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宗亲]宗亲必学之佳作

中华龙

陈氏[宗亲]宗亲必学之佳作.
观今宜鉴古.
陈霸先亲民、爱民、关心百姓生计.陈霸先廉政、勤政、思考九族繁荣.
陈朝三世五帝没有一位被愤世者斥为"暴君".


附:蒋伯良先生的力作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著中，虽未肯定陈霸先，却有这么一句评价："陈帝国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柏杨先生以指责中国人"丑陋"名震遐迩，对陈霸先无好感不足为奇，但陈朝三世五帝没有一位被愤世者斥为"暴君"，在中国历史上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当时处于民族矛盾激化、内外战乱不断的时代，中国社会从南到北人际关系异常紧张，弱肉强食，一切凭武力说话，君主厕身其间，能以平和的心态处理政务，委实不易。而整个陈朝没有出过一位暴君，应和奠基人陈霸先亲民、爱民、关心普通百姓生计的从政品格有关。
一个人物伟大或平庸，本质区别在于其精神境界。"文学是人学"，史学也同样，研究历史归根到底是在研究人的属性，升华人的精神。解读陈霸先的从政品格，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单从人学角度而论，古代伟人的优秀品德和崇高形象，就具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本文试从陈霸先和同时代人相处的所作所为，来开掘一位古代平民政治家的文化内涵。
一、举乱世之英才
《陈书》的作者姚思廉曾这样评价陈霸先："高祖（指陈霸先，下同）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1](p40)。"这"莫及"之处，用姚思廉之父姚察的话来说，就是"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1](p40)"。一个政治家，能做到"应变有方"已属不易，至于"应变无方"，更有其特殊含义，说明陈霸先身处中国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能出神入化地运用自己的政治艺术，非一般人所能测度。陈霸先灵活机动地驾御时局的政治艺术，集中体现在他的用人之道上，他以远大的目光和开阔的胸襟，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陈霸先处理与侯瑱的关系，很能显示他的博大胸怀。侯瑱本来是梁鄱阳王萧范手下战将，后来参加王僧辩对侯景的征讨战争，在剿除侯景势力的战斗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梁元帝在江陵败亡后，侯瑱成了豫章一带的重要军事力量。陈霸先诛除王僧辩后，曾征侯瑱入朝，希望取得侯瑱的支持。侯瑱却因自己曾侍奉过王僧辩，只在表面敷衍，不肯屈从陈霸先。陈霸先在梁绍泰二年二月平定会稽张彪后[2](p145)，命周文育领军往湓城袭击侯瑱，但侯瑱已有防备，周文育碰了个钉子[1](p139)。这时，正好有北齐军大举进犯建康，陈霸先急召周文育火速回救台城。侯瑱受到袭击，与陈霸先嫌隙自然更深。他乘陈霸先忙于对付北齐的时机，加快了对周边势力的吞并。周边对侯瑱威胁最大的力量是新吴的余孝顷。侯瑱在绍泰二年四月留堂弟侯奫守豫章，自己全力以赴进攻余孝顷，但一直到初秋仍未攻下。侯瑱就在余孝顷新吴城外筑了一个长长的包围圈，并收下了余孝顷城外所有禾稼，企图困死余孝顷。岂料后院失火，部下侯平与侯奫发生争执，侯平一怒之下，率士卒袭击侯奫，把豫章掳掠一空，席卷了军府中所有的伎妾玉帛，逃往建康，投奔了陈霸先。侯瑱失去根本，将士溃散，他逃回豫章，豫章人又拒绝他入城，侯瑱只好领了亲信投到自己的部将焦僧度军中。焦僧度劝他投奔北齐，但侯瑱别出心裁，认为陈霸先宽容大度，一定会容纳自己，就往建康请罪。陈霸先见侯瑱到来，果然不记前嫌，马上作出两个让侯瑱意想不到的决定：一是授侯瑱为司空，二是诛除了乱军邀功的侯平[3](p1100，下栏)。侯平瓦解侯瑱，解决了陈霸先未能解决的难题，应该说是助了陈霸先一臂之力，谁知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获罪遭诛；强盛时企图与陈霸先抗衡，失势后又来投靠的侯瑱，则反而受到重用。这戏剧性的转折，充分反映了陈霸先知人善任的个性。他深知侯瑱的能量与品性，才在对方危难时出手扶持；也深知侯平是一个轻薄浮躁、见利忘义的危险分子，才不顾他立下奇功而铲除了他。侯瑱后来也没有辜负陈霸先的信任，成了新兴的陈王朝的顶梁柱，多次带兵解除危难，陈霸先死后，侯瑱更立下赫赫战功，击溃了对陈王朝威胁最大的王琳集团，又战败了北周的军事入侵。
如果细细品味陈霸先用侯瑱、杀侯平的举措，我们会感受到陈霸先的用人之道，具有非凡的政治魄力。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多项选择，不同的选择必然导致以后不同的政局。他能毅然起用先前的劲敌，杀掉前来献媚的立功者，即使用今天的目光分析，仍算得上是一个最佳的政治选择。
与侯瑱相仿的是鲁悉达，鲁悉达在梁末保有晋熙、新蔡等五郡之地（在今安徽潜山与湖北黄石一带）。梁末，王琳已投靠北齐，占据在今武汉一带，其余藩镇豪强纷纷拥兵自重，东阳留异、新吴余孝顷、临川周迪等都不服从建康诏命，鲁悉达也割据一方，但他夹在王琳和建康两大强势之间，既不敢妄自尊大，又不甘俯首称臣。当时，王琳仰仗北齐支援，兵势最盛，他已具备进兵挑战建康的实力，但王琳怕进兵后受到鲁悉达的腹背之击，故而不敢轻举妄动。王琳为了获得鲁悉达的支持，就遣使授鲁悉达为镇北将军。陈霸先也在争取鲁悉达的归顺，特遣心腹谋士赵知礼招抚鲁悉达，授其为征西将军、江州刺史。鲁悉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态度，对两边送上的封赠照单全收，包括鼓吹女乐，概不拒绝，但军事上，却不肯后退一步，不接受任何一方的实质性控制。陈霸先识破了鲁悉达的骑墙用意，因而遣将军沈泰潜军偷袭，企图解除隐患。沈泰进兵，未能取胜。王琳在多次招诱失败后，也勾结北齐共同进攻鲁悉达，双方相持一年多。陈永定年间，鲁悉达部将梅天养勾引齐军突破城防。鲁悉达失守，率领数千部属渡江撤退到南方。鲁悉达穷途末路，也往建康投奔陈霸先，同样受到了重用。《陈书》描写了两人相见时的情景："高祖见之，甚喜，曰：'来何迟也？'悉达对曰：'臣镇抚上流，愿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袭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归于陛下者，诚以陛下豁达大度，同符汉祖故也。'高祖叹曰：'卿言得之矣。'[1](p199)"陈霸先对鲁悉达的爱重之情，溢于言表。
鲁悉达抵陈后，虽不久病亡，其弟鲁广达却继承了兄长遗业，后来，为陈朝的稳定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成了陈王朝的忠臣节士。
鲁悉达和侯瑱原先同为陈霸先的强劲对手，都是溃败后投奔陈霸先的，梁将韦载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曾举兵公开对抗陈霸先。
韦载是梁朝名将韦睿之孙，时任义兴太守，陈霸先出兵袭击王僧辩之前，知道韦载是王僧辩的心腹，已命侄子陈蒨前往家乡长兴保护族人，又命周文育轻军袭取义兴。周文育军抵义兴前，却被韦载探知，韦载就闭城固守，又联络吴兴杜龛、会稽张彪等共同举起了反旗。韦载守城使出一个高招，故意录用原来隶属陈霸先的旧兵，这些旧兵都擅长弓弩。周文育苦攻不下，双方相持数十天。陈霸先只好亲自领兵出征，先攻克韦载水栅，又遣韦载的族弟入城相劝，晓以大义，韦载才率领部下归降陈霸先。陈霸先对韦载十分器重，不仅随才录用其部下，还留其在身边，随时参与军机大事。后来，在徐嗣徽、任约勾引齐军渡江时，陈霸先向韦载问计，并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p249-250)。
以上三将最后建功立业，都和陈霸先爱才、惜才、用才的诚恳态度有关，这种开阔胸怀，陈霸先其实一以贯之，即使对待并不隶属自己的友军，同样能充分显示自己英略大度的个性。他在广东发兵，由于得到南川豪帅的支持，称得上兵精粮足，军中积贮余粮有五十万石，而当时沿长江东下的王僧辩的西军却遇到粮荒。军队乏粮是十分危险的，容易引起兵乱。陈霸先得悉后，马上分出三十万石，送给了西军[1](p5)，既挽救了时局，又在南方军民中树立了自己豪侠无私、顾全大局的光辉形象。
