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三期陈采夫

盛世华章

以身作则，从严治军(陈采夫轶事)
1935年，时年19岁的肖汝贤离开中学，到四川资中专署工作，一进机关就认识了时任四川第二行政我保安副司令兼保安第三团团长的陈采夫，肖先生虽在专署机关上班，却住宿在保安司令部与陈将军邻室而居。陈比肖长10岁，同是湖南人，虽是上下级关系，但相待如兄弟。从1935年至1952年18年间，俩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友谊和联系。



据肖先生回忆：陈将军年轻时，不打牌，不吸烟，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陈将军部在黄埔军校受过严格军训，处处均显军人本色，且关心政治。为人刚强正直。他年轻体胖，戒食肉类。在资中两年，警卫员兼理其炊事，只素食，极节俭。

那时的区保安副司令是上校，规定的月俸为240银元，因财政困难经费六折。上级特优待服陈将军月俸不折扣，实支240银元，他兼保安团长，但兼职俸薪，未取分文，可见为官清廉。

陈将军治军严格，1936年资中县警察局长钟济川为人随便，衣冠不整，街上抽烟，被陈将军撞上，当街罚站两小时，并责令写悔过书。专署政警队长穿衬衣出入门卫时，当即罚打政警队长手板二板。类似事例甚多，仅此足见其治军之严，而且他以身作则，赏罚严明，令部下敬服。

1935年秋的一个星期天，陈将军和好友到乡下游猎，一路谈笑风生，他搬马枪，爱瞄准，在李家花园犬远狂呔，陈将军一时兴起，戏毙犬，他立命经理处主任黄楚潘中校送交犬主五元银元，道歉赔偿，并说：“打死百姓的狗是违军纪的，必须赔偿”，可见其律己之严。

1948年秋，陈将军（时任联勤总部粤汉铁路军运指挥部少将副指挥）在长沙南门外席草田公馆举行家宴，参加者有几名高级军官，肖先生也应邀参加。肖的席侧者是宪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余者巳忘其姓名，当日在座者，以后都起义了。

陈将军在湖南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肖先生非军人，并未参加这个组织，但略知其情。肖先生记得，1949年2月陈将军派其长子克琅转交一信，约肖在坡子街某楼上详谈，嘱肖先生（在中国农村复闪联合委员会任职）不要离开长沙，不要携走物资，致力和平解放。
纵观陈将军一生，不谋私利，见义勇为，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建设国家，中心耿耿，怎奈以挫以屈以早逝，肖先生生前酷叹不巳也。

黄埔西迁

1936年10月，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入伍生1940人，在南京入伍，散驻于通光业员炮标等地上课。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失守，南京告急，军校奉命西迁。途经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常德，再沿川湘公路向四川铜梁转进，长途跋涉四千多公里，饱尝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这艰辛。学生因此而伤病死亡者达60多人。三年学制因抗日急需人才而缩短为两年，1938年9月16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学生于铜梁毕业时，还有14122人，即赴抗日前线。

该总队在西迁的途中，还为十四、十五期招募了成千新学员。如此庞大的队伍除了行军，还要上课，其困难比此前在广州、南京和此后在成都的军校本部要大得多。陈采夫毕业地黄埔三期步科，时任第十三期总队副，总队长是同乡、军校一期生王认曲（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曾任解放军21兵团中将高参）。

在陈采夫到达南京中央军校任总队副之前，军校内的财经十分紊乱。虚报冒领和层层贪污克扣等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学员情绪低落、纪律松弛。陈采夫就职以后，立即着手革除弊端，宣布约法三章。由于有了严格纪律，多数长官按章律己，很快扭转了紊乱松弛的局面，使西迁途中的师生们克服屯各种困难的高昂情绪。

