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文增

四十二年

　陈文增是一位从事定瓷研制生产的瓷痴，经历了30年的摸爬滚打，他以自己在工艺传承上的卓着贡献，成为定窑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闻名于中国古陶瓷界。

　　陈文增告诉我，他们公司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定瓷生产厂家、河北省的科技企业。公司规模并不大，前面一排平房作为办公室和样品间，后面就是制作定瓷的车间与窑炉。

　　研磨石料的大石碾发出震耳的轰鸣声，年轻的女工细细地雕琢着孩儿枕瓷胎。陈文增穿上工作服，为一顶瓷瓶刻制莲纹。莲纹是定瓷作品的经典纹饰，他走刀如飞，线条飘逸流畅，显然一切已了然于胸。

　　公司实行名人战略，刻有“陈文增制”或“陈氏[宗亲]定窑”款识的作品，一件开价3万元以上，在拍卖市场上，还曾拍出37万元的价格。

　　历史上，由于金兵南侵，定窑的主流随宋朝皇室迁到临安。曲阳定瓷在金代还曾辉煌了一段时期，当元军平定宋、金后，定瓷工艺伴随战火永久地消失了。此后，定窑陷入近千年的沉睡之中，任沧海巨变。

　　它何时被人扣响了沉寂的大门？而陈文增又如何成为这名敲门人？观看着样品室里一件件晶莹玉润的现代定瓷作品，我听到了一个传承人与一项失传工艺之间的故事。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成立，肩负起了恢复定瓷的历史重任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恢复定窑的契机竟然缘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上世纪40年代，田中角荣曾来过曲阳一带，对这里出产的定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2年，他以日本首相的身份访华，特别向周恩来总理提及了曲阳的定瓷，询问定瓷的烧制状况。

　　田中角荣不知道，曲阳定窑已沉寂数百年。更令人惋惜的是，其工艺技术未留下只言片语，定瓷自此失传，后人只能从为数不多的传世珍品里领略它的风采。

　　1978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成立，同时组建了定瓷试制组，在生产日用陶瓷的同时，肩负起了恢复定瓷的历史重任。

　　厂子刚上马，就接到一批旅行杯的定货。对方要求在杯子上烧字，可厂里没有书法人才，厂长刘玉山便来到县文化馆求助。机缘巧合，在家务农的陈文增因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被县文化馆推荐给了刘厂长。

　　“当时一共招进来12个人写了3个多月的字。等这批活儿完成后，其他11个人都让走了，就留下我一个，厂里问我愿不愿意当临时工。”

　　一直渴望走出农村的陈文增，终于如愿以偿，不到一年他又转为正式工，成了“吃商品粮的人”。因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刚进厂，陈文增就被调入试制组。试制组有五六名成员，有搞造型设计的，有搞花纹设计的，还有搞原料研究的，他被指派专攻造型与装饰。对他这个初涉瓷器领域的人来说，定瓷在他的脑子里仅仅是一个概念，若谈及风格特点和制作工艺，他都弄不清楚。

　　■尽管没有留下文字，保存下来的瓷片堆遗址却为恢复定窑提供了线索

　　其实不只是陈文增，整个试制组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从原料配方、制作工序到装饰手法均没有历史文献可供参照，需要一一摸索。至今陈文增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失误。

　　“这跟中国的手工艺传承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父子相承，传男不传女。配制原料时都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让外人看。而且在宋代，手工艺人不被重视，描写定瓷的诗词歌赋能流传下来，但没有人为重要的工艺技术着书立传。”

　　然而，尽管没有留下文字，保存下来的瓷片堆遗址却为恢复定窑提供了线索。上个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位于今曲阳北镇村通天河一带的定窑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得出了定窑“始烧于唐、兴盛于宋、失传于元”的初步定论，并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标本，为认识定窑形制、纹饰等方面提供了佐证。

　　这些瓷片对陈文增来说也不陌生，他的家就在定窑遗址附近，周围有不少布满瓷片的小土丘。他从小就喜欢去瓷片堆上拣又大又白还刻有花纹的瓷片，只是没有料到自己后来竟然会和它们打一辈子交道。

　　“瓷片堆的规模很可观，大小共有13堆，最大的瓷片堆长100米，宽80米，高20米。这些瓷片都是当时被丢弃的残次品碎片，如果连这些都没有的话，恢复定窑就真的是一句空话了。”

