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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族谱，是研究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它承载着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以《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陈姓[宗亲]部艺文中所收录的宋明时期陈氏[宗亲]族谱序为例，对看宋明之际族谱修纂的特点作一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宋明时期；族谱；修纂；特点
族谱，又称家谱[族谱]、宗谱、总谱、支谱、通谱、家乘等，是谱学中的一种，是对本族世系过去的历史的记载，其中包括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图、名号、官位、寿年、坟墓、遗像、像赞、事迹、族规、祠堂、字辈[辈分]、诗文、朝廷的诰敕等多项内容。族谱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一个亟待开发挖掘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就国家、省、市各级图书馆收有的族谱就达3万余种，而散落民间或流向海外的更是不胜其数，美国犹他州家谱[族谱]图书馆就藏有中国族谱17000多种。另外，族谱的内容非常丰富，堪与正史、地方志相媲美，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农村社会不可或缺的资料。
建国初期，在“破四旧”、“文革”的震荡下，多数族谱亡佚和失修，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宗族得到重建，对族谱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热中的一枝奇葩。族谱，它承载着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社会生活等方法面面。日本人类学家濑川昌久在对华南族谱的综合研究后，认为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种包含对本族对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虽然在族谱中，由于修纂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不免有夸大其辞、隐恶扬善等虚构性（不全）记载，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记载，实质上都是编纂者的族群历史意识的‘忠实’反映。”[1]（p.46）因而，每一时期的族谱也就具有各自的特点和时代性。本文试以《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中陈姓[宗亲]部艺文所收录的十篇族谱序为例，从宋明陈氏[宗亲]族谱序来看宋明之际族谱修纂的特点。
一
宋明族谱编纂一事一般都由当地本族中应试未举的读书人，或还乡休假的官员住持，人们将之称为“乡绅”。如在《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陈姓[宗亲]部艺文中（以下简称《陈姓[宗亲]部艺文》），有南宋左司丞相福国公陈康伯主持修纂的《陈氏[宗亲]族谱》，也有“勤学慕古秀出才其族”[2]（p.42）的笋江陈时中与其从叔本静修纂的《笋江陈氏[宗亲]族谱》，等等。这些编纂者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或是官员，或是有意于科举而未就的乡间文人，受过封建教育的影响。因此，他们所编纂的族谱的主导思想、族规族范等一般都不与当朝统治者推行的统治政策和思想相抵触，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国家统治的权力意识，成为统治者在农村推行政策、进行封建教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陈康伯在修成族谱后，呈示宋高宗赵构，受到皇帝的表扬和嘉奖，赐予金线谱，并命史官汪藻为该谱作序，这正是由于该谱反映了政策的权力意识所致。
二
宋明时期的族谱，其原先固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但其社会功能，即封建伦理道理教化作用却大为增强，修纂族谱之事由官府走向民间，并得到统治者的默许和鼓励。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注重候选人的祖先身份和门第出身，使谱牒成为选官任职、婚姻、社交活动等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谱牒应世而大兴，其直接目的是服务于士族或当朝统治者，政治色彩十分浓烈。隋唐科举制出现和不断完善之后，士族势力土崩瓦解，国家权力下移，族谱逐渐失去其具有的政治功能的生存空间。到宋明时，族谱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已大为改变，“其直接目的不是为士族或当朝政治服务，而重在敬宗合族，成为维护家族血缘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3]（p.109）族谱作为封建伦理教化的功能大为增强。宋代史官汪藻在《御赐陈康伯金县谱序》中提到修谱的目的时讲：“兹谱之作，上不忘其所自，下不忘其所传，又所以收人心虣怒之性，为尊尊亲亲之念，昭穆以之而明，亲疏以之而辩，庆吊以之而往来，患难以之而矜恤，服虽尽而情不尽，后之子孙继述而起者，溯流而寻源，斯谱之不可不作焉。”[2]（P.41）明时陈选在为《陈氏[宗亲]族谱》作序时也提到类似的目的：“陈氏[宗亲]家谱[族谱]世世修，之所以修者，其身敬、其伦明、其教立。”[2]（P.4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宋明之际的族谱，以“明昭穆”、“辩亲疏”、“往来庆吊”、“矜恤患难”等族规范族对族众进行教化，修谱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加深宗族内部的血缘亲情，起敬宗收族的作用。”[4]（P.75"76）同时还在于它有利于强化族内血缘关系和集体记忆。这是与统治者推行封建伦理道德教化的统治决策相吻合。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默许、甚至鼓励。如前面提到，宋高宗赐陈康伯金线谱，并命史官汪藻作序，就是一个凭证。
