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律师涂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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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4年底，北京律师的总数已经逼近10000，律师事务所达到800多家。在采访中，不少人都说了同一句话：3个在京城执业的律师里，至少有两个“北漂”。 　　还有一个趋势引人瞩目，“漂”到北京做律师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他们是谁，为何北漂？浩瀚京城，他们怎么寻找自己的位置？孤身北漂，他们吃在哪里睡在何处，漂泊的辛酸向谁倾诉？在竞争惨烈的律师业，他们演绎着怎样的成功和失败？ 　　北漂律师群落的存在与壮大，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2005年1月22日，涂志从他位于北京北部望京小区的住宅开车来到北四环一幢大厦接受采访。4年前，而立之年的他漂泊京城，一度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如今，这个生存能力很强的“湖北佬”已经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主任，麾下云集了一批“小北漂”。 　　涂志的故事，代表着一种类型的北漂律师。 　　 　　北漂故事一：抛下故乡的成功，向北向北 　　 　　还有18天，就是2005年的春节了。“今年春节，我不走了，把全家人都接过来，在北京过……”话说了半截，在法庭上咄咄逼人、平日里风风火火的涂志眼圈红了。 　　涂志的儿子已经11岁，跟着妈妈在湖北。以前，不少人问涂志“为什么不把老婆接过来”，他说“她不愿意来”。“可是，她问我‘我能不能跟你来北京’时，我就不知说什么了。住在别人家里，把老婆孩子接来，算什么呢？我不想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老公、爸爸在北京寄人篱下。”说着说着，涂志的眼圈又红了。 　　涂志的北漂，和“春节”两个字密不可分。 　　2001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八，在湖北任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涂志因为参加了一个会议，突然决定出走。那天，他开着自己的车，向北向北，直到停泊在北京的街头。 　　在北京，他一个人都不认识。整整3天，睡在自己从湖北一路开到北京的车里。 　　涂志走得很决绝，身后扔下两个字——成功。 　　在那个地级市，他第一个开上摩托，第一个开上桑塔纳，第一个用上手机。不到而立之年已经统领着一个律师事务所。 　　像他这样的成功者，为什么还会选择背井离乡？ 　　我天性爱自由，1991年到当地一家国办的律师事务所当上律师后，天天骑着一辆自行车自由闯荡，那种感觉特别好。 　　1999年，这家事务所换届，我多少有些意外地被选为主任。这时，我29岁。当时，全所17个律师，全“憋”在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屋子里。上任第3个月，我就征了一块地，在1年之内，盖好一座办公楼、一座宿舍楼。 　　人心因此凝聚起来了，事业蒸蒸日上。这时，我突然觉得“地方”小了，发展空间不够用了。就在想，如果把这个所放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那样会是什么样？ 　　现在想来，是因为在地方上办案子，受行政干预太强了。 　　 　　后来，一个案子促使我下了离开的决心。 　　2001年春节后，正月初七报到上班，市里开了一个政法系统会议，我也参加了。在会上，一个政府干预法院审判的案子被当成政绩来宣传，而这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开完会，我就开始写辞职报告。初八一上班，就把辞职报告交了上去。晚上，和家人谈了谈就开着车往北京走。初九一大早，我就到了北京。 　　在北京举目无亲，我白天找住的地方，晚上睡在车里。第四天，我终于找了个地方住下来了。 　　从此之后，开始实现在京城做一个律师的梦想。 　　北京1000多万人口哪，可我连一个熟人、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先学上网，学网上聊天，从网上交朋友。每天，我都在网上和一些不认识的人约会。结交下的网友，又相约到郊区玩。我想从网上先建一个人际的平台。 　　但是，当时，一个外地律师要落户北京执业，条件还比较苛刻：大学本科毕业（或中级职称）、3年以上律师执业生涯。后面的条件我够了，但那个大专文凭成了我的坎。这样，我又回老家，办理了中级职称。 　　转眼，就要到“五一”了，我把带来的钱花光了，向别人借的5000块也花光了。摸摸空空的口袋，我把回家的念头往心底里按了又按。 　　5月17日，经网友介绍，我接到了第一个案子。虽然只赚了1500块钱，但它给了我希望。到6月份，又有朋友介绍案子给我，我决定在北京干下去了。于是，跑回湖北去取档案。 　　2001年8月1日，我怀揣着档案把自己挂靠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就在想“在北京待下去”。