恶如仇。当时魏忠贤专权，李思诚与之如同水火。修三大殿时，魏忠贤视察工程，李思诚侧目不与为礼；殿成后为表庆贺，礼部举宴遍邀诸僚却偏不予魏忠贤设座；最令魏忠贤咬牙含恨的是李思诚支持兵部尚书王永光上疏，请求削夺宦官（魏忠贤）大权，将票拟大权归还阁部。恰巧当时发生了一桩外官交结同侍（宦官）行贿案，怀来兵备道邱志充跑官买官，行贿宦党崔呈秀以求入京任职，事情败露后，“（魏）忠贤计脱（崔）呈秀，乃移赃于（李）思诚”，下东厂，“锻炼成狱，忠贤矫旨，夺职追赃”，直到崇祯初年才得以平反。后来李思诚之孙李清将这一段情节写进了他的章回小说《梼杌闲评》。
枣园建在海子池西南，占地面积很大，几乎囊括了英武桥以北的全部垛岸，即今之人武部及正对人武部的英武路段。枣园四面环水，东、北、西三面皆为海子池，南边就是英武桥下的小溪，亦为海子池支流。
枣园的得名是由于园中枣树成林，尤其是近园门处，“左九棘、右九棘，赤心取义彤廷植”（李福祚《枣园》）。园中布有水明楼、土窟楼、淡宁斋、补亭等建筑。昔年的延青阁下杏花疏影，便改建为杏花楼，即郑板桥所说的“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位置在今人武部北墙向东的延长线上，今松鹤楼西南处。
兴化自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首筑园林（沧浪亭馆和小梅岭）以来，文人园林都注重借景自然，巧于布局，更特重寓情于景，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枣园亦不例外，命名“枣园”乃主人以“枣红干直且多刺”来表现自己的人格个性，表达自己“枣有赤心人爱树，臣有赤心思报主”（李福祚《枣园》）的心志；同时又以“小园且插安期枣”，表明自己罢官后飘然世外、宠辱不惊的心态。同样，筑于竹林小径后、歇山顶的“淡宁斋”，则以“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命名；筑于西南角、四面洞开、波光倒映的“水明楼”，则表明自己为官时“清如水、明如镜”，以此反击魏忠贤的诬陷；“杏花楼”以杏林喻名医，反用“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之典，激励自己做一个医国高手，继续与宦党斗争。两楼之间柳堤上的一座小亭，如同丹青妙手在空白处补上一笔，故称之为“补亭”；西北临水处，垒以山石，洞其山腹，巧留壁窍，再复湖土成长丘，丘上筑高楼，名为“土窟”，俗中见雅。
1645年，南明弘光败灭，又一位新的主人隐居进枣园。他就是李思诚之孙、文学家、史学家、号称“全国遗民领袖”的李清。
李清（1602年—1683年），字心水，一字映碧，号碧水翁，晚号天一居士。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先后任刑、工、吏科（垣）给事中；南明弘光时任大理寺丞，别称廷尉，故亦有以“廷尉公”称之者。弘光小朝廷灭亡后，李清辗转潜回兴化，归隐于枣园之中。当时清王朝曾多次劝出，李清“三征而不起”，决心不事二主，在枣园闭门着作38年，着作等身。其中《三垣笔记》和《南渡录》以资料翔实、议论公允补充正史之不足，匡正正史之不实，成为当代研究南明历史的重要史料；所着《折狱新语》以大量案例总结归纳勘审重案的经验和理论，其中部分章节被选入当代公安刑侦教材；章回小说《梼杌闲评》（又名《明珠缘》）被当代学者评为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相伯仲的明清小说中之上乘之作。
