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南陈北薛”四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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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厦门晚报作者：李启宇

“南陈北薛”四种版本

历史上关于“南陈北薛”有四种说法。

“陈黯薛令之孙”说：此说见朱熹作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春的《金榜山记》。朱熹在文中称“金榜山在嘉禾廿三都。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公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孙徙居于此。时号南陈北薛……”

“陈黯薛令之”说：此说出自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版《泉州府志》。该书卷之二《舆地志》称“嘉禾屿……西北有岭曰薛岭，岭之南唐文士陈黯居焉；岭之北薛令之徙家于此。时号南陈北薛……”成书稍迟的《闽书》亦持此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同安县志》和道光《厦门志》均误称此说始于《闽书》。

“陈黯薛沙”说：清乾隆《泉州府志》引《名胜志》资料，载有薛沙小传，称“薛沙，长溪人。令之裔孙。为龙溪尉，因卜居同安嘉禾屿。人称所居岭为薛岭。岭之南陈黯宅在焉。时号南陈北薛……”

“陈夷则薛令之”说：《嘉禾陈氏谱》称“夷则迁嘉禾屿，与学士薛令之同里巷。乡人遂有南陈北薛之称……”

以上四说均有破绽，难以成立。

朱熹的《金榜山记》最大的问题是，文中称陈黯“十八举不第”，后隐居金榜山，但同时又称陈黯住薛岭之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金榜山的地理位置是在薛岭的西南方约10里处，而传统说法的“南陈”指的是早期迁居厦门岛、居住在薛岭南坡一带的陈姓。从《颖川嘉禾陈氏族谱集成·南陈实录》的有关记载看，“南陈”的居住地在薛岭以南不超过5里的范围内，即今乌石浦、后坑一带。另外，从现有的资料看，陈黯是否是嘉禾屿人还难有定论。唐史《艺文志》称他为南安人，这似乎与嘉禾屿人的说法相符，因为唐代的嘉禾屿属南安县，但《漳州府志》却称他为莆田人。从个人经历方面分析，陈黯自幼失父，家境困难，40岁以后才参加科举考试，到老也不曾考得一官半职，才到金榜山隐居，并无其他资料可以证明他住在薛岭之南。在朱熹之前的同安县尉张翥所作的《嘉禾风物咏》，称“南陈北薛”为“衣冠陈氏族，桃李薛公园。”显而易见，布衣之身的陈黯同“衣冠陈氏族”的官绅之家是对不上号的。

万历《泉州府志》指“南陈”为陈黯，“北薛”为薛令之。对此前人已有辩驳，认为薛令之为神龙二年进士，陈黯为会昌时人，相去百二十年。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如何可称“南陈北薛”﹖另外，如前所述，陈黯也不可能住在薛岭南坡。

如果陈黯住薛岭之南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陈黯薛沙”说也不能成立。此说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薛沙是如何出现的。明万历《泉州府志》中并无薛沙的任何记载，但清乾隆二十八年编修的《泉州府志》却突然冒出个薛沙来。该志称薛沙为“令之裔孙”，但又说不清辈份，福安的薛氏族谱中也找不到关于薛沙的任何记录。该志又称薛沙任“龙溪尉”，因而卜居嘉禾屿，所居岭人称为“薛岭”。薛沙既非嘉禾屿人，又在龙溪任职，即使真的“卜居”嘉禾屿，也必是在卸任之后。龙溪当时为“中下”县，县尉为从九品下的最低级的官员，职责是“分判众曹，收率课调”，这样的一个卸任官显然是配不上“桃李薛公园”这样的声望的。更何况，如果“陈黯薛沙”说可以成立，那么薛沙与陈黯必为同时期人。而陈黯迁居嘉禾屿之时已有“薛岭”之地名，亦即薛沙之前已有“薛岭”之地名，故“薛岭”不可能因薛沙而得名。

“陈夷则薛令之”说亦难成立。《陈氏谱》称陈夷则与薛令之“同里巷”，既然是芳邻，怎么有可能被称为“南陈北薛”呢？且陈夷则其人其事，除陈姓的族谱稍有提起之外，其他典籍均无记载。且《颖川陈氏大成谱·南陈实录》称陈夷则入厦时间为唐建中二年（781年），此时，薛令之已去世约30年，二者不可能并称“南陈北薛”。

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南陈北薛”究竟是谁，成为厦门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