心想干好就干律师，干不好就开出租。一方面，我自信能干好，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面子也不能回去了。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2001年立足，2002年打基础，2003年开自己的所。 　　2002年7月25日，我所挂靠的事务所一个同事被单位解聘了，打电话和我告别。我有些吃惊，因为他的管理能力非常强。放下电话，我就直奔他家，告诉他：“从今天起，我就聘用你了。”此时，我来到北京恰好一年，符合办律师事务所的条件了，而这个同事有能力和我共同组建一家事务所。接到他的电话的刹那，我已做出了办事务所的决定。 　　接着，我就开始筹备，2002年12月，申办成功。这比我的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 　　事务所刚招好兵买好马，非典凶猛而至，巨大的考验骤然降临在喜欢挑战的涂志面前。 　　 “很艰难。”涂志说。“艰难到每个月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贴房租。” 　　这个时期，北京已进入律师事务所“高产”时期。涂志十分关注和自己的所成立时间差不多的新所。消息并不好，一批批新所撑不下去了，相继倒掉。 　　涂志咬着牙继续撑着，撑到了非典衰退。随着非典的终结，事务所开始缓慢发展。 　　 　　现在，涂志和另外几个合伙人合作成立的事务所处在上升时期。到2005年初，已经有执业律师17人。 　　人以群分。在这17人中，只有2名北京人，其余的都是和涂志一样的“北漂”。 　　事业的根植入北京之后，涂志也植下了生活的根。 　　2004年5月，涂志在“望京”买了房。这以后，他“强烈地想让老婆孩子来”，让亲人感到他“在北京立住足了”。 　　 　　北漂故事二：地下室，我们漂泊的起点 　　 　　2005年1月22日，是个星期六。中午12点半，在律师事务所附近一幢居民楼内，一个中年女子已做好一桌子饭菜。 　　不一会儿，从正播放NBA的里屋、门外进来五六个姑娘和小伙子，他们很自然地围坐在一起，开始午餐。他们都是涂志周围的小“北漂”。中午，他们在这里吃“免费的午餐”。他们的住处也都分散在“离办公室1000米左右”的居民楼里。“住在办公室附近，所里每月补一些钱，住远了就没有”。 　　和所有“北漂”一样，“吃”和“住”曾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原来，在2003年，涂志就发现，下班后，大家都不知该到哪里去，就买包方便面在办公室吃，很晚才回家。到休息日，大家都在“睡觉”。大家都很年轻，又是需要沟通交流的律师，怎么会这样？于是，他和其他3个合伙人商定，专门请来厨师办了个食堂、补贴大家的房租。 　　涂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一批小“北漂”从湖北、东北、山东等地凝聚在自己身边。 　　他们中有的曾是法官、有的是公司总经理，有的人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律师。 　　但是，一旦北漂，他们几乎都要从头开始。而这个“头”，就是地下室。 　　“我是从地下室搬到地上来的。”“北漂”律师何树利说。他的故事就是从“地下室”开始的。 　　2001年4月24日，我辞去在内蒙古赤峰一家信息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回到母校燕山大学所在地秦皇岛，决定在这里当律师。 　　可我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巧的是，国家司法制度在当年大变革，律师资格考试并入司法考试，考试时间延至2002年3月。这意味着我转行的时间表有了“空白”。 　　 　　 　　此后，北京的“律考”辅导班纷纷变为“司考”培训班。2001年8月，我奔着“司考”辅导来到北京。辅导班里有个大学同学，他说：“你在北京学习，就在北京考试吧。”他的一句话，把我的栖息地从秦皇岛改到了北京。 　　从此，我住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地下室里，开始了“北漂”生涯。 　　“司考”完毕，再回到地下室，我不由得放声痛哭了一场。这一年，我没工作、没收入，能熬过来实在太苦了。 　　哭过之后，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留在北京吗？它这么大，我怕迷失方向。我开始到处走，郑州、上海、杭州……寻找自己的位置。一圈儿走下来，才知道这么多城市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比较下来，北京的优势很突出：任何一个行业，你在北京都能找到顶尖级人物。而且，它的“胸怀”博大，能接纳所有人。 　　我自信，北京一样能接纳我。于是，我留下来，和朋友合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但是，因为对市场前景估计不足，经营惨败。我们连生活费和电话费都成了问题，只好顶着“老板”的虚名，晚上到三里屯的酒吧当服务生。 　　2002年底，我撤出了公司，像一片叶子一样“漂”在北京。 　　2003年春节就要到了，我想回黑龙江老家看父母，惨得连路费都没有。一天夜里，我站在马甸的天桥上一边流泪一边呐喊：“怎么办哪——” 　　那一刻，也许一念之差，就可能走上“另一条路”。