三
在族谱编纂义例上，宋明之际的族谱虽然借鉴了一些正史和地方志的做法，增加一些“志”、“图”、“考”、“录”等内容，但是其基本的编纂体例仍以“欧苏法式”为主要模式。宋之前，多数族谱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佚失严重，且修纂体例很不完善，这给当时的修谱带来很大的麻烦。宋时，欧阳修和苏洵在各自编纂的家谱[族谱]中提出“五世一提”（或称“五宗九世之法”）和“大宗谱法”的修纂义例。由于这两种说法具有某些共同点，后世家谱[族谱]中把这两者合称为“欧苏法式”。“他们编纂的谱式，是在谱学‘废绝’的形势下为私家修谱树立了典范，对后世谱学的发展及谱系义例的完善，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3]（P.109）张浚在《陈氏[宗亲]族谱序》中提到：“欧阳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上之则见其本之所自出，逊而下之则见其支之所由分。愈推则愈远而尊尊之义昭；愈逊而愈卑而亲亲之仁溥。谱法莫备于兹矣。”[2]（P.41）这说明这种谱法为当时人们所广泛认同和采用。特别是正德、嘉靖间大礼仪之争激起了祠堂修建的高潮，由于有这一谱法模式为依据，民间修谱之风盛行，甚至十年一修。在《陈姓[宗亲]部艺文》中，为陈氏[宗亲]族谱作序有七条之多，而其他姓氏或未被收录的族谱可能更多。
四
与宋代之前的族谱相比，宋明之际的族谱中所载内容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相对要高。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阀士族制度大兴其道，谱牒成为人们选官任职、婚姻门第和社交活动等的重要依据之一，成为统治者推行门阀士族统治的政治工具，因此人们在编纂谱牒时，有了“果贤也则世德自我而光扬，果不贤也则先声由是而玷坠”[2]（P.42）的认识，总把自己的祖先与前代某同姓的忠贤名宦相联系，有的甚至丢自己真实的祖先于不顾，或对先辈的事迹进行大肆的伪造、扭曲、隐恶扬善。“近时人家立谱，多取名人显官为祖宗，而以己之祖宗为他人子孙”，[2]（P.42）以期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其史料价值和可信度就也大打折扣了。
宋明之时，族谱的政治功能已逐渐丧失，取而代之则是其巨大的封建教化作用。人们在修谱时比较留意对旧谱记载内容和传说的“征”、“信”，所谓“无信不足传，无征不足信。”因此修谱时“断自其所可知而其不可考者缺”，或“不敢轧有损益”。其溯源的时间跨度也不久远，一般上至七、八代以内。而对可考者则“详考而具录焉”。同时，在对待祖先的贵贱和贤恶方面，修纂者也不会轻易大肆地加以掩饰和夸大。明何乔新在《庐陵吟溪陈氏[宗亲]族谱序》中讲到：“夫族谱之作，明吾之所自出也，故君子慎之。果吾所自出欤，虽贱且恶焉，不敢遗也，遗之则黜其祖，是为不孝也；非吾所自出欤，虽贵且贤焉，不敢冒之，冒之则罔其祖，亦不孝也。”[2]（P.41）因此，其史料价值和可信度相对较高，这是宋明族谱的一大特点，也是族谱的功能有政治转向社会的结果和突出表现。
结语
“谱牒作为一种宗族和文化现象,它以一个家族为单位,反映出家族的发展、播迁、兴衰及主要人物的事迹等,从不同的侧面浓缩一段社会历史。谱牒对于研究历史、文化、民俗等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5]（P.35）宋明两代是我国谱牒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鼎盛时期。当朝统治者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统治的目的出发，对民间修谱抱着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再加上，在人才选拔、官吏铨选上推行科举制，使得以族谱为门第表象依据之一的士族势力销声匿迹，政治权力继续下移。这就使宋明两朝修纂的族谱与魏晋南北朝的谱牒相比，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显著特点：修谱由官府走向民间，且多为乡绅主持；封建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反映国家统治的权利意识；以“欧苏法式”为主要修纂模式；史料价值和可信度高。等等。
参考文献：
[1]胡鸿保定宜庄.虚构与真实之间——就家谱[族谱]和族群认同问题与《福建族谱》作者商榷[J].
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1).
[2]《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第130卷第350册[Z].中华书局.
[3]安国楼.中国家谱[族谱]中的“欧苏法式”探讨[J].郑州: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
[4]秦海滢.论明代乡村教化的发展历程[J].哈尔滨:北方论丛,2004(2).
[5]田亚岐倪景杰.谱牒浅说[J].西安：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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