陈霸先善于任用原来的对手或敌将，与他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有关。他赖以崛起的社会基础是广大平民阶层，他的用人制度，有别于此前南方各个贵族王朝。徐陵在陈天康元年任吏部尚书，对陈霸先的用人制度曾作了一番改革，他榜示了自己改革的用意："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应其如此？……[1](p333)"从徐陵宣布改革开始，陈朝的用人制度又对广大平民阶层关闭了大门。这里不分析徐陵的改革是否应该，我们却可以从徐陵的批评中，看到陈霸先建立政权时，曾让广大平民出身的人进入了上流社会，冲击了向来被贵族独占的官僚市场。
《梁书》记载，王僧辩的女婿杜龛看不起陈霸先，"龛……为吴兴太守，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在军府日，都不以霸先经心[2](p644)。"因为陈霸先的依靠力量，大部分是平民出身的将领，在世族出身的杜龛眼中，自然都是"猥杂"之类，而这正是陈霸先把广大平民阶层作为依靠力量的可贵之处，具有平民政治家的独到眼力。
陈霸先敢于打破世俗观念，平等、广泛地容纳社会各个阶层，为广大平民阶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敞开了大门，给浮夸而衰朽的上流社会注入了生机，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属于十分了不起的政治举措。他的用人之道，体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的精神，以这种精神建立起来的政权，才有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划政治小圈子，进而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二、化干戈为玉帛
陈霸先是武将出身，南征北讨，身经百战，堪称马背上骑出的皇帝，但他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使用武力。综观与陈霸先有关的梁陈历史，陈霸先所参与的战争，相对来说，都是被逼出来的，显得有点被动。而被动中又不时闪烁着主动的锋芒，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时时化被动为主动，结果无往而不胜，通过战争消灭了战争。
史书记载他身临的第一次大战是兵解广州之围，当时，杜僧明、周文育等包围了广州，意欲杀了刺史萧暎，为故主卢子雄报仇。陈霸先作为西江督护，主要责任就是护卫广州，于是领兵救援，一战荡平。后来他出征交州，是奉朝廷之命行事，交州（辖地相当于今越南的北越部分）在汉代已属于中国领土，陈霸先进军交州，完全属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的正义之战。
侯景之乱后，陈霸先参与的首次战争，是在高要太守、西江督护的职位上袭击广州刺史元景仲，表面上看，是以下犯上的行为，实际上，元景仲当时已背叛梁国，在侯景的蛊惑引诱之下，准备举兵响应侯景。元景仲知道陈霸先是他投靠侯景的绊脚石，打算举兵前先除掉陈霸先[2](p554)。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陈霸先联络拥护萧梁政权的志同道合者，抢先出手，一举击垮元景仲。这不能不说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接下来，从讨平兰裕，到进驻大庾岭，则属于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为北伐勤王清除障碍。
侯景这个人物，完全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他反叛东魏，起因于政治上的野心，他反叛梁朝，下注于军事上的冒险，主观上似乎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客观上则把中国南北推入了火坑，尤其是对南方经济、文化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给南方百姓带来的苦难是难以言表的。所以在侯景这股邪恶势力极端猖狂的时代，评价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功过，首先应看他对侯景的态度，是助长邪恶势力，还是致力于剿灭这股势力。陈霸先在高要举兵，一直到进驻大庾岭，其动机和结果都是为了勤王靖难，剿灭侯景邪恶势力。这种意志，源自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民族正义感。中华民族繁衍发展至今，几千年的奋斗史尽管曲折起伏，却一直绵延不断，能形成当前举世瞩目的强劲之势，就得力于这种意志。而蔡路养、李迁仕等，出于自身的种种目的，企图阻止陈霸先进兵，在大局上已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从客观角度讲，他们都在为虎作伥，所以，我们不能把陈霸先和他们之间的军事冲突，简单地视同藩镇势力之间的相互吞并。
陈霸先用兵有一个原则，即十分重视维护"国宪"，他对危害国家的人决不心慈手软，而对有利于国家的人，则宽厚忍让。反映他这种从政品格的明显例子，就是他对萧勃的态度。
萧勃的父亲和梁武帝是堂兄弟，陈霸先和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在奉命出征交州的时候（545年）。当时，朝廷命新任交州刺史杨日票众军和萧勃等在广州西江合兵，共同征讨李贲。但萧勃身为宗室大臣，不仅自己逃避出征，还揣度杨日票众军害怕远征，暗中利诱分化，希望将士们能投到他的帐下，以壮大自身的实力。杨日票心有所动，就聚集诸将，讨教对策。陈霸先对萧勃的行为是坚决抵制的，其分析斩钉截铁："交阯叛换，罪由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稔。定州（萧勃时任定州刺史）复欲昧利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故当生死以之，岂可畏惮宗室，轻于国宪？今若夺人沮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即回有所指矣[1](p2)。"陈霸先并不因为萧勃是宗室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他心目中的国家意识十分牢固，所以敢带头抵制这种另立山头的企图。而到了梁太清三年（549年），在推翻元景仲时，陈霸先之所以又要拥戴萧勃，推他入主广州，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岭南别无宗室人选，另一方面，陈霸先已决意领兵勤王，没有妄自尊大的企图。他推萧勃为主，表明了自己拥护萧梁政权的政治态度，同时也希望北伐过程中能获得萧勃的支持。不料萧勃坐稳交椅后，却明确反对北伐，并劝陈霸先安享尊荣，这时，陈霸先已看出萧勃政治上的短视。萧勃的企图，是要陈霸先成为岭南守户之犬，其实质是放任邪恶，坐视国家败亡，这是任何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陈霸先在出军前如此答复萧勃派来挽留的使者："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己，乃降后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1](p4)。"陈霸先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维护"国宪"，不畏宗室的决心。我们仅从萧勃这两次阻挠进兵的表现，已可看出其精神境界是低下的。
