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官修本朝正史对清朝明史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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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认为万历年间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仅存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其实还有多篇志书、传记留存于世，笔者已将其现存部分志、传撰文进行了介绍。而更应重视者还有，这次修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对后世史学史曾发生重大影响。笔者最近发现关于明史的许多重要史籍如《明书》、《罪惟录》、《国榷》以及清代官修《明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等，都抄袭沿用或参考了这次修史活动所形成的成果的文字。全部介绍这一影响，没有相当长的篇幅是无法完成的；这里仅就这些成果对清代明史馆所发生的影响，略举几例，加以叙述。
清朝官修明史时，曾下令要求各地进献有关史料，这使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部分成果也进入了清朝的明史馆中，成为其可资参考的材料。如朱国祚的《孝宗大纪》，据《曝书亭集》卷45《孝宗大纪书后》载，在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中，朱国柞“分撰《孝宗大纪》”，“康熙己未（十八年）“明史馆开馆后，这部《孝宗大纪》被“送（明史）馆”中。
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在清朝开明史馆前，已被一些史书所袭用，当清朝明史馆开设后，这些袭用了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成果的书籍，也被献进了明史馆，这当视为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成果对清朝明史馆的一种间接影响。如对史继偕《兵制志》（该书现存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皇明修文备史》之中）多有抄袭的傅维鳞《明书》即为一例，它在康熙十八年清朝重开明史馆后，被征入馆中①。史继偕曾于万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出任正史纂修官，分工负责撰写“兵制志”②。经过笔者对《明书·戎马志》和史继偕《兵制志》（以下简称“偕志”）的比较，发现《明书·戎马志》直接整节抄袭或大体抄袭“偕志”的部分有“四卫营”、“侍卫上直官军”、“皇城守卫军”、“应城巡捕官”、“班军”、“江防”、“杂兵”（偕志”称“十三省兵”）、“郡县民兵”等八部分。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将其中的有关情况，简述如下：“四卫营”部分，两志的文字基本一致，只是个别用字有差别，这恐怕是由于传抄致误而引起的。“侍卫上直官军”部分，完全抄自“偕志”，只有个别段落文字略异，另有删去的史实一件。“皇城守卫军”部分，完全抄自“偕志”，只有极少文字略有差异，另有删去的史实二件。“京城巡捕军”部分，完全抄自“偕志”，只有极少文字略有差异，另外在末尾部分用近四十字加叙了崇祯时期的情况。“班军”部分，完全抄自“偕志”，只有个别地方文字略异或作删节，另外在末尾部分用近九十字加叙了天启、崇祯时期的情况。“江防”部分，完全抄自“偕志”，只有个别字句略异，另外在末尾有几十字涉及明末的情况。“杂兵”部分，抄自“偕志”者约六百余字，只是结尾处的近二百字两书完全不同。“郡县民兵”部分，抄了“偕志”的前半约七百多字（个别文字有差异或删节），删去了其后半亦约七百余字，代之而用一百六十余字来叙述明末情况。在这八节中，其中的“江防”、“四卫营”、“皇城守卫”、“京城巡捕”、“班军”等五节在《明史·兵志》中也没有专节，而且其文章结构和所记历史事实的内容范围大体与“偕志”相同，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明史·兵志》的撰写者在撰写时通过征入史馆的《明书》而间接地参考了“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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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