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挖中国商人的根

冷若水冰

  
  　在今天保留比较完好的乔家大院中，这样的痕迹比比皆是。
　　乔家屏门扇上刻着《朱子家训》，这是乔致庸规定子孙的必读课；乔家门前，常年拴３头牛，谁家要用，只需招呼一声，便可牵去用一天；祁县当地传说，每年将近除夕，乔家大门洞开，乔致庸会拉出一扇板车，上面满载米面肉，谁家想要，只要站在门口招招手，便可随意取去……
宅心仁厚保得百年大院
“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这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于是把四个院子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因为乔家要参与山西商人买阳泉矿山的集资，资金紧张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７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
而导演胡玫也从当地人口中了解到许多乔家的善德：“黄河几次发大水，冲到山西省来，都是乔致庸放钱赈济灾民，乔家开粮发粥，当时广传清政府赈济灾民放粥的口谕，‘发放给灾民的粥，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能散，放在碗里，插上筷子不能倒。’事实上，这句话是乔致庸说的。乔家对仆人也特别好，他们有严格的家规限定，从不打骂仆人，仆人家里有天灾人祸，乔家一定给予钱粮补偿。乔家待邻里也相当厚道，乔家的狗在门口咬了人，家里的太太都跑出来和人家道歉。”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度过“文革”。１９８６年，在乔家大院里，设立了民俗博物馆。
晋商精神
晋商之诚信：
一斤一两只当一斤
“我们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并不是仅仅要讲述一代晋商的发展史，而是想让人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对于现在的中国商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商界，会有一些启发。”该剧总导演胡玫说。
“历史上，乔家店规就是‘义、信、利’。在包头发生的乔家店铺胡麻油掺假事件，乔致庸让买家用假胡麻油来换真胡麻油，他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达到长久和人做生意的目的。靠什么？诚信。”
乔致庸的成功就在于他用“诚信”来开拓市场。“乔致庸除了给买家货真价实的茶叶，而且还给买家很多优惠，如一包一斤一两茶叶只当一斤来销售。乔致庸要的就是好的信誉。”然而，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老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１００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２０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朱秀海感叹道。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
“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晋商研究专家武殿学说，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的。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一介儒生何以有如此成就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
“作为晋商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还有爱国意向，当时海防援，西征，他都为朝廷分担开销。他经商讲求诚信和做人的道理。贯穿诚信，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商帮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这是晋商文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管理思想也很进步。当时已经提出股份制改革，他家佣人可以参股，这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机制。乔家重文化教育，高薪用教师。他用人要求掌柜不喝花酒、吸毒。这些都真有其事。”
除了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平遥城外７公里的小村庄金庄，有一座不小的孔庙，从元代开始就一直供奉着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儒家的影响，令这些根在农村的富商们不约而同地将“信”列入家规。当时富商樊现曾得意地对后人说：“谁说天道难信呢？我南至江淮，北尽边塞，人以欺诈为计，我以不欺为计，我日兴而彼日损。”
晋商之敬业：
掌柜马荀干到老死
明清时期，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乔家大院》而言，体现这种晋商精神的代表人物有很多。乔致庸，他的助手高瑞等等。尤其是大掌柜马荀最具有代表性。剧中的马荀是一个真实人物，他也是祁县人，原本只是乔家派往包头的一个学徒。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他从伙计干到了大掌柜。乔致庸任命马荀当大掌柜时，他仅仅只有２８岁。由于乔致庸很器重他，马荀也很讲义气，在乔家当大掌柜干了四五十年，直到老死也没有背叛乔家。
晋商之节约：
陆大可只“抠”自己
《乔家大院》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的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比如剧中雷恪生扮演的‘山西第一抠’陆大可，就是对自己抠，对别人不抠。”晋商文化研究专家武殿琦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给女婿乔致庸借银子救急，变卖所有家产来救乔致庸。而在自己死之前，他却叫自己的女儿只花二两银子把自己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