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老家

cyanshe

小时候，常和妈妈到北门九彩巷外婆家，那里留给我许多快乐的时光。而对妈妈来说，由于舅舅在城里工作，外婆随舅舅生活，因此他们一家才租住在那里；随着外婆去世、舅舅搬家，九彩巷对她便失去了意义；而她的出生地仓山迎安井乡，才是她始终魂牵梦绕的地方。
妈妈说我还在襁褒中时，也到过迎安井，但是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印象。凡是迎安井的故事都是小时候听妈妈说的，而这些故事都在教导着我如何为人。
妈妈八岁那年我的外公去世了，外婆是个小脚女人，要带舅舅、姨姨和妈妈这三个孩子很是艰难。那时的迎安井是仓山的一个偏僻乡村，家的前面是水塘，周边都是田园和山包。妈妈只在她叔公的私塾里念了四年书，平时帮外婆接些刺绣手绢的活儿补贴家用。妈妈告诉我，有次她把绣好的一叠手绢给人家送去，走在路上不知怎么丢了一块，便踩着田埂一路哭着回家。听到这故事时我幼小的心一阵难过，心想妈妈以前的生活可真不易。
舅妈的娘家和外婆家是邻居，两家人亲如一家。妈妈说，她小时候除夕都是在舅妈的娘家吃年夜饭的，因为外婆除夕要吃素的，三小孩就都到舅妈的娘家过年了。舅舅和舅妈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终于喜结连理。舅妈的弟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前他从上海潜回老家开展地下斗争，迎安井的家成了一个革命据点。妈妈说，他们经常在家召开秘密会议，一有风吹草动，就一群人从后门一溜烟跑到山上去了。她还说，那些年青的革命者，也经常聚集一起吃饭喝酒、打打闹闹，很难看得出他们在干革命。妈妈的话，使我对那群地下党心向往之，又革命，又聚餐，多好的日子！但是妈妈又说舅妈的弟弟后来牺牲了，使我感到革命斗争的残酷，胜利的不易。解放后舅妈一家被授予光荣的革命烈属，那些舅妈的弟弟的战友们都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
妈妈慈祥谦和，常叮嘱我们不要争强斗胜，而应与人为善。她说，迎安井乡过去有个大财主，一连盖了五座大房子。当最后一座房子建好，只需要在院子铺上条石就大功告成时，出了一件纠纷：建房的工人抬着条石经过田埂时，把田埂边上的稻子刮倒了一行，农民要求赔偿，财主却和农民打斗了起来。互不相让的双方最后告上了法庭，在这一场官司中，财主为了请律师，卖掉了刚建成的房子。妈妈在迎安井的住房正是财主卖掉的还没给院子铺上条石的那座。高墙青瓦的房子唯独院子是泥巴地，后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因为“大跃进”时办“人民公社”，把石条撬起来建什么围墙了，妈妈纠正说，此房的院子原本如此，泥巴地的院子告诉我们做人要讲道理，别乱较劲。
记得有一次，同学们到我家玩，过了午夜还没散去，第二天妈妈对我又说起迎安井的往事。她说，小时候她曾请来几个小女孩躲在她住的阁楼上玩，正在大家兴致勃勃的时候，外婆进屋来取件东西，孩子们看到大人来了，立即规矩起来；外婆走后，孩子们重新玩时已不像刚才那样尽兴了，这件事给她很深的印象。她说，通过这事她明白，孩子们玩时是不喜欢大人打搅的，所以她每见我的同学来家里玩，从不去惊动，怕破坏了孩子们的氛围。随后妈妈要求以后同学来玩时，自己要把握分寸，别玩过头。妈妈的这一席话，不但使我感动，当我对朋友们说后，他们也觉得这是许多家长都做不到的，羡慕我有个好母亲。
听多了迎安井的故事，有时真想去看看，但是始终没有去成。那边住的多半已是外姓人，有几家远亲听说也早锁门迁居它处了。在妈妈八十五岁那年的春节，一些朋友在我们家客厅聊天时，触及到老家的话题，我突然提议去迎安井看看，妈妈的眼睛一亮，她已经50多年没有回过自己的出生地了，瞧着她兴奋的样子，我知道早该为她做出这一安排，她多么希望能再看看老家，不曾说出只是不想打扰我们。于是我们立即驾车，连来访的客人一行六七人，朝迎安井出发。
迎安井离我们现在的住处不过半小时的车程，过去的田园早已被开发，兴建起一座一座楼房，村里依稀还能听到毗邻的福建师范大学的铃声。经村民引领，我们找到了那座房子，房前的水塘早已被填上，只是高墙大门依旧。
我们搀扶着妈妈走进她的祖居，木构架已经破旧，一些倒塌的地方由新的住户用红砖重新砌成二层小楼，使古老的四合院面目全非不伦不类。院里虽然零乱，但还宁静，福建师大有的学生躲开嘈杂的校内宿舍，在这里租下小房子，以求潜心学习。
妈妈走到通向她小时居住的阁楼的楼梯旁，指着楼上，再次证实她没有认错地方。此时刚好一个远亲也来探家，这位16岁就出嫁的老太太拉住妈妈的手，领进她还保留着的一间久不居住的屋子里，两个老人亢奋地诉说着一肚子的话。
趁此机会，我看了看院子，那泥巴地已经抹上了水泥；再看了看地下党出入的后门，也没发现很快就能使人销声匿迹的山路。
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农村房子；可回家后妈妈却说：“我本来很想在那里再睡一夜的！”

200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