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sagachina

一、从客家腹地到文化中心及世界客都

（一）腹地、文化中心、客都（或都会），当属三个不同的概念。腹地，通常会理解为内地，或可退后的回旋之地，它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概念，是基于所描绘地方的地理环境而言。一个地方的腹地，通常受其周遭的山脉的位置、走向与高度的影响，也包括所在的地域的水路联系及水网覆盖的影响。客家的腹地，当指客家地域中可以退守、聚拢的重心所在。而文化中心，这应该完全是人文历史上的概念。构成文化中心的条件有很多，其中主要指的是文化、教育集聚的程度、尤其是重大的文化条件及文化名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指其教化的力度，是否能强于周边的地域。由于客属地文化的不平衡，这一中心当不同于地理上的腹地，是会发生转移与更替的；而造成这种转移与更替，则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都会、都市以及客都，这些提法当有着各自相近却又相异的内容，但“都”一词，不仅仅是文化的集聚，更有广阔的范围。如都会，每每指一个地方的行政治所；都市，每每指的是商业贸易的所在。不过，在使用时，也常有混淆或交互影响。至于“客都”之都，亦不乏首要的意思。如同一个“国际大都市”，构成其都市的要素，则有很多，不仅仅是发达的经济条件，活跃的商业流通，还需有文化上的知名度，至于金融业等以及第三产业，则更不用说了。当然，人们的心理认同，当是最重要的条件。“客都”一词，有太复杂的内涵，需要我们加以相应阐释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不可以简单界定为一个行政的中心，同样，也不可以随意证实它为商贸中心及文化中心，远远比这要厚重得多、丰富得多。事实上，作为“都”之要素，它还要有所扩充、有所补缺，而且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但作为其基本形态，却应当承认，这已经是具备了的。毕竟，梅州作为客家腹地，走向了文化中心，这已是一百年为人所共知的了，而被视为“客都”，也绝非近年来的事。如何揭示这一历史的演变过程，当认真加以考察。
（二）梅州，亦古嘉应州，成为客家腹地，当在元代及明初之际。这与梅州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有关描述如下。梅州地区“属五岭山脉以南丘陵山地，地势北高南低，中有阴那山脉斜亘。全区85%的面积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土层泽厚肥沃，有51条河流奔流其间……全区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为兴宁盆地，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其次为梅城平地，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蕉岭的蕉城、新铺平地，丰顺的汤坑盆地，面积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正因为有地缘上的优势，宋末元初，文天祥率军民抗击南下的元军，辗转于闽、粤、赣边界。元军一度攻陷梅州，蔡蒙吉兵败被害，尔后，文天祥又收复梅州，大批客家人自愿参加勤王，如众所周知的卓姓800壮士，一直追随到厦门全军覆没。“与宋元末之间死难者数万人”（王力《汉语言音韵学》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梅州客家人。梅州经历兵变后，元军只顾追剿宋兵，这一带由于地理上的特殊，三省顾及不到，于是，“大埔居粤省之东，与福建之上杭、永定、平和接壤，实为粤闽交通之孔道。自宋元之际，涂氏筑城于此……三饶、程乡之地，割据二十余市，始归于元”。（转引自《梅州客家人》所据民国之《大埔县志》）。这期间，梅州人口有了不少增长，到嘉靖年间，即1532年左右，程乡人口又恢复到了38366人。被视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杂记》中是这么描述的：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湖、粤边境，毗联千数百里之地，常有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该地焉。西起大庆，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客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客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客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客属，是也。所居即安，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这是从大范围而言的。具体到梅州，一如黄遵宪所言：“客人来州，多在元时……”（《己亥杂诗》自注），而明取元而代之，“潮、梅而州归顺明朝”（引自《梅州市志》），也就是说，未曾有过战祸，是和平光复的，所以，百姓能安居乐业，本来，恪守汉民族传统的客家人，本就坚持着不愿臣服于元朝的。明初，这里自是大兴土木、救济灾民、屯田兴学、筑堤修坝，兴水利之便，更是吸引了大批外来的客家人。光绪《嘉应州志》称，客人来州，多在元末明初。以此为据，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论定，梅州作为客家大本营之“腹地”，是早已在元末明初所形成的。
（三）成为腹地，未必便是中心，更难说是文化中心。地缘上的优势，固然对其形成文化中心有重大作用，但并不等于说，腹地之形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中心。宋代，赣州与汀州，即赣南与闽西，先后成为文化中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荫庇，当一直延伸到了元、明二朝乃至清初。据吴永章教授论证，此期间的客家文化中心有三处：一是赣南地区，有“三魏”与“易堂九子”的古文最负盛名。理学王、湛二派在赣南皆有传人。一是汀州府，以文史成就为着，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弘、上杭刘坊等人。再便是广东的惠州，是明代的理学中心，有杨传芳、叶时、叶素芳、叶天佑、叶萼、杨起元等人。惠州客家的理学，是与整个广东的理学同步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学语》中有“白沙之学”条中，称“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这一说，脉络就很清晰了，濂溪之学，宋在赣南；而白沙之学，则昌于东粤。