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上的政权（二）清治时期

四十二年

台湾历史上的政权（二）清治时期

从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施琅攻台，郑克塽降清开始，到光绪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因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为止，清朝在台湾一共统治了两百一十二年，一般学者把清朝治台分为消极与积极两个时期，其分水岭为同治十二年（西元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在漫长的212年当中，有191年，朝廷对台湾的治理是消极的，只有21年，也就是仅仅十分之一的时间，还是在外力的影响之下，才有了比较积极的作为。

事实上，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清廷派施琅攻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付明郑，以澈底消灭前朝的「遗害」。郑克塽既降，目的已经达到了，至於台湾这块「化外之地」，到底要不要并不重要，於是，在朝廷上为了这件事还起了争论，大多数朝臣认为：「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之广，裸体文身，不足共守，日费天府金钱而无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显然，这个时候的清朝，和四十年前明朝对台湾岛的看法并没有什麽两样，只有攻台功臣施琅在他「恭陈台湾弃留书」中力陈台湾的重要性，和「迁民弃地」可能衍生的弊病，最後总算蒙圣祖的恩准，设了一府三县隶福建省，纳台湾於中国版图之中。

清朝既是在这种情况下接管台湾，所以，消极以对便成了自然的趋势，往後，对台湾老百姓而言，祸福好像全系於地方官个人的良窳。清廷不仅消极治理台湾，而且还订立了许多规章掣肘，像是渡台禁令，而且时禁时弛，一直到西元1874年才完全废止。

从明郑以後台湾人口的递增率，便可以看出，清朝的禁令是徒具虚文的。根据统计，明郑时期台湾的汉人约为20万人，但到了嘉庆十五年（西元1810年），也就是130年後，汉人人口骤增到200万人，这些人，便是在禁令之下，一波波东渡黑水沟到台湾来的移民。在近两百年的日子当中，这些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几乎没有政府的照顾之下，披荆斩棘，胼手胝足，以启山林，开发台湾，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


台湾的泉州人

十七世纪以来，大量的汉移民甘冒生命危险离乡背井，抵达台湾，目的在开垦求存，其中以乾隆、嘉庆年间是移民的最高潮。此时，汉人已经大量移民成功，不仅台湾南北土地充份开发，处处见稻穗、甘蔗摇曳，城市兴起，文风鼎盛，台湾早就不是瘴疠之地。

在以闽南、粤东为主的移民中，泉州人来得最早，多分布在西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居住於滨海及港口要地。泉州的三邑、同安人原本长於经商，因此清代台湾的商业中心，包括最着名的「一府二鹿三艋舺」以及淡水、大稻埕，多为三邑、同安人所开辟。至於同属泉州府稍晚才大量移民的安溪人，由於原乡地区多山，长於垦山、种茶，因此对台湾北部丘陵地的开发与种植茶叶，都有很大的贡献。

台湾的漳州人

「百般武艺，不如锄头锄地！」短短十字，道尽了漳州人在台湾的最大特色──土地开发与农业经营。

　　漳州移民的原乡，是素有「闽南谷仓」之称的漳州府。自唐代以来，农耕垦殖就是漳州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他们不但带来了原乡的耕作技术，并且充份利用经营土地的经验，迅速拓垦了山和海之间，广阔的平原地带。台湾西南部的平原、中部的盆地、北部平缓的丘陵和平野，以及东部的兰阳平原，都是漳州人聚居、开垦的地区。

台湾的客家人

　　客家人原来是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活动范围约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间。後来因为五胡乱华、黄巢之乱、北宋灭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继南迁，当地的居民称後来的人为客，於是就有了客家的出现。客家人尊重传统，也因面对荒僻艰险的自然环境，养成强健、刻苦耐劳的精神。

