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树人（蕲州知州陈树屏）

冷若水冰

百年树人
作者：王成启　阅读：140次　时间：2003-12-23　来源：《湖北方志》03年第六期
http://www.hbqc.com/wenxue/dispArticle.Asp?ID=191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蕲春被国内外众多的媒体称为教授县，原本是文昌之乡的蕲春又享教授县的美誉。蕲州东长街----那条狭窄破旧才五百来余米长的老街被称为博士街，各种介绍教授县、博士街的文章散见报刊，一时炒得沸沸扬扬。我外出开会，常有外地人问：“一个经济并不发达至今仍属贫困县的蕲春，为何出了这多的名人、教授？”面对那些朋友真诚或疑惑的眼光，我便把陈树屏、辜仁发的故事讲了。朋友听后，都要我写出来。苏洵老夫子说：“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这由起应不应该归功于陈树屏、辜仁发两位县太爷，只好由读者评说。我这篇短文，就算抛砖引玉的一孔之见好了。

一
2003年，是陈树屏来蕲春为官100年。
公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0月的一天，一艘三桅官船从武昌顺流东下，船舱里坐着一个戴顶花翎着青袍彪服的官员，四十出头的年纪，说不上英俊也不至于丑陋。官员就是湖广总督衙门派到蕲州的知州，姓陈名树屏，字建侯，号戒庵、介庵。


已有六百余年的古城蕲州以自已饱经沧桑的老态迎接这位新来的主人，既不热烈，也不冷淡，一切都符合官场的礼仪。陈树屏的官轿从码头到署衙途中，开道的铜锣依然响亮，衙役的脚步倒也整齐，围观的路人也不算少，但这一切很快过去了。一阵阵短暂的热闹过后，商家依旧守着萧条的店铺，乞丐仍然向路人伸着残缺的讨饭瓢，古城很快乐又恢复了清泠沉寂。只有龙眼矶下的长江水仍缓缓东流。


谁也没有料到，一点迹象都没有，蕲春教育新的一页是由这个人翻开的。


陈树屏是安微望江人，一生的经历平凡无奇，他二十九岁中举，三十岁中进士，被朝廷授翰林院庶吉士，是一个级别较低的管后勤的官，翰林院是个人才库，不少朝廷命官，封疆大吏都是从翰林院起步的。陈树屏后来也被外派，先后到广西融县、湖北罗田、随州、江夏当了八、九年知县，总升不了官。仕途不顺的原因很多：能力平平，政绩不突出，朝中无人，缺少硬后台，为官清廉，不跑不送.....我们也不知陈树屏属于哪一种人。总之，他从广西转到湖北，从鄂中转到鄂东，依然是个穿青袍绣彪的芝麻官。在他三十九岁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朝廷选派一批官员到日本考察新政，陈树屏卸下江夏县事，跻身到赴日本考察的官员行列。


东渡扶桑，在日本城乡考察了大半年，极大地开阔了陈树屏的眼界。此时的日本利用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得的二亿两白银的赔款，在全国普及全民教育，建起了先进的教育网络，形成了科教兴国的势头：不管到什么地方，校舍是当地最好的建筑，教师是令人艳羡尊重的职业，学生入学全部免费，几乎看不到失学儿童，弦诵之声遍及日本四岛。这一切都给他巨大震撼。睡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陈树屏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想起了自己为官的地方，老百姓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遇灾年逃荒的人成群结队饿殍遍野，营养不良愚昧无知的儿童.....贫困导致教育落后，而教育落后的结果又使贫困加剧，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他似乎找到了甲午年中国战败的原因，坚定了他回国后办教育的打算。


同年十月，陈树屏回国，调任蕲州知州。是知州不是知府，辖地仍是一个蕲春县。陈树屏乐意到蕲州赴任，他需要一块地盘来实现教育兴邦的梦想，而文化底蕴极厚的蕲州是适合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作为一个读书人，陈树屏对蕲州并不陌生。蕲州自古人物彬彬，英杰代兴，明、清两朝共出进士65人，当朝道光年间的探花陈銮、陈銮与浠水状元陈沆之师楚北大儒陈诗，顺治康熙年间着名文学家顾景星，还有《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都是蕲州人。当地民谣称蕲州“水漫红石头，状元满街游”。到这么一个重教源远，文化氛围很浓的地方为官，很合陈树屏的心愿。


