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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宗德（1915～1988），黎川县日峰镇下桥村人。少年时家境贫苦，在家种田和到烟栈当学徒。1931年6月，红军首次来到黎川，即毅然投身革命，被编入闽粤赣游击队任通讯员，后任闽粤赣独立团班长。1933年7月，到瑞金中央彭扬步兵学校学习，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步校结业后，调红7军团警卫连任排长、连党支部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斗，数次负伤。 1934年11月，编入红5军。1935年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后，参加了攻打遵义、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斗。在掩护中央北上渡江时，于土城附近身负重伤，肠被击断仍坚持战斗，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表彰。因留血过多，不能行动，与其他负伤干部留在当地庙里养伤，被当地土豪劣绅发现拖至河边乱棒殴打。他忍痛扎入水中，才免遭残害，挣扎上岸后，打听到湖南有红军，不顾伤口溃烂、身无分文，沿途讨饭，于年底在湖南藏江找到了北上抗日经此休整的红6军，被收留分配在16师46团1连任排长，随队继续长征北上。 1936年春，随部队到达陕北。不久，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2月，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12连连长，活动于晋察冀、晋西北一带，与日寇和国民党“磨擦”军队进行战斗。1939年参加山西麻子山战斗时，又负重伤，因战斗英勇顽强，受到旅部嘉奖，旅长王震称他为“涂猛子”。随即，任717团1营副营长，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0年8月，参加“百团大战”。1944年4月，任717团3营营长。1945年12月，随部到达东北。1946年4月升任副团长。1947年10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28师83团团长。在东北先后参加了攻克长春、保卫四平、三下松花江南、黑山阻击战和辽西战役等。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部队挺进华北，参加平津战役，任第四野战军47军160师479团团长。1949年3月，任驻守北京的207师620团团长，不久，转入公安第1师第2团团长兼师党委委员、第1师司令部副参谋长、师参谋长，随即被选送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1954年11月毕业。 1955年3月，调河南郑州，任公安20师副师长，上校军衔。1956年3月，任公安内卫第3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1957年10月，获国家授予的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担任陕西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副总队长、党委委员、副书记。1963年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总队长兼党委副书记。1965年6月，改任宁夏公安总队总队长、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宁夏军区独立师师长、宁夏军区顾问（副军职）等。
了解涂宗德故里黎川
黎川
黎川指南 一、黎川在何方黎川县地处武夷山脉中西麓，东邻福建省的光泽县，邵武市，南靠福建省的泰宁县、建宁县，西与本省的南丰县接壤，北与本省的南城县、资溪县毗连。县境东南隘岭，横空千里，千峦一色，为赣闽两省天然之屏障。县城东西宽49公里，南北长68公里，总面积1,728.56平方公里。黎川地属侵蚀丘陵，主要土壤为红壤，全境平均海拨400米左右。二、黎川有何物?黎川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中亚热带湿润性气候，又具有山区气候特征，平均最低气温5.9℃，平均最高气温28.9℃，年无霜期约278天，年均日照时间1,176.6小时，常年降水量为1,751毫米。黎川物产丰饶。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薯类、杂粮、大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茶、花生、芝麻、黄（红）麻、麻、甘蔗、晒烟、莲子等，其他农作物主要有蔬菜、果用瓜等。该县境内主要植有杉、松、油茶、油桐和其他阔叶树;有的地区蓄有水杉、银杏、三尖杉、鹅掌楸、香榧、楠等29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稀贵植物；县境东部和南部山区还盛产毛竹等多种竹类；草药及部分中药材则几乎布及全境。林副产口主要用有松香、笋类及香菇等。近年来，该县的牛羊、甲鱼、鳗鱼、珍珠、牛蛙等特色养殖业发展较快，形成了较大的养殖规模。野生动物中，兽类有虎、豹、狗熊、豹狼、猴、麂、野猪、山兔、刺猬、穿山甲等30余种，禽类有雉鸡、斑鸠、竹鸡、猫头鹰、白鹭等近40种；此外，还有多种鱼类、贝类等。 三、黎川的历史文物 考古人员曾在黎川县境内发现商代遗物--（古代酒器）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石器、陶片等文物60余件，由此可以推定，距今3000多年前，黎川人民的祖先就已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繁衍。该县地域原为南城县所辖。宋绍兴８年（公元1138年）３月划出南城东南十三乡，置“新城”县。因县内主河黎滩河又名中川，故县名别称“黎川”。民国３年（公元1914年），因当时全国有４个新城县，为避免重名，将本县正式命名为“黎川”。土地革命时期，黎川曾建立人民政权--黎川县革命委员会、黎川县苏维埃政府，先后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和闽赣省。1949年５月，黎川解放。 四。黎川有多少人口？ 按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统计，至1990年７月１日零时，全县总户数46894户，总人口211229人，非农业人口43477人，境内有回、壮、蒙、满、白、畲、苗等少数民族。全县行政区划分为13个乡、４个镇、１个垦殖场：下辖115个行政村，８个街道，1,129个村民小组，县治设于日峰镇面积15平方公里，人口３万多，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五、我怎样到黎川去 黎川历来为赣闽间的咽喉要道，古来大军入闽者多先取黎川。而解放之后，黎川借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不断发展交通运输，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网四通八达，密如车辙。至1990年，全县有各种公路202条，总里程964.15公里，其中省级公路７条，专用公路６条你要到黎川的话可以乘鹰厦铁路至光泽站下车，转乘至黎川的汽车。公路旅程仅需五十公里左右，即可到达县城。京福高速通车后，从南昌到黎川只需两个半小时。 六、我想到黎川玩可是不知道有哪些景点 黎川境内，冈岭连绵，溪泉遍布，“山磅礴而清润，水通畅而渊澄”。大自然的赋予和人民的勤劳琢造，给黎川留下了众多的美景胜迹。“势临武夷俯闽赣”的会仙峰，秀色排空，葱苍倚迭，磴道委悬,瀑流飞挂，曾吸引过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攀游历览，并在他的游记中写下了数百字的记述。状如覆船的福山，有箫曲峰、九迭谷、鹤膝磴、芝云台、乳泉峡、玉磬桥等胜景十余处，幽雅离奇，令游人流边忘返；北宋理学家朱熹曾在此山的双林寺设“武夷堂”讲学。县城东南三公里的赤溪风月亭，为宋濡李觏读书处，他在这里曾写下了“朝朝风扫地，夜夜月为灯”佳句，故以“风月”名亭。