客家人移民台湾，起初与泉、漳二籍移民并肩开发平原，至平原移民饱和，又以他们原乡经营山区的经验，继续开发山区地带。最後他们的脚步再迁徙往「後山」花莲、台东一带的东海岸，使整个台湾都达到了充份的开发。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往往是移民重要的精神寄托，这种乡情，也促使了文化的传播。像安溪的清水岩祖师庙，在台湾分香的庙宇就有九十多座，只要有安溪人的地方，就有人供奉祖师爷。着名的龙山寺的祖庙在福建的晋江安海，台湾也有不少分灵寺庙，其中着名的万华龙山寺，它不仅是「三邑人」的信仰中心，也是当年族群集会议事的场所。慈济宫奉祀「保生大帝」，祖庙则在同安白礁，相传「保生大帝」吴本，生前是个名医，救人无数，死後乡人为了纪念他而建庙奉祀，今天在台湾同样的庙宇多达140多座。

福建漳州於唐武后垂拱二年（西元686年）建治，第一任刺史陈元光，把他家乡河南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漳州，使漳州後来成为福建省着名的谷仓，而他也被後人尊为「开漳圣王」，并建庙以祀。开漳圣王庙在台湾各地有五十多座，漳州人也发扬了当初陈元光开发漳州的精神，把台湾的云嘉、台中、台北以及兰阳等平原地区，经营成沃野千顷的稻米之乡。

和闽南漳泉人一样，客家人也有他们守护神──三山国王，三山国王祖庙在广东潮阳的霖田，相传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当初这里据说有神明显灵，能呼风唤雨并为民解困，因而被奉为乡梓神只。今天在台湾一共有一百二十多座三山国王庙，它几乎已经成为客家人当年屯垦山林的足迹标记。

分类械斗

由於进入台湾的移民，系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不同地区，有的来自泉州，有的来自漳州，广东的客家人也成批入台。这些祖源地不同的移民，由於生存空间的竞争、经济利益的冲突，因此经常发生集体争斗，称为「分类械斗」。分类械斗有很多种形式：有不同祖籍之斗，如闽粤斗，然後闽人中又有漳泉斗，也有宗姓之间的同宗跟不同宗斗，或者不同村落间之斗，不一而足。

台北盆地的械斗遗迹

如果说到台北盆地的械斗，次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今天有些地方有「大众庙」，就是祭祀械斗战死的人，如台北西昌街的艋舺大众庙。位於士林的芝山岩隘门也是械斗的遗迹。咸丰九年（西元1859年）为了抢地盘，泉州人攻占士林，漳州人退守芝山岩，以惠济宫为最後基地，绝地大反攻赶走了泉州人，後来他们把这一役阵亡的同乡合葬在一起，称「同归所」。

台北还有一次严重的械斗发生在咸丰三年，也就是西元1853年，那是三邑人和同安人因商业利益而引起的一场「顶下郊拼」。「顶」指三邑人，「下」指同安人。他们之间本来还隔着一块安溪人的地盘以为缓冲，在这次械斗中，三邑人借了安溪人的地盘长驱直入，造成同安人的惨重伤亡，同安人在万华战败後退到了大稻埕，今天，在城隍庙和保安宫里，还可以看到因为纪念这次血拼牺牲者的牌位，为那刀光血影不幸的日子作证。

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除了械斗以外，在清朝治台的212年中，有案可稽的抗官民变有171起之多，即所谓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这种现象有政治因素，也有其社会背景。

当年，大陆移民是冒着禁令和海峡的高风险来到台湾，基本上，他们无法携家带眷，所以，在社会上便形成了「罗汉脚」充斥的现象。在阳盛阴衰的社会中，青壮男子长期相处，冲突便成了必然的事，这一股潜藏的暴戾之气，再加上经济的生存压力，以及满清官吏腐败，便出现了「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现象。

清治时期的民变以康熙六十年（西元1721年），鸭母王朱一贵事件，发生较早、规模也较大。朱一贵等由於不满苛政，而他又姓朱，所以被乡民拥立为王，竖旗起事，没想到仅仅七天，就控制了全台。这件事後来因为内讧和清廷派兵镇压才算平息。

