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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香港石刻最早的发现者，则是业余考古学者陈公哲，他出资购买西式的旧帆船，从1938年起，便在香港及其周围的岛屿上，从事考古调查，曾发掘史前遗址数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铜器等类物品，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器时代初期。同时,还在沙冈背附近发现一处崖壁石刻。
据记载，当陈公哲在东湾搞发掘时，常与当地村民谈掌故，有人告诉他，小时候听父老传说，从这里去不远的地方，岩壁上凿有石刻，是“前人藏镪记志”，镪即是钱，意思是说石刻标志着埋藏金银的位置。在我国东南地区有许多石刻藏金的传说，如广西都合的岩刻，当地老百姓就认为是藏金的标志，调查者被误认为是藏金人的子孙，寻找祖先的财宝来了。广东珠海岩刻的发现，也是因为海盗张保仔有“黄金万两藏宝地”的传说而引起的．后来在珠海高栏岛摩崖石刻下面清理时，发现了“金一万”、“莫劳心”等字样，是我国第一批汉字简化后的字体，大概是那些狂热者在找不到藏金后留下的标记．
陈公哲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到了那个名叫沙冈背的地方,发现石刻位于东面的低岩上,岩高0.57,阔2.34米,上面刻有方雷纹六个.这就是后来被叫做下石壁的石刻。陈氏[宗亲]称它为“石壁回文(古称雷纹)”，在沙冈背之东，并认为“此为广东摩崖中之最古者．”关于石刻的年代，陈氏[宗亲]认为当与沙冈背遗址中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一致，“其年代约在四、五千年以前。”他还认为，从大陆、岭南和南海地区的文化交流看，早在商周时代，双方已有往来，互有影响，特别是大陆对南海的影响尤甚，因此石刻的年代当接近大陆有关的石刻．
后来陈公哲在与村民的谈话中，又得知山谷的对面山边，还有一处石刻，只可惜受过雷劈，以致裂开了。他们将陈氏[宗亲]带到石块的前面，只见那石块面朝下，看不见石刻的图样。但陈氏[宗亲]说∶“而乡人之语可信，二刻相对，约离二百步之遥。”后来，其他调查者也不断听说，在山谷的下面还有一处石刻.二、三十年过去了，1962年终于有人在山谷石壁上又发现了一处石刻，这就是现在被称作上石壁的石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陈公哲听说的那第二个石刻。
自陈公哲发现香港石刻之后，香港诸岛陆续有所发现。例如，1970年，一位警官看到其它石刻发现的报告后，写信给香港考古学会，说他在大浪湾也发现一处石刻。同年，香港大学的彭祺瑞报告在长洲岛发现一处石刻。香港考古学会的秦维廉(WilliamMeacham)，对香港已经发现或未经证实的石刻，作了调查研究，历时多年，于1976年出版《香港古石刻——起源及意义》一书，他利用考古学上器形时代推论法，就石刻上的花纹与陶器、铜器上的同类花纹加以比较，借已知的年代，来推断石刻的年代；同时运用民族学的知识，判断石刻的制作者，认为“从语言和人种学的资料看，他们是属于‘越’人的一支。”1986年，秦维廉在给我的信中说，自他的着作发表后，近几年在澳门等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最近的发现包括东涌和澳门的方形棋盘岩刻,龙虾湾的含混不清的图形和黄竹坑的螺旋纹岩刻等。看来香港岩画，与我国其它许多地区一样，发现工作还在不断地继续着，目前见于着录的共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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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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