人称客家人的主流意识是儒学，当亢之不屈，所以，惠州客家人对“白沙之学”的迅速接受，是有历史因缘的。人们不难发现，其时，梅州纵然作为客家腹地，但文化的浸润却在“客家大本营”的源发地及边缘地区，也就是赣南、闽西及惠州（位于粤东南部），还不曾向腹地渗透，所以，已经作为客家腹地的梅州，在元、明二朝，不曾有较多的文化上的出色表现。所以，腹地未必等于文化中心。当然，并不是说梅州当时的文化差了，其实，明代脍炙人口的李二何的故事已经流传开了。李二何，即李士淳，其文章亦为时人所重。而进士亦已有不少。只是从总量及影响而言，仍逊色于赣州、汀州与惠州罢了。这也是合乎历史演进规律的，不可以苛求于梅州。只是进入了清代，梅州才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客家文化的中心。而这个时间段，当在康乾时期了。明清之交，有李楩、何南凤等人的诗义，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及《曲江竹枝词》。及至清代初期，即康熙年间，有李象元，其学问文章，“为粤东最”，他本人为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进士，史志中称“本朝洲属登第者，自象元始”。尔后，则是“三代皆进士，一门四翰林”，传为佳话。李象元有诗文集《赐书堂集》。在他之后，则有黄岩，他的《岭南逸史》，当可称客家小说的开先河者，时人评其“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及至乾隆之后，梅州更推出了在岭南最富盛名的大诗人宋湘。着名学者钱仲联有“南邦屈宋来无前辈”。屈，即屈大均，宋，则宋湘也。钱仲联还进一步称：“清初岭南诗人，屈翁山为冠，中期无有出宋芷湾上者。”可见评价之高。他被客家人视为当之无愧的“文曲星”。《清史刘传》中说他“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否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宋湘不仅诗韵上有成就，诗论也相当出名，且为官清正廉明，鞠躬尽瘁，最后更劳累成疾卒于任上。至清末，更形成了岭东诗派，享誉寰中。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如今妇孺皆知的黄遵宪、丘逢甲，其阵容蔚为壮观。黄遵宪不仅是一位着名诗人、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论诗，他被视为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之一，同样，也是近代“诗界革命”的旗手，衔接古今。他的“吾手写吾口”，把客家山歌引入到诗中，把现代科技及物事当作诗歌素材，也是一个创新者。作为外交家，他折冲樽俎，为维护国家和华侨的权利，人所称颂。他更是“湖南新政”中的领军人物，最早引入西方先进体制的先行者，并展示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风姿。新政夭折，他差点身陷囹圄，最后解甲归田，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以百年树人。与他齐名的丘逢甲，祖籍镇平（今蕉岭县），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895年，他率领义军抗御日寇占台失败，“奉旨回粤”回到了祖籍地，辛亥革命的胜利，组织临时政府，丘逢甲作为广东代表上南京，英年早逝，1912年死于任上，年仅48岁。但他留下大量的诗文，尤其是表现其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诗篇。其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寓意于“岭云”之中，心往“海日”，思念台湾。他的墓地朝向东方，一直盼望着台湾的回归。客家大诗人中，还有温仲和，他也同样热心于教育，被丘逢甲称为“旧学界之经济家，新学界之教育家”。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则在于编出了“有迹可查，功不可没”的《嘉应州志》。我们还可以举出范夷香、叶璧华等几位客家女诗人。正因为有这么一批在历史上遐迩闻名的诗人、作家及文化人的涌现，一改梅州的文化风貌，使得这个瘴疠之乡、贬谪之乡、避乱之乡，变成了文化之乡。“人文秀区”的美名，也就在清时获得。而作为客属地的文化中心，也应是在清代的中、后期于梅州最后得以确认。也就是说，梅州文化上的成就以及其辐射力，已经越过了早年赣州、汀州、惠州等地，后来居上了。
（四）由客家文化中心至“客都”，同样有一个相应的历史演变过程。“都”字，在古文中一般为城市，如通都大邑，有时，则特指首都。都会，则与都市相通，乃人众及货物汇集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中称：“商贾大者积储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其赢，曰游都市。”而客都，当有更多重的意义。不仅是通都大邑，众人、货物汇集之地，还应包括一种历史地位、文化名望，尤其是如今常称的大都市，则有更多的要素，包括城市的形象、格局，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信息等高新科技的积聚，人口的素质，文化设施，等等，甚至社会保障、生态循环、能源结构，都应包括在内。梅州如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还有应该努力的地方，这是作为未来指向而言。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在历史上，它是如何逐渐被视为客都的，这与今天的标准当然不相一致。如果说，清末的梅州，确立了其作为客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并赢得了“人文秀区”的美名，但是，除文化之外，它在整个客属地的影响，包括在客家第一大省广东的影响，毕竟还是不够的。这一情形，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客家人，追随他参加革命的，也就有不少客家人，这当是人才上的“群体激发效应”吧。黄花岗72烈士中，有20多位客家人，仅梅州籍的便有8位。该起义的主事之一姚雨平，也就是梅州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正是由他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亲率大军，打到了固州、宿州、徐州三大战役，从而声援了武汉，巩固了南京，逼使宣统皇帝退位，宣布千年帝制之终结。而孙中山最得力的军事将领邓仲元，也是梅县丙村人，当年蒋介石仅是他的手下，他被誉为“南州铁汉”，迭立奇勋。同样，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最后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也是梅县人。