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台作家陈纪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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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纪滢（1908—1997）作家。本名陈奇滢，笔名有滢、丑大哥、生人、影影、羁瀛等。河北安国人。1908年3月20日生。北平民国大学、哈尔滨政法大学夜间部毕业。1924年在北平《晨报》开始发表作品。1928年和孔罗荪共同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为形成东北作家群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与创作。1935年创办《大光报》。抗战胜利后，陈纪滢任哈尔滨市文化指导委员会主任。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后任《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广播公司常务董事、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

在大陆30年代的文坛上，陈纪滢的编辑家身份非常突出。1933年夏天到1934年春，陈纪滢从哈尔滨邮局告假来到原籍河北，在为天津《大公报》赴伪满州国作秘密采访时，取代何必冷编《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达半年之久。在这编辑工作中，他最先认识的是老舍，后结识了唐弢、茅盾、洪深、田汉、阳翰笙以及演艺界的应云卫、金山、袁牧之、陈波儿及剧评家石凌鹤、唐纳。后来陈纪滢又到汉口编《大公报》的《战线》副刊。此副刊由张季鸾题写刊头，并由其定下这样的办刊宗旨：只要是写抗战题材的，无论是何人执笔，也不管是什么流派，均一律采用，否则割爱。那时副刊登得最多的是朗诵诗和报告文学。尤其是抗战开始至1938年春，空军捷报翻飞的时候，也是朗诵诗与报告文学最大限度发挥其战斗功能的时期。陈纪滢去台后仍清楚记得光未然从李白《将进酒》中获得灵感创作的《黄河之水天上来》、高兰的《祖国的天空开了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刊出后，被抗日军民争相传诵的盛况。那时陈纪滢办的《战线》副刊，作者阵容颇为强大，在西南、西北有沈从文、刘北汜、刘绍唐（笔名陈青）、尹雪曼，另有福建等地的王西彦、沙汀、黎烈文、覃子豪；五战区的有臧克家、碧野、姚雪垠、田涛；二战区有黑丁、曾克、刘白羽、光未然、李辉英。而在西安编《黄河》的谢冰莹，未去延安之前的萧军，以及去到八战区的艾青、田间、艾芜等人，都寄过作品给《战线》。那时报纸仅有一张半，且在重庆出版时又改为土纸印刷。在新闻与广告的双重夹击下，副刊无法定期出版，像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便分四次在第三版的首栏刊出。冰心的《再寄小读者》也刊在第三版。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的作品皆在新闻版中出现。陈纪滢在1986年接受李宗慈的采访时，当年作家们受到日寇侵略东三省所产生的强烈的精神冲击及由此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为编过众多不分派别的作家的抗日作品而自豪。少年贺敬之就曾向他投过稿，以至90年代初台湾作家张放访问北京时，贺敬之曾托他问候陈纪滢。此外，在40年代后期，陈纪滢还和沈从文一起主编过《华北日报》的《文学周刊》。陈纪滢在从事编辑工作时不忘创作，出版有小说《新中国幼苗的成长》（重庆，建中出版社1945年2月版）、《春芽》（上海，建中出版社1947年5月版），另有报告文学《东北勘察记》（天津，《大公报》1933年12月版），但影响不大。1948年12月8日，陈纪滢离开北平，又经南京、上海到桂林，并于1949年5月1日主持邮政储金汇业局分局的开幕式。那时由于人民解放军已包围武汉及进攻长沙，广西局势告急，已当选为立法委员的陈纪滢顿成惊弓之鸟，不得不以稽核名义于1949年8月12日渡海来台。