由于全面抗战伊始，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急需弹药、红品等军需物资。为支援前方，总队决定将学生的六十元服装费减为三十元，此举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不满，又以为总队是在克扣军饷，引发了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学潮”。日本“朝日新闻”将此事渲染报导成军校学生“反战行动”。为正视听，陈采夫找来闹事学生的头头。该生即名震湘中的姜严勋，时在步科三队，宁乡人，是一位血气方刚、立志抵御外辱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陈采夫与他算了细帐，说明了总队决定的缘由；言谈之中，不免以上级身份作了些训练。姜亚勋回到驻地后，对陈的谈话心存余悸，加之有的同学告诉他：陈总队副其人脾气爆躁，疾恶如仇，你带头闹事，往后恐难善待于你。出于对受到总队处分甚至杀头的担心，姜亚勋立即自行离队，投奔其他抗日队伍去了。

无巧不成书。临到解放前，陈、姜两人都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分别从事地下工作，陈是湘西地下武装——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的总队长；姜是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的司令员，且早巳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们两人曾同在常德专署任副专员，又先后调省水利厅任副厅长，成了隔壁邻居。姜亚勋仍常在私下直呼陈采夫为“老师”、“先生”。不知底细的人，当然不会明白个中原因。其实，他们在军校十三期时，确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姜后任省政协副主席）。

鸡公车上路

现在横穿临澧县境的207国道，由驻军旅长冯玉祥率军民始建于民国7年。民国20年至23年10月，历时三年多，在省政府、驻军（唐振铎、唐生明西旅）及沿线县政府和公法团代表的议决下，改建为常宜路，民国28年，因抗日战争奉令破坏，直到民国37年11月，才由省公路局常澧工程上负责修复并加宽路幅，路况较之过去有了改善。为公路管理计，路政部门曾明令禁止鸡公车（好即手推独轮车）上路，理由是独轮车的反复辗压会使路肩甚至路面遭到极大损坏。此说是有其道理的，但这条公路的修建与修复，历来都依靠沿线农民的积极参与。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带工具、口粮，风餐露宿在工地上，为公路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当地农民不顾明令禁止，仍然推车上路，由此，与路政部门不时发生纠纷，严重时有的农民还被打伤。

一次，陈采夫回到临澧老家，听到了不少乡亲就此事向他哭诉。陈采夫出于对乡亲们的同情，竟在一次会晤当地军政要员的场合下，专门就鸡公车不准上路的禁令作了如下讲话：为什么不准上路？路还不是老百姓修的？那么磊的鸡公车不准跑？从今以后，谁要是再砸车打人，我就唯他是问。

三十多年后，有老人回忆说：当时陈司令一句话，从此鸡公车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上公路了。可见他对普通老百姓有一份难解的情结。

在湘西协助剿匪

1949年9月，解放军第四十七军主力战斗部奉命进军四川，追击国民党西窜残部，军直属机关和少数部队则准备从常德向湘西重镇沅陵进发。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大军入川作战途中，对四十七军扎营湘西作了重要指示：“……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湘西区党委和军区分析：国民党反动派在湘西的残余势力及各股款项武装慑于我军军威，极度恐慌动摇，决定在对坚决与我为敌的土匪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以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他们和平缴枪，向3人民起义投诚。
1949年10月，省临时人民政府袁任远副主席特派陈采夫先生，以高参名义随四十七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顾凌申同志及罗雕同志等工作人员乘车
从常德市出发，到沅陵、永顺、龙山、保靖、永绥、乾城等地做争取湘西各县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的工作。车到沅陵的驿马头，坐小船过沅江。这种小木船，对在北方平原长大的人员来说，真是太新鲜了，水碧绿碧绿的，小船摇摇晃晃，采夫先生又身高体胖，好像随时都会翻船，看着船老板那驾驭自如的样子，担心翻船的心情就不免有点可笑了。

一上岸，采夫先生带着大家到他的朋友冉家。冉先生是开大铺面的老板，热情款待，提供情况，当天就驻进灵官庙（街）十二号的房里，这里成了政治联络部的办公地。
同时，十二兵肖劲光司令员还聘请民主人士陈浴新老先生到四十七军协助做争取工作。
陈采夫和陈浴新先生旧时曾与湘西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些老关系，对盘踞湘西的青红帮组织也较熟悉。两位陈先生深知消灭湘西匪患是不容易的，伟大的新中国在北京诞生，极大地鼓舞了两位陈先生，从而不畏艰险小便宜入匪区极力帮助联络部同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股匪取得联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联络部驻入沅陵后，陈采夫先生受托便离开沅陵，前往卢溪、乾城（今吉普市）、永绥（今花垣县）、保靖几县去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去了。接着，国民党第八区专员聂鹏升（兼绥、保守备司令）、永绥县县长龙矫（苗族，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官至副军长等职，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相继起义，陈采夫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陈采夫先生一同前往保靖去争取聂鹏升起义的还有一位谭惕生（子琦）先生。谭先生是保请籍人，是聂的旧友，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战胜利前后任国民党七十三军少将政治部主任，七十七师代理师长，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释放回长沙与家人团聚。当采夫先生向他谈及去湘西做策反工作时，深表赞同，欣然一同前往。