陈树屏到任后，便到蕲州规模最大的麟山书院、蕲州城义学巡视。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的麟山书院虽有160年的历史，但规模小学生少，且教授的内容陈旧，学生读的是经史，“子曰学而时习之，之乎也者焉哉”。他想起日本小学的课程，学生学的是语文、算术、地理、自然、外语，其内容的实用性大得多，更加坚定了他办新学的决心。


时不待我，陈树屏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创办了蕲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一所，模范初等小学堂五所，两等女子小学堂三所，初等小学堂60所。其办学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数字是否有水份我们后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树屏办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他办学的故事至今还在蕲春流传。


陈树屏办学遇到一个好时机，在他来蕲州的头一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已诏“废科举，兴学堂”。有了这一个大气候，他才得以施展他的抱负。


办学特别是办规模学校，教员、经费、生源......种种难题摆在陈树屏面前。他采取一把手负责制，亲自兼蕲州学正，也就是教育局长，他从武昌请教员，从州内学人中选校长、教员，解决师资问题。

距蕲州五十里的漕河豁口，有一狂人叫陈玉坪。陈氏[宗亲]宗谱记载，说他“胸襟洒落，器宇轩昂，尝以智者自命，出入经史子集，旁若无人。”这个住在穷乡僻壤的陈玉坪颇有现代意识，他认为“欲明形势，扩见闻，增才干，强种族，非学外国不为功”。大约陈家比较富裕，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陈玉坪携妻挈子自费到日本游学。他在日本学习一年后回国，见识大增，回乡后鼓吹办学堂，创立警察。他常对人说：“不讲农工商之学，中国土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人满之患。”“欲尽地利，必先讲化学。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不需化学，故需设农务学堂”。可惜陈玉坪这些先进的主张，引来的只是那些留长辫子穿马褂士绅的嘲笑。陈树屏到蕲州后，把陈玉坪从乡间接到蕲州城，让他担任高等小学堂堂长。陈玉坪不负重托，又罗致一些“德、才、识”兼备之士为学堂教师，使学堂达到7个班360名学生，一时，高等小学堂“人才鳞集”。


还有一个吴文芳。吴文芳的父亲曾任县丞，家学渊源深厚，名师教授加上自己刻苦学习，使她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女。她嫁到邓信东湾后，由于丈夫去世，家道中落，吴文芳的生活陷于极度贫困，正如她在一首诗中形容，“染服捣残千杵墨，制钗搜尽一园荆；米薪厨尽营终岁，诗礼庭开代故人。”陈树屏访贤找到了吴文芳，请她担任蕲州北门女子学堂堂长。吴文芳以她的声望和才干，招来90名女学生，让那些女童解开廛脚，背着书包进了学堂。从此，女童的朗朗读书声，震憾了古城蕲州的沉闷，引来了许多路人的惊讶羡慕的目光。


教育经费的筹集，始终是陈树屏殚精竭虑的难题。在废科举之前，教育经费主要是来自学田和学款。所谓学田，即是学校拥有的田产收入，学款则是学校收起的学费。学校扩大以后，学田收入和学生所交的学费远远不够学校支出，于是由官款拔付为主。这里有一张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蕲州学务岁入岁出统计表，是陈树屏离任后第三年全州的教育费收支情况。全年州学校收入为19381元，其中官款拔给13659元，公款提充为5320元，学生交纳的332元，乐捐160元。而当年学校支出是23749元，支大于收4368元。教育经费之吃紧可见一斑。


蕲州有一个乡绅，家藏一套顾景星的《白茅堂集》木刻版。顾景星是清初着名的文学家，其诗文影响了蕲州学子一、二百年，这套木刻版也不知是祖上哪一代人传下来的，自然是不轻易示人的镇宅之宝。陈树屏闻讯后，居然从中嗅到筹集教育经费的商机，于是有一天，乡绅迎来了州官大人。乡绅以为州官只是想见识一下，因为之前也有州官来他家看这套木刻版。不料，陈树屏看完后居然提出借用的要求，乡绅自然不答应，但经不起陈树屏的“惩劝兼施”。便把木版借了。陈树屏把书版拿回州署后，立即命人印书，总共把《白茅堂集》印了几千套。然后召集全州乡绅开会，令他们出资认购。对于那些不上州署开会买书的乡绅陈树屏送书上门，乡绅们见州官亲自出马，捂得再紧的钱袋也会松开，虽然书价高得惊人。陈树屏这种作法，既不是认捐也不是摊派，是义卖行为，几千套《白茅堂集》很快卖完，为州学筹得一大笔经费。《白茅堂集》这一有价值的文献也因此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