后来，在陈霸先辅佐梁敬帝时（555年），萧勃多次接到建康诏封。当时，南方战乱已近十年，百姓需要安宁，国家需要稳定。按理说，萧梁政权已多次遭遇毁灭性打击，作为宗室重臣，应与中央王朝保持高度一致。而以前一贯逃避战争的萧勃，偏偏不自量力，错误估计形势，竟在梁太平二年（557年）二月草草举兵，轻率地发动了一场不义之战，企图一举颠覆建康，结果是自取灭亡。在这场战争中，萧勃的副手欧阳頠是被迫卷入战争的，陈霸先作了区别对待，当欧阳頠被周文育俘虏，押至建康时，陈霸先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起用了他，授其为使持节、都督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不久又授为都督广交定衡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1](p158)，等于把整个岭南以及岭北部分地区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一个俘虏，而这个俘虏前不久还在敌方营垒之中。这也是陈霸先善于放手用人的典型事例。欧阳頠果然十分称职，后来为陈初的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萧勃与陈霸先最后的较量过程中，陈霸先完全属于被动应战，却先礼后兵，有理有节，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最终还获得了战争的彻底胜利。
另一支和萧勃力量相当的藩镇势力是王琳。在西魏袭破江陵不久，王琳被长江中游诸将拥戴为盟主，势力日益强盛。王琳本来已投靠北齐，他仰仗异族政权和陈霸先作对，必将损害南方的汉族人利益，把民族矛盾进一步引入江南。从王琳一生行事来看，不见得是一个死心眼忠诚萧梁政权的人，他与建康割据对峙，很大程度上有一见高低的心态。而陈霸先对待王琳，则一直持笼络容忍的态度。绍泰元年十月，萧方智刚即帝位，就诏授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这封授实际上代表了陈霸先本人的意图。但王琳不买帐。太平二年三月，陈霸先仍授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王琳这时依然拥兵自重，不肯接受建康诏命，陈霸先就在当年八月，遣周文育、侯安都前往征讨。十月，陈霸先禅梁称帝。周文育与侯安都因互不协调，全军覆没，众将领都成了王琳的俘虏。王琳一战获胜，就于次年正月遣使赴北齐，请求迎接梁永嘉王萧庄为梁主[3](p1105上栏)，三月，"齐发兵援送梁永嘉王庄于江南，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遣兄子叔宝帅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琳奉庄即皇帝位，改元天启。……庄以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余依齐朝之命[3](p1105中栏)。"
陈霸先面对王琳强大的攻势，一方面组织军事力量，命侯瑱、徐度等组成前军抵挡，命陈蒨领军五万继后征讨；另一方面，仍展开政治攻势，遣谢哲劝谕王琳。王琳这时由于征讨周迪失利，兵势受挫，陈永定二年八月，同意退军归镇湘州。陈霸先见王琳愿意和解，立即下诏命西讨诸军缓行[1](p37)。所以，陈霸先对王琳，一直坚持化干戈为玉帛的态度，其战争属于防御性质。
陈霸先军事上呈被动姿态，政治上却一直保持主动的攻势，这种政治攻势有利于社会安定，因而赢得了南方的民心。他在与王琳对峙时，曾遣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出使，劝谕豫章的熊昙朗、临川的周迪、东阳的留异，以及晋安的陈宝应。陈霸先对萧乾说："建、晋恃崄，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昔陆贾南征，赵他归顺，隨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况卿坐镇雅俗，才高昔贤，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萧乾受命，沿途宣传，果然取得预期效果。这些割据势力"并率部众，开壁款附[1](p278)。"正因为萧乾这一趟出使，才牵制了王琳，使得王琳盛大的兵势不敢靠近建康一步。
陈霸先重视运用政治手段的另一个突出事例，是他派裴忌平定吴郡。陈霸先诛除王僧辩后，因王僧辩之弟王僧智在吴郡举兵抗拒，陈霸先派将军黄他前往征讨，王僧智陈兵西昌门外，与黄他相持不下。陈霸先就起用裴忌，临行前对裴忌说："三吴奥壤，旧称饶沃，虽凶荒之余，犹为殷盛，而今贼徒扇聚，天下摇心，非公无以定之，宜善思其策[1](p318)。"陈霸先的这一番话，从吴郡的战略地位，到王僧智的危害性，到对裴忌的期望所在，完全是从政治角度来下达任务的。裴忌发挥的作用，果然远非只会军事硬拼的黄他可比，不仅迅速结束了战争，稳定了一方，后来还官拜左卫将军，成了陈霸先政治部门的重要成员。
陈霸先善战而不好战，对战争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说明他重视保护广大平民阶层的利益。
三、存异己之人
陈霸先一生，尽管处理军务的时候比较多，但对军事问题的处理，无不着眼于政治的高度，善于运用政治手段解决军事争端。作为政治家，陈霸先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开阔胸襟，能容忍下属具有不同意见，甚至包括不同政见。
当初，王僧辩作为梁元帝的亲信大臣，其地位和势力都超过陈霸先，王僧辩被诛，陈霸先立刻遭遇许多人的挑战，挑战者都来自原来的王僧辩集团。如海宁人程灵洗，捕吏出身，在抗击侯景势力的战争中立下军功，后隶属王僧辩。陈霸先袭击石头城时，王僧辩属下只有程灵洗出兵前来救援，和陈霸先将士激战于石头西门。程灵洗战事失利，力屈途穷。陈霸先遣使招谕，程灵洗"久之乃降"。陈霸先并未因为他武力抗争而心生芥蒂，反而"深义之[1](p172)"，授其以高位，让他助防京口重镇。陈霸先重用程灵洗，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宽宏雅量。程灵洗父子后来忠心耿耿，都成了陈王朝的高层骨干力量。
梁陈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徐陵在侯景反梁前曾出使北齐，奉梁武帝之命，准备迎接被俘的贞阳侯萧渊明回国，结果因爆发侯景之乱而滞留异域，饱尝流离之苦。徐陵多次向北齐朝廷请求回国，北齐一直不予理睬。梁承圣四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因江陵覆灭，西魏势力南侵，也想在南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因而遣上党王高涣领兵，武力护送萧渊明到建康称帝，并选徐陵作为陪臣来辅佐他，共同南返。徐陵这时才重新燃起返回故国的希望之光。萧渊明致王僧辩、致陈霸先的信件，都是徐陵撰写的。萧渊明抵建康，让王僧辩喜出望外的是获得了徐陵，因而礼遇隆重，授徐陵为尚书吏部郎、掌诏诰。徐陵也十分珍视王僧辩的知遇之恩。不料陈霸先袭杀王僧辩，萧渊明黜位，这使徐陵十分伤感和不满，就在当年底趁任约、徐嗣徽袭占石头城时，偷偷溜入敌方阵营。按照徐陵的预测，建康朝廷是挡不住北齐大兵袭击的。然而，北齐尽管强盛，终不及陈霸先神武，北军屡战屡败，全被困入石头城中。最后因双方盟和，北军才在陈霸先大军的监视下撤回江北。徐陵无奈，依旧返回建康。陈霸先并非不清楚徐陵私通外敌的小动作，却释而不问，接着继续任用徐陵，授其为"贞威将军、尚书左丞[1](p332)"。而徐陵的"异志"并未到此结束。
陈霸先禅梁称帝前，太平二年九月，徐陵奉命制作《九锡文》，此文洋洋洒洒，罗列陈霸先起家以来所有功勋，共计二十二起，从救广州，定交州，一直到平侯景，抗北齐，歼萧勃，凡是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写在里面了，却偏偏不见陈霸先翦除王僧辩一事，而事实上，陈霸先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最关键一步是取王僧辩而代之。诚如陈吏部尚书姚察所说："王僧辩阙伊尹之才，空结桐宫之愤，贞阳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机而抚末运，乘势隙而拯横流，王迹所基，始自于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1](p41)。"徐陵哪怕再疏忽，也不至于会疏忽陈霸先的这次重大军事行动。而这时，距王僧辩受诛刚满两年，朝中谁也不会不顾政治需要去否定这一举措的正确性。《九锡文》是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虽然文字古奥难懂，在当时却是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姚思廉在唐代写作《陈书》，还称"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1](p335)。"《九锡文》不仅是对陈霸先以前功勋的全部概括，还是为下一步禅代所作的舆论准备。徐陵敢抹煞诛除王僧辩一事，不以此为功，固然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孤傲骨气；同时，陈霸先能置若罔闻，听之任之，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大气。