陈、谭两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巧妙穿过古丈县最顽固的反动头目张平的防区，于10月24日到达保请县城。当时，徐汉卿任县城防司令，聂鹏升住在永绥（今花垣）县城。26日，谭惕生先生派人给聂鹏升送去一封信，说明起义投诚才是唯一出路，28日，陈、谭两先生接到聂的回信，立即亲赴永绥与聂会晤，地点在戴礼记商号内。次日夜，陈、谭、聂三人晤谈，聂专员命随员在旁侍候。闲聊一阵之后，谭先生话题一转说：“鹏升四弟，现在应认清大局，解放军进驻沅陵，要解放湘西，挺进西南，你将做何打算？”聂答道：“惕生大哥，请你帮我斟酌一下，这个时候，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我的部下都是三山五岳业的，可以说是明团暗匪，要我指挥，我也拿不准把握，请老兄帮我出主意。”陈、谭两位见聂心存疑虑，进而晓以大义，并直言说：“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都投诚了，程潜、陈明仁也起义了，难道你还不能效仿吗？老弟！你若听忠言，我觉得起义投诚是有出路的。”聂听了后，半天未出声，经过一番思虑，才点着道：“好，这次我听你的，请谭大哥和解放军接洽，帮我引见见一下。”

不久，聂鹏升在戴礼记商号召开一次会议，有永绥的士绅以及军事头目等多人参加，聂先讲了当时形势，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他的话音刚落，刘杞臣等人当即反对，人多嘴杂，争论不休，聂鹏升最后说道：“不要争了，依我盾看，国民党几百万部队都败在共产党手下，我们这点人算得了什么。当然，作为军人，不能贪生怕死，但我们也要想到，莫给老百姓留骂名，你们愿意跟我坡度，就把部队组织好，准备向解放军缴械投诚；不愿意跟我走的就分道扬镖。”

翌日，聂鹏升和副官带了警卫十余人，乘小船从永绥回到保请县城。谭惕生见了非常高兴，并对聂说：“今天你来得正是时候，采夫先生巳和四十七军司令部联系好。另外还有两点建议，不知能否采纳？”“哪两点？”聂鹏升急忙问道。“第一，应召开一次全县各界人士和公法团体代表会，把投诚迎解的事向公众讲清；第二，明天就派一代表去永顺直接和解放军接洽，写一份起义投诚书送去。”聂听后连忙应道：“谭大哥，我听你的。”并立即照办。

11月7日上午9时许，聂鹏升身着军装，率领县长宋琳卿及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学校师生、人民群众共约一千多人，手持彩旗，站立于龙马嘴岸边，等待迎接解放军，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解放军先头部队赶到，于是渡船开始接渡解放军，一共渡了三船，大约八九十人。解放军上岸时，频频点头，挥手致意，和站在前排的欢迎群众热情握手，然后肩挎冲锋枪，雄赳赳、气昂昂地散开站立于码头高地。不久，一艘小船疾驶而来，船上坐的是解放军一四一师叶建明师长、彭清云政委、陈采夫先生和两位警卫员。霎时，一派节日气氛。随后，大部队陆续赶到，古城获得新生。

