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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人里没有看到老乡陈昌浩,有点遗憾,我来补上关于陈昌浩同志的两遍报道.
生平:http://www.djbkw.com/UpFiles/Article/200804/2008041709485642207.jpg
陈昌浩（1906～1967）
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湖北武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67年7月30日卒于北京。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辗转来到延安，不久又赴苏治病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回到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来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
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
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
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谈起过去涕泪长流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
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在“文革”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着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陈昌浩--红军最大冤案？！文字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在位于悉尼西区ＢＬＡＣＫＴＯＷＮ（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
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１９６７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对于所有不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们来说，陈昌浩无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１９３０年代，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它主要由两支军队构成，其中一支是所谓 “中央红军”，即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另一支军队是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第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二方面军“自惭形秽”。
这支强大的军队，后来被先后改制为“左路军”和“西路军”，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红军杰出将领徐海东；５０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１９９２年，笔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早在１９４０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他给中共中央发了大量电报，要求返回祖国参加革命，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受到刘少奇和朱德的热烈欢迎，但他拒绝了所有高官厚禄，选择成为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以及“俄华大辞典”的“主编”。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１９６７年７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年以后，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毒打。陈昌浩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情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便在寓所“红霞公寓”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永久地睡去。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昔日统帅，竟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红军史上的最大“冤狱”
陈昌浩案，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禁区，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以后，原红四方面军人员，在邓小平提携下成为中国军方的主要指挥力量，在这些“老军头”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红军的这一段神秘而扑朔迷离的历史才逐渐得到曝光。
１９３７年，红军西路军主力约四万人在甘肃一带被蒋介石军队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红军最大和最精锐善战的部队，在短短四个月间被消灭殆尽。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涛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两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着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而当时的“中央军委”的核心成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造成是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已不言自明。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所谓“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瞎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骠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四万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着名导演吴怡弓的前卫影片《姐姐》，叙述的就是这段悲情故事。中央军委应对此当承担主要责任，这已经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共识。
但尽管如此，在探究毛泽东为何要这样“瞎指挥”方面，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分歧。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毛泽东是“有意”让西路军覆灭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军委的“指挥”完全失之常理，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在短短几个月中，“军委”一会儿要求“西路军”“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毛泽东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数万红军精英被屠杀殆尽。对于像毛泽东这样的“游击战”策略高手来说，这样的“指挥”，完全违背了他亲手制订的“敌进我退”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种更令人震惊的说法是，当“西路军”还在西北浴血奋战之际，也即距它“覆灭”时刻（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２日）尚有数月之遥，毛泽东已在延安发表了他的着名讲演“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其中出现了“西路军的失败，证明了……”字样。毛泽东如此斩钉截铁地“预言”西路军的失败，在今人看来，恐怕是“早有预谋”。
但也有反驳者撰文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高手，即使要“整掉”西路军，恐怕也不会这样堂而皇之，授人以柄。这岂不是不打自招的愚蠢之举吗？这段有关西路军失败的文字，怕是以后补加进去的。
是耶，非耶，历史之谜，悠悠难解。
谜中之谜的“密电事件”
大陆党史界之所以有毛泽东“有意让西路军覆灭”之说，究其原委，是因为陈昌浩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之故。
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共中央，只有张国涛可以与毛泽东平起平坐，因为除毛之外，只有张是中共一大代表。
张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拥有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并且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
毛泽东要在中央稳固权力，必须先除掉张这个又臭又硬的绊脚石。反过来，张国涛亦雄心勃勃，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 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
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着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 “杀机”，已呼之欲出。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他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泽东大惊失色，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 “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 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 “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但无论历史将怎样翻案，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早已流尽，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的陈昌浩，也早已化作一缕轻烟。当年美丽纯情的俄国少女格兰娜，亦已成了垂暮的白发老妪。在人们正忙于纪念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她正和唯一的儿子陈祖莫一起，隐居在澳洲的灿烂阳光里。岁月如流水，洗涤着记忆的创痛。而当她微笑的时候，你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史背负过最沉重的罪轭。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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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汉阳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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