和徐陵相仿的是武康沈文阿，沈文阿也是一位具有倔强个性的文人。侯景平定后，陈霸先因为和他同郡，向朝廷表举沈文阿，授其为原乡令、监江阴郡。陈霸先入朝辅政，沈文阿也入任国子博士，不久领步兵校尉，兼掌礼仪。当陈霸先受禅称帝，正需要沈文阿派用场的时候，这位礼仪官却弃官不干了，其原因还在于他不理解陈霸先所为，以弃官回家来表示对陈霸先改朝换代的抗议，表示对旧朝的忠心。当时应该是出尽了陈霸先洋相的，所以，"高祖大怒，发使往诛之。"幸亏吴兴郡的监郡是沈恪，沈恪和沈文阿同宗，忙请使者宽限，并缚了沈文阿，同到建康向陈霸先请罪。陈霸先见两人来到，果然怒气全消，"高祖视而笑曰：'腐儒复何为者？'遂赦之[1](p435)。"从这记载来看，陈霸先应该是一个十分拿得起，又十分放得下的人。
陈霸先允许下属保留不同的政见，还见之于宽容沈恪一事。沈恪对陈霸先十分忠诚，但他对陈霸先禅梁称帝也有不同看法。关键时刻，陈霸先让中书舍人刘师知召来沈恪，命沈恪领兵入内，护送梁敬帝出居别宫。"恪乃排闼入见高祖，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家来，今日不忍见许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1](p194)。"沈恪的话，对一个即将结束梁朝国祚，取而代之的人来说，是非常刺耳的，尤其是"经事萧家"的话。但陈霸先不仅不怪罪，还能够"嘉其意"，陈霸先的这种态度可谓大雅之极。
禅梁称帝其实并不是陈霸先的个人意志，当时代表了大势所趋的一股历史潮流，甚至还有许多人设下圈套，迫使陈霸先相信所谓的种种瑞祥之兆。紧锣密鼓声中，也只有沈文阿、沈恪唱了一点反调。陈霸先能容忍这些不和谐的音符，固然和他大度的个性有关，同时也说明他十分善于理解他人。因为善于理解他人，才使他最终赢得了更多人的推崇和爱戴。
陈霸先受禅不久，还冒出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新迁太中大夫、领大著作新城人许亨，联合徐陵、张种、孔奂等几位故旧同僚，向陈霸先抗表，要求为王僧辩父子营葬。当初，陈霸先以擅自废立、勾引北齐的罪名处死了王僧辩父子，因为是罪人，有司将这些人的遗体草率地埋入大坑。而今，许亨等却要求给予他们一定的礼遇，重新建造坟墓。这在今天看来，也着实称得上胆大妄为，弄不好，会立刻惹来杀身之祸。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为王僧辩营葬，等于为王僧辩翻案，为王僧辩翻案，等于彻底否定了置王僧辩于死地的现政权。但陈霸先平和地处理了这件事，不见批评，不见解释，不见争论，更不见后来有什么小鞋穿。文人们的惊世骇俗之举得到了陈霸先的默许。许亨等人就以自己的私财，备办了七副棺木，为王僧辩父子亲信们争取到了身后应有的礼遇[1](p459)。
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专制独裁，而我们读梁陈历史，却会时时遇到中国由来已久的民主作风，尤其在陈霸先身上，具有充分的体现。这种民主作风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精髓所在。
关于陈霸先的民主作风，有两个战争中的细节可供我们参考。第一件事发生在他和侯安都之间。当时，王僧辩屈从北齐的政治倾向，使陈霸先十分反感，这时正好来情报说北齐将要出动军队，王僧辩也派江旰到京口通知陈霸先。这使陈霸先误解为王僧辩故意联合北齐来收拾自己。于是，陈霸先在京口毅然举兵，前往石头城偷袭王僧辩。由侯安都、徐度领水军，陈霸先自领马、步，分水陆两路进军，事先约定在江乘罗落桥会合，再分头进攻石头城，但毕竟是兵犯宫阙的军事冒险，陈霸先心存疑虑，"控马未进"。侯安都水军经过罗落桥，见陈霸先还没有出兵，不由吃惊，急忙上岸追问，并骂道："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陈霸先对左右说："安都嗔，我乃进！"于是下令进军[3](p1096，中栏)。陈霸先袭击王僧辩，属绝密军机，当时参与商议的知情者，只有周文育、侯安都、徐度和杜稜四位将军，且杜稜提出的还是反对意见。陈霸先之所以"控马未进"，并非为了事后推卸责任，最大可能是他担心侯安都半途退缩，所以，当侯安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心迹后，陈霸先马上下达了进击的命令。但不管陈霸先用意如何，一个直系下属敢用粗话出口骂上司，可见这个上司平素不会是一个作风霸道的人，上下级之间的民主气氛是很浓郁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陈霸先和周文育之间。太平元年五月，北齐萧轨、东方老等率领十万大军，从芜湖出发，大举进犯建康。陈霸先亲率一军在一个叫白城的地方（应在建康之南）伏击北齐徐嗣徽部，正好周文育也领兵赶来参战。当敌军临近，正要下达出击令的时候，一阵急风迎面吹来，陈霸先迟疑说："兵不逆风。"周文育说："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说罢，"抽槊上马，驰而进，众军从之，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1](p139-140)。"这里姑且不论陈霸先显得有点迂腐，周文育作为一个下属将领，敢于不顾主帅意见，当机独断，擅自领兵进击，也同样反映了陈霸先平时和下属们亲密无间的民主气氛，反映了他的人格平等意识。
生活在封建等级观念向来根深蒂固的中国，能做到人阔脸不变，居高不凌下，不沾染等级制的腐朽习气，以民主平等的作风对待下属，即使在当今时代，也值得推崇。
四、容难容之事
陈霸先不仅能正确对待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还能冷静处置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突发性事件。
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后，儿子已只剩下陈昌一人。作为陈霸先事业的继承人，其地位无论在陈霸先眼里还是在其他人眼里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梁承圣元年，陈昌年仅十六岁，即被授为吴兴太守。陈霸先又精选陈昌的辅佐人员，请著名人士谢哲、蔡景历同往吴兴，辅佐陈昌治理郡政，又遣著名学者杜之伟陪伴，向陈昌传授经书。不久，梁元帝在江陵征陈霸先子侄入朝，陈霸先遣陈昌和侄子陈顼一起赴任，并命心腹将领徐度、毛喜作为辅佐人员分别陪同，可见陈霸先对自己子侄的重视程度。
江陵受到西魏偷袭，梁元帝被杀，陈昌、陈顼都成了俘虏，被掠往长安，毛喜也随陈顼被一起掳走。徐度却突围而出，逃回陈霸先身边。当初，徐度不是一个人陪陈昌赴江陵的，而是带有一支兵马。陈霸先的用意十分明显，即徐度此行，除了辅佐陈昌任职外，主要责任在于保卫陈昌的安全[1](p189)。江陵的防御战尽管相当复杂，徐度和陈昌散失的客观原因也许很多，但丢下主人，自觅生路，罪责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这位主人还是陈霸先唯一的儿子，陷落虎口的生还机会十分渺茫。这件事给陈霸先心灵上的打击可能有如天崩地裂，应该说非常沉重。即使在当今时代，也可能会在当事人双方之间造成极不愉快的情感危机。但陈霸先并未因此而与徐度形成隔阂，亲密战友依然是亲密战友，陈霸先袭击王僧辩的绝密军机只有四位将领参与，徐度即是其中之一。从这件事中，我们可看出陈霸先应对突如其来的挫折和打击，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毅力和勇气。前人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伟大人物的品格，陈霸先即如高山，可仰之，但"不可极也"。
陈霸先之所以能如此体谅，不计较徐度的过失，可能植根于他和这些部下兼战友长期以来结下的真挚友谊。这种友谊经过了出生入死的战斗考验，已超出亲情的羁绊，升华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从陈霸先让战马给杜僧明的故事中得到印证。这是陈霸先和蔡路养在南野激烈鏖战的一个小片断，由于蔡军骁勇异常，陈军战况不妙，杜僧明战马受伤。紧要关头，陈霸先忙策马来救，并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杜僧明[1](p136)。古代打仗，战马就是命根子，陈霸先在关键时刻让出战马，体现了他对部下极端的关爱和信赖。杜僧明得到战马，也没有自觅生路，而是和部下数十人翻身杀向敌阵，终于反败为胜，赢得了突破蔡路养封锁线的最后胜利。
