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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中的剧情，有的事情发生在乔家，有的穿插了晋商其他家族的故事，在《乔家大院》播出之前，先后播出过《日生昌票号》、《白银谷》等剧，应该说，《乔家大院》剧是明清晋商群体中的一个缩影,集中反映了明清晋商大历史。晋商的兴衰史，不但对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很高的参考价值，对于金融业来说，它里面包含的以诚信文化为主的金融文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合剧情，我们不妨来看看。 诚信文化：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商号，开办之初就宣称“以勤俭诚信为本”，做生意不缺斤少两，不掺假图利，让利给顾客，包头人于是愿意进出乔家商号，买卖越来越火，钱财越聚越多。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而儒商的根本在于诚信。《乔家大院》一剧中所表现的坚持“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之道的晋商精神，都能够从《乔家大院》这部优秀作品所彰显的晋商精神中得到借鉴和启迪。当代社会信用低下，经济诈骗日趋猖獗，对金融业影响尤为显著，如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金融犯罪以及金融诈骗等行为，已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整顿社会信用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管理文化：晋商的文化更多体现在管理上。晋商企业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过号规即内部制度和行会纪律对从业者进行有效约束。比如，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具体要求等，内容非常细致、严密。而且，规矩一旦确认下来，不论经理、伙计、学徒乃至财东，都须严格遵守。晋商不但对工作期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企业职工日常行为也有近乎苛刻的规定，它的约束包括：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向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借钱；不得挪用号内财物；不准兼营其他业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准从事第二职业；不准在号内外赌博；不准嫖娼、吸食鸦片。此外还有打架斗殴者开除、搬弄是非者开除、结伙营私者开除、不听指挥调动者开除，等等。这对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我们的金融制度虽然浩如烟海，但执行不到位，形同虚设。另外，制度设计更多的关注工作期间的行为规范，对“八小时”以外的行为，却很少予以关注，致使一些金融员工从事一些与个人身份不相符的行为，如搞第二职业，从事一些非法的业务活动，以及存在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等，损害了金融企业的形象。 激励文化：晋商实行人力入股，银股人股同酬的分配制度，将票号经营好坏与伙友的利益直接挂勾，不仅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伙友的敬业精神和积极性，鼓励年轻伙友后来居上，而且对稳定中上层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票号对员工的管理不仅靠高薪，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票号的惯例，年终大家要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业务成绩末等的只能坐在八仙桌最下手位置，只要连续三年“叨陪末座”，来年就须卷铺盖走人了。目前，我国金融业高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企业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人才的价值不能体现出来。这种现象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将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建立自己独具特色的激励文化，严格实行“末位淘汰制”，对金融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创新文化：乔致庸是一个很有爆发力、很有性格特点的人物，他一生都在奋斗与创业，是传奇、豪放、激情四射的一生。他做事遵循义、信、利的理念，提倡助人、利人、利天下精神，承继了乔家传统商业文化的精髓。他敢于冲破陈规旧习，创新求变，具备一种开拓创新精神，如乔家当初大闹辞职风，是因为掌柜的有身股，伙计们都没有，这导致伙计们认为前途无望，纷纷寻找高薪的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乔致庸积极改制，打破传统观念，制订了乔家身股持有政策、使得伙计们也同样分得身股。这实属不易。现代金融业同样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尤其是领导者，要具有创新精神，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革除旧的体制和弊端，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敬业文化：晋商掌柜、伙计合力同心艰苦创业，任劳任怨、不计艰辛的执业态度，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票号企业文化。票号掌柜、伙计长年伏案劳作，经常熬夜，加上环境阴暗潮湿，半数以上的得痨病（肺结核），他们毫无怨言，仍是一丝不苟，爱岗敬业，形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票号业队伍。现代金融业同样需要这样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我国金融业目前正处在改革时期，和外资银行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只有这样，我国的金融业才能发展壮大。 竞争文化：正当竞争，合作双赢。中国很早就有“和气生财”、“以和为贵”之说，强调的就是合作的理念。电视剧中当乔家第一家票号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在北京开张，却面临老票号广盛源的重重阻挠，乔家票号和老票号广盛源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乔致庸一度陷入为难境地。后在陆大可的巧妙斡旋下，化解平息了这场争斗，广盛源大掌柜成青崖与致庸互相谅解，两家更结成了相与。联想当初我国金融体制变革期间，各银行间为争夺存款客户，相互采取搞“贴水”储蓄和高息揽储等不正当竞争手段，造成各金融机构存款成本增加，经营亏损的被动局面，同时还破坏了地方经济秩序，造成物价上涨，国家利率政策调控难以到位。后来经各金融监管部门大力整顿规范，才使银行业间不正当竞争得以有效遏制。现代金融业之间的正当竞争能促进相互提高服务质量和品位，同时银行业之间的合作显得更为重要，能使优势互补，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形成合作双方互赢的新格局。 犯罪防范文化：几百年前的票号老板已具有很现代的犯罪防范意识。伙计入票号之前，家世要经过严格审查，有点类似于文化革命时期的“上查三代”做法，三代清白无犯罪前科者才可录用，而且在三年学徒期里更要接受业务能力之外的各种考察。再灌输孔孟之道，如同现在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票号里几乎没有内部犯罪。这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我国金融业内部犯罪呈高发之势，其主要原因是用人失察，管理监督不严，另外，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使一些员工的道德观念发生裂变，荣辱不分，是非不明，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 危机处理文化：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之际，已经危机四伏：乔致广停尸银库不敢出殡；包头一封封快马急件催要银子；本家四叔乔庆达三番五次带人闹事要退银股。面对危局，乔致庸果断决定，一是把典当“玉屏封”得来的最后几千两银子全部用于乔致广的葬礼(此举的目的是对外发布乔家仍然很有实力的信息)；二是以丧期21天为由，采取缓兵之计，赢得时间；三是针对股东的退股风潮，乔致庸发布了一个假信息：乔家在东口还有一处深藏不露的生意，很快就会调回银子，并以此威胁闹事者：现在要退股的话，到时不但不能享受往日丰厚的分红，而且因中途退股，连利息也得不到。这三招果然见效，不仅避免了崩盘的危险，而且赢得了时间，请来了救兵，渡过了一场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危机。现代金融企业也需要危机处理文化，这是由于，金融企业是高风险企业，危机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犯罪和储户挤兑等问题都可能发生，在此情况下，就要学会处理企业危机，让债权人对企业保持信心，避免“雪崩现象”的发生。在这一方面，乔家处理危机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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