越过时间的隧道，我仿佛看到一百年前的陈树屏，这个脑后拖着一条辫子，戴顶带花翎着官服的五品州官，常常果断地推开案积的文牍，或骑马或坐轿，奔走于蕲阳的山水间，在茂林修竹深处，在水泽河畔的古旧庙宇祠堂前下马停轿，那里是一所所乡村学堂。他检查学校设置的课程，询问教师的教学进度，找当地乡绅族长座谈。他那一口很浓的望江口音让州人亲切振奋，觉得蕲州的教育大有希望。他也从朗朗读书的童声中获得满足，从那些衣衫破旧但彬彬有礼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他眼里，蕲州这块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一块大田，自已就是这田里耕耘的农夫，他相信只要沐风浴雨勤奋耕耘，田里终会长出最美最香的花朵，育出一些国家亟需的栋梁之材。


官场上的事总让人倏忽不定，正当陈树屏雄心勃勃放手大干的时候，上司一纸调令将他调离蕲州。点名调他的不是别人，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是个搞新政的的帅字号人物，正在湖广大办教育。于是，在蕲州办学堂政声远播的陈树屏被张之洞看上了，调陈树屏入幕府帮他襄理学政。陈树屏虽然舍不得离开自己才开创的事业，但上司的命令也不敢违抗，只得依依不舍离开蕲州赴任。


陈树屏在蕲州任上总共干了一年另十个月，任期虽短，但做了不少让州人称颂的好事。他惩治仗势构讼的地方教民，让江汉道照会意大利驻汉口领事，除了某教民名籍，灭了洋教士威风；他创办监狱工厂，令犯人习纺织手工各艺，请教师为犯人讲课艺，使犯人出狱后有一技之长能自食其力；他劝乡民垦植，广种桑、麻、茶、果、木、竹，便州内没有荒芜的土地...当然，他最大的政绩是办学堂。


淳朴的蕲州人以自己的方式感谢陈树屏，出资在麒麟山上建一个亭子纪念。麒麟山是蕲州城的制高点，“麟阁江山”为蕲阳八景之首，在这样一个名胜之地为陈树屏建纪念亭，足见州人的重视与诚意。纪念亭取名“望江亭”，因为陈树屏是安微望江人。还有一意是，在亭内望滔滔东去的长江。蕲州廪生何九香题《望江亭前怀州守陈戒庵》诗一首：


欢颜广厦天下事，遗爱成都八百桑；
岁岁望江亭上望，人心东去比江长。


何九香也是蕲州的名流，他把陈树屏比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诸葛亮死后，给家人只留下八百株桑树。


陈树屏离开蕲州到张之洞幕府后，一度曾任过武昌知府，官虽升一级，但干得并不顺利。他后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办教育，创修存古学堂并任存古学堂总办，任湖北提学司总务科长，晚年在上海襄办慈善事业，民国十二年卒于上海寓所。

二

我知道县官辜仁发并对他产生兴趣，纯属偶然。


大约是1986年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上中学时的赵德鼎老师，那时他已从讲台上退了下来。我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在教育局写教育志。我跟赵老师感情极深，我走上文学道路是受他影响的结果。于是我随他到教育志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刚坐定，赵老师兴冲冲地拿出一个旧《农民识字课本》给我看，翻开第一面，只见是一篇歌体序言：
子曰学而时习之，教得学生醉如泥；
世事人情全不懂，糊里糊涂把书背。
我劝先生快改良，诗云子曰放一旁；
调换新式教科书，学生读得笑洋洋。
学生笑洋洋，先生也有光。。。。。
课本里有一篇劝人养鸡的课文只有四句话：
鸡生蛋，鸡生蛋，生得蛋来有钱赚；
一鸡一年生一蛋，百鸡一年生一万。
那本书十分破旧，版式是直排繁体字，没有出版的年月，序言的作者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辜仁发。


