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过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的革命老人陈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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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1日11时17分，当90岁的革命老人陈诗林的生命嘎然而止的时候，我们心生遗憾，因为我们再也不能亲耳聆听这位革命老人讲述那段他曾亲历过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不过，我们还能从一堆不同年份的报纸里以
　　及陈老的回忆文字里，搜寻到那段历史的碎片和那些美丽的瞬间，并且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这位在宁夏生活了50多年的江西老红军不平凡的革命经历。
　　　　放牛娃与毛委员的第一面
　　
　　　　“小鬼，多大了？什么地方人？”
　　　　“17岁，宁都东山坝人。”
　　　　“噢，本地人。东山坝离小布60里，对不对？”
　　　　“对，对。”
　　　　“好好护理咱们的阶级兄弟，卫生兵的工作很光荣！”
　　　　这是刚刚从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的陈诗林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时和毛委员的对话。陈诗林在自己的日记里称之为“幸福的时刻”。
　　　　1931年元月3日，清晨，陈诗林正提了一壶开水准备给受伤的战士敷伤口，兵站里冷不丁进来几个红军干部，不知道哪个医生惊讶地喊道：“看，毛委员、朱委员来啦！”。这是陈诗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他激动地忘记放下手里提着的水壶。毛委员在看望了伤员之后，看着愣在那里的陈诗林，亲切地摸着他的头，便有了上面的交谈。
　　　　虽然只是几句简单的交谈，但对陈诗林的心灵是个冲撞，没想到早已听闻过的“大人物”却是那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正是这一时刻，可谓影响了他的一生。
　　　　陈诗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宁都县东山坝，由于家境贫穷，他从8岁到13岁，一直靠给地主家放牛和砍柴补贴家用。富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了，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学堂悄悄地流泪。有一次，陈诗林放的牛吃了地主家的庄稼，地主便不分青红皂白，将陈诗林打了个半死，还逼陈诗林的父亲赔了两担谷子。1929年的一天，二哥陈诗良突然不见了，有一天夜里陈诗林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亲和悄悄回家的二哥的对话，这才知道二哥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他心里特别自豪。二哥从那次走后再没了消息，后来听人说在攻打南丰的战斗中牺牲了。1930年，红军从东山坝经过时，陈诗林与母亲挥泪惜别，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就这样，从一个卫生员，到一个优秀的外科军医，再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院长，直到生命结束，陈诗林追随革命的足迹从没有停歇过。
　　
　　　　陪伴周总理8八个月
　　
　　　　陈诗林去世前，反复叮嘱晚辈要珍藏的东西是一支普普通通的钢笔。这支钢笔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诗林跟随红军总部开始长征。这个机灵的“红小鬼”不久被派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身边当了一名护士。1935年红军长征到夹金山时，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连日高烧，但仍迎着暴风雪，拉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往前走。到达草地时，病情已经转化为肝脓肿，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即使这样，周恩来还担心陈诗林跟不上队伍，不停地嘱咐他：“小陈你靠着担架走，小陈你不要掉队。”红军总部的医疗条件差，陈诗林中途曾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去红四方面军为周副主席取药。在回家的路上，陈诗林骑的马的腹部中了枪，陈诗林的腿上也沾满了血。听说陈诗林走后，周副主席一直担心他的安危，还因此对其他人大发脾气，直到看到陈诗林回来了，才松了口气，温和地说：“小鬼，拿红四方面军的药太多啦！”翻雪山、过草地，直到红军到达甘肃境内，陈诗林一直陪伴着周恩来。
　　　　1958年，陈诗林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专门拜望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周恩来总理想送给陈诗林一件礼物，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什么好东西送他，就随手将自己用过多年的一支金星牌钢笔赠给陈诗林，鼓励他：“陈诗林呀，工作中打鱼撒网，网上了大鱼你不要高兴，打了石头泥土你不要悲观。”几十年来，陈诗林多次放弃去大城市的机会，正是牢记了总理的叮嘱，还有这支让他珍藏了一生的普通的钢笔，
　　
　　　　一张报纸影响了中国革命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近代史研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据许多史料证明，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的确，当年党中央和红军到哈达铺时，向何处进军心中无数。这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根据这一重要消息，中央突然做出向陕北进军的决定。对于哈达铺报纸的来历，史学家们曾苦苦搜集资料，而谁能想到，1996年10月份，陈诗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无意中提到在哈达铺为周恩来总理找报纸的事情。，使这段中国革命史上神秘的往事浮出水面。
　　　　一直为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和中外学者称为“定乾坤”的报纸，是由众多红军官兵于1935年在甘肃哈达铺找到的。1996年陈诗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对邓大姐说，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小老表，现在你也没啥事，以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与其他同志一道顺便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完立即走出四合院，一上街就碰上了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懿、严文魁、谢登鸿。我们四人吃完饭，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拿回来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和大家拿来的报纸有关系。”
　　　　据考证，当时报纸的原文如下：“陕北赤匪主力，原以清涧、安定间之乡间为根据地，延川、延长、绥德、吴堡等为出没游扰之所，至神木、府谷、米脂等，不过为匪中一二支队及匪民不时出而骚动之区而已。日前赤匪集合首领刘子丹（即刘志丹）、谢子长、杨祺等于安定属之于家湖开某重要会议，对于扩大匪区似抱有绝大企图。事后，匪首刘子丹率领伪二十七军一部，又安定扰三边，匪首杨祺率领伪四十二师由延川扰陕北关中交界之韩城等处。……本月13日匪忽出现于绥德西川之三皇，约6000人，枪械三千余，势甚凶猛。......17日匪之主力部队，在清涧之老君殿、高家塔被发现，计3000余人，枪械齐全，为匪部精华。”（1935年7月30日天津《大公报》）。当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得到了报纸所载陕北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载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千山万水，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突然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到陕北落脚，做出这个决定，如水到渠成。”美国记者索尔兹伯格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这段历史作了记述。
　　　　虽然那只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瞬间，但直到陈诗林老人生前的最后一刻，他还能清晰地记忆起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可以说，这段经历已经在老人心底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痕。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样一位革命老人，就像我们应该记住中国革命每一个精彩的历史片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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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