县城西北郊的日峰山，峭拔耸峙，若登顶俯瞰，全城尽收眼底；今于峰顶及山腰建起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和三座椎顶立柱凉亭，蔚为壮观。距县城40公里处，有洲湖温泉，砌石为池，水清见底，温度在30℃以上，是沐浴疗养胜地。风光旖旎的岩泉自然保护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既是野生动物们生息繁衍的乐园，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避难所和宝贵的生物学科研实验基地，也不失为人们理想的避署游览胜地，堪称武夷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设在湖坊的中共闽赣省委、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已修葺一新，并陈列有反映当年闽赣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图片与实物，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为了纪念革命先烈，于1956年在县城北隅建有烈士公园，巍巍庄重的烈士纪念碑耸立在公园中央，周围松柏参天，冬青夹道，花木满园，几座构绘精臻的飞檐八角亭在绿树掩映中藏姿露彩。 七、历史上的黎川杰出人物 黎川虽因地处偏僻，人口较少，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据统计，自南宋建县至清末，考中进士的共171人（其中状元、探花各１名，武科５人），举人480人（其中解元８人），在《宋史》、《明史》及《清史》列传的12人，在《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列名简介的26人，在《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列名的１人，入《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９人，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５人；被《四库全书》收集着作的作者14人，收入着作24部计307卷；有未任官职的文学家、书画家50余人，名医８人；七品（县级）以上各类官员40人，其中从二品以上者12人。在这些古代人物中，有誓死抗金，名列《宋史》的肖雷龙；有在任职期间竭力提高政教风气，改进社会习俗，惠政卓着，深受群众爱戴的左祥、王禄；有潜力撰述，着作甚丰，名重于世的理学家、文学家邓元锡；有不畏豪强，勇抗权奸，并兼学识渊博，着有大量诗文传世的邓澄、邓美；有抗清烈汉的诗人黄端伯；有极力率众反清，尚节而死的南明吏部尚书涂国鼎和御史涂伯昌；有知名理学家陈道，文学家鲁九皋、陈用光，书法家陈希祖、陈孚恩和年谱作家杨希闵等。黎川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旅居外地的本县籍青年鲁易（原名鲁其昌），留学日本和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到苏联考察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受党的派遣先后担任过黄埔军校校员、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党团领导小组负责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第三师党代表，红三军第七师政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洪湖根据地作战中英勇牺牲。本世纪30年代初，黎川仅参加红军者即达2000多人。共产党员邓梅村等1000余人为革命光荣献身，解放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黄国山、原宁夏军区顾问涂宗德等许多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战功。着名针灸学家、1938年参加革命的鲁之俊教授，历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二野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院长等职，担任过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筹委会执行主席。荣获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杨厚兴同志的艺术水平，被国内外公认为臻达东方艺术巅峰。我省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武惕予同志，是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老朋友，历任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交通厅副厅长、法厅长参事室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顾问、民革江西省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副主席，在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中享有较高威望。着名的道路工程专家、教育家陈本端教授，是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道路工程专业的创建者。根椐目前掌握的资料统计，建国以来，本县籍人士在国内各部门先后任职在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60余人，其中曾任或现任副省级（或副部级、副军级）以上职务的７人；获高级技术职称的知识界人士100余人。此外，尚有不少侨居海外的黎川籍人士，或学有专攻，或业有专长，已经或正在为他们寓居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勤奋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八、黎川的经济如何 黎川工业已基本形成拥有机械制造、电力、轻化、轻工、森林工业、食品加工、建材等部门的初步工业体系，并根据特点，确定了“以陶瓷工业为支柱，以食品加工、竹木加工为重点，带动其他工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积极稳妥地发展地方工业。尤其是以本县丰富的瓷土资源为依托的陶瓷工业，近几年发展很快。全县陶瓷业正在设法加速设备更新，加强横向联系，提高产品质量，拓宽产品销路，为逐步建成江西陶瓷工业新基地创造条件。黎川乡镇企业也有了很大发展，现已成为本县工业的另一支柱，目前该县已建起Ａ、Ｂ两个工业小区。全县工业企业主要产品，有瓷器、汽车配件、特钢曲轴、水利启闭机、电孵机、自行车配件、测绘用具、收音机、电话机、语言复读机、木竹制品、塑料制品、群青、松香、丝毯、服装鞋帽、食品罐头等40余种。黎川共有工业企业单位168个（全民所有制39个，集体所有制129个）。社苹瓷厂生产的仿古工艺美术瓷和日用瓷，自1980年起已远销国内外，其“14寸千手竹叶坐莲观音”获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奖。县特钢厂研制生产的电渣整体特钢曲轴，于1986年通过部级鉴定，被认为“国内首创，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县丝毯厂生产的丝质地毯，已成为本县外贸出口的骨干产品。华港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半球牌10波段袖珍收音机深受海内外用户青睐，华龙牌电话机也得到用户的好评。黎川共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机构一千多个，从业人员３-４千人。黎川商城一带为全县最大最集中的商品集散地，另外，黎川还建有邻近６县１市最大的边贸市场。坐落在东方红大道上的东方商厦也不失为购物、休闲的好去处。建在小北门的美食一条街，集中了县里的风味小吃。