　　■他研制出一把双线刻刀，可以说这是恢复定瓷的关键一举

　　跟随前来辅导的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的教授，陈文增反复去遗址观看，感受着当时定窑的生产气氛。他又和自己的搭档赴定州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各地的博物馆，将定窑藏品的造型和花纹图案都一一临摹回来。在老家，陈文增曾刻过梨木印版，然后印出花纸，给结婚的人家糊彩色顶棚；他还会刻图章，而且不用事先打底，因此他很快就掌握了在瓷胎上刻花的技术。

　　定瓷以装饰见长，刻花奔逸，印花典雅，更有剔花、堆花、贴花等手法。陈文增是从手刻花纹开始了解定瓷的，“定瓷的手刻花纹与中国画的大写意有些雷同，一刀下去不能复刀，挥洒自如来自胸有成竹。”随着了解的加深，他感受到定瓷的美不是雕琢美。在流传下来的古定瓷上能看到一些制作过程中留下的刀线痕迹，与现代陶瓷相比似乎不够光滑，而恰恰是这些纹理让定瓷充满古朴与自然的美。自唐开始烧制了600年的定瓷，它的价值耐人寻味，从此深深吸引了陈文增。

　　陈文增是个有心人，爱琢磨。他发现定窑真器上的一些纹饰是由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组成的，陶瓷史上认为这种双线纹样是用“刻一刀，复一刀”的方法刻画而成，他却觉得如此流畅的线条应该是一刀而为。经过反复实验，他研制出一把双线刻刀，一刀之下，果然也达到了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通过实践验证后，专家们肯定了他的成果，古定瓷刻花的谜团终于被解开了，可以说这是恢复定瓷的关键一举。

　　虽然此时的陈文增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但他一直不放弃学习，陶瓷专业的书籍自学了不少。工作不久，他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定窑手刻花纹浅说》，得到了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教授周淑兰的称赞，还把论文作为讲义介绍给了她的学生。

　　这一切给予陈文增很大的鼓励，促使他以后坚持文字的记录与整理，陆续发表了《定瓷史话》、《定瓷工艺秘要》、《定瓷刻花装饰艺术》等一系列专业论文，并最终出版了45万字的专着《定窑研究》。如今他要求公司的技术人员每年至少发表一篇论文，记录下生产制作过程中的心得与经验。

　　“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文献，就是理论。古人就是没有留下文字，才让我们后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重新研究，把我们这一代人都投入进去了。”

　　■尽管陈文增在县政协会议上慷慨陈词，但厂子还是转产了，他只好进入另一家玻璃厂继续做定瓷，“谁要是让定瓷厂倒闭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担负科研任务的定瓷厂，生产效益一直不尽如人意，到1983年年底，工厂已处于停产状态。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试制组的成员都不忍中途放弃，此时，陈文增站出来和另外两名成员向厂里承包了试制组，带领20多个工人继续恢复定瓷的事业。为了养活试制组，陈文增充当起了业务员，不久就与保定市外贸局结成了合作伙伴。一次外贸局订购500个孩儿枕，要求半个月内交货。孩儿枕是宋代定瓷的代表作，他曾经去故宫临摹过，工艺上也没有困难，但按照常规，做一套模具就需要45天，再上生产线，两个月才能完成。为了不让到手的定单作废，陈文增熬了一个通宵赶制出了模具，15天后准时交了货。

　　1984年，试制组挑选出一些作品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河北陶瓷展，没料到立刻引起了轰动，尤其是他烧制的手刻荷花梅瓶更赢得了一片赞扬，香港媒体评价“消失了800多年的定瓷重返人间”。

　　然而定瓷厂的命运并没有因此得到挽救，保定地区最终将厂子交给了曲阳县，更名为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陈文增任副厂长。县里派来的厂长认为试制定瓷不赚钱，宣布改产高压线和变压器上使用的瓷珠，陈文增和试制组的成员都无法接受。改产半年，工厂就亏损了十多万元，经过全厂职工的选举，陈文增当选为厂长，继续定瓷的试制生产。

　　可叹一波三折，好景未长，尽管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工厂逐渐出现转机，但上级主管部门仍旧认为研制定瓷是一个微利项目，要求他们转产生产不锈钢炊具。

　　“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定瓷再怎么好，不挣钱，生产不锈钢炊具，每年能有200万元的利润。”

　　当时陈文增刚刚做了一个手术在家休息，等他回厂上班时，一切都变了，工人们有路子的已调到其他单位，没路子的在等待分配。他非常气愤，此时他已经是定州市政协委员、曲阳县政协常委，在一次县政协会议上，当着县委书记的面，陈文增心情激动，慷慨陈词。

