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姓名研究历史

中华龙

我国着名的文学家蒲松龄以他的《聊斋志异》享誉世界。有人说他是女真人，有人说他是蒙古人，有人说他是回族人。历史学家查证出，蒲姓是宋代来自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他们与中国各族人通婚后，成为回族的主要成分。蒲是回族人采用的汉族式姓氏。蒲松龄是回族人的可能性较大。
利用姓名研究历史成就最大、用力最多的是19世纪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享利·摩尔根。摩尔根用毕生精力致力于印地安人社会考察研究工作，他常年生活在印地安人中，被印地安人收纳为氏族成员。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通过氏族名称、命名方式、亲属称谓的分析，为我们描绘出氏族公社时代人类社会的图画。特别应提出的是，他用专门篇幅写了“中国人的百姓”、“中国人的九族”。马克思曾研究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留下了着作《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恩格斯继承马克思主义遗志，写出了伟大的经典着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姓氏分布有规律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姓氏分布有规律这里说的姓氏分布，只是指我国汉族的姓。虽然说“张王李赵遍地流(刘)”，但这只是指全国而言，在某一地区并不一定是这样，越是小范围，越是封闭地区，姓氏越显示出独特性。因中国农村过去多是聚族而居，在某一村庄里，可能一个张王李赵都没有，而高家庄，差不多全是姓高，马家河子，基本上是姓马的。从全国来说，这样的姓氏分布不平衡，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华侨中人口最多的姓就不是张王李赵刘，陈姓、林姓占很大的优势。南方与北方姓氏也是有差异的，江南顾、吴、翁、章、徐、罗明显高于北方。浙江绍兴章、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以上海为例。根据1995年上半年对全市每个区县的抽样调查，上海人口最多的四个姓是张、陈、王、李。而全国的四大姓氏是李、王、张、刘。两者不同的原因在于，李姓是北方地区特大姓氏，而陈姓是南方的特大姓氏。上海人数最多的十个大姓，除上述4个姓氏外，顺次排列是：朱、徐、周、黄、吴、陆，而全国5至10位大姓则是陈、杨、赵、黄、周、吴。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上海人口的来源。上海本是个小城镇，近代一下子成为我国最大的城市，其人口来自天南海北，但主要来源还是附近的江苏省、浙江省，再加上上海本地人，这3种人口约占90％以上。其次才是安徽、福建、广东、山东等地；来自东北、西北地区的人很少。因此，上海的姓氏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传统南方姓氏文化的特点，除了外来的陈姓，朱、徐、陆、沈、顾等姓可以说是江南的土着。
姓氏分布的不平衡，主要是人口迁移造成的。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汉族的形成与发展，其实是向四边不断地迁移，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外族基因不断地流入，不同地区文化的互动过程。汉族在迁移和进化的过程中，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属北蒙古人种的民族；两广、闽台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越、交趾等民族。北方地形平坦，利于车马人群迁移容易，人群间的同化和语言统一要比南方地区快；南方丘陵起伏，地形复杂，气候多雨，人群迁移困难，人群间的同化时间长，互相交往困难，造成地理上的隔离状态，语言变化很大，形成无数的“族群岛”。
汉朝的建立标志了汉民族的形成。汉族人口从西汉初的3000多万，发展到明朝末的1亿，再发展到清朝道光年间的4亿，最终发展到今天的13亿。汉族姓氏数目由西汉初的1800多种，增加到明末的2200多种，再增加到清朝道光年间的2800多种，最终增加到今天的3500余种。这一过程，就是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的过程。
从汉朝开始，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发生大规模融合有五次，汉姓也发生了五次重大的变革和发展。
汉朝共历422年。这时期的汉族所融合的周边民族的数目和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是汉族第一次大融合时期。融入汉族的外民族包括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乌孙，东北的高丽、扶余、貊、沃沮，东南的东越、闽越、山越、西瓯，南方的南越、骆越、南蛮、交趾，西北的大月氏、羌、西域等。周边的民族不断进入中原，与汉人通婚和杂居，有的部分进入中原被汉化，有的则是整个民族成为汉族。
两晋南北朝是汉族第二次大融合时期，西晋以后，匈奴、羯、氐、羌、鲜卑在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王国。南北朝时，北方几乎为鲜卑族所统治，北魏孝文帝下令全部鲜卑族所统领的各姓部落一律改为汉姓，北方地区的汉族一下子就融入了大量的外族成员。除此之外加入的民族还有北方的高丽、扶余、乌丸、柔然，西域的昭武九姓、龟兹、于阗、疏勒、车师、吐火罗，南方的巴、獠、狸、蛮、奚、濮等族。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中原汉族也大量南迁江南地区，成为当地的大姓，着名大姓陈、林、黄等姓就是在这一时期南迁的。北方地区涌入了大量的鲜卑等族人，与当地汉人混居，形成新的华北地区的汉族和产生了一批新的汉姓。