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黎川近年来兴建了一些不错的招待所，黎川宾馆和惠达宾馆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陈伯钧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1933年3月四次战役以后，5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什么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回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40里路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五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曾与李德两个人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蛔集一处，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摔手榴弹，!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只好撤退。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还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约三个多师消灭。以后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终于把敌人阻止住了。第二阶段，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40里。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这是很失策的。这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发生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错误，就是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就是不帮助十九路军，能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自五次战役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聊以解嘲自慰。一个月就行了28天的军，真是劳累已极，使主力疲于奔命。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的进攻，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作为苏区的大门来拼命，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吕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11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10华里，沿着盱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前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9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盱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已架之桥梁，转移到右岸前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40华里，整整“滚”了18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4华里，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占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划脚，搞了18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们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给你们看看。9个师对敌人11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和远武器——炮兵，我们这样的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军团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南两纵队。而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以及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开火，这就完全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伤亡4000多，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1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休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3个月要全部换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我军自己的元气也受到相当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毫无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从此来转变敌我形势。正如毛主席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之后，退到了驿前。三军团四、五师加上五军团三十四师，在一起作战。过去敌人总是先来飞机，以后打炮，搞七八个钟头后，步兵才正式攻击。在驿前作战，我们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我们三个师。右边是四师，中间五师，左边三十四师，都足以一个闭占领阵地，两个团在后面。我们的阵地构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个防御地带，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错，文化学习、休息、隐蔽、进出道路等都有，还有隐蔽的火力点。那时候就是鼻子对鼻子，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而且工事以外还有侦察部队，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我们的人抓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也抓我们的人。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把米，完全暴露，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但我们坚守，敌人也没有办法。结果敌人改变了高虎脑、万年亭的打法。清晨，飞机先从广昌起飞，飞机一响，就是信号，炮兵就打。炮兵一打，于上半夜就运动到我们的鹿寨前面的部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锋。这样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根本就用不上，部队还没出得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住了；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敌人突破哪个地方，就占领哪里，构筑碉堡进行巩固，口子不大，叫做钻隙进攻。这时我们第一线被突破了，第二线来不及组织防御，接着第二线也被突破了，第三线也跟着被突破了，这—天敌人就前进了十几里。