当年，陈炯明叛变，卫护孙中山有他；南昌起义前夕，及时密报军情，使起义及早发动有他；长征途中，让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摆脱张国焘之阴谋，也有他；粉碎“四人帮”更有他主要功劳，每每在关键时刻，他总能力挽狂澜。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重大的历史进程中，都少不了梅州客家人。如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便有“客家三英烈”——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远征印缅，则有罗卓英，梅州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期间，梅州文化人同样有不俗表现，在国内外堪称大师，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中国画现代大师林风眠；还有作家黄药眠、碧野、张资平、蒲风、黑婴、丘东平、楼栖、杜埃、自危，等等。此外，还出了亚洲球王李惠堂。对于“客家大本营”而言，这100年间，梅州的历史地位相对凸显出来了，不仅仅是在客家人中，在整个中国20世纪的演变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我们放眼于全球，则可以看到，自19世纪中末叶，也正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际，广东处于开放的“国门”当中，梅州位于客家大本营南部，更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有着比闽西、赣南客家人更多的向海外发展的机会。一个小小的松口镇，海外的华侨与本地人不相上下。490多万人口的梅州市，海外的侨胞也有300万，占了海外客侨的一半还多。如今，梅州出去的华人华侨，遍及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客籍侨胞对梅州的“客都”地位的心理认同，与他们大部分是从梅州走出去是分不开的。客家人本就有这种大迁徙的传统，梅州成为他们外出前的聚散地，当牵挂于万里之外。即便非梅州籍的海外客侨，也一般有对客都梅州的心理认同，其原因是他们的祖上大多也是从梅州迁徙到他们的居住地的。在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中，“一枝散五叶”，正是元代明初已聚居于梅州的客家人，再度扩散到了整个广东及南方各省，包括“湖广填四川”之际，远至云贵川一带。所以，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祖居地的认识，也大多在梅州而非其他地方。他们回到中国，也免不了有梅州一行，视梅州为海外客侨的“都”。而在“一枝散五叶”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从梅州倒迁回了赣南，成了与“老客”相比照的“新客”。而新客之客家文化的情结，较之老客要大得多也紧密得多，这一来，连作为客家摇篮的赣南，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客，也都把梅州视为原乡了。笔者甚至到了井冈山一带，问及那里的客家人，他们大多说自己来自梅县、兴宁等地。因此，长期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采用的客语，是以梅县话为标准音的，因为这易为海外的500万客侨听懂并接受，也易为“一枝散五叶”之际遍布南方各大省的客家人所接受。海外的认同，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中更显得重要了。因为，海外的客家经济，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今日“反哺”客属地的重要资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南向北开放的程度，梅州当先于其他地方，这对“客都效应”毋庸置疑是一个强化，而梅州作为粤东北一个重镇，其都市要素也在日趋增加与完善。这一来，梅州在整个“客家大本营”中，能否起到龙头的作用，也就至关重要了，因为，这对整个客家大本营的经济、文化的整合，是极具意义的。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作为客家大本营的重心，梅州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海外联系诸方面是全方位推进并走在了前面。客都，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了。郭沫若于1965年考察梅州，即兴挥毫，写下了“文物由来第一流”的赞誉。当以此为契机，作为“客都”确认的时刻——“第一流”当有首要之义。考证“客都”之名与客都形成之实，也均在20世纪，这应是没有争议的了。
（五）平心而论，梅州今日发展的现状，较之广东几个发达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在执政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四个梅州”——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其意义在于完善与增强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各个要素。而其中的“三馆一节”——中国客家博物馆、叶剑英纪念公园、黄遵宪纪念公园与客家文化旅游节，则是这些都市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成分。可以预期，上述目标的实现，对强化客都的历史地位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一句话，提升与巩固“世界客都”的地位，擦亮客都的文化品牌，已时不我待了。的确，作为千年宋城的赣州，近年发展势头十分喜人，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的召开，让世界上的客侨看到这么一座宋城复兴的大希望，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上也有过相当辉煌的时刻，所以，它对于梅州地位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打造好“世界客都”这块品牌，当有更开阔的思路，当更具创新的锐志！我们期盼“世界客都”在不久的将来，有更长远的发展，有更具规模的都市格局，创造出文化上、经济上更大的奇迹！　　（本章由谭元亨、肖文评执笔）（待续）
（文章来源：梅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