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的原因

四十二年

1894年，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便以「变风气开辟新政」为己任。随后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都给湖南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维新思想。曾有学者把湖南与北京维新变法作过比较分析，称「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黄公度等都是政治家，治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绩卓著者。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出口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湘抚陈宝箴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在长沙寓居（注：陈宝箴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此后他又长期在湖南为官，家眷居于长沙，其子三立就婚长沙，其孙寅恪生于长沙。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6、8页。），同忧国愤时、大讲“洋务”的郭嵩焘关系密切，得其影响不弱。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上书言政，历陈得失，言之耿耿，一片忧国之情。陈宝箴对湘人感情较厚，深习湘省风土人心，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所以，当其得知被委以湘抚一职时，“窃喜自慰”（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上任之后，陈宝箴于地方政务“思有所振兴”（注：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卷中，第52页。）。其子陈三立随侍左右，多所赞划。较为理想的出仕环境，为陈宝箴施展为政才干，实现为政抱负提供了条件。陈宝箴激于国势危亟，遂慨然以变法开新为急务，希望通过变法使湖南实现富强自立，以为国家之“凭恃”。正如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记述的：“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天下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
对陈宝箴的为政魄力和为官德行，湘人较为赞赏，闻其出抚湘政，咸感欢欣（注：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称：“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见《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唐才常亦欣喜地说道：“如我湘省得陈右老力加振剧，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试目俟之可耳。”（注：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后来，《湘学新报》作如此评论：“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注：《论湘中所兴新政》，《湘学新报》（二），第833页。）诚然，这些新政成就并非陈宝箴一人之功，但陈宝箴本着“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页。）的变革思想，对长沙变法维新运动所作的倡引与领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连张之洞亦对陈宝箴大为赞赏，称赞他“识力恢闳，肇开风气，通商惠工，百废俱举。湖外闻之，足令俗吏陋儒，人人增气同心，击ｊí＠⑤钦佩”（注：张之洞《与陈右铭》，《张文襄公全集》卷218页。）。盛宣怀亦赞叹：“衡湘地气磅礴，所出人才得天独厚，从前……与时务格格不入者，湘人为尤。他日毅然决然挽回时局，安内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然微公（陈宝箴）实力提倡，循循善诱，亦何能变化如此之神速？”（注：盛宣怀《上湘抚陈佑帅书》，《愚斋未刑信稿》第10页。）王先谦亦评价陈宝箴“居得为之位，任先觉之责”（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这些都是对陈宝箴在长沙维新运动中作用的较好诠释。
陈宝箴的变法“开新”之举，得到了当时湖南其他主要官员的支持与配合。学政江标，青年时曾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于西学有所研究，曾参与筹办北京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视学湖南，即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注：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9。）。到任之后，他以舆地、掌故（时务）、算学试士，识拔有用人才，“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于湖南得人最盛”（注：《唐才常集》第195、197页。）。对湘抚陈宝箴的新政举措，江标皆极力赞成之。他主持整顿长沙校经学堂，筹建学堂藏书楼，主办《湘学报》。在为《湘学报》所作《序》中，江标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呜呼，变法其宜哉。”（注：《湘学新报》（一），第5页。）后人有将江标称作湖南维新运动之“开路先锋”者（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第21页。），也有将江标视为湖南“开展风气的第一功臣”者（注：王尔敏《南学会》，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2编《戊戌变法》，第457页。），足以说明江标在长沙变法运动兴起之初所起的作用。除陈、江之外，其他湖南主要官员亦积极支持变法维新。按察使兼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曾出使日本，游历欧美，尝读卢梭、孟德斯鸠之说，“于变法维新，颇眷眷焉”（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79页。）。他同与己有着戚属渊源关系的陈宝箴关系密切（注：有人这样指出：陈宝箴“和嘉义州本州的黄公度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的思想，然与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7页。），对陈的新政举措极为赞同，并“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注：康有为《〈入境庐诗草〉序》。），“不啻陈右铭中丞之灵魂”（注：正光《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逸经》1936年第10期。）。因黄遵宪是湖南维新官员中唯一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感受的人，“较道听者自胜一筹”（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所以对长沙各项新政多所推进。继江标之后出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不仅积极巩固和扩大江标所创各项新政成果，而且通过撰写《ｙóｕ＠⑥轩今语》，颁发《湘士条诫》等方式，对进一步转变湘省学风（尤其是倡导今文经学），促进变法维新运动的深入助益颇大。可以说，在变法开新的胆魄和步伐方面，徐仁铸甚至超过了前任学政江标。
开明官员的倡导和策划，得到亟思变法维新的湘绅的积极响应。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分别从各地奔赴长沙，共襄新政。“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见气几大变”（注：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7页。）。长沙士绅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等亦起而响应，他们创办火柴厂与机器制造公司，兴办内河轮船，力争粤汉铁路入境，支持陈宝箴创办电报局与矿务局等，均很出力。王先谦还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并在自己主持的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增设算学、译学等课程，他还通令岳麓书院师生购阅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务报》。时务学堂成立后，长沙“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敦请卓公（梁启超）为主讲”，“湘士尤盼之甚切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253页。）。梁启超莅湘后，长沙士绅“款待优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还建议接待梁启超“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甚至后来大肆攻诋维新派的叶德辉，一度时期，也经常出席激进维新派主持的湘绅聚会（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而且与梁启超关系“极洽”，且“酒食往来”（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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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