梁太平二年八月，陈霸先在平定萧勃后，已基本稳定南方局势，具备了征讨王琳的条件，因而命周文育、侯安都两位常胜将军出征，以周文育为南道都督，侯安都为西道都督，二将集中了陈霸先所有精锐力量。按照军事实力，应该必胜无疑。岂料骄兵必败，周文育和侯安都各自为政，失了和气，在与王琳的一场合战中全军覆没，所有将帅都被活捉。这可以说是陈霸先起兵以来唯一的大败仗。而且打败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位都督指挥失误，属周文育和侯安都的主观过失。王琳因为这一仗获胜，兵势旺盛到了极点，要不是顾虑鲁悉达掣肘，王琳已具备了进军颠覆建康政权的实力。
但王琳也犯了一个小小的差错。他把俘获的陈军将帅都集中关押在自己乘坐的大舰的舱底，命自己的亲信王子晋负责看管，未料到王子晋是很贪财的家伙，经不住侯安都等人的甘言美语和许以重赂。陈永定二年八月，王子晋驾一艘小船伪装钓鱼，傍在大舰的边上，乘着夜色，把这些被俘的将帅从底舱接出，全部送到岸上。周文育、侯安都等有如漏网之鱼，急急逃回建康，听候处分。因主观过失，导致全军覆没，使陈国精锐丧失几净，周文育、侯安都罪不容诛。但陈霸先宽恕了他们的过错，接见不久，就恢复了他们原有的职位[1](p145)。周文育和侯安都复职后立功自效，也没有辜负陈霸先的宽容。
陈霸先对手下将帅赤诚相待，视同血亲骨肉，还可从他最后对待周文育的态度上看出来。陈永定三年五月，周文育征讨王琳部属时，被反叛的熊昙朗谋杀，这使陈霸先十分哀伤。六月十二（这年的六月为"丙戌朔"）[4](p77)，陈霸先患病，六月十六，病情略有好转，当天，周文育的灵柩抵达建康，六月十七，陈霸先"素服哭于东堂，甚哀。"六月十八，陈霸先仍带病"临讯狱讼"，当晚，病势转沉，六月廿一，陈霸先病亡[1](p40)。不管周文育的死和陈霸先的病亡有无直接关系，但从陈霸先致病和转危的时间来看，两者不会仅是简单的巧合。周文育不幸遇难，至少让陈霸先感到了极度的悲痛。陈霸先能容失子之痛，却难容亡友之悲，这或许是陈霸先从部下那里"咸能得其死力[1](p118)"的主要原因。
周文育是陈霸先替萧暎解除广州之围时所抓的俘虏，跟随陈霸先南征北战已十多年，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容易使人理解，反过来，陈霸先对待新来乍到的部属，也不乏宽容气度。
将军沈泰本是会稽张彪的部下，于梁绍泰二年投降陈蒨，后隶属陈霸先帐下，在抗击北齐和王琳的历次战争中，都受到了陈霸先的重用。陈永定二年二月，沈泰见陈国国势微弱，乘在前线与鲁悉达对峙之机，率军投降了北齐。当时，正值周文育、侯安都全军覆没不久，新兴的陈王朝面临着王琳和北齐强大的军事压力，沈泰举军投降敌国，无疑使陈霸先雪上加霜。从这一角度讲，沈泰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陈霸先没有意气用事，除授命侯瑱总督水步，防遏沈泰引敌入侵外，对沈泰投敌的后事，又作了妥善处理。陈永定二年三月，陈霸先针对沈泰叛国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很能反映陈霸先待人处世的精神境界，是研究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文献，诏书全文如下："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迩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毂累藩，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贵显荣政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之魄，无故猖狂，自投獯丑。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于庞萌，魏武不知于于禁，但令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1](p36)。"
这诏书一方面对沈泰的反叛行为严加斥责，另一方面又分清首恶与胁从的不同，防止有人乘机掠夺、侵害沈泰将士家属。这种罚不及嗣，不搞株连，"但令朝廷无我负人"的宽宏胸怀是十分理智和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曾有过高度的政治文明，即令今人读来，也是心怀感激的。不是感激陈霸先给了今人什么恩惠，而是感激他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政治文明的样板。
中国封建专制两千年，社会文明程度进展十分曲折缓慢，政治文明程度在陈朝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反而严重倒退，一千四百年内，除了唐太宗等少数几位仁主外，造就了无数的暴君，奉行的都是暴政。一言之失，获灭族之罪，一字之误，致流血漂杵，党锢之禁，文字之狱，要是陈朝人复活，真要骇异后人退化之严重。所以，陈霸先的政治文明，值得后人大力弘扬。
南北朝时期，不仅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因而最高统治者大多十分残忍，不仅对待仇敌手段毒辣，对待异己毫不留情，即使对待亲友也不乏猜忌和戕害。尤其是北方的少数族政权，政治手段都是非常野蛮的。和陈政权并存的北齐，虽然也以中国正统文化自居，其统治手段之残酷简直让人听来发指。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十分残暴，一次打仗，一位都督受伤，什长没有及时相救，高洋就杀了什长，挖出五脏，命其余九人吞食，连污秽之物也逼他们全部吃下。高洋动辄杀人，宰相要预先把死刑犯准备在近旁，以供他不时之需。高洋对身边的人经常大发淫威，贵为宰相的杨愔，尽管顺从到帮他拿厕筹，仍免不了挨皮肉之苦。为了防止北魏元氏宗室东山再起，高洋曾下令杀光元氏长幼，投尸漳水，捕鱼者能从鱼肚里剖出人的爪甲，以致邺下之人，长久不敢吃鱼。高洋因为横加猜忌，自己的几位亲兄弟也没有逃脱惨遭屠戮的厄运。
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能如陈霸先那样，坚持政治文明，以冷静、理智、宽厚的态度来处理人际关系，显得特别可贵。说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各个时代、不同层面的仁人志士都参与了积极的创造，在这些人中，也包括封建时代的少数最高统治者。
五、海纳百川，襟怀天下
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时期，陈霸先除了对同为汉族的各方力量能坚持和解政策外，对待异族的态度也十分开明，并不象我们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持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陈霸先没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他团结的对象里，包括许多少数民族。除高凉洗氏夫人的事例外，我们还可以追溯到他平定交州时的一件事情。即在交州闹分裂的李贲最终是被獠王杀死的，獠王杀死李贲后，能把首级献给陈霸先，说明陈霸先奉行的应是民族和解的政策。