那时，他在文化界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其官衔，因而在50年代初，众多台湾报刊都约他写文章。其中雷震于1950年初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时，邀他写长篇，他便于该刊第二期起写《荻村传》。“荻村”，即北方的芦苇之村。此小说长达12万字，到一年后才连载完。这是台湾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从义和团写到国民党兵败大陆，重点写60年来的时代变迁、乡民生离死别的遭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共产党人的愤怒和仇恨。值得肯定的是书中用了不少北方土语，增强了作品生活气息，是名副其实的乡土文学——只不过这“乡土”不是指台湾本土而是指大陆农村罢了。陈纪滢去台后另出版有《赤地》、《贾云儿前传》、《华夏八年》、《蓝天》、《华裔锦胄》、《有情岁月》等长篇，还有大量的散文及少量的短篇小说集、戏剧集。其中《新中国的幼苗成长》、《华夏八年》，曾获“教育部”文学奖。在台湾时期，陈纪滢创办过重光文艺出版社，但他主要以从事文艺运动着称。当“中国文艺协会”于1950年5月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三位常务理事之一，排名第二。那时台湾当局为了适应“戒严”形势和严密控制岛内人民的思想情绪需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向大陆作战的“战斗文艺”运动。陈纪滢发表了《战斗是“戈矛”不是“皇冠”》，提出“战斗文艺”的原则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陈氏[宗亲]的结论是：使战斗的文艺表现在“创作”与“生活”两方面，而“创作”与“生活”必须密切结合，“战斗文艺‘才能有良好的效果’”。1953年冬，蒋介石发表了《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其中提到文艺要清除“赤色的毒”和“黄色的害”。由此，台湾文艺界于1954年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化清洁运动”。在文坛、政坛身兼要职的陈纪滢一马当先，以“中国文艺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于1954年7月26日在《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发表谈话，指出文坛“赤色”与黄色、灰色“三害”情况之严重，并表明推行以除“三害”为中心的“文化清洁运动”的重要意义。在陈纪滢带领下，台北各大报均发表了《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厉行除三害宣言》。这场运动给台湾文艺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当局以反“赤色”之毒为名，把有左翼倾向的反映民间生活的写实文艺全打了下去。官员们动辄审查作品的政治背景，稍有嫌疑的就遭查禁，弄得文艺界百花凋零。

陈纪滢去台后还写了一些回忆录，如《抗战时期的《大公报》》（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12月版）、《30年代作家记》（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其中《30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版），所记的是作者在编辑工作中与作家们的交往，除专辟篇章的人物外，写到左翼作家的有舒群、罗烽、端木蕻良、巴金、周扬、刘白羽、姚雪垠、臧克家等人的言论和创作心态。这些作家大都采用写实主义手法。这对读者理解当时左右翼文坛互相斗争的情况极有帮助。作者回忆时，笔调平实，使读者对30年代作家产生敬意的同时，也对他们在大陆一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严重伤害深表同情。此外，陈纪滢还有《文艺新里程》（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月版）、《文艺运动25年》（重光文艺出版社1976年9月版），也很具史料价值。他笔下的传记人物，全是好友，如张季鸾、胡政之、梅兰芳等。作为国民党官方文艺代表人物，在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陈纪滢于1977年10月29日在《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正常观念》，认为部分“乡土文学”作家所走的是“工农兵文学”的路子，这是共产党“在文艺渗透台湾”的表现。这种与政治挂钩的论述，给乡土文学作家施加了政治压力。但此文有一小段反对乡土文学论者中的“分裂主义”，认为台湾农村是中国农村的一部分，则表现了作者的前瞻性。后来确有部分乡土作家倒向台独一边，这预见了陈纪滢当年下列一段话的正确性：“如果说，台湾是孤立的独特的，是与中国分裂的，那我们百分之百的反对。那是‘台独‘思想。”在1980年《联合报》副刊为纪念“五四”而召开的《50年代文学座谈会》上，他不因“戒严”时期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而否认台湾文艺与“五四”新文艺的联系，而强调台湾的50年代文学仍继承了抗战以来的爱国传统，而不似今天某些台独人士矢口否认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的血缘关系。

陈纪滢一生分别在文坛、报界、政坛担任要职，其地位虽然比张道藩略逊一筹，但他的作品数量却比张道藩多得多。其文其人具有农民式的质朴，并讲究传统礼节：凡赠他一本着作，必专函致谢。对不回信的人，他常以陈立夫、陈果夫、黄少谷这些前辈逢信必复的榜样告诫他们。他一生自律甚严，洁身自爱。有一年，他率领台湾作家代表团访问泰国，休闲时多数人结伴逛外面的花花世界，惟独他一人留在旅馆写日记。他于1975年退休后隐居在台北县新店市群山环抱的幽静书斋里埋头写作，偶尔到台北市和老友叙旧。他笃信基督教，生前交代不发讣闻、不开追悼会。他在晚年仍思念大陆故乡，尤其怀念他抗战时期编《大公报》时结识的众多大陆文友。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他于1997年5月22日辞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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