这样一来，我们左右两翼的部队就都向左右转成了侧面阵地，敌人又以另一支部队向我侧面进攻，我们就无法坚持了。驿前战斗证明：我们没有总的预备队是很大的缺点，在敌人突破后就没法应付，结果一下子把三道阵地都丢失了。总之，这种办法都是消极的、呆板的，违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结果不论部队怎样英勇，终于失败。蒋介石：“此次挫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军事科学院军史部 雷光鸿整理1933年初，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中部地区，采用大兵团伏击歼敌，粉碎了国民党军4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2月，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担任"主剿"任务，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两个航空队支援陆军作战。中路军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3个纵队和1个预备队。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他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约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领导和指挥下，主力活动于黎川地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决定采取进攻战略来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要求红一方面军首先攻取南城和南丰。时任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对这一决策力持异议，并且向中央力陈攻取坚城的弊端，请求改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临时中央不顾敌强我弱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拒绝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周恩来在自己正确意见被否决之后，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同朱德一起，对围攻南丰作了灵活机动的部署：首先强攻南丰，攻坚不利时则撤围打援，打援不成时转至宜黄、乐安地区，在山地运动中歼灭敌人。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南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战斗中，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不幸牺牲。陈诚获悉红军围攻南丰后，立即令南丰守军固守待援，同时急令驻南城部队驰援，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城挺进，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在这千钧一发的严重时刻，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立刻改变军事部署，决定改强攻为佯攻，主力转移到南丰以西地区，准备打援。22日，红一方面军获悉敌中路军第一纵队准备增援南丰，第二纵队集中南城，企图在第3纵队策应下，与红军在南丰地区决战。周恩来、朱德鉴于国民党军兵力密集，打援无胜利把握，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更为不利，遂决定撤围南丰，诱敌深入苏区，并以红军一部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第2、第3纵队向这个方面吸引；方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隐蔽待机。陈诚求战心切，被红军一部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遂令第1纵队在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第2纵队由南城、南丰侧击黎川、建宁；第3纵队由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企图在黎川、建宁消灭红军主力。据此，敌第1纵队第52、第59师准备由乐安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红一方面军鉴于敌中路军第1纵队同第2、第3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且第52、第59师由乐安向黄陂开进必经登仙桥以东地区，该地区山高林密，便于大兵团伏击。方面军总部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1、第3军团和第21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52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敌；以第5军团、第22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地区，歼击敌第59师。2月27日，敌第52、第59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均较困难。当时细雨浓雾，视度不良。第52师因受红军游击队袭扰，行动缓慢，加之误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对隐蔽在其行进道路南侧高地红军主力毫无察觉。13时，左、右翼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激战两天，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洛口、南团地区休整。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将3个纵队改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前进，寻歼红军主力。周恩来、朱德获悉中路军向广昌进攻的企图后，为创造战机，令红军一部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摆出要保卫广昌的姿态，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同时率方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歼击敌后纵队。陈诚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前进，并将后纵队一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3月20日，敌前纵队与后纵队相距50公里，出现了红军歼灭后纵队的极好战机。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并将主力分成两部，以红5军团、红12军由东向西进攻，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由西向东进攻。21日，红军发起总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被击伤。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这不仅体现了周恩来、朱德高超的指挥艺术，而且与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分不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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