陈霸先奉行民族和解政策，我们从他对待世代敌国的异族政权北齐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博大胸怀，在他和异族之间，并未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陈霸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一个分裂的中国，潜在的战争危险要远高于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人一直受到人们的肯定，破坏统一和制造分裂的人一直被视为历史的罪人。陈霸先虽处于中国的分裂时期，但他南定交州、北战广陵的行踪，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评价自己弟弟陈休先时说："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1](p210)。"说明他建立的不会是一个满足于偏安的政权。只是由于侯景之乱，南方四分五裂，国势衰弱，才使他无暇北顾罢了。而且，统一中国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是对方民心十分稳固，政治现状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企图诉诸武力以成就自己救世主的理想，则非但无法实现统一的目的，说不定还要成为挑起战争的历史罪人。更有甚者，保不准还会全盘皆输，损失惨重。梁武帝得淮南后失全国，陈宣帝图淮北而丢淮南，陈后主纳"后梁"而输江南，就是严重的历史教训。所以，陈霸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而无实施统一的步骤，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事实上，陈霸先建立陈朝后一直忙于应付各种割据势力，无暇顾及北方），应属于值得提倡的英明之举。
第二，陈霸先对北齐的战争，总体上也属防御性质，其中根本原因是实力不够，此外，还和他开阔的政治胸襟有关。侯景乱梁，北齐乘机抢占了淮南。陈霸先在平定侯景之乱后，曾率先领兵前往广陵，准备接管侯景在长江北岸的武装力量，这是陈霸先政治远见所在。当时，北齐也已经授权行台辛术绥抚淮南，并移镇广陵。比较而言，辛术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侯景在江北的部将郭元建本来也是北方人，郭元建是侯景乱梁的得力干将，在南方已犯下滔天大罪，按照他的毕生行事，自然不愿归顺南方原先的敌对势力，所以，侯景败后，郭元建马上归顺了北齐。陈霸先因北齐势盛，只好返镇京口。北齐政烦赋重，江北百姓不堪忍受，陈霸先后来又在五月和七月两次领兵渡江作战。七月的一次，陈霸先出兵是为了接应广陵的起义民众，北齐要求梁朝割让广陵，王僧辩同意后，遣使命陈霸先退军，广陵百姓一万多人随陈霸先一起南归[1](p6)。此时，南方国力十分虚弱。
梁元帝被西魏杀害后，梁将陆法和、王琳等先后投靠北齐，王僧辩败亡，其手下亲信将领徐嗣徽、任约等也投奔了北齐，并积极充当引导北军南侵的急先锋。绍泰元年底，北齐乘陈霸先主力南征之际，出动二万多兵力，在主帅柳达摩等率领下，助徐嗣徽、任约进攻台城。陈霸先急忙回军救援。这场战争，陈霸先灵活用兵，以弱制强，有效地摧毁了北齐的生力军，并把北齐的主力全部包围在石头城内，北齐军成了瓮中之鳖，最致命的是断了水源。这时，建康城内却泛起了一片求和声浪。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军事上的获胜会激起北齐更加强烈的报复，极端虚弱的建康政权，不可能有对付强盛北齐的能力。所以，大臣们都主张乘胜和解，以换得苟延残喘，且要求陈霸先让驻防京口的侄子陈昙朗往北齐充当盟和人质。陈霸先反对和议，并预料北军未受重创，还会卷土重来，但面对群情汹汹的舆论压力，陈霸先的民主作风促使他遵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有话在先："孤谬辅王室，而使蛮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责。今在位诸贤，且欲息肩偃武，与齐和好，以静边疆。若违众议，必谓孤惜子侄。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且齐人无信，窥觎不已，谓我浸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3](p1097，下栏)。"结果，获胜的南方反而陪着笑脸，把人质交给了走投无路的北齐军。
处于军事优势的陈霸先，能毅然送爱侄入虎口，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属维护广大平民阶层利益的忘我壮举，显示了他"走出小家为大家"的高尚人格。北齐军撤回江北后，酒疯子皇帝高洋果然不相信南方还有实力，他可能认为擅自盟和的北齐将帅丢了他的脸，一怒之下，杀掉翻败为胜、立下奇功的主帅柳达摩，于太平元年三月又出动十万大军，五月，取道芜湖杀向建康。但高洋发起的是不义之战，受到南方人民的坚决抵抗，六月，北齐军又被全歼。陈霸先为了振作士气，不再放虎归山，北齐最高军事指挥官四十六名将帅被全部斩首[1](p11)。北齐用武力胁迫建康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从此，打消了兵戎相加的念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北齐鲜卑族政权的创立者高欢尚能奉行民族和解政策，而其子高洋则是一个极端昏暴无道的酒疯子。由于高洋残忍，上行下效，整个北齐的政风是极端野蛮的。《资治通鉴》载："帝（指高洋）既残忍，有司讯囚，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立其上，或烧车釭，使以臂穿之，既不胜苦，皆至诬服[3](p1106，下栏)。"要是没有陈霸先从军事上阻止高洋的南扩野心，那么，在南方已稳定二百年的华夏传统文化，必将遭到最后毁灭性的摧残。
第三，陈霸先能客观冷静地承认异族政权，既不排斥，也不畏惧。综合分析陈霸先与北齐的战争，他对异族政权是持尊重和包容态度的，但他不放任异族的强暴，敢于制止野蛮的武力进犯。他在诛除王僧辩后，仍依前向北齐称臣[3](p1096，下栏)；军事上战胜北齐后，仍没有否定北齐宗主国的地位[5](p64)。滑稽的是，他敢于处决北齐前来挑战的将帅，却又不肯在北齐前来调查的特使面前承认自己的果敢。在徐陵代笔的《与北齐广陵城主书》中，他是这样解释北齐将帅的"失踪"的："……而萧轨等缺信叛亡，苟相陵易。郁从东道，驰至北郊。既逼宫闱，无容静默。两两相对，俱有损伤。便闻人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沟涧且多，退兵之时，投赴相积。近遣张都来此，具是行人所见。但广陵、建业，才隔一江，战场去岸，不盈五里。军人退散，理返乡家，缘岸村人，复有舟楫，且芦簰荻筏，竟浦浮江。千百为群，前后相继。吾又勒兵案甲，不听讨捕。若无恐惧，并应安达。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过。……[6](p3449，上栏)"一个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在陈霸先的答复中，宛如一幅轻松幽默的漫画，这对一手制造战争的北齐统治者来说，恐怕惟有苦笑而已。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一块原生性极强的土地，占主流的一直是本土文化，同时又善于接受和同化外来文化。北朝、金元、满清都是少数族外来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用我们现在中华民族的观念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族掌权的现象，理应持客观包容的态度。难道汉族人可以称帝统治他族，他族人就不能称帝来统治汉族？虽然少数族夺取统治地位时，无不仰仗血腥的暴力，其摧残汉族无辜百姓的手段是残忍的，但促使其成功的恰恰都是由于汉族政权自身的极端腐败。对百姓来说，葬身虎口和命丧狼牙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纵观汉族政权被少数族取代的历史，当时的汉族政权已经沦为少数腐朽家族利益的代表，一个政权仅代表一个集团而已，并未代表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这样一个只代表少数圈中人利益、已经被底层广大民众所抛弃的汉族统治集团，败亡于能代表整个少数族人民利益的、新兴的异族统治集团，其实不值得奇怪。少数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的现象，与其说是野蛮征服了文明，不如说是野蛮扫荡了腐朽，践踏了文明。对于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汉民族每一位匹夫来说，应思考的是支配自己命运的统治集团为什么会逐步走向腐朽，从而导致最后的玉石俱焚。所以，不能把汉族政权和整个汉民族利益等量齐观。