六十五年後，清代台湾最大的一次民变，从大里开始，这次的主角是漳州人林爽文。乾隆五十一年（西元1786年），他只率领了两百多个会众，就很轻易地拿下了彰化城，一时声势大振。清廷一方面派福康安率军渡台增援，一方面发动民兵协力作战，前前後後经过十四个月，总算在林爽文被捕之後结束。

诸罗改成嘉义

相对於彰化城而言，在林爽文事件中被围半年的诸罗城，因为城内「义民」协助清军奋战不屈而得保，次年事件平息後，乾隆就本着「嘉勉其死守城池的忠义」，赐名「嘉义」以嘉许全城军民，从此诸罗就被改为嘉义。所谓「义民」，就是在多次抗官民变当中帮助清廷的民兵。义民的份子跟族群有关，像朱一贵及林爽文事件都是漳州人带头，所以在义民中，便以客家人居多。但这并不表示客家人拥立清廷，因为客家人毕竟是少数族群，为了生存、为了家园，他们选择站在清廷这一边。

清代理番

其实，外来人口势必影响在地人的生态环境，加上文化的差距，摩擦更在所难免。所以打从荷西明郑以来，都有理「番」政策。清代以主观的标准把原住民分为「熟番」和「生番」，汉化程度比较高的称为「熟番」，就是平埔族，官方以教而化之的方式来管理。至於「生番」，则定下种种禁令，采消极的隔离政策，划定界线，并在界线上挖筑「土牛沟」，汉人越过界限，会遭到重罚。不过，随着汉人移入人口的大幅增加，及垦殖面积的迅速扩大，仍然压迫了原住民的生活空间。

海洋性格的浮现

十八世纪中叶，来台先民在贸易经商方面，已经慢慢累积了相当的基础，於是就有了行郊的组织出现。所谓「行」就是商行，所谓「郊」，就是公会的意思，主要从事对外贸易。当时鹿港有八郊，所属的商行据说有五、六百家之多。今天在福建泉州还保存了一座「鹿港郊公钟」，就是当年鹿港行郊联合送给泉州开元寺的巨钟，钟上还镌刻着每个出资商行的名号，也传达了回馈乡里之情。

台湾开埠

十九世纪对大清帝国而言是个惊天动地的世纪，自身的积弱，列强的环伺，带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在道光二十年（西元1840年）鸦片战争後更为显现，台湾在一波波汹涌的浪潮中所受到的激荡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际上，此时正是西方势力东渐的巅峰时期，因而也突显出台湾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於是英国人想来采矿，法国人要开埠经商，美国人还想乾脆花钱买下台湾。台湾的经济价值，海洋文化的商业根性，日益吸引列强的注意，这一切都逼得清廷不得不积极面对台湾。

咸丰八年（西元1858年）英法联军所促签的天津条约，要求台湾开埠，淡水和台南府城辟为「正口」，鸡笼、打狗试办，从此台湾门户开放，前後有十五个国家在台湾设馆经商，为台湾的国际贸易活动开了先河

同治十三年（西元1874年），日本人藉三年前琉球渔民被牡丹社土着杀害之名，派兵登陆恒春，一路北进，原住民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事後日军不肯撤离，为了解决这次冲突，清廷不但赔偿巨款，也赔掉了琉球的一半宗主权，这便是近代史上的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不但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後，开始师法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一个具体行动，也是影响台湾历史，具有关键性的一个事件，因为，此事件才让清政府开始用心於台湾，派沈葆桢来台。

积极治台的开始

沈葆桢两度来台，时间虽不长但办的事却不少，他深识时代潮流，带领台湾推展洋务运动，对台湾以後的建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被视为清代积极治台的开始。