　　“我对他们说，定窑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开始恢复起来的，经过10年的研究和试制，我们花费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才得到目前的成果，非常不容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定窑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有经济意义更有文化意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能丢失。想上不锈钢炊具可以另选地方，不能因为想吃桃子就刨了杏树，谁要是让定瓷厂倒闭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陈文增的发言虽然感动了在座的政协委员，却未能阻止转产。正当没有退路的时候，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忙，一家隶属国防工办的玻璃厂愿意接纳试制组成员，并另辟一块地方成立河北省工艺美术定瓷厂，对外称厂，对内为车间，陈文增担任车间主任。

　　节外生枝，试制组其他5个人的工作关系都顺利地从劳动局转进了玻璃厂，惟独陈文增的迟迟不见动静。打听之下陈文增得知，因这家工厂不归曲阳县管，调进去就等于出了曲阳县。县委大院的一些老干部听说他要走，就跟县委书记反映“陈文增是个人才，咱们县连一个陈文增都容不下吗？”于是县委书记立即通知劳动局，扣住了他的档案。陈文增连忙托多方领导劝说，三个月之后，好不容易才办妥了关系。

　　■自古定瓷出自曲阳，不肯离开曲阳的陈文增只好把公司挂靠在一家客车厂

　　玻璃厂位于距曲阳县十几里外的灵山山沟里，试制组的成员们重打锣鼓另开张，6个人逐步搭建厂房、置办设备、进购原料。灵山距离定窑遗址不远，他们把瓷片捡回去磨成粉末，再进行化学分析，然后寻找与瓷片质地相近的瓷土。尽管他们的试制品已经经过专家的两次鉴定，得到了“质近”宋代定窑的评价，但从原料、造型到花纹装饰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宋代定瓷的极品崇尚白，官窑的白度最高。做到白，又不能白得没有味道，失去晶莹玉润的质感，要给人感觉釉子是灵动的，这需要很高的工艺。泥料的炼制上必须精道、到位。民窑就五花八门了，能采到什么样的原料就用什么样的原料，因此出现了牙白、乳白、灰白、明黄、土黄等等很多种颜色。我们恢复定瓷，也不能只会其中一种。”

　　1992年，玻璃厂接到国防工办的命令，要搬迁至定州的铁路沿线，定瓷厂也不例外，陈文增得知坚决不同意：“自古定瓷出自曲阳，曲阳是定瓷的发祥地，离开了原料基地，定瓷就失去了它的个性特征。我们宁愿辞职也不去定州。”

　　无奈玻璃厂属于军工企业，陈文增几上石家庄找到省军区国防工办，要求留在曲阳，都未能如愿。最后一次他见到了国防工办的一位主任。“他看到我们的意志很坚定，也确实是为了定窑的发展，表示不能让定瓷在国防工办第二次失传。”

　　通过这位主任的引见，与陈文增十分投缘的定州胜利客车厂厂长愿意投资20万，帮助陈文增成立公司，公司就挂靠在客车厂，陈文增是二级法人。1992年7月，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在县城西南角一块荒地上挂牌了。原试制组的部分成员又聚在一起，他们还从社会上招收了十几名心灵手巧的青年，组成了一支全新的队伍。

　　至今，陈文增仍非常感激那位国防工办的主任和胜利客车厂的厂长。当年曾经一同成立的另一家定瓷厂早已停止了研发生产，陈文增和他周围这群热爱定瓷的人，却抱定信念，执着地走下去，走到了今天。

　　■专家再次对他们做出认定：基本掌握了宋代定窑中高档的官窑水准

　　定瓷恢复发展的时期恰逢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工人的工资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厂址也不稳定，但陈文增恢复定瓷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给周淑兰教授写了封信，说我们就是某一天沿街乞讨，只要能恢复定瓷，心里也安慰了。我们个人从来没有要成为什么百万富翁的想法，就是一心想把定瓷搞出来。”

　　公司成立之初，因为窑炉修建得不合格，导致成品率很低。一次他们为客户烧制两百套魔壶，结果一共烧了两千套才挑出合格的数量。没有资金修新窑炉，效益出不来，陈文增只能借钱发工资。1995年，窑炉彻底毁坏，公司给老客户发不了货，新客户又不敢接手，定瓷的研究和生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年来，由于公司一直处于困难时期，陈文增的妻子天天和面打烧饼，维持家里的生活。旁人觉得奇怪，当了大老板的人，怎么还让自己的家属上街卖烧饼？