其次，不能把奋起抗争与维护腐朽统治混为一谈。在民族矛盾冲突之际，广大民众时刻面临生存威胁，为本民族的生存而抗争、给野蛮势力以沉重打击的有志之士，就是民族英雄，永远值得纪念（尽管他们那时可能还打着没落政权的旗号）。因为这打击至少能迫使野蛮势力有所收敛，甚至会迫使他们步上文明的轨道；而持迁就投降态度的，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因为这种迁就投降助长了野蛮势力的嚣张气焰。当然，分析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情况很复杂，唯本民族为是，视异族为劣的，属典型的民族主义意识，固然不足取；同样，死扣义理，不顾时势，盲目地以抗争为英雄，以和议为卖国的论调，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迂阔之谈。
陈霸先的民族观之所以值得肯定，一是他尊重异族创立的政权，不盲目排外，只要有利于国家安定，就不怕俯首称臣；二是他勇于制止异族的野蛮凌辱，不迁就投降，只要能维护人民利益，就不怕武力抗争。一切"以人为本"，不死扣义理，不盲目争雄称大，说明陈霸先注重的是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环境。政治家的民族包容意识强，能使国家和民族少走许多弯路，让人民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六、高风亮节，德化人心
陈霸先给予他人的印象，史书上有这样几处记载，最早是陈霸先的恩师萧暎，萧暎任吴兴太守时，十分器重陈霸先，曾对身边僚佐说："此人方将远大[1](p2)。"第二个也是陈霸先的上司——新任交州刺史杨日票，杨日票欣赏陈霸先的军事才干，曾说："能克贼者，必陈司武也[1](p2)。"第三是高凉郡的少数民族领袖洗夫人，洗夫人和陈霸先共同击退李迁仕后，回家对她丈夫冯宝说："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3](p1078，中栏)。"第四是在和王僧辩会师时，《梁书·王僧辩传》记载："霸先倜傥多谋策，名盖僧辩，僧辩畏之[2](p627)。"可见陈霸先能给他人以非常深刻的影响。
余姚虞荔、虞寄兄弟都是梁朝德高望重的饱学之士。虞荔在陈蒨平定张彪时被陈霸先请到建康，虞寄在侯景之乱时已被乱兵劫持到闽中。闽中豪帅陈宝应仰虞寄美名，延为府中上宾。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虞寄就劝陈宝应归附陈霸先，陈宝应因而遣使通诚。侯景平定后，梁朝诏征虞寄入朝任职，陈宝应推托路途阻隔，不肯放行，并多次要虞寄在闽中任职，掌管府中文翰，虞寄一直推辞不就。陈宝应尽管受到陈霸先厚遇，后来还被陈文帝列为皇室宗支[1](p487)，但野心非小，陈天嘉年间，反象日渐暴露。虞寄常在言语之间讽喻规谏，让陈宝应明白逆顺之理，陈宝应却听不进。有一次，陈宝应让左右读《汉书》，自己卧而默听，当读到蒯通称赞韩信"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时，陈宝应忽然起身发话："可谓智士。"虞寄立刻直面反驳："覆郦骄韩，未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1](p259)？"但陈宝应没有省悟。
虞寄知道陈宝应反叛陈朝的野心已不可遏止，就隐居东山寺，假称脚病，不肯入陈宝应府中。陈宝应猜测虞寄的脚病是伪装的，派人前往焚烧虞寄的卧室，虞寄仍安卧不动，左右想扶虞寄逃出，虞寄拒绝说："吾命有所悬，避欲安往？"纵火者无奈，只好回过头来亲自救火。
不久，东阳留异举兵反叛陈朝，陈宝应派兵响应，虞寄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谏诤书，作最后的规劝。为了使陈宝应看清形势，信中首先分析侯景之乱时，群雄迭起，民无定主，陈宝应选择贤君，投靠陈霸先，不失为远见卓识之举；又指出陈霸先禅梁称帝属时势使然的天命所归："自天厌梁德，多难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胜纪，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拯溺扶危，四海乐推，三灵眷命，揖让而居南面者，陈氏[宗亲]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当璧应运？其事甚明……[1](p260)"；接着，或正或反，层层剖析陈宝应举兵反叛属自取覆亡的必败理由，共十条；最后，劝陈宝应和留异决绝，速遣儿子入朝为质，以避凶趋吉。书信呈上后，陈宝应览书大怒。幸亏有人劝说："虞公病势渐笃，言多错谬。"使陈宝应压住了火气，且顾忌虞寄是东南民望，才没有敢下毒手。后来陈宝应兵败，十分后悔，对其子说："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
应该指出，虞荔、虞寄既是博学鸿儒，又都是梁朝遗老，他们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信条，感情上十分眷恋梁朝故国，但为什么对新兴的陈氏[宗亲]王朝如此归心呢？这并非因为他们得到了陈氏[宗亲]王朝的什么好处，而完全出于对时局的理解，对国计民生的考虑。即从虞寄角度来说，他这么忠心耿耿地替陈王朝说话，实际上与陈霸先不曾有过一面之交，也未沾上一点皇恩。况且虞寄此时还陷身陈宝应手中，这个不可一世的藩将已决定和陈王朝决裂，虞寄却不怕落下杀头之罪，竭力歌颂陈王朝，企图阻止藩将的背叛行为。由此可见，陈霸先禅梁称帝，是被时势、被民情推上去的，象虞寄之类高尚贤达，尚且如此肯定其合法地位，当时建康普通百姓对陈霸先的爱戴之情可能还要炽烈。
关于虞寄的学问品行，我们可从唐朝散骑常侍姚思廉的评价中得到完整的印象。姚思廉是一个文人，文人惯于相轻，但他对虞寄的评价却让任何一个读者肃然起敬："寄少笃行，造次必于仁厚，虽僮竖未尝加以声色，至于临危执节，则辞气凛然，白刃不惮也。……前后所居官，未尝至秩满，才期年数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谢病私庭，每诸王为州将，下车必造门致礼，命释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游近寺，闾里传相告语，老幼罗列，望拜道左。或言誓为约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1](p263)。"虞寄在百姓心目中，可敬可亲，简直如同神明。虞寄在陈霸先讨伐侯景时已促成陈宝应归附陈霸先，在陈朝渐趋稳定时又阻止陈宝应背叛陈文帝，实属利国利民之举。清人赵翼曾误以为姚思廉写虞寄时有徇私之笔[9](p122)，当是未明虞寄谏诤之时代背景而已○注。
陈霸先能使素不相识的虞寄如此归心，应与他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能力和声望有关。虞寄属德高望重的大儒，另一位力能扛鼎的猛将，他对陈霸先的忠诚态度，和虞寄相仿，只是表现方式不同。
周铁虎，出生地不详，人们只知道他是北方人，南渡归梁时"语言伧重，膂力过人，便马槊"，起先在梁河东王萧誉手下为将，以勇敢著称，被萧誉任为府中兵参军。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与萧誉结仇，派世子萧方等袭击萧誉，萧誉帐下周铁虎出战，萧方等被杀。后来萧绎又派王僧辩征讨萧誉，抓住了周铁虎，王僧辩因为他杀了方等，准备活烹他，为方等报仇。周铁虎口出壮语："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王僧辩见他出语不凡，就留下了他，任为属将。后来周铁虎跟随王僧辩屡立大功，进爵为侯。
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后，周铁虎却率领所部人马，立即归降陈霸先，成了陈霸先手下一员勇将。后随周文育征讨王琳，兵败被擒。王琳逐个引见被俘的陈军将帅，惟独周铁虎铁骨铮铮，辞气不挠。于是王琳留下所有将帅不杀，只杀周铁虎一人[1](p170)。陈霸先得知此事，特地下诏褒奖。陈天嘉年间，周铁虎又获殊荣，被配享在陈高祖庙庭。按理说，周铁虎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一切都来自王僧辩的不杀之恩，应该为王僧辩死节，但他偏偏"士为知己者死"，成了为陈霸先尽忠的烈士。其中原因决非偶然。
