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明史馆的纂修官在纂修《明史》时直接利用了陈于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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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明史馆的纂修官在纂修《明史》时，实际上也直接利用了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的成果。如在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清朝明史馆中据王鸿绪所呈310卷《明史稿》改定成《明史》时，金门诏任纂修官。这时，他认为焦竑在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中所写的《国史经籍志》信而可征，因为其所载皆明代之所见存③，因而据之撰写艺文志，增其所未备，更定了叙录。虽然金门诏撰写的这个艺文志最终没有收入乾隆四年出版的《明史》之中，但其曾据之撰写艺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对清朝明史馆的影响（金门诏所撰写的艺文志，今收于《金太史全集》之中）。更为明确地反映了清朝明史馆受到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成果直接影响的是该馆写出的《明史》及其初稿（如王鸿绪《明史稿》等），往往整段地袭用其文字，或将其文字当作参考资料之一，部分吸收其词语。吴道南撰写的《河渠志》即是典型的一例。吴道南在参加陈于陛主持的官修纪传体本朝史活动中，负责撰写《河渠志》，并完成了这一部分的任务（该书现存《吴文恪公集》中）。他的《河渠志》（以下简称“吴志”）对王鸿绪的《明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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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谋道不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