　　陈文增觉得更对不起的是他的搭档和员工，不得已之下，他给县领导写去了求援信。县委书记得知他们的遭遇后，亲自联系银行，提供贷款。1997年新炉建成，公司从此摆脱了困境。

　　虽然公司属于私营，但依然肩负了国家重大的研究任务。原料和造型、装饰设计一直是恢复定瓷的两大关键，在这两项领域中的探索，陈文增觉得对后者的把握比较到位。他们坚定不移地保留下古代定瓷的装饰风格与工艺特点，因为丢掉了这些精髓，就不再是定瓷。

　　而原料和配方，相比之下比较滞后。多年来，主管原料的搭档蔺占献几乎走遍了曲阳四周大小山岭，背回瓷土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至1995年，他们只探索出两种原料与两种釉料，而古代烧制定瓷的配方达到上百个种类，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代人都研究不透的。陈文增非常焦急，每每开生产质量会议，都将这个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近些年，他们终于突破了原料的单一状况，把配方提升到了三四种。

　　陈文增还推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专家对定瓷试制品的鉴定：“当时的盘子、碗都是半机械化制作出来的，用机轮拉坯，而在宋代全部是手工，只能手工拉坯，它们之间的本质不一样。”

　　他认为他们应该从头开始，可这一改就花了20年的时间，如今他们按照古代定窑的制作程序，将定瓷的全套工艺完全恢复了。专家再次对他们做出认定：基本掌握了宋代定窑中高档的官窑水准。陈文增很欣慰，宋代定窑水平就是最高水平。多年来公司获得了一系列省科技进步奖、国家科委颁发的新产品开发金奖，2005年他们又被指定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定点生产厂。

　　■陈文增又提出了“将定瓷推向民用，推向生活”的主张

　　在经营定瓷公司的同时，陈文增也从未间断在诗词、书画和定瓷作品上的创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99年，他创作的《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作为庆祝国家成立50周年的献礼，被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并定为国宝。

　　“四海呈祥”的造型为灯笼形状，上面是云纹，下面是水纹，云水交融，龙在其中。这样的造型在定瓷历史上是一种创新。

　　另一件代表作《莲纹刻花贵妃瓶》造型丰满，创作灵感来自唐代杨贵妃丰腴的体态。陈文增还在瓶内刻下一句话：误国误君原自误，警人警世此一瓶。表达了他对历史的思考。《莲纹刻花贵妃瓶》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金奖。

　　2003年，陈文增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称号，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评选陶瓷大师。同年他又获得“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研究之路还在延续，虽不能说把历史上的定窑技术全部探索出来，陈文增带领着他的团队也在朝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每年公司拿出的研究经费都近50万元，虽然只是30人的小厂，但陈文增从不手软。

　　目前定瓷公司生产艺术陶瓷、仿古陶瓷、日用陶瓷三大系列，以艺术陶瓷为主。作品不仅曾作为国礼赠送外宾，还出口到日本、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

　　此时陈文增又提出了“将定瓷推向民用，推向生活”的主张，他认为定瓷走向世界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走向民用。

　　“宋代定窑也是走向民用、走向日用，才发展为如此大规模的。在五大名窑当中，其他的全部加起来也没有定窑的规模大。定瓷雅俗共赏，雅的可以放在柜子里观赏，俗的可以使用，白瓷具备生产中西餐具的条件。”

　　定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陈文增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时，在经历了30年的艰难摸索之后，他深知经验、技术来之不易，必须将工艺传授给下一代。留下文献，带出学生，才能使定瓷后继有人，得到长久的发展。

　　陈文增和他的搭档们都各自培养出了几名学生，如今，学生的作品在市场上也已经叫得很响。陈文增认为当代的陶瓷艺术家必须从历史上那种匠人的圈子里跳出来，因此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能只会做陶瓷，还要了解和培养相关的历史知识与艺术修养。“我创造了瓷、诗、书三联艺术的吉尼斯之最，希望他们可以超过我，再加上一个‘画’。”

　　关于定瓷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这就是历史上风靡天下的定窑白瓷。定窑是中国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瓷器产地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古代曲阳属定州所辖，因此这里出产的瓷器名为定瓷。

　　烧制瓷器必须具备三大条件，原料、煤和水。曲阳得自然厚爱，一样不少。经考古发现，位于定窑遗址上的泉水沟和马驿沟两侧，当年布满了抢占优势地带的官窑场。

　　所谓官窑就是由朝廷或官府进行督办的窑场，瓷器的式样、装饰图案均由他们提供。但民窑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宋代定窑正是在“官民同步发展”的推动下，达到了空前的鼎盛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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