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治大国如烹小鲜异人有异禀的陈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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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先生的《书和人和我》早已购回，迄今未能通读。趁了浮生半日之闲，开卷为快。先生毕生从事文化出版事业，解放前参与过《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的编辑工作，解放后则参与了“知识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和《汉语大辞典》等书刊的策划。先生解放后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任职，后来至商务印书馆做总编辑，很干了一些漂亮的图书杂志策划工作，而今在知识界影响深远的《读书》杂志，就是他与陈翰伯两人多次交谈的产物。至于个人的着述，也可以说是十分宏富。在他的主业语言学研究和世界语研究方面，先生都有专着行世。《辞书与信息》、《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社会语言学论丛》、《书林漫步》、《书林漫步（续编）》、《陈原出版文集》等等专着，是先生在世界语、语言学与新闻出版行政管理多方面成果的综合体现。至于他退休后的短小篇什的结集，同样是浸透了思索与考求的心血之文。
与常人不同的是，陈原先生长于作文，由于工作特点及爱好广泛，他的作品内容之博泛，自不待言。用形象而谦逊的说法，他在多个学科的门道里四处张望，或留下一点什么或不留下一点什么，全看自己的心性志趣和社会需要。博泛难免浅。但是在先生之作里，这种“浅”给读者另一种好处，是行文平易，易读易解。这是通常学究所达不到的一种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问之博之通和心性的平和。　
先生怀人，不作全面而宏观的处置。世界语者布劳恩曾是陈原学世界语的引领人，同时也是个十分理智聪明的宣传家。先生对他的记述就着眼于这一点。当年布氏对于日本侵华十分憎恨，他要通过宣传媒介来让世界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想创办一个刊物。陈原提示了几个刊名，都因为象征意义太强或是热情外露而不被布劳恩看好，最后用了《东方使者》这样的刊名。“他认为要达到争取世人同情我们，刊物要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刊名也要平淡无奇，不要刺激性的东西，才能争取尽可能最多的读者。”一名之立，足见东西宣传风格与布氏的机智敏察。（《我怀念他们……》页２４７）
陈原先生写人，多是如以上的简洁明快，抓住传主特点。陈翰伯先生，他的多年好友与文坛知己。两人曾因为性格与学识相近，尤其是姓氏的一致，被人戏称为“ＣＣ”，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两人互为编辑，互为读者，互为领导，互为朋友，互为战友。就在为朋友写的纪念文章中，陈原先生不避任何的忌讳，尤其是不为自己避讳，写出了在严酷现实面前陈翰伯同志的事业心、文化使命感，以及为此他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两人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都对文化事业一往情深，都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是组织学术文化事业的干才。于是有了两人合作推出《读书》的壮举，下大力气组织语文工具书的出版，组织翻译世界文化思想名着，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其他文化先驱者的着译留传人间。说完这些大事，陈原先生总结了三点精神境界，以为朋友盖棺：正直勇敢；有胆量，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深层次的古道热肠；关注现实。这样貌似平淡的怀人文笔，其实内敛了太多的情感和深沉。
陈原先生的学问说不上博古通今，但他的确读书伙矣。于是他的笔下，天上地下无所不包。因为有了这种“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潇洒，他关于书的文字，也就很是轻松随意又不无深意。比如他谈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其意便在于纠正我们对于理论伟人的盲目崇拜。马克思挚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燕妮去世当天说了一句话：“摩尔也死了”。摩尔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此话，正可印证思想理论界的巨人马克思作为男人多情的一面。患难与共的夫妻，生死与共的同志，一方的去世自然也宣告了另一方的巨大心理失落。陈原先生取此语并马克思的一首情诗，为自己的立论作注，小中见大，颇有机心。
读其书不可不先知其人。陈原先生异人有异禀，不信，你看他大着封面上的素描小像――聪明的头上不长毛，这不用说。他额际的横纹，和爱因斯坦是多么的相像！再不信，你说他为什么从小就能把那些个拗口的外国语言说得溜溜光？学通一门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讲，容易死了。“学会世界语的秘密，也许就是跟外国世界语者穷聊――日常生活，社会新闻，时局变化，乃至各国风土人情和个人的爱好，无所不聊：‘雅’的也谈，‘俗’的也谈，久而久之，讲世界语好象不经过大脑，自然流泄――其实是在大脑神经的思维活动中用世界语而不用自己的母语，这时世界语就好比自己的母语了。”（《我怀念他们……》页２４７）治大国如烹小鲜，您瞧瞧这份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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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