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芷兰斋主）：学术怎能娱乐化(图)

伍冇新人

　　韦力，别号“芷兰斋主”，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籍最多的人。他藏有古籍近万部，7万余册善本，而在天津，他曾拥有一座三层的藏书楼——“西苑书楼”，近百个大书架陈列其中；在北京，他先后购置了总计超过1000平方米的房子，为的是给自己收藏的古籍善本们建立新居。

　　有的人收藏物品看重的是将来收藏品的升值潜力，而韦力收藏古书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喜好——他现在每年花费600多万元买书，“只买不卖”，有进无出。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对韦力来说，这一切都很值得，二十多年的坚持，仅仅因为喜欢，没有别的目的。

　　韦力从9岁时就喜欢上了收藏，比如集邮、集粮票等。17岁时，因为看到一张旧报纸上刊登郑振铎到香港收购旧书的报道，他就回家把他的小人书好好地整理了一下，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收藏古籍的道路。收藏古籍并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的爱好，书价越来越贵，为了这个爱好，他做起了生意。没想到，在商海中，他披荆斩棘，收入颇丰。

　　他的传奇色彩让人们津津乐道，但很多人都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人，而他坦言自己就是一个俗人，也有自己的欲望。

　　“我只是个喜欢书的普通人而已，反感张扬而被人视为神秘，我欲得好书的心态，和女士永远觉得衣服不够穿一样，也不过就是贪欲使然。”韦力如是说。

　　没有钱万事莫谈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当时是什么触发了您收藏古书的热情？

　　韦力：高一时，在上学途中有个旧书店重新开张，我看中了一套《古文渊鉴》。那个老板开价80元，我就攒了4个月的钱买下了它。后来我又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则上个世纪50年代郑振铎去香港替国家收购古书的报道，挺受震动。这些都有可能是我爱上藏书的原因。

　　快报：在收藏古书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

　　韦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我刚收集古书时，好的书几百元，那时我的月薪才几十元钱。现在一般的古书要几万元，虽然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历代古书收藏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缺钱。因为好书就得有个好价钱，藏书家收藏古书不是买卖商品，他买了古书以后就不会卖了。但越痴迷于藏书，就会越缺钱。

　　快报：所以您下海经商了？您在书和钱之间是怎样权衡的？

　　韦力：我一直喜欢藏书，而书价却一直在涨。有人是因有钱，所以才收藏书。但我没钱，所以就要去挣钱。后来有机会做了生意，就一直到今天。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钱，万事莫谈。我开始把精力投入到挣钱中，花费在研究古书上的时间就少了。当我为了收藏古书而做生意赚钱时，有时会感到很累。但我知道任何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多少年来，我觉得要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得更努力地去做。

　　快报：最近您的生意如何？

　　韦力：从今明两年的情况看，金融危机风风火火，古书市场也受到冲击，但用逆向思维来看，这正是我捡便宜的好时机——图书价格降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

　　我得到的书都不想卖

　　快报：这么多年收藏古书，您一本都没有卖过吗？

　　韦力：我不反对买卖古书，我还没死板到这个程度。因为书从一开始诞生到读者手中，就是商品。商品有商品属性，所以我不认为卖书是件丢人的事。

　　快报：为什么不卖呢？

　　韦力：这是我个人的原因。中国古书从收藏的历史来说，宋元刻本是藏书的顶尖之物。从研究角度而言，几百年来的学者藏家对宋元刻本研究得相对透彻，而明清刻本的研究就差了许多，但是在今天的市场上，能够得见的古书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宋元刻本，这些明刻和清刻本中每部书的版本递传情况绝大多数未能搞清，所以得到一部书，不要认为书名相同就是同一版本了，而要广收复本，得暇时进行仔细比对，方能对一部书的版本情况有所了解。所以轻易卖出复本就会让自己失去对某书的比对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刻意地要求自己不要轻易卖出古书，故而至今还未卖出过一部书。当然有一天，对某书研究透彻了，或者说没钱买书了，那同样也会去粗存精地卖掉一些书。

　　这就好比有个修车的专门学修法拉利，但是当他真正干起了修车工作时，却没遇到过一辆法拉利。而收藏古书需要大量比较，比如这部书是九部，但我们不能推断出第十部是什么内容，只有读过第十部，才能知晓这部书的实际递传情况，才能对它的版本情况下一个明确的断语。所以要广泛地收藏古书，而不能轻而易举地否定它。尽量不要急躁，慢慢放着图书，最后会真正得出结论。不能卖书，卖了以后再也找不到原来的版本了。我是个葛朗台，得到的任何一部书都不想卖。