在他任职期间，首重的就是防务工作，除加强了水陆两路的兵力布署，也着手城垣和炮台的兴建，至今仍然保持完整的「恒春城」，就是在他任期内所完成的。台南的「亿载金城」也是沈葆桢全台防御计划下的产物。「亿载金城」原名「三鲲身炮台」，占地三公顷，由法国工程师设计，当时配有英制阿姆斯壮巨炮五尊，是全台第一座现代化的西式炮台。

除此之外，沈葆桢的施政方针也很开明，其中以「开山抚番」一事最具突破性。清治以来，理「番」多采围堵与隔离的政策，「番界」以外不闻不问，因此形成了彼此隔阂与管理上的死角。开山，就是要打破这一层籓离，但是开山必得深入「番界」，所以先得抚「番」。沈葆桢以管、教、养、卫四大项目做为抚「番」的手段，而达到开山的目的。

中法战争台湾建省

光绪十年（西元1884年），中法因越南宗主权之争引起一场海陆战争，这场战事打了九个月，中国军队并没有败阵，但清廷却签下了乌龙的中法天津条约。中法之役的海战，台湾部份的战将为刘铭传，法国方面由远东船队司令孤拔领军，厦门一战，只打了半天就把十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福建舰队击沉。不过法军在台湾的攻势却踢到了铁板，不论是攻基隆或是攻沪尾，皆一再失利。

中法战争在台湾之役可说是当时连遭挫败的清代中国，一个得之不易的胜利，也是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罕见的胜利。在这之後，清廷更加警悟到台湾的地位重要，因此於当年十一月敕令建省，台湾终於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刘铭传并成为台湾建省後的首任巡抚。

走向现代化

台湾之洋务运动由沈葆桢开其端，丁其昌继其後，然後在刘铭传的主政下，更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刘铭传在职六年，精心擘划，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了修复因战事而毁损的工事，还新建了许多新式的炮台，总共有十余座之多。除了固定的海防工事，他设立兵工厂自行制造枪炮弹药，他购置海轮，连接台湾与澎湖，成为一个完整的战斗体。

为後人津津乐道的，是刘铭传对台湾交通事业的贡献。光绪十三年（西元1887年），刘铭传奏请兴建台湾铁路，经过四年的挫折与坚持，台北、基隆段铁路於光绪十七年（西元1891年）竣工，接着，他又开筑了台北、新竹段。

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优秀官员，以不到十年的治绩，却远远超过清朝两百年的磋跎。只可惜大清帝国在此时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光绪二十年（西元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李鸿章在春帆楼签下了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六月，日军进驻台北城，结束了清朝212年的统治。

单元集锦

◎蚶江对渡碑

今天，在泉州湾的东南方，有一个叫蚶江的地方。蚶江，本来就是闽南的出海口，海禁後荒废多年，直到乾隆四十九年（西元1784年），才重新开放，这里立有一块「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碑文详细记载立碑的过程，也清晰地留下了先民渡海的血泪，可以视为闽台移民史上的重要文物。

◎台湾第一座城

清朝治台之初，朝廷认为，台湾之乱必起於内部，而无外侮之虞，所以不许筑城。直到朱一贵事件发生，他们才发现内乱也要有城才好守。雍正七年（西元1729年），第一座城在嘉义修筑完成，是由原来的木栅改建成土石城。

◎延平郡王祠

沈葆桢是一个心思相当细密的人。来台之後，他发觉民间对郑成功仍念念不忘，於是就根据当年康熙所说：「郑成功不是叛贼，而是遗臣」那句话，建议朝廷追諡建祠，这就是延平郡王祠之由来。日治时期，这里改成「开山神社」，因为郑成功有日本血统，所以每年所举办的祭典都十分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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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太傅派台湾台北市台硕堂陈氏宗亲会陈嘉明

祖籍地:解放前福建泉州府安溪县金田乡兴一里洋山乡仓美堡四邱厝
解放後福建泉州市安溪县虎邱镇文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