我问辜仁发是什么人，赵老师说：“国民党的县长。”听说是国民党的县长写的，我有些吃惊，又问：“县长怎么还写这些大白话顺口溜呢？”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国民党的县长要么是穿长袍马褂的绅士，要么是西装革履拿文明棍的老爷，他们大多是一些奸狡刁滑渔肉百姓的角色，或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昏官草包。谁知赵老师一说起辜仁发在蕲春为官的事迹，眼睛放亮，赞叹不已，非常敬佩：“那可真是个人物，他要是在蕲春多呆几年，蕲春的教育.....”后来才知道，赵老师刚刚写完辜仁发小传，还沉浸在作品完成后的亢奋之中。


辜仁发是湖北安陆县人，其经历也不寻常。1908年，18岁的辜仁发东渡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那可是一所名校，国民党的许多高官，如张群，何应钦，阎锡山都是振武学校毕业的。辜仁发跟陈树屏一样，也是吃过日本料理的，不过陈树屏是在职官员赴日本考察，辜仁发去日本是学军事。在日本，热血青年辜仁发参加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投入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活动。他是军人，武昌首义后的汉阳、夏口保卫战，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护法战争他都参加了；还当过阎锡山的炮兵团长，第三集团军的参谋处长。以辜仁发的资历和才干，及在振武学校不少国民党高官同学关系，他在军界发展下去，当师长军长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不发生“县长被俘”的事件，辜仁发大约也不会到蕲春当个芝麻官。


1932年，蕲春北部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打土豪、分田地如火如荼，眼见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红旗插遍，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慌了。4月8日，蕲春县长兼蕲黄广三县联防总指挥王道忠，率一千余人的兵丁进犯大同苏区，王道忠根本不把苏区军民放在眼里，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不料，清剿未果反被苏区军民伏击大败，王道忠也当了俘虏。6月，蕲春苏维埃政权成立，下辖3个区，9个乡，55个村政权。眼见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高层重视了，于是7月上旬，让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南线总指挥卫立煌进驻蕲州城，指挥四个师围攻蕲北皖西苏区。“插秧时节分到手，稻谷青青未收获”的田地又复归地主土豪所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带血的刺刀绞杀了。


为了巩固对“匪区”的统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成立第三行政区，辖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罗田六县，专员督察公署设在蕲州。选取派谁来当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县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颇费心机，选文人肯定不行，王道忠就是个文官，“剿匪”最后落得被俘，虽后来用枪枝弹药换回损失是太大了。于是，张群把自己在振武学校的同学，行伍出身的辜仁发派到蕲春来了。


事后证明，张群对辜仁发的选用实属错择。


辜仁发是这年十月到任的，蕲北大地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杀戮，城内的硝烟刚刚散尽，百废待兴。辜仁发很快显示文治才干，他创办了《锁江日报》和《蕲春日报》，分别为第三行政区专员督察公署与蕲春县政府的机关报。为什么叫《锁江日报》呢？原来，鄂豫皖、湘鄂赣两大苏区提出了一个“打通长江”的口号。你共产党要“通江”？我国民党就要“锁江”！辜仁发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县的保甲户口编制，把政权建到了垸村。为了治愚，他又在全县大办族学。


所谓族学，就是按姓氏家族办学，大姓一个姓一校，小姓几个姓联办一校。在乡村政权弱化而几千年形成的宗族势力十分强大的农村，办族学不失为普及教育的有效方法。没有校舍，族学就办在祠堂古庙里，在祖人的牌位下面，在泥塑木雕的菩萨面前摆几张桌子。那桌子有厚重的八仙桌，也有不知是那一辈人出嫁带来的五屉桌，散乱地摆在一起。学生被家里的大人送来了，有穿阴丹士林长褂脖子上戴银项圈的，也有赤着双脚腰间系草绳的；有拖着长长绿鼻涕的，也有满头癞痢散发着腥味的。戴银项圈的孩子也可能喊穿破袄的孩子叫“二爹”，谁让他们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呢？上课了，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常常惊得古庙穹顶的蝙蝠乱飞。下课了，调皮的孩子会爬到关公的胳臂上，摸着关公长长的黑胡子取乐。学校的设备虽然简陋，但这是乡村治疗“睁眼瞎”的医院，是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一缕阳光。


既然是办族学，经费也是按本族田课筹集的。有趣的是，筹集族学经费有点“杀大户”的倾向。辜仁发规定：凡30担田课以上者提起十分之三办学基金；凡三百担田课以上者提取十分之四办学基金。佃农的孩子上族学不必出钱。据民国二十三年《湖北省初等教育统计表》载，蕲春全年教育经费为67730元，地方自筹多达55970元，自筹的钱占十分之九。