　　快报：那么主观原因呢？

　　韦力：另一个是心态。我自己想保留自己的东西，因为我在社会上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我不能把唯一的爱好看成利益的产物，我至少要有一块精神的净土。就像女孩喜欢上一件漂亮衣服，就是喜欢而已，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我想这个女孩绝不会考虑这件衣服穿过之后是否还会升值，因为这是消费，同样，如果买书时想到升值，那么思维方式就变得复杂，就不纯粹了。我买书不是为了以后怎样，如果我把收藏古书看成生意，那么我唯一的爱好也成为利益，那么就没有意义了。对我来说，买书就是消费。

　　藏书家不该被遗忘

　　快报：您曾用5年时间，走遍所有古书记载的书楼，比如“天一阁”，而此去的动机是什么？

　　韦力：最初做这个决定时是因为爱屋及乌。也就是说因为爱书，又相关地喜欢上了跟这书有关联的人和事，哪怕明初的一本书到现在也流传了500多年。现在到我手里，我就想知道它流传的故事。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经过了那么多代的藏书家的呵护和递传，才使它呈现在我面前，但是这些藏书家在今天却少有人纪念或记载。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是不应该的。在古代没有电影、纪录片，我们后世想了解民族的历史，唯一的载体就是古书。藏书家爱护藏书并使它们流传，当到我手里时，就觉得分外珍贵。我觉得他们是应该纪念的。因为是这些藏书家的努力，才保留下来大量典籍，才使得我们对于民族历史有那样清晰的一脉相承的了解。故而我愿意不计功利地去寻访他们的足迹，将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而通过寻访那150多处的藏书阁，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较为直观的立体印象。

　　快报：当走进藏书阁时，您有什么感受？

　　韦力：看到那些断壁残垣，大多时候我会心生悲哀和感到人性的功利。比如曾被列为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按摩院，而乾嘉时期最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楼如今划在苏州丝绸厂内。

　　快报：您去黄丕烈的藏书阁时，具体情境如何呢？

　　韦力：当时我去黄丕烈的藏书楼时，丝绸厂的人不让我进去看。然后我冒充记者进去，更不让我进去。后来我才知道，里面曾失火。我只好通过关系，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我进去了，但不允许我照相，而他们丝毫不知这是黄丕烈的藏书楼旧址。由于历史的隔断，一些伟大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不为人们所知，而文化的隔断是最可怕的。

　　快报：那您一般通过什么途径获得藏书？

　　韦力：在当今社会大约有三大古书买卖途径：一，在个人间买卖；二，在古籍书店买，如北京的是中国书店，上海的是博古斋，天津的是天津古籍；三是拍卖会，它是古书发挥最大值的地方。天津有今古斋，每年也会搞几场古籍拍卖。

　　其实我是个俗人

　　快报：当年您在天津待了七年，还有一个“藏书阁”，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天津？

　　韦力：离开天津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但我对天津的藏书经历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我总去古文化街附近的古籍书店买书，近来又听说它搬到烟台道了。那时劝业场对面有个叫“文昌阁”的古籍书店，后来改成鞋城了，那书店也搬到广场后面，今天不知是否还存在。

　　快报：在天津时，有令您难忘的藏书经历吗？

　　韦力：“文革”后，我经常去一些老户人家收书，在那时买到不少书。刚开始我先挑自己喜欢的买，后来人家不让挑了，我就成批地买。有古书的人家以前一般是大户人家，但后来房子装不下书了。再加上后人对藏书也没有前辈那种感情了，所以他们有处理掉藏书的意愿。这些大户人家一般集中住在五大道地区，大多住在小洋楼里。

　　快报：有的媒体说您是“神秘藏书家”，您对自己这些年的知名度怎么看待？

　　韦力：其实我是个俗人。我并不掩饰自己希望别人看重自己。我回避的原因首先是我对当今社会风气比较反感，有的媒体和采访人之间互相吹捧，我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也明白，自己是个小人物，不能够改变这种风气，但有必要独善其身，要讲究“信”字。现在学术娱乐化等现象，让我很排斥。其次，我只是痴迷于书，但别人以为我很懂书，卖给我的却是高价。任何人都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东西，我也想这样。但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想宣传自己，对我来说，别人对藏书事迹感兴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看我写的关于藏书的一些小书，没必要看到我这个人。就像我们吃鸡蛋，你觉得鸡蛋好吃就吃好了，没必要非要看看下这只蛋的母鸡长什么样。

　　快报：有的媒体说您是国内“第一藏书家”。

　　韦力：我不喜欢这些“第一”之类的称谓，这种说法很无聊。对我来说，今天的藏书情况只是“山中无大王，猴子称大王”，而我也只是“猴子”而已。

　　快报：您家人和朋友怎么看待您的藏书？

　　韦力：人都是物质的，我喜欢藏书也是一种物质。钱是有限的，为了买书，别的地方的开销就要收敛，还要家人和我一起收敛，这比较残酷。

　　人有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事情也是如此，总要放弃一些享受。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冷珊珊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本文来源：城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