自己是村子里惟一的一个大学生，毕竟是父母和村里人的骄傲；那时，我身边还有个特别漂亮、懂事的女朋友，为了这些人期待的眼神，我才没走向那个边缘。后来，从正在北京上学的女朋友手里接过400元钱，我回了一趟家。 　　那年“司考”，我考得不错。春节一回北京，我就开始到律师事务所应聘。但因为学历不高、无特长，屡屡被拒之门外。 　　终于有一天，一家事务所的女老板收我做“私人助理”。我的住处也搬到了她家楼下的地下室。“像我这种水平，什么时候能有起色呢？”我问她。“你别指望了！”她说得很无情。 　　我从云端跌进了深渊。这个“私人助理”，就一直这么灰暗地当着？深深失望了几天后，我炒了那个女人的鱿鱼，又把铺盖卷搬回了政法大学的地下室。 　　直到2003年3月底，来到涂志等人开办的事务所，我年轻、外向、有管理经验这些优点得到认同。“你肯定行。”涂志的一句话，定了我的前程。 　　拿到第一个月的900元工资，我把女朋友和其他几个朋友找来大吃了一顿。因为，我一年多没花过自己的钱了，我终于自己又赚钱了！ 　　其实，何树利的律师之路才迈出第一步。 　　坐车、打电话、吃饭需要钱，解决律师形象问题也需要钱。晚上回到4个人一间的地下室，脱下光鲜的衣服，端着脸盆到水房时路过隔壁民工的房间，他忍不住地问：“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但他相信，早晚有一天，自己“会从地下走到地上”。 　　2004年初，因为涂志知道在外面“流浪”的年轻人太多，就在事务所周围租了一些房子。 　　何树利选择了一套位于16层的楼房。他说：“终于从地下到了地上了，当然要住得高一点。”此时，从16层往下看北京，感觉“不一样了”。他的收入“好多了”，过一年半载，他也准备在北京买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把那个既漂亮又懂事的女孩娶回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何树利这样从“地下室”起步的“北漂律师”并不在少数。 　　2002年之夏，对苦读四年大学而且成绩优异的杜玉忠依旧是个“黑色七月”。“法学虽然是个热门专业，找起工作来处处是‘冷门’。”他说。 　　一个没有“背景”的本科生根本进不了当地政法系统；而给企业当法律顾问，又没有工作经验。剩下一条路，就是进律师事务所。 　　既然是当律师，他就一步到位来了北京。于是，这个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成了“北漂”。 　　最初的岁月，为了节省开销，他就在西海后沿租了一间廉价的平房住下来。房子也就八九平方米，但加上他共住了8个人。 　　一个多月后，他在亚运村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但在那个小平房里，根本没法写案件材料。 　　 　　他在供职的律所做了两年多律师助理，很用心地做着很小、也很琐碎的事情。 　　 　　漂泊故事三：和心爱的姑娘共做“漂泊律师” 　　 　　34岁的王向阳，穿着雪白的衬衫、打着领带、西装革履地在金融街不远处一幢大厦里办公。短短几年时光，他走过一条从实习律师—打工律师—合伙人的路。“合伙人”这个字，对当律师的人来说约等于“成功”。 　　“我和不少律师的区别是在北京上学，但漂泊的个人感受和他们有很大的共性。”王向阳文绉绉地说。 　　这个透着硬气的山东小伙子在济南本来有一份称心的工作。追随着一份爱情，他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第二学位。他的漂泊故事，就是从2000年7月毕业时开始的。 　　2000年7月领到毕业证，统一离校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在北京当律师”还是“到外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了必须选择的一道难题。招聘会参加了很多，都失望而返。就业的繁琐与失望，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北京当律师。 　　离开学校后，我搬着铺盖卷到了一个中学同学那里。他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整整两个多月，我就和他挤在流动站公寓的一张床上。9月份，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律师助理的工作，同学也谈恋爱了，我又回到“法大”，租了一间筒子楼房和人合住。 　　那个时候，我的月收入是1000元。这个收入于“律师助理”，不高也不低，但要拿出400元交房租，还要支付手机费、交通费、饭费，非常艰难，在不得已时，我开始动用自己不多的一点积蓄。 　　为了生存，加上做律师要体面点，我开始兼职，给一位在北京大学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学生讲授中文。每周两次、每小时50元。这笔收入，让我的生活维持到了最低的水平。 　　就在这时，我的那份“爱情”飘然而逝。 　　几个月“筒子楼”生活结束后，我来到现在供职的这个事务所。我的工资涨到了1700元，加上家教的收入有2000多了。这时，所里一个同事找到一套一居室，两人合住共担1000元的房租，为了增加的这100块钱，我反复思量，毕竟条件改善了，就咬着牙搬家了。 　　半年以后，我和同事又合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上涨到了每月700元。在这个两居室里，住了一年。