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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明代移民的两个重要源流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陈良学先生《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中一个章节,本网在引用发表时未予注明在此对原着作者表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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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移民的两个重要源流
招抚流民而落籍者是明代陕南移民的主体，但是，非招抚而流移定居陕南者也为数不少。早在明代禁山之初，这些流民就自发地进入陕南垦荒就食，这是明廷所无法阻止的。他们在陕南分布极广,最多的是湖南、湖北、四川籍移民，除此之外，山西、江浙及中原广大地区亦有徙入者。其中，湖北麻城孝感和山西大槐树是陕南移民最多的地区。陕南居民中至今广泛流传着“山西洪洞大槐树”、“湖北麻城孝感乡”和“江西瓦屑坝”的祖籍源头，除少数家族有谱牒对祖籍记载翔实外，大部分都难以说情具体的来龙去脉。那么，数百年的口碑记载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调查资料来看，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确有其事。由于年代久远，迭经战乱，家谱及有关档案资料毁轶殆尽，现只能从仅存的部分残碑缺谱中去搜寻明代移民的足迹。
（1）湖北麻城孝感乡所谓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说法，实际上是随元末红巾军起义部队转战、流移或投奔进入四川和陕南的移民。元朝末年，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广发动起义，徐是湖北罗田人，与他一起组织起义的邹普胜是麻城人；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系湖北随州人，1357年明玉珍率所部红巾军进入四川，很快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州县，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农民政权，直到1371年为朱元璋所灭，明玉珍及其子明升在四川统治达15年之久，有“一方咸赖小康”之称。在这十几年中，有不少湖广人追随明玉珍红巾军或受其影响，先后迁入四川。其中以明氏家乡随州及其毗邻地麻城、孝感一带人居多。《南溪县志》记载道“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移任，何以独迁孝感一乡？……仰明氏隶籍随州，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本地或他兵冒籍求荫以自庇乎”。川东北明代以前移民十之八九系麻城孝感人，而陕南也是同样情况。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麻城孝感乡”与麻城、孝感究竟是不是一个概念？不可否认，陕南的移民的确有来自麻城和孝感两个县的人，但也有自称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学者研究认为：清朝的湖北麻城县和今天的麻城市都已经没有孝感乡这个地名，加上“麻城孝感乡”的说法不见于正史记载，所以有些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孝感乡，是出于民间讹传。但无论地方志、族谱，还是民间历代口耳相传，都一再提到“孝感乡”，不可能毫无根据。又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原来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成化八年（1472）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麻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二十个里又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原孝感乡也就改属黄安县地了。那么，一个孝感乡缘何又有那么多的人口迁徙到四川和陕南呢？原来，孝感乡地处偏僻，“四距皆山，中有平原”，是难民的避难场所。元末明处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人，后来又迁人四川及陕南，故麻城孝感乡成为明清移民的重要发源地。从一些仅存的移民族谱中可以看出,不少湖广人把陕南与四川混为一体(明时曾一度把汉中府及石泉、汉阴、紫阳划归四川)，有的是兄移四川，弟在陕南；也有的是在辗转流徙四川过程中，又因各种原因陆续移居陕南。例如：岚皋县东山乡金城村有李元仁墓碑一通，此碑刊石于光绪十六年（1890），系墓主生前自撰自书，碑文在叙述其祖籍时这样写道:
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始祖李白，字青莲；嗣二世祖智明……；三世至应魁祖，生正祖芝、荟弟兄共七，祖行六；……荟生嫡祖敬一，行二，业儒，……而移居紫邑，落业于兹。后嗣等继礼守成，螽斯绵远，川陕两省承兆相因。
李氏自述其祖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并且建有楼房号称上下营，据此可认为李氏即为红巾军明玉珍部属，因为巴州正好是其势力范围，从李氏自述还可看出,其始祖李青莲，嗣世祖李智明在四川繁衍了五代，人口成几何倍数增长，到李元仁祖父李敬一(为第五代分支)方迁入陕西紫阳，而李氏的大部分后裔仍居住在四川，故碑文化说“川陕两省承兆相因”。为了保持李氏宗脉的统一，李元仁为其后辈还续订了一个本支派行:
元德发祥，瑞兆家邦。文儒应运,永世恒昌。
李氏之入陕，可谓是最典型的实例。除了随军转战之外，因战乱而离乡背井或投奔亲友的麻城孝感人也为数不少，如： 紫阳毛坝张氏，祖籍湖北麻城，明洪武时流徙四川,明天启中，其祖张洁由川东入陕定居紫阳，至今360余年已繁衍17代，其后裔人口众多，分布于毛坝、保坪、瓦庙、麻柳、联合等乡内。汉中天台山王氏，也是“明洪武初年，由湖北孝感迁汉”的移民。其迁陕始祖王仕先、王之琛父子初来汉中时“卜居天台山之岩穴”，可见其创业之艰难。经过明代至康熙初三百年的繁衍，王氏支派浩繁，后裔众多，无法详尽考证。从《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可以看出，仅其后人之一支到康熙初年又“别籍分业，列为三门”，“适异地分藉之多，不胜枚举”。王氏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山庄和两处“官业”，以作祭祖之用。天台山王氏山庄界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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