经常出入枣园的是与李清志同道合的着名遗民，如冒辟疆、魏僖、李沂、宗元鼎、陆廷抡、王仲儒、李驎等人。淡宁斋前紫藤花开之日，遗民诗人咸集，赏花吟诗。着名诗人、昭阳诗坛领袖李沂吟道：“水阁青樽日日开，紫藤正放阿咸来，主人笑与诸君约，一片飞花酒一杯。”
姗姗来迟的是文学家孔尚任，康熙廿六年（1687年）到兴化枣园时，李清已经过世四年。李清的儿子李楠官任户部尚书宦游京师，那时枣园的主人是李清的另一个儿子、诗人李兰（久庵）。孔尚任驻节海子池北岸的海光楼上，扁舟往发，泊系杏花楼下。他是枣园的常客，搜集南明史料，修改《桃花扇》便在枣园和海光楼两处进行。有时泰州邓汉仪、俞锦泉带来家班女昆，便在枣园试演，李详曾记为“（孔尚任）先住映碧枣园，时谱《桃花扇》传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
极一时之盛的枣园到清代雍正以后，名人星散，楼阁废圯，便衰败下来。郑板桥在一封家书中曾描述，那时已是“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了。
帷幕垂落以后，杏花楼变成了小观音阁。1958年拆马路，原建于四牌楼以东、市河南侧的兵役局（人武部）旧址被征用，便依枣园西半部重建。一直到拆迁改造前，人武部北围墙和西围墙外仍是碧波粼粼的海子池。那座立于人武部朝东大门斜对面（东北角）的小观音阁曾孤零零地躺在水滨，文革期间，僧尼四散，便成败屋残垣。旧城改造时拆毁。八、 方壶岛 方壶岛在海子池内，拱极台的西南方，四面环水，与陆不通。隔水西南是杏花楼，隔水东岸是当年北公园的半环形长堤。
小岛陆地面积仅亩余，是南宋取土筑城的遗存。它曾经静静地浸在海子池中，像一堆碧玉，又像一颗青螺。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到明代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300多年中，除非鹭鸟栖息或渔家晾网，很少有人登临，它只是一座无名小岛。
公元1561年刚过，一位仙风道骨的羽士飘然而至，他在岛上构筑一座“北海草堂”，写了一卷《方壶外史》。他在书中说，他足下的小岛叫方壶岛，他在这座方壶岛上数次迎接了吕洞宾的降临，聆听甚至讨论关于道家内丹修炼的真理，得到真谛，《方壶外史》就是把正确的理论告诉世人，以正视听。
“方壶”是道教故事中海上三山之一，是神仙聚居的飘缈之处。《史记·封禅书》中有“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壶、瀛洲”，八仙过海即是求访三山。命名小岛为“方壶”，给海子池凭空增添了几份仙气。
这位登方壶的神仙叫陆西星（1520年—1606年），他在岛上生活了40多年，一部又一部充满哲学智慧的书籍从他笔下诞生。
陆西星出生于兴化世家，陆姓是兴化宋元四大族“顾、陆、时、陈”之一。他的先祖陆六二是宋代进士，曾出任过两淮盐运使；元代陆复任职过张士诚的昆山知州；明初陆容两使朝鲜、以诗文画三绝为永乐皇帝所赏识；宣德年间陆沧浪成为江淮传奇式的人物，其诗其画轰动一时，至今民间流传着他的故事；“东湖外史”陆暄、“东村外史”陆锡等都曾以诗画享誉人世。蓝田必生美玉，陆西星自幼便是陆家门户中的骄傲。方志说他“生而颖异有逸才，束发受书即悟性，得天道之旨”。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天才，子、史、经、籍、医、卜、佛、道无不精读，诗词书画无不精工，唯一不受四书五经和科举的束缚，难怪志书称他“有逸才”。他走过30年的科举之路，惜乎九试而不中。“生无食肉相，居官何足云？”成不了“肉食者”的陆西星只得吃斋，一怨之下当了道士。
当时皇帝崇道，上行下效，兴化道观香火特别旺盛。建于城中的唐代开元观、宋代三清观、天后宫、元代四圣观、上真庙以及明初的城隍庙、东岳庙、晏公庙，甚至陆西星亲笔题额的火星庙皆极一时之盛，道士成群，道士的社会地位也与日俱增。