汉族第三次大融合时期是在唐宋，唐朝推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外族与汉族通婚十分普遍，从而加速了外族汉化的速度。这个时期融入的外族有北方的疏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西部的吐蕃、吐谷浑、羌及西域诸国，东北的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沃沮、契丹、奚，南方的南蛮、乌蛮、白蛮等族。中原百姓几次南下大迁移，集会江南，开发闽粤，在岭南形成了汉族一个分支——客家人。南宋时，经济、政治中心移到江南，南方人口剧增，密度首次超过北方中原地区。从此以后，汉族姓氏在南方得到飞速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着名的大姓望族。
元代中国姓氏又是一次大变革，这次中国吸纳了来自遥远的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各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钦察人、康里人、畏吾儿人等新鲜血液进入中原，同时，西夏、高丽、契丹、女真、蒙古、吐蕃、安南、大理等少数民族也从原住地散居到全国各地，与汉人杂居，最终多数融入到汉族之中，这是汉民族的第四次大融合。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成为中华大地的统治者，汉族遭到了从未有过的虐待和屠杀，人口急剧地减少。宋金时期全国人口已达1亿，而元朝初期的全国人口仅剩5500余万。后来元朝统治者逐渐恢复生产，人口逐渐增加，到元顺帝时为元朝的人口顶峰时期，人口才不过8700万。当时汉族的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元宰相伯颜曾一再建议杀灭汉人五大姓，所幸元顺帝没有允准。元末天下再一次大乱，群雄纷争。明初的人口再一次减少到6000万，汉姓的数目达到2000个左右。
清朝是汉族第五次大融合时期。清朝采取民族和睦政策，发展农业，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全国人口从清初的8000多万，到清道光年间人口达到4亿。清朝期间，北方地区的满、蒙以及东北地区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纷纷改用汉姓，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清政府的“改土归流”的政策之下，纷纷采用汉姓。各地汉化的速度加快，中国姓氏再一次获得了扩充，姓氏数目达到2800余个。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起正式称为“中华民族”。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国土上的56个民族，各族之间平等友好相处，互相自由通婚。汉字是全国的通用文字，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人使用汉姓。目前正在使用的汉姓有3500个左右。
上面说的民族迁移，大多是以姓氏为单位的，这与现在一人一户的迁移不同。因为是整个家族的迁移，姓的分布也就出现了流动，也就有规律可循了。
经过多年的迁移，至宋代姓的分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南北差异。
据袁义达教授的研究，宋朝的姓氏分布大致可划分为两大区域：现在南部的广东、福建为一区，北部的14个省为又一区。这两区域间的遗传距离十分大。北部14个省又明显地划分为两块，其中浙江、江苏、江西和安徽四省形成了东南地区人群，其聚类的顺序反映了古吴越民族与中原地区南下人群混合的历史痕迹。剩下的10省进一步可划分成两块，其中湖南和广西两省组合在一起，在宋朝时该地区是一块很荒凉的“蛮”地，其余的8个省包括了全部北方省份和西南省份，其特点是，北方省区和西北省区的人群之间的姓氏遗传距离都较小，反映了该地区人群经历了长期频繁的迁移、混居和融合，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北方人群。而西南省份的人群在历史上一直主要与北方省份进行人群交流，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姓氏与北方基本相同。
自宋代形成的姓氏分布差异，一直延续到现在。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市区分为南北两大块：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四省一区(包括香港、澳门)。北方地区的东北三省、内蒙古和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和河南之间的遗传距离很近，都聚集在一起。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新疆聚在一起。安徽的姓氏分布表明其属于北方，但又接近长江流域的省份，所以安徽最后与北方的省份聚类。长江中上游的省份湖北、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先后聚类在一起，形成一个亚群体，然后与北方的人群聚类。东部的浙江、江苏、上海聚类在一起，与南方的群体有一定的渊源，但几千年的进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更接近北方，所以最终与北方地区聚类。青海最后与北方聚类在一起，而不是先与陕甘宁聚类，这可能与青海的姓氏样本有关，青海的抽样点为西宁，西宁为解放后东部移民大西北的主要地区，所得到的样本可能为原先的上海和江苏地区的移民。
袁义达的研究表明，我国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地域分界线是武夷山和南岭，而不是长江。
中国古代婚姻半径较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极易形成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这又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
赵姓是一个北方大姓。在山西、河北的一些地方，赵姓比例可以高达5％到6％，但在更多的地方，赵姓都是在3％、4％左右，比如在首都北京赵占总人口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