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金瓶梅》

盛世华章

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起，四百多年间，尽管人们对《金瓶梅》聚讼纷纭，毁誉不一，但它丰富的内涵，娴熟的艺术手法，为后人提供了博大精深的探秘兴趣。一位对《金瓶梅》素有研究的学者如是说：《金瓶梅》浑身是谜——它的作者，它的成书过程，它的时代背景，它的思想内容等等一一存疑。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多少文人墨客为解开它的谜底，锲而不舍，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谜底依然是个谜……
《金瓶梅》真本何在
张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远在五十年代上大学中文系时，他就已通过鲁迅先生所着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先生所着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等，知道大名鼎鼎的《金瓶梅》了。然而，在课堂上，当脸形清癯、发际颇高的古典文学老师洋洋洒洒地给他们讲解《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时，却对《金瓶梅》一无所知。四十多年过去了，教了一辈子中国文学的张，与他的老师一样，依然没有能一睹《金瓶梅》的风采。
近些年来，时闻有《金瓶梅》出版，为了圆年轻时代那个梦，张来到典雅大方的古旧书店。不过架子上除了《易经》、气功、书法之类的书以外，全是些《金瓶梅》的研究参考资料。从“论《金瓶梅》”到“《金瓶梅》考证”，从“《金瓶梅》资料汇编”到“《金瓶梅》辞典”，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他困惑了……
“请问，有《金瓶梅》么？最好是足本。”
面带微笑的售货小姐告诉张，她自打来这个书店就没见过此书。“这叫光卖电视天线，不卖电视机。”张苦笑了一下。他本想说，他早就不需要买“天线”了，他需要买“电视机”，而且最好是“原装”。当然，带着这种失望离开书店的，不是张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想买“电视机”的中国人还有很多很多……
明代公安派首领袁宏道，是迄今所知在中国最早提及《金瓶梅》的人。时过世迁，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版本，是万历《新刻金瓶梅词话本》。这种用白棉纸印成的计20册的刻本，地球上也仅存三部，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台湾，其内容都很不全。存台湾的这一部，系由西北琉璃厂古书部于1931年冬在山西发现并收购的，后由北京图书馆以两千银元收藏。抗战爆发后即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57年始归还台湾。1933年3月北大教授马廉曾以“古侠小说刊行社”名义将这部词话本影印100部，并将其所缺五十二回第七、八两页的正文，连同两百幅插图，均据崇祯本补入，“杂交”成21册。鲁迅先生当年立即掏出30块大洋预定，购得这“杂种”书一部。
至于社会上一般人根本没见过这部书，《金瓶梅》成了无价之宝。
一部被历史染了层层神秘色彩的《金瓶梅》，为什么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巨潭？变成了一团变幻不定的迷雾？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种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是帝王统治的权术，另一就是床第之事。“床第之言不逾室”，更不用说形诸笔墨了。《金瓶梅》将西门庆和他的一群妻妾，以及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一帮怨妇、妓女、侍婢们宿奸狂淫、恣意滥行的情状，直白淋漓地写了出来，这在禁欲牢笼时代，当然是件大逆不道的事。
早在《金瓶梅》还是以手抄本传世之时，袁宏道交往甚密的嘉兴文人沈德符便说：“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即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金瓶梅》传世四百年确实未曾“家传户到”纵使《金瓶梅》问世之初，其刻本亦如凤毛麟角。在封建的卫道士看来，《金瓶梅》无疑是秽书之祖，淫书之尤。一个“淫”字，筑起了一堵不得逾越的高墙。
毛泽东一语定乾坤
建国以后，从经史文集到稗官小说几乎无所不读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了《金瓶梅》。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他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又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乱，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了，写得有点希望。于是，喜欢把小说当成历史来读的毛泽东便象一个裁决是非的法官，用那种独有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字体批示：《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侮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部部长、省委书记们可以看看。
一语定乾坤。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对《金瓶梅》堪称研究专家的郑振铎，得到共和国主席的许可，便在与中宣部商量后，于1957年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金瓶梅》第一个版本的出版工作。郑在建国前曾将北大教授马廉集资影印的《金瓶梅词话》本经删节后，收进他主持的《世界文库》丛书中。这一次便仍采用原影印本，不删节，宣纸印刷，两函装，21册，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重新影印1000部。1000部《金瓶梅》的拥有者均编号登记在册，犹胜于颁发红头文件。当然，作为一种高级身份证，发行的对象只能是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正副部长。按行话说，就是“内部发行，限省军级”。“文革”结束后，文化出版工作生气勃勃。一些古今中外文学名着相继再版问世。一向门庭冷落的书店，顷刻间又繁荣起来。然而，《金瓶梅》却一直没能“露脸”，毛泽东批示的“禁区”无人敢去突破。少数图书馆有影印本作为“特藏”，则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以一见，真比探监还难。而且一次只借一册，一天为期，不准过夜。