据罗雕同志回忆，在争取“湘西王”陈渠珍先生（时任国民党湘鄂边区绥靖副司令、湘西行署主任，前后统治湘西长达二十七年这久）起义的工作过程中，开始是王尚质先生（黄埔四期，三十年代曾为陈渠珍旧部，陈采夫先生的好友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成员）进行的。他由戴季韬先生陪同，到凤凰县黄丝桥会见了陈渠珍，向陈说明了全国的形势，转达了我党我军对陈渠珍先生的期望。并晓以大义，开导他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湘西和平解放，协助我军向大西南进军，配合解除湘西匪患。此时，陈渠珍先生深感国民党大势巳去，却又对我党能否在全国迅速取得彻底的胜利，心存疑虑，因而对起义犹豫不决，曾说过“暴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话，故他只表示愿意保护湘川公路桥梁不受破坏，并通知他所控制的部队不抵抗我大军过境，最初能达成这样的协议，王尚质先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继续参与争取陈渠珍先生起义的人士，还有曾任国民党桑植县长的冯泉先生以及曾任国民党第八区专署科长的全浩然先生。他们都是与陈采夫先生相联系的，大约在11月份，陈浴新老先生还向联络部推荐朱寿观去进一步做陈渠珍先生的工作，同时，解放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晏福先生和联络部疾苦顾凌申致函陈渠珍先生，请他到沅陵洽商原国民党湘西行署的和平移交问题，信件由朱寿观亲自带去。陈浴新老先生也致信陈渠珍先生，劝其及早起义，和平解放湘西。陈接信后，随即召开了凤凰县旧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会议。会上，他们都表示“唯玉公之命是从”。大约在12月初，陈渠珍复电同意在乾州他的他的驻邸谈判。顾凌申部长、罗雕同志和两位警卫员同赴乾州谈判，交接旧湘西行署的问题，并转达了湘西军区首长对陈渠珍先生的希望和各项要求，陈渠珍先生都表示赞同，谈判圆满成功。随后，在凤凰县中学大礼堂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的平起义大会，通过了《凤凰县和平起义的决定》。从此，凤凰县宣告和平解放。陈渠珍起义和凤凰县和平解放，在湘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采夫先生在湘西协助剿匪，不畏艰险，做了许多旧军政人员和平起义的有效工作。

尊重党的领导，勤奋工作、学习

1949年7月下旬，常澧地区解放，八月初，南下干部组建的常德地委领导到达常德城。陈采夫向地委领导详细汇报了起义过程及各方面情况，随后表示愿意妥甲归田，回乡务农，因为当时省委对陈采夫的工作还没有安排（这一级干部的工作应由省委呈报中南忆批准），地委就表示同意他暂回临澧老家休息一段，他就回家了，回到乡里，他热情支持两个在长沙曾协助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儿子陈克琅、陈克理参加了解放军，并希望另两个在初中上学的孩子陈克琛、陈克璇随他在家务农或去长沙铁路上当工人学徒。

1950年春，省府给常德下电令，任命陈采夫为副专员。柴保中专员与孙云英副专员两函促采夫到职理事，乔晓光书记以写信并派王浩同志（时任地委副书记）专程到临澧乡下迎接他到常德述职。随后，省政府袁任远副主席也定信给陈采夫副专员说：“听说你巳到职了，希望你好好工作，补偿二十年来的损失。”以示勉励。

陈采夫到任后抓哪个方面的工作，地委讨论决定由他抓农业生产工作。这个分工是很合适的，因为柴、孙两位专员都是刚到南方的北方人，还来不及熟悉湖南的农业生产，而陈采夫是本地人，对农业生产又比较熟悉。
据孙云英（时任副专员）回忆：“当时我给他谈了地委决定后，他很高兴地答应挑起这副重担，并立即给我讲了一些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意见以及一些听后感到很新鲜的农谚。我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湖区遭受水灾，1950年春荒严重。陈采夫先小深入到南县笃信乡蹲点，不畏艰苦，不怕挨饿，取得抓生产救灾的经验后，在全地区推广，胜利地渡过春荒，争取到了1950年农业丰收。