为了把族学办好，辜仁发委任督学，督导各地办学事宜。一时间，全县办属起290余所族学，形成了村村有学堂，处处闻书声的景象。那时蕲春只有40多万人，平均一千多人就有一所学堂，其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了。


辜仁发还创办了私立启明中学。这所学校的创办过程有点儿象现在的“招商引资”。原来，蕲春在民国十二年秋，曾在蕲州办了一所初级中学，此学只办了三年，民国十五秋，武汉国民党政府临时政务委员会令鄂东各县中学一律停办，并入湖北省黄州省立第六中学，蕲春县中就停办了。这一停就是六年，蕲春学子要上中学只得到黄州，非常不便利。辜仁发非常想办一所中学，但繁琐的审批手续与教育经费的着落又使他为难，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教会。当时，鄂东天主总堂（设在蕲州）圣教会势力大，又有钱。通过做工作，教会同意将董冲的租课收入及汉口花旗银行的存款2万美金的利息作为建校基金，在蕲州凤凰山教区内建校。4月建校舍，八月开学，那一年招了2个班104名学生，这所中学一直办到解放后才停办，为蕲春培养了不少的人材。


“建庙容易安神难”，“神”就是教师。为了培养合格的乡村教师，辜仁发又在蕲州办起了第三行政区简易师范学校，并亲自兼校长。学校设四年与两年学制，教授内容有三民主义政活课、历史、自然、理化、数学、音乐等新式课程。第一期招了160人，在当时是不小的规模。这所学校在辜仁发离任后还在办，一直到日本人于1938年10月占领蕲州后才停办，六年为蕲春培养了大批的教师。


别看辜仁发是个行武出身，他办教育的点子可不少。他以蕲春县政府的名义，在暑期举办教师讲习会，令全县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讲习会时间一个月，集中学政治学业务，他还亲自到教师讲习会讲课以示重视。讲习会结束时还要进行考试，从中发现人才。这一年，辜仁发出的考试题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考试在简易师范的教室举行，辜仁发亲自当监考官。8月的天气十分闷热，考场里的气氛也很紧张，考生们的心里明白，这场考试事关今后的饭碗能否端得稳，因为有一部分考分不及格者要被取消教师资格，而考分高的佼佼者会受到县长的重用。


辜仁发在考场内外巡视，见考场内秩序井然，绝大多数教师或冥思苦想，或奋笔疾书。他正为自已组织的这场考试而高兴时，忽然发现有一位青年教师端坐不动，是一副冷眼观望的架式。辜仁发上前一看，只见那位青年教师在试卷上批几个字：“古不古，今不今，赐不受命”。青年教师虽然不知是县长出的题，但他的态度表明要当一回“白卷先生”。


遭遇到这么个桀骜不驯的角色，辜仁发自然尴尬，但从官场磨砺出来的良好修养使他不至于动怒，“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旁于左而目不瞬”这一点为将之道他是懂得的。“眼前这个人或许真有学问”？于是，他单独给罢考人出了一题“蕲春教育如何改进”？


那位青年教师当然认识给他出题的县长，看题后抿嘴一笑，这一笑表情很难说是佩服，因为他提笔当县长的面把“如何”划掉了，改为“怎样”。辜仁发仍不动声色，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只是让那位青年教师到考场外另一间房单独答题。这是特殊待遇，是龙是虫一会儿就能见分晓。青年教师胸有成竹，立即伏案奋笔疾书，写完一页，呈交一页，非常潇洒；辜仁发坐在小房外阅卷，看一页，圈点一页，点头称赞。他抑制不住发现一个人才的兴奋，将此文贴在考场大门外的墙上，让参加考试的考生观看，考完后他特邀那位青年教师共进午餐，当面询问发展蕲春教育的良策。那位青年教师侃侃而谈，有理有据，让辜仁发另眼相看。后来，经辜仁发提携，那位青年教师成为县教育科长。