闯禁区的人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冒天下之大不韪，离先闯了“禁区”。她毅然拍板，印刷少量《金瓶梅》供作家研究人员用。于是，上、中、下三册，共一万套《金瓶梅》问世。此书以1957年重印本为工作底本，删去有关性描写的文字19161个，其中大描大写36处，小描小写36处。200幅插图则只挑选无性场面的36幅插入正文，因此有“洁本”之称。这套洁本其实在1981年就压好了印刷纸型，由于涉嫌“精神污染”，上级领导一直无人拍板，纸型便束之高阁达四五年之久。1985年好不容易问世，又立即有人兴师问罪，提出了这本书“要把中国青年引向何处去”之类的方向路线问题，韦君宜于是又出来辩解：《金瓶梅》未交书店，是我们自己十分谨慎地发行，作家学者尚不能全部得到，也就不至于去毒害青年了。无独有偶。1983年部队作家韩英删又将《金瓶梅词话》删削过滤，高温消毒，把近100万字的原书浓缩至17万字，易名为《金瓶梅故事》，发表于陕西的文艺刊物《剑魂》1956年第一期。也许是自知此稿发出凶多吉少，他当时即向读者表白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将《金瓶梅词话》进行大胆缩写，想以一部严肃、健康、洁净、凝炼、通俗、忠于原着精神风貌，架起《金瓶梅词话》大作通向民众的“小桥”，以稀释普通百姓积聚已久的神秘心理。”然而，此事被人捅到了“上面”。一句话下来，韩英删受到处分，丢了军籍；《剑魂》杂志停刊。韩英删不服。1987年，他又将原刊故事增添几则，凑成40则，交作家出版社出版。1988年书已印成即将上架，又被禁售封存。着名作家丛维熙作为作家出版社的总管大为愤慨，他以“文化扫黄与文化禁锢”为题，给新闻出版署图书局负责人写了公开信，据理力争，毫不让步。一个月后，新闻出版署终于召开了专家审读讨论会，给《金瓶梅故事》定件。结论很简单，《故事》有缺点，但不是“坏书”、“黄书”，作者不应受到处分。于是，禁令又宣布撤销。改为“低调处理”、老办法，“内部发行”。
逆反心理和地下通道
一条河流被截断以后，漫溢出来的河水总能找到新的渠道。特限发行的《金瓶梅》，在专门吃“黑道”的书商们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座诱人的“金矿”。一九九五年四月间，《四川经济报》、《南方周末》等新闻传媒纷纷披露了一起《金瓶梅》特大盗印案。成都的文化掮客邓树勋、成都某报副刊部主任、中国《金瓶梅》研究学会理事吴红以及培凤印刷厂厂长朱培勇等三人非法盗印《金瓶梅词话》2800部。每套付印刷成本35元，而以65元一套私售。此案举报后，惊动了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委宣传部要求迅速处理此案，国家新闻出版署拍出“明传电报”，发出了“查禁非法出版物《金瓶梅词话》的通知”。经公安部门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将三名案犯逮捕归案。其实，在三名主犯中，真正识货的仅吴红一人。当邓树勋从一香港人手中以800元购得一套《金瓶梅词话》影印本时，他只知那200幅插图很够味，却不知这一版本的商业价值。于是，他请素有往来的吴红过目。作为“金学”专家，吴红仅翻几页，便知道这是明万历版影印本。他不仅知道这部罕见珍版的收藏价值，更知它可能产生的黑市价格。金钱的诱惑使这两个“文化倒爷”沆瀣一气，朋比为奸，沉浸在自我营筑的《金瓶梅》之梦中。当2800套排印本紧锣密鼓地赶印出来以后，仅吴红在案发前就已私售139套，每套以360元至400元售出。吴通过关系在重庆古籍书店又以600元一套的价格销出400套。在山西太原，不法之徒周玉泉等人搞不到港版《金瓶梅》的影印本，便非法翻印人民文学出版社限内部发行的线装本《金瓶梅词话》，每套黑市价高达1200元至1800元之巨。案发前，仅在太原市就售出100多套，牟取暴利在百万元以上。在福建石狮，一个体书摊上公开出售港版《金瓶梅》洁本，每套售价在40元至60元左右。如在足本，则需到住处取货。港版足本每套约在400元上下，高出洁本300多元。这300多元无非是买那删去的两万字。
在中国，“性描写”实在太值钱了！
在《金瓶梅》身价一日高过一日之时，那些抽不起“红塔山”、穿不上“梦特娇”出书比生孩子还苦的文人们也就难免怦然心动。有人写出了长篇小说《潘金莲》，《李瓶儿与西门庆》；有人推出了《西门庆与庞春梅》，都是一炮打响，开印就是10万册以上。最近据说还有人挖空心思，打算将《水浒》改名为“孙二娘和她的一百多个男人们”了，乍听之下，几乎要让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书一出，只怕“兰陵笑笑生”，也要甘下风了。其实，书籍的禁锢，恰恰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没有禁书政策，也就没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事”可言。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是封闭，禁忌越多，就越不能形成健康的开放观念，就越敏感、脆弱、恐慌。何况，简单的查禁往往是禁而不止，它只能限制明目张胆的发行，秘密传播的渠道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禁绝的，其实际的危害性更是无法消除。
《金瓶梅》，走出怪圈
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这是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的。把《金瓶梅》当成一本“淫书”，一面“性旗”，不就是我们曾经犯下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的错误吗？美国权威的大百科全书对《金瓶梅》有这样的介绍：《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虽然写的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反映了中国十六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对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法国大百科全书的专条则说：“《金瓶梅》为中国十六世纪的长篇通俗小说，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写妇女的特点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日本大百科辞典的专条在对《金瓶梅》的内容作了介绍之后写道：“全书以西门庆为中心，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西门庆的六个妻妾、妓女、男女仆人、各类亲友、大小官吏、军人、商人、帮佣、媒人、算命人、和尚、尼姑、道士、戏子……可以说是从朝廷大臣到街道乞丐，应有尽有。作者对各种人物完全用写实的手段，排除了中国小说传统的传奇式写法，为《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描写现实的小说开辟了道路。”
实际上，几乎所有大陆以外的百科全书和辞典无不列有对《金瓶梅》评价甚高的专条。
而美、英、法、德、日、瑞典、苏联、芬兰、匈牙利、蒙古、朝鲜都有《金瓶梅》译本，仅日本的《金瓶梅》译本就有24种之多，单是《金瓶梅词话》一种版本就以不同形式出版了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