为求社会地位而出家为僧为道者，在兴化历史上并非陆西星一人。清代中期郑板桥的得意门生李（理）昌风，擅画兰竹，以“苍莽之气溢于楮墨”而影响画坛，由于家贫无功名，只得遁入空门为僧，后又转入方门为道，只不过求个社会地位。晚年名成还俗，竟不容于李氏家族，自感啼笑皆非，便取一个“理”字为姓。还有一位师从十三峰画派张百禄的丁姓理发匠，画艺精进，炉火纯青，所绘人物、山水、虫鱼、花卉无不极妙。然改业画师竟无人问津，几不裹腹。后受张百禄指点出家为僧，法名真然，法号莲溪，于扬州卖画，轰动一时，画僧莲溪的大名至今留传画史。
陆西星遁身为道，既不求师，也不拜忏，只是身披羽袍潜心着作。他的《南华副墨》、《愣严述旨》、《方壶外史》等八种着作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道家经籍的最高境界，被收进《明史·艺文志》，后到清代乾隆年间被四库收目。
他努力从儒、佛、道三家理论中寻找共同点，主张三教合一，合佛、道为一家。
他推崇道家内丹修炼，开创了道教内丹东派，成为内丹东派的始祖，是继王重阳、张百端之后的第三位内丹理论的创立者。
一部反映他上述理论主张的着名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便在这滔滔海子池、渺渺方壶岛上诞生了。当代学者张政烺、孙楷第、柳存仁、王沐等先生以他们深厚的学识和严谨的考证拨开了近500年的迷雾，认为《封神》为陆西星所作，通行本上的许仲琳不过是进行“编次”的名不见经传的金陵书商。这种认定被收进了《辞海》。
隐居在方壶岛上对空作法、忽神忽仙的陆西星吃的还是人间烟火，他爱家乡，曾两次出岛受聘主纂兴化县志；他爱乡邻，一次洪水围困，几近断炊，困顿之中“内丹”不能充饥，他首先想到了“风波之民”。他在《水大至》一诗中写道：“河水弥弥大河平，荀日不得一时晴，草堂积雨烟火断，楚天尤云朝暮行。村中童子击农鼓，水上人家知夜更。风波之民慎相保，四野盗贼何纵横。”他云游归里时也曾感慨叹道：“远道空归桑梓里，无家休问稻粱田，江湖满眼苍生泪，沾洒西风夕照边。”
陆西星仙逝后，方壶岛再次荒废。
又过了300年，邑人任树基、孔宪中（字时行）、刘圣泉等集资在岛上建了一座陆仙祠，以纪念这位明代乡贤。祠中正殿三间、北屋三间，为方便交通，在小观音阁与方壶岛间架上一道虹桥。
1932年，兴化红十字会设于陆仙祠中，增建东西厢房。不久，兴化书画社亦设于其中。
抗战期间，省韩军队在这里架设电台。1941年兴化沦陷，方壶岛所有设施、祠屋全部因战而废，虹桥亦成断桥。
建国后，方壶岛划归人民公园。1963年曾将李园方亭迁建于岛上，文革时视作“四旧”被拆毁；亦曾拟将郑板桥墓园迁此，因文革未果。
旧城改造后，方壶岛纳入陆地，今在其址上建松鹤楼，为老干部局。
陆西星仙逝后，葬于北郊平旺，曾有碑为“明陆山人墓”，今与北海草堂、陆仙祠皆为历史陈迹而湮灭，仅方壶岛原址尚存。九、曼园和柳园 “吾邑名园列海池，画舫烧灯霄达昼。”
“乌衣公子掷诗书，红豆词人衣锦绣。”
这是清代诗人李恢（约社）《闻昔行》中描述海子池的两句诗。明、清之际，海子池畔名园环列，当时除延青阁、方壶岛、枣园、漪园、饮虹池以外，最有名的当数曼园和柳园。
曼园建于海子池正南，隔水与拱极台南北遥对。其遗址在今实验小学西半部及校外西部，与枣园衔接，东邻一座近陆小岛（今实小东半部），岛有放生庵，“郁郁古寺深，苍苍暮雨紫，石桥亘清溪，楼台依云水”（清·陈震《放生庵》）。
方志载：“曼园，明邑人李长倩筑。有水亭、苔藓山。”
曼园主人李长倩（1588年—1646年），字维曼，一字瞻鹿。晚明兴化人。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弘光时被授福建提学，唐王隆武时官至右都御史、户部尚书。