辜仁发不仅重视教育，抓通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有成效。他成立蕲春县电信局，在蕲州设总机，漕河、刘河、张榜设转机，另有9个集镇设分机，结束了派人骑马送信的历史。他争取省里在蕲州设长途电话分局长途电报局，使蕲州与全国各地有捷便的通讯。他修通了半拉子工程蕲河大桥，使广济梅川至浠水城关开通公路客运。自此，蕲春大地新添了许多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景致；一排排电线杆翻山翻岭向大山深处延伸，两根凌空飞越的银线在阳光下闪烁；烧木炭的汽车轮子在新修的沙土路上碾出深深的车辙，那个流动的钢铁怪物使多少没见过汽车的父老乡亲惊恐、兴奋、赞叹、难以忘怀啊！


尽管辜仁发为官的政绩斐然，但一年之后还是被上司免去了专员兼蕲春县长之职，“文治有功，剿匪不力”。看来辜仁发未明白上司的用意，或是明白上司的用意但不去实施。他花许多心血编的那本《农民识字课本》不仅遭到教四书五经老先生们的嘲笑，也同样被上司斥之为糊涂。他无法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丢官也就不奇怪了。不过，辜仁发在后来的派系倾轧宦海沉浮中，始终洁身自好，追求光明。解放后，他还任湖北省参事室任参事，直到1966年以76岁的高龄病逝，有一个好晚景!

三

陈树屏离任了，辜仁发离任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为官者亦然。他们的任期都比较短，都只是给自已的教育兴县设想开了一个头，带着事业未成的遗憾匆匆离开的。后来，他们走完了自己的坎坷的人生道路，今人只能从地方志书、家谱[族谱]上看到这两个名字，象出土文物那么久远。望江县《陈氏[宗亲]宗谱。之煌公字戒安传》中对陈树屏在蕲州为官只有两句话：“癸卯（光绪二十九年）十月赴蕲州署任，公阅历益深锐意图治”。这种电报式的评语让读者茫然。历史上的大人物多被写成书编成戏，一生功过让后人评说。陈树屏、辜仁发是小人物，似乎注定要被历史遗忘。


蕲州高等小学堂、蕲州北门女子小学堂、第三行政区简易师范学校、启明中学......蕲春这几所煌煌上庠与它的所创办者一样，已成为历史，连遗址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当年那些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教员，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也都进入青山绿水边的坟墓，成了我们蕲春人的祖先。细算，启明中学的学生寿命长的也还有人活着，但已垂垂老矣，不知能饭否？


这些都印证了泰戈尔名言：“天空中没有留下飞行的痕迹，虽然鸟儿的翅膀的确飞过。”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间，由于陈树屏、辜仁发两位县太爷及继任者的开拓，把古旧祠堂，庙堂变学堂，让那些放牛娃，小丫头入学就读，对其中的佼佼者让族人出钱升学深造，培养出不少的读书人。据统计，仅民国时期，蕲春就出大学生550人，一部分人成了“秉文蘅、掌科苑、主讲坛”的大师，还有些人成为治国兴邦的栋梁。


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早期（1905-1907年）共有会员700人，其中湖北省藉会员有123人，而蕲春藉会员就有7人，他们是：陈乾、詹廷云、汪应蟾、田桐、朱嘉蔚、张焕华、张步蟾。一个县能有这么多老同盟会员，在全国大约也不多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场和代表的住处是大会组织者必须考虑的事。湖北代表董必武通过黄侃写信夫人黄绍兰，嘱她想办法，黄绍兰这位女杰时在上海法租界内贝勒路办了一所博文女校，并任校长，时值学生放假，于是十三名代表除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外，均在博文女校住宿。这些人的安全牵动着黄绍兰的心，大会后来转移到嘉兴南湖开完，散会后，李达夫人王会悟从南湖带回一包菱角给黄绍兰，说：“人都走了”。黄绍兰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自后，时有革命者往来“博文”毛泽东就曾多次造访，有时还带些糖果给黄绍兰的女儿珏珏。


2002年，湖北日报副刊办了一个《文化名人故里寻访记》总共登载了上个世纪48位湖北的文化名人，其中蕲春就有三位，他们是黄侃、詹大悲、胡风。詹大悲是田桥詹山人，那地方山高坡徒，林深路窄，是蕲春的屋脊，胡风的家在洪圹湖畔下石潭，一个世代以做窑捕鱼为业的小垸子。他们俩都不是名门望族之后，家中经济状况非常一般，是从山林水泽走出蕲春的。他俩如果不是入学受教育，后来凭自身的能力闯世界，极可能象父辈一样，在务农事渔中度过平凡的一生。