如果说周铁虎是被陈霸先德泽所化的武将的代表，那么杜稜的经历就来得还要典型。杜稜本来是梁新渝侯萧暎广州府中的幕僚，萧暎死后，一直跟随陈霸先，立下不少军功。梁承圣四年九月，陈霸先袭击王僧辩之前，先召周文育、侯安都、徐度及杜稜四人商议，惟独杜稜表示为难。这使陈霸先十分不安。为了防止杜稜泄露军机，陈霸先使出了极端手段，亲自用手巾绞昏杜稜，关入密室，后来大军出动，陈霸先仍召杜稜同往[1](p192)。杜稜和陈霸先之间爆出这么一个异常的过节，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肯定会掀起不小的情感波澜。但结果并非如此，陈霸先重用杜稜一如既往，杜稜忠诚事主依然如故。这年十月，陈霸先亲自领兵东征杜龛，留守台城的重任就交给了杜稜。当时主力出征在外，台城内十分空虚，任约、徐嗣徽勾引北齐大兵压境，杜稜和侯安都共同指挥防御，杜稜"昼夜巡警，绥抚士卒，未尝解带[1](p192)"，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陈霸先称帝后，又把主掌中外兵要的中领军一职交给了杜稜。陈霸先死时，朝中没有别的大将，惟独杜稜握有军权，但杜稜毫无异志，依然忠心耿耿，助章皇后完成了陈王朝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杜稜的故事会给后人留下种种遐想，即促使杜稜生死不渝地效忠于陈霸先的，究竟是什么？
杜稜毕竟没有被绞杀，另一位将军杜僧明和陈霸先还有着杀兄之仇。当初，杜僧明与兄长杜天合及周文育等一起包围广州，结果被陈霸先赶来一场痛击，杜天合中箭身亡，杜僧明被俘[1](p136)。两人之间有着这一深仇，却不见后来给双方的信任带来什么影响。杜僧明在陈霸先手下任将帅，南征北战，屡建大功，终于成为陈王朝的奠基人。杜僧明是陈霸先德化左右的又一成功典型。
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8](p126)。"陈霸先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德"，集中表现在他散财节用的恭俭作风上。这种生活作风，基于他对民力的珍惜，基于他的民本意识。因为以民为本，陈霸先才能"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贮，皆出于事不可息"；因为以民为本，才能"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因为以民为本，才能"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1](p40)"。《陈书》记载，永定二年正月，战事有所缓和，陈霸先立即下诏："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晚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逋余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1](p36)。"永定三年四月，因东阳一带遇灾，陈霸先特遣中书舍人江德藻前往救灾慰劳。浙江金华一带的地方志中，至今还保留有陈霸先遣使赈灾救贫的记载。
姚思廉概括陈霸先的生活作风，一是不贪钱财，二是不事挥霍，"及乎践祚，弥厉恭俭[1](p40)，""恭"者待人，"俭"者接物。社会对财富的创造，总有一定的限度，而统治者的挥霍，往往没有止境，以有限的财富填充无止境的挥霍，自古是动乱之源，是罪恶之极。陈霸先称帝后能愈加恭俭，顾及底层百姓，为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永远值得后人褒扬。其高度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当时是影响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山阴孔奂任晋陵太守时不接受富人赠送的衣、被，留下一句名言："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独享温饱耳。""民有未周"就不忍独享温饱，是典型的平民政治家情结。陈初官僚能像孔奂一样行事的不少，应和陈霸先的以身作则有关。陈霸先的恭俭之风，后来还一直影响到了陈文帝和陈宣帝，陈文帝"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容，若在诸身[1](p61)"，陈宣帝"皆循俭约，勿尚奢华[1](p96)"及遗诏薄葬等，都和陈霸先倡导的恭俭品德有关。
综上所述，陈霸先出身寒门，起家下吏[7](p257)，从一介平民成长为一代英主，除了天时地势的造就外，其自身英略大度、爱育为本的从政品格才是主要因素。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历来争论不一，都因价值取向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要是我们从"以人为本"的思想出发，作为开国皇帝的陈霸先，最值得发掘的文化内涵是其亲民、爱民、关心普通百姓生计的政治倾向。他出身平民，起用的多属平民，称帝后保持平民本色，政治上倾向于平民，坚持"爱育为本"，是中国古代平民政治家的典型。
平民阶层属于社会的大多数，统治者为少数贵族阶层谋利益十分容易，为广大平民阶层谋利益则非常艰难，能为广大平民阶层谋利益的最高统治者，才称得上大德之君。
陈朝只有半壁江山，陈霸先只做了三年皇帝，研究历史的人很容易忽视陈朝的历史地位，忽视陈霸先的历史作用。假如我们深入分析，陈霸先不仅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延续华夏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更以自己的立身处世，为后人留下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神宝库。作为现时代的中国人，精神境界或许更高，可今天的精神境界毕竟来自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中国人离开自己的文化积淀，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一个古代平民政治家陈武帝的形象，代表的就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文化。
○注赵氏云："虞寄本梁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服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赵氏不知，虞寄早已促成陈宝应臣服于陈氏[宗亲]两代帝君，陈宝应此时所拒的并非陈武帝，已处在陈文帝时代。赵氏非但弄错了虞寄谏诤的时间，且推论虞寄人品，仅限于愚忠层面，并未站在民本立场上领悟虞寄的"君子之心"。
参考文献
1、唐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3月北京第1版）
2、唐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5月第1版）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上海第1版）
4、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新一版，第77页）。
5、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北京第1版）
6、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7、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6月北京第1版）
8、《四书五经·春秋三传·庄公二十四年》（中国书店1985年第二版）
9、清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九·陈书多避讳》（中国书店1987年4月第一版）
（本文系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2004年年会学术交流论文，后有修改，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
作者简介：蒋伯良，男，1954年生，中学高级教师。
通讯方式：浙江省长兴县电大邮编：313100E-mail：762732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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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