根据清代李福祚《曼园》长诗推断，曼园当建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李长倩30岁前。其时李长倩尚在“少年习经”，已经于曼园“坐亭上”，且“下帷窥园两不废”了。
曼园之“曼”，一是李长倩字维曼，以己字命名；二是取《汉书·晁错传》中“土山丘陵，曼衍相属”之意。曼园沿海子池南岸一线排开，长堤如丘，高低错落有致。东部濒水筑苔藓山，中部伸入池中构水榭，其余复阁长廊皆掩映于森森古木之中，“暖日枝开堤上桃，凉风丝雪池中藕”，又与杏花楼、漪园、拱极台借景互衬，相谐得趣。
苔藓山仿枣园之土窟楼，以奇石垒成山洞，上复堤土，遍植翠竹。山巅构危楼，楼设佛堂。浸水山石，玲珑百窍，湖浪拍击，发出石磬之声。山根布满苔藓，暗绿一片。后至清代康熙初年，大诗人王士祯慕名到此，曾留《苔藓山》云：“苔藓山边路，玲珑崖洞深，朱华低冒水，碧竹散成林。香积旃檀气，溪流钟磬音，维摩犹示疾，方丈一披襟。”
又曾题《李氏曼园水亭》：“君家亭榭好，渔浦在亭中，朝夕登临意，邈然江海同。当杯上明月，送客起樵风，疑有秦人在，言从世外逢。”直把曼园当做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时，李长倩因母丧丁忧在家，闻讯五内俱焚。未几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福王南渡，于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李长倩“服阕赴觐，授福建提学副使”。1645年五月，扬州、南京接连失守，弘光败灭，李长倩与黄道周共同拥立唐王坚持抗清。当时郑芝龙拥兵自重，计议拥唐王赴台湾割据偏安，身为户部尚书的李长倩从天下大局出发，坚决反对。1646年6月（清顺治三年、唐王隆武二年），清兵势如破竹攻入八闽，督饷建宁的李长倩得知“大兵已逾仙霞岭，知事不可为，仰药卒”。“临终作书训子侄，惨淡墨迹含精光。园中瑟瑟悲风起，老桂半枯桐半死。淋漓口血鹃啼红，飒瑟泪痕篁染紫”（清李福祚《曼园》）。
李长倩的三子李淦便成了曼园的第二任主人。
李淦（1626年—？），字若金，号季子，别号沧浪水樵。扬州府志、兴化县志、《遗民传》及王士祯《感旧集》皆有记。
李淦曾以举人身份随父李长倩在福建抗清，兵败父绝后，“淦隐匿山中，（清）官吏录故明子弟，入山偏索甚急，（李）淦蓬首披麻与之抗，卒不出”（《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忠烈》）。后抵抗失败，辗转回兴化，隐居于曼园中。年方20多岁的李淦博学多才，性好山水，足迹半天下，已有《砺园集》等着作付梓问世。其妻徐尔勉，字幼芬，乃江都徐相国之后，自幼聪敏，7岁即能与父对奕，工诗文，亦曾着有《幼芬诗稿》及《偕隐居诗集》，是着名的才女。王士祯曾读过她归宁江都、沉疴不起时写给李淦的一道遗诗《寄李季子》：“昭阳北望景依依，江柳微黄燕雁飞，空忆谢家才调美，青丝曾解小郎围。自来学得谢公棋，博士风流幼妇词，未免有情看不得，桥南荀令断肠时。”李淦读诗大恸，将徐尔勉接回兴化，不久就殇逝于曼园江柳之下。
李淦有兄名李濯，字若练。父死国破后立誓复仇，方志载：“（李濯）必欲得贼首以泄忿，人有言贼可图者，辄喜，多予金使往杀贼，日南向望。后以屡馈不能继，前之为万里游者皆不至，遂抑郁死。”李濯为收买刺客，不断上当受骗，以致家财散尽，难以为继。到康熙后期，李淦殁后，“亭台倾圯荻萧萧”，园林荒废，方志记为“废为芦洲”。
曼园废了，曼园是一部传奇。
曼园废后被陈乔改为柳园。方志记：“陈乔因李氏旧园四围植柳”故名柳园。
