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谈谱牒与史志

versace

张平官 　　 　　中国谱牒文化起源很早。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后，就逐渐形成了先以母系后以父系为中心的比较稳定的群体。而伴随着氏族、家族的建立与发展，逐步产生记载本氏族、家族渊源和世系的表册名籍，这就是最早的谱牒文化。当氏族社会解体后，随着国家的产生及王位封爵世袭制度的确定，封建宗法的士族门阀及血缘观念也愈益强烈。这就需要更加严格判明世系源流，分辨亲疏贵贱，区别门第辈份，谱牒就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凭据而逐渐得到发展完善。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谱牒文化发端于夏，兴起于周，发展于汉，鼎盛于魏晋，繁荣于宋，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这确是反映了古代封建宗法制度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禹之子启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谱牒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载年表、本纪等内容，有的就来自古代留存的帝王和贵族谱牒资料。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也可得到证明。他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周代以后诸侯国写春秋，望族修谱牒已很普遍。据《周礼》等典籍记载，周朝已专门设有掌管谱牒史志的官员，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诸侯国则由工史掌宗族世系等。春秋战国著名诗人屈原，就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管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宗正掌皇族谱牒。宗正这一机构遂为历代各朝所因袭。但此时修谱仍多限于王室或贵族，民间修谱的不多。 　　汉代后民间修谱渐兴。迨至魏晋南北朝，推行“九品中正制”，谱牒成为门第的凭据而至隆盛。出现全国望族大姓竞相纂修谱牒的现象。从事纂修和研究谱学者亦大量涌现，且门派繁多，如东晋时贾弼被称为“贾氏谱学”，南朝梁代王僧儒被称为“王氏谱学”。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也参与其事。宋代，编纂谱牒已逐渐在民间普及。尤其欧阳修和苏洵各创“欧谱法”和“苏谱法”，成为后来民间修谱的两大流派而被广泛采用，也有的兼采欧苏两法，谱牒的体例也日臻完备和规范化，内容更加广泛。而且多延聘名望较高的仕宦、文人编纂，或请他们撰写谱序、谱跋、传赞、行状、寿文、墓志铭、楹联等等。不少著名学者名宦因而留下手笔，如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王安石、文天祥等都曾参与谱牒和谱学的编研，从而使谱牒的文化品位大大提升。 　　到明清时代，修谱之风更盛，达到历史上顶峰。不但望族大姓，即使一般家族也争相修谱。谱有总谱、分谱、支谱、家谱、简谱等：有新修、重修、增修、续修，种类繁多。在已发现的谱牒中，清代修的占大多数。 　　中国谱牒历史之悠久、数量之浩瀚、范围之广阔、内容之丰富，确是举世无与伦比的。它与国史、方志同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构成一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史册。但由于中国历史上频繁发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战乱兵燹，家族迁徙，天灾人祸，保管不善等等原因，造成谱牒被大量焚毁、散佚、腐烂，也有的流落海外。尽管如此，现存谱牒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虽然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数字，仅据已知信息就有近10万种。国内藏谱最多的上海图书馆有1万多种、10万多册；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近1万种；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3000多种，其中有不少是孤本珍品；各级图书、档案、史志、文博等部门也收藏一些谱牒，估计全国各级单位收藏的谱牒有5万种左右。流落海外的也有2～3万种。仅美国犹他州图书馆就收藏中国谱牒1．7万多种，还有日本、英国等图书馆也收藏一些中国谱牒。而中国民间各族姓收藏的本姓谱牒则遍布全国，其数量将是上述单位藏谱总量的数倍。仅连江一个县，初步调查民间藏谱就有500种左右。在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县份，估计当不止此数。据江西省一个家谱研究专家统计，该省民间收藏的谱牒就超过4万多种。 　　尽管谱牒受时代政治制约较为严重，刻有很深的封建宗法制度烙印，有不少糟粕必须加以摒弃。但无可否定，谱牒确有其丰富、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久远的传统根基。