1951年，他又愉快地接受了省委派他兼任荆江分洪工程湖南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工作。他认为党把这样艰巨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是党对他的信任，随即按时率领民工、干部到工地，清除齐腰深的淤泥，战胜多次严重塌方，如期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留下了他的智慧、汗水和足迹。
1952年9月至1953年3月，陈采夫又相继到万字湖南岸的漫溃堤抢险救灾，带领省、地水利技术人员联合勘测设计南洞庭湖的治理工程，担任治理南洞庭湖工程常德分指挥部副指挥长，分管工程。他与指挥部其他领导同志精诚合作，带领常德八万多民工团结奋战，他对工程质量非常重视，工作认真负责，无论风雨冰雪，不顾堤是泥泞路滑，总在工地上巡回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一旦发现有不合质量的，严令返工。

据孙云英同志回忆：“陈副专员以他以艰苦奋斗、勤恳工作的精神，在治理洞庭湖的广大群众干部心中树立了丰原先。”岁月飞逝五十年了，孙云英同志还回忆说：“陈采夫专员是一位党外人士，但他十分尊重党的领导，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工作中勤勤恳恳，不怕困难，认真负责，深入细致；作风上联系群众，艰苦朴素，谦洁奉公。我和他合作共事中只有三、四年，但与他有关的一切却在我心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55年陈采夫同志调任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继续在治水兴利战线上勤恳工作，无论天寒酷暑，常乘工作小火轮奔忙在湖区的河湖港汊之中。偶尔小火轮子搁浅在浅水沙滩上难以动弹时，他就凭借其身高体重的优势，在船上叉开两腿使劲左蹬右踏摇晃船向，协助摆脱搁浅困境。休息时也和同事们玩扑克牌，常趁人不注意就使出偷牌伎俩以求取胜，一旦被发现，他还嘻皮笑脸耍赖，平易近人。有时在湖滨村镇看见卖晒干的杂小鱼虾，常买上几斤带回长沙家中改善伙食，妻小为之高兴。

1955年冬，中央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血吸虫九人小组，湖南省委也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和省政府领导下的防治血吸虫病委员会，陈副厅长是代表省水利厅参加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为加强其科学技术研究，在委员会领导下又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由湖南医学院院长齐镇坦为主任委员，陈副厅长为副主任委员，一些专家教授为委员。陈老分工结合抓兴修水利进入湖区查看钉螺公布的特征和规律，调查疫区病人感染情况。由于陈老身体过胖又患关节炎，行走不便，尤其是在芦苇丛生的泥泞湖洲港汊中工作时就更困难了，他却坚持不让青年人搀扶，套上草鞋要了一根竹棍拄着行走，这使随同陈老查看钉螺情况的人很觉过意不去。

陈老经过不同特征疫区进行实地详查分析后，分别提出各种结合兴修水利来来钉螺的具体措施。在湖区采用这些办法大力开展消灭钉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中央九人小组和省委领导和重视和表扬。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血防工作会议时，请陈老就结合兴修水利来灭钉螺做了专题发言。至今，在湖南省档案馆还珍藏着陈老于1957年9月撰写的《关于我省结合兴修水利来灭钉螺的检查总结和若干技术问题的商榷》长篇报告。

据当年在工作中与陈采夫同志接触较多的赵畅同志（先后任省委血防办专职副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兼血防办主任、省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省政协委员）常情地回忆说：“陈老早巳去世40多年了，每每想起和陈老相处的日子，他的高尚情操仍在感染着我，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看到现在全省血防工作的进展和随着科技进步采用的新措施而取得新的成绩，便联想到可以告慰陈老安息在九泉之下。对尊敬的陈老仍深切怀念。”

陈采夫同志出身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仅在常德第二师范（现常德市一中）学过一年半载的文化。据说，1942年陈采夫授中国远征军少将副师长进入缅甸与盟军并肩对日作战，旋任远征军总部中美巡回教育组组长，配合美军顾问和技术教官向远征军传授各类新武器的运用技能。为提高效率，竟很快就练到了可同美军顾问用英语简单对话的口语能力，解放后，在水利厅工作时，在某次抢险中，要当即选择确定应急的工程技术措施，由于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自己又缺乏有关的技术知识而难以立断，深感不安，从而决心学习有关技术知识，买回一些相关科技书籍（其中一本是我刚翻译出版的《工程水利学》）。遇到实在看不懂的内容，就拜工程技术专家为师，或请到家时虚心求教。五十多岁的人，为工作而勤奋求知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不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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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