蕲州城内有一个夏家大屋，祖辈经商赚了些钱后便买田置地，过的是小资本家兼地主的日子，孰料一次偶然的谈话改变了夏家资本的投向及子孙的命运。那是1905年，家住东长街的蔡家公子蔡汇东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到夏家拜访，这位日本宏文学院的洋学生（后来官至国民党政府造币厂厂长）对夏家人说：“有钱不必买田置地，让儿女读书最好”。拖着长辫子捧着水烟袋的夏家长辈居然被这位年轻的留洋学生的话打动。原先，他只打算让儿子读几年私塾当个账房先生，见儿子是读书的料子，读完小学后，便送儿子上黄州、武昌、南京求学，读书是很花钱的，老先生一咬牙：“卖田卖地”。于是一张张田契落到别人手里，换回了一摞摞大洋，变成了儿子的学费生活费，老先生虽然心痛，但为儿子成才投资毫不含糊。其子夏方材大学毕业后，四十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教员。夏教员一生虽平庸，但也有不凡之处，他有两个字流传下来：武术。原先，中国的武术一向叫国术，夏教员觉得国术二字不能涵其义，于是进行考证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一篇论文，在解放初期上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建议将“国术”更名为“武术”。政务院采纳了他的建议。人的一生极短，有两个字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也算不错。夏家还出了一位女杰夏之栩，是一位早期支持共产党人革命的女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本书《革命母亲夏娘娘》，写的就是夏之栩的事迹。夏家的孙辈、曾孙辈继先祖遗风，大多成为教授，高级工程师，经几代人的努力终成书香门第。


蕲州东长街，后来被人冠名为博士街，500米长的小街出了100余名博士，1920年至1959年就出了四十多位名人，这些家庭或许象夏家一样，受了蔡汇东的影响，把孩子送到陈树屏他创办的的蕲州新式学堂，其中家境好的优秀生在高等小学堂毕业之后，又到黄州，武昌上中学。于是，每年春节过后，总会有一些背包袱雨伞的年轻学生，来到江边码头乘太古轮船公司的小火轮，在亲人的叮咛嘱咐声中上船，踏上并不平坦的求学之路，这些学子把轮船离岸的汽笛声，还有亲人的依依不舍的神情留在记忆里，彭汝汉的香肉包美味，“太空夜月”和“湖东春水”的景致也只能在梦中再现。数年之后，一部分人又从汉口顺流东下，到南京、上海的大学深造，少数幸运儿还办理了出国护照，或公费或自己掏钱飘洋过海，到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留学，再也不回那个破旧遥远的小城。他们象一棵棵枝叶繁茂的长藤，不管枝蔓伸到世界的那一个角落，但最先是在蕲州发的芽生的根，正是最初的启蒙教育才有后来的博士街的美誉。


被称之为六经之首的《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我想把这话改为“重教之家，必有余庆；轻教之家，必有余秧”。翻开《1900----1985蕲春藉留学生名录》和《蕲春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既博士生一览表》，就可以看到，蕲春的名门望族，如赤东童畈的童家、张榜瓢铺的汪家、管窑西湖里的管家、达城的张家.....这些家族都不止出一、二个留学生或高学历的人。童畈的童家就出了童光俊、童光灿、童光焕、童德禧、童瑞光、童金旺等六位知名教授。这些家族后人的命运很耐人寻味，那些少小离家求学且学业有成的人，或有国外发展，或在国内国家机关、大学、科研单位供职，大多数功成名就，子孙继君子之泽，也成为有高学历的城里人。而家族中不读书或读不出来书的人，守着祖宗留下的田地房屋，虽过了一段阔少爷娇小姐的寄生虫生活，但在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中，作了恶的丢脑袋坐牢，没作恶的头戴一顶地主分子帽子接受贫下中农管制。那些古老的大院豪宅轰然倒塌，砖木或盖了学校，或做了大队保管屋，今人只能从残存的巨大条石、浮雕门户去想象昔日的辉煌。


几年前，有一套价格超过5位数的藏书问世，那书自然不是我辈能买得起的，但几句广告语却非常别致：
“金银财宝终会散失，豪宅大厦终会坍塌，不朽的只有这些泽被中华几千年的书！”
我看还有读书的家族。
百年树人唯兴教。家如此，县如此，国亦如此！







---------------------------------------------------------------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