其中的许多珍贵史料和文献价值是其他史志所无可替代的。所以，千百年来它不仅深受广大民众尊崇，而且被许多文史学家高度重视。在现存的史志中，有不少史料来自谱牒。遗憾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人们多重视正史和方志的编研和运用，对谱牒研究较少，甚至被视为禁区而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谱牒一度被当作“破四旧”的对象而遭到查抄焚毁，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解禁。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教制度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但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旦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国内收藏的家谱极为分散，又没有专门目录，因而长期以来国内对家谱的发掘、研究工作做得不多，这与国外学者、机构对中国家谱搜集不遗余力，研究多有成果的状况很不相称。” 　　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行政部门发出的对中国谱牒状况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价。在此之后，陆续有不少热心的学者或文史机构开始对谱牒文化进行搜集和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少地方已悄然掀起编修族谱的热潮，一些望族大姓甚至要编修全国通谱、世界通谱、宗族大典等。这对于进一步挖掘和研究谱牒文化确是一个绝好的机遇。作为方志工作者我们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笔者多年参加地方志编修工作，曾先后查阅部分谱牒资料和相关著述，感触颇深。从谱牒这个历史文化窗口中，得以窥见祖国丰富文化遗产宝藏之一斑，受益匪浅。在第一轮修志中，就曾利用谱牒资料，充实部分旧志失载的重要内容，也澄清了一些过去难以弄清的史实。特别是人物资料，旧的志书所记述人物传记大事变简单，习生卒不明，而与传主有直接血缘关系的族谱则记载甚详，生卒年月亦非常明晰。如北宋末著名文人李撰及其6个儿子，在宋代都有一定的名望，其长子李弥大历任户部、刑部、工部尚书，次子李弥逊为户部侍郎，是著名爱国诗人。但旧志记载均不详细，且无生卒年月，尤其是6个兄弟次序排列，史志记载各异，有的把长子弥大当作老三，次子弥逊作老四。我们查阅了《李氏族谱》的世系与传赞，6个兄弟生卒年月一目了然，其生平事迹资料非常丰富。再如南宋末著名爱国诗人郑思肖，他的名、字、号均是在赵宋灭亡后改取的，其幼时乳名一直无处稽考，我们遍查郑的祖籍和出生地的谱牒资料，终于在清代修的一部《郑氏族谱》中，发现郑思肖“幼名少因”的记载。最近又从广东一部《赵氏族谱》中发现一篇弥足珍贵的郑思肖佚文《赠郡王》，文史记载郑思肖与宋太宗第四子商王赵元份九世孙赵必迎曾结为同交，至忘形骸”。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恭帝即位后，“元伯颜逼于北方，计臣献策，宜募兵于南”，赵必迎慷慨奉命，回福建连江故里招募赵宗室勤王队伍。同年十二月，赵必迎“奉诏书入广，(后封为郡王)，郑思肖曾“把酒数行，饯公车”，至崖山兵败，赵宋倾亡，必迎亦于元至元十六年(1289年)抑郁而殁，郑思肖得悉后，特为必迎撰写这篇《赠郡王》祭文，附在广东新会《赵氏族谱》赵必迎传记之后。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对深入研究郑思肖的生平及思想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由于第一轮修志缺乏经验，加上受时间、人力等限制，我们所查阅的谱牒仅是很少一部分。笔者认为，第二轮修志应该对谱牒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人物志、人口姓氏志、民俗志、文物古迹志等谱牒资料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来源，应充分加以挖掘利用，以丰富方志的内容，提高志书文化品位。 　　当然，谱牒多系私家编纂，编者水平参差甚远，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也较大，因而讹谬甚多。清代著名史志学者章学诚指出：“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父祖，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他更指出：“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或“自叙官阶封赠，讹谬甚多。”这确是一针见血指出谱牒之缺陷。因此，地方志在利用谱牒资料时，应取特别谨慎的态度，尤其对有影响的人物和重要史实，应严加考校，与其他史料相佐证。防止以讹传讹，致使志书的翔实可靠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由于初涉谱牒文化，只是琐谈管见，借以求教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