陈乔，字佳木，一字槐门，为进士孙兆奎入室弟子。“家饶于财，施与不吝，乡邻称长者。得李氏曼园旧址筑柳园，延名流觞咏其中。”
陈乔在恢复旧园景点的基础上增建绿天亭和半青楼，清代康雍乾时期直至同治前，柳园成了人文荟萃之所。陆震、李复堂、郑板桥、顾于观、王国栋等都曾徜徉柳岸，寄啸海子。
曾任正蓝旗教习的书法家赵秉亮、誉为“玉署清华”的翰林赵秉忠都曾有诗记“柳园雅集同王竹楼（国栋）、顾海陆（于观）、郑板桥、陆缄斋（元李）、陈槐门（乔）即席”。陈乔亦有《柳园小聚同顾海陆、郑板桥、许衡州》云：“狼藉一樽酒，陶然花柳边，午莺啼梦断，晚蝶抱香眠，几辈素心客，相期太古天，论诗忘久坐，明月上华巅。”
陈乔之子陈多士、陈燕桂、孙陈礼齐等皆能诗工画，性情豪迈喜交游，因而柳园存在时间较长，直至同治初年因陈氏[宗亲]家道不济而败落。“柳枝折尽柳园废”，亦成芦洲荒滩。
柳园也废了，柳园是一卷诗。
一部传奇和一卷诗书写了明清两朝，前后凡250年。
光绪廿九年（1903年），即废园故地及放生庵建昭阳学堂，今为实验小学。十、遗爱祠 遗爱祠在海子池畔的拱极台上。
为有德政的地方官建祠、撰去恩碑、甚至酌沧浪水、换新靴、送万民伞都是旧时做法，是兴化百姓对清官感激和敬仰之情的体现。
历史上宰令兴化者不乏墨吏贪官，然而主张仁者爱人、亲民爱民且廉能俱备者亦不鲜见。自宋代范仲淹到清代魏源，兴化曾形成一条清官文化链，有人称之为景范文化现象。
明代，兴化曾为爱民如子的隆庆知县李戴、为民请命的万历知县欧阳东凤分别立祠，称李公祠和欧公祠，祠立于旧县府东侧的来范里。到明末，又在欧公祠中增祀崇祯知县刘士璟，改称欧刘祠。
入清以后，因上述祠堂为前朝之物而遭受冷遇。到康熙年间，“或废为市尘，或败为茂草，神像寄于他所，莫有过而问者”（张文英《遗爱祠碑记》）。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知县张文英“慨然有修复之志”，得到了合邑士民的响应。张文英出身汉军正黄旗，他的旗人身份避免了许多麻烦和嫌疑。首先响应其事的是居住在马桥以西的张芝禧，他在征得族人的同意后，捐出家祠和宅基地用以重建三公祠。张家祠堂在岳王庙以西，为世居兴化的张姓联宗合建。捐出后，张芝禧“一力经营，倾囊倒橐以任厥事，不数月而构成”。新祠规模齐整，张文英记为“门户清洁，庭除宽敞”，“周以回廊，中以小亭；杂莳竹树，清明披拂，可歌可弦”。祠成后，命名“遗爱祠”。“遗爱”一词，源自《左传·昭公二十年》中“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遗爱即仁爱留传后世之意，《汉书·叙传下》中说得更明白：“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
祠成之日，已是雍正元年（1723年），其时张文英已迁任崇明知县。
遗爱祠亦名三贤祠，三贤即李戴、欧阳东凤和刘士璟。
明代的兴化，自永乐以后赋税畸重，漕粮占扬州府十个州县总额的三分之一。宣德以后又硬行派养军马，称之为“马政”，更外加重了农民负担。加之兴化地势低洼，灾害频仍，兴化人民苦不堪言。从人口增长速度也可看出，自永乐65020人到万历129470人，200年间人口仅增长了一倍；而清代自康熙五十二年宣布“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以后，到道光，人口由32998丁增长到337052丁，不过130多年光景，人丁增长了10倍。
李戴是明代隆庆二年到五年（1568年—1571年）间任兴化知县的。史载“隆庆二年夏酷暑，田妇多渴死”，“三年黄淮水溢，灾变异常”，“四年、五年堤屡决，积潦未消，诸水复至”。“廉明仁恕”的李戴在兴化四年，整日忙于抗灾赈恤，“全活甚众”，甚至“具题乞减税粮数万石”。兴化额外加赋四万二千石是永乐朱棣专门对兴化定下的铁案，历代皇帝都不敢也不愿纠正。一个小小的知县，不顾身家性命，敢于实事求是地上书朝廷，指出朝廷的错误，提出更改政策的主张，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正气。有明300年间，胆敢上书者仅傅佩、李戴及后来的欧阳东凤。
欧阳东凤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任职兴化（1589年—1592年），前三年兴化先旱后涝，旱时，“茭葑之田皆成赤地”，涝则“周遭二百余里竟成湖海”。出身贫寒的欧阳东凤在极力救灾的同时，“甘冒斧钺”直接上书朝廷，明确要求减免赋税，结果受到“停俸一年”的处分。期间，已经升任礼科给谏的李戴一力配合，四出呼吁，更移书扬州知府，促其为民请命。几经周折，终以“改折花银”解决了兴化一百多年的陈案，缓解了农民负担。
李戴后来官至吏部尚书，他时时不忘兴化人民，数次着《遗父老书》，存问致意。遇有江淮官吏总是询问兴化事，“时时闻水患”，总是耽心“灾伤孑遗之民何以支吾？”想到兴化灾民总是“无任心酸”。听说兴化“连年以来，犹有水患，每问之，辄为堕泪，盖因当时伤心已极”。
欧阳东凤一生正直廉明，后来官任常州知府时与顾宪成成莫逆，帮助顾宪成在无锡建东林书院。兴化人民至今怀念这位“欧阳父母官”，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
刘士璟生不逢时。崇祯十三年（1640年）兴化知县方允昌不顾灾情横征暴敛激起民变并溜之大吉后，兴化整四个月没有县令，这是兴化建县以来的一大奇事。其时四野蹈蹈，民不聊生，官吏视兴化为畏途。唯刘士璟“慷慨多大略”，史可法遂委其“摄县事”。刘士璟初到兴化，“摒舆隶，不盖不乘，家至户叩而吊其灾”，微服私访了解民情后，首先考虑赈灾，遂“衣布衣，持袍带，踵富室，募米麦及钱，赈济疗疾”，“活民无算”。然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方略，仅短短数月，把一个乱哄哄的兴化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誓言“来洒一腔热血，去携两袖清风”，后来在沭阳县令任上竟成谶言，为抗清“殉节死事”。
无论是李戴、欧阳东凤，还是刘士璟，他们都受命于危难之时，他们心中有老百姓，有民本思想，而且“廉”、“明”、“能”俱备，政绩昭然，兴化人民自当不会忘怀。设在岳王庙西首的“遗爱祠”在清代一直香火旺盛，后来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知县张振璜出于对前贤的景仰，将遗爱祠移到拱极台上，立于西楹，与东楹屈子祠中的屈原同享人间香火。
张家祠堂后来遭火，改民居，今已拆迁改造。拱极台重建后，依历史原样恢复了遗爱祠，唯常年锁闭，不与外闻，不知何故。
原先祠堂中的石碑，有《刘公遗爱碑》存于兴化博物馆。欧公碑早佚，2003年，仲鲁连、张道贵二先生在拆迁现场搜集古井栏时，发现一方石井栏背面有镌，经考证为欧公残碑，仅剩其半，尚有圆洞井眼，已不成文矣，现存于兴化中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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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参禅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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