在这一年，我的经济条件开始好转，我的感情也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一个也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北京漂泊着做律师的女孩和我谈起了恋爱。 　　离开那个两居室后，我以每月1000元的价格租下一套一居室，终于不和别人合住了。 　　在这套一居室住到一年半的时候，我结婚了。不久，就和我的爱人一起按揭买下一套两居室。 　　结了婚，又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安定感，就不是太“漂”了。 　　王向阳说，“漂”的感觉，在最开始的两年非常强烈，仅家就搬了五六次。 　　“好在每次都是条件改善。”他说。 　　离校那次搬家，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后来搬家，从打两辆车——租马车——请搬家公司。 　　前不久，他完成了“最后一次”搬家工程——搬进了自己买的房子里。搬家的时候，他感慨着对爱人说：“最近10年内，可不用再搬家了。如果以后再搬家，把这些东西全都扔掉。” 　　在“成家”之时，王向阳的“业”也立起来了。按照有关规定，律师执业5年以上才有资格做合伙人，拿到“律师资格证”刚满5年的时候，他就被所在律师事务所吸纳为合伙人。 　　 　　漂泊故事四：一份“名气”，几多辛酸 　　 　　从1995年5月，秦兵一个人带着几百块钱来到北京算起，已快10年了。 　　期间的经历，回想起来总会让他“痛心不已”。 　　38岁的秦兵沧桑地说：“走上律师道路对我来说并非偶然，但绝对曲折。” 　　 　　 　　1989年大学毕业时，学化工机械专业的秦兵被分配到家乡的化工局设备科担当一份“任何一个会算术的人都可以胜任”工作。1991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他办了辞职手续。 　　开一家电脑公司，是他辞职之前的想法。靠着仅有的1000多块钱存款，他的公司开业了，到1992年，业务蒸蒸日上。 　　1993年，“我因为不懂法律，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案件败诉。”他说。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律师的作用。不知道没有律师，当事人在法庭上的程序权利会丧失殆尽，结果就是败诉。 　　在以后将近一年，他天天在家面壁叹息。 　　有一天，照样在家面壁，他隐隐约约想到应当去北京，到最高法院申诉，力争重审此案！ 　　他腾地从床上跳起来，收拾衣物。接着，就怀揣300多元钱，向北京进发。 　　一开始，我借宿同学的集体宿舍，因为经常没有床位，有时一晚上要换五六个住处。夏天实在没有地方，就露宿长安街，秋日渐凉，我又转宿火车站。 　　后来，我租住颐和园附近的一个平房。“工作”没有变化——继续申诉。 　　申诉的过程中，我先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建议我去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是我就不断打听“人大”，最后被指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门口有个律师事务所，接待人员听了我的陈述，告诉我：“你到学校里去听听课吧。”我懵懵懂懂地找到了一间教室，讲课的正好是韩大元老师，课程的名称是宪法。他当时在讲国家政策与法律。我摸了个座位，安静地坐下来，认真地听下去……就这样，我开始了学习法律的历程。 　　1995年，我在北京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1996年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1997年四五月份时，终于拿到了律师执业证。 　　之后，我开始做律师助理。 　　律所中午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没有其他任何报酬。为了生存，我每星期要到一个民办学校去给学生讲两节法律课。 　　在到律所之前，我并没有想过以后当律师，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律师总是代表强者在与弱者斗争。 　　当时入门给时候，我跟上了两个好律师。孟如根律师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经常带我做案件，他知道我很窘迫，就总是给我一些衣物，我现在还保留着当时他送我的一条腰带和一套衣服。他让我去做的工作，我都不计回报地去完成。 　　孟律师经常和我讲一些背后的事情，他告诉我如何运用法律。他告诉我法院的内部结构问题。李京生律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刻意追求结果，但是他们让我知道了律师的内在特点——就是一定要忠于当事人，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当事人服务。 　　第一次开庭对我来说，意义是非凡的。 　　那是一个关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件。 　　在开庭的每一个过程中，我都在想哪一个过程是关键。我当时有相关的记录，第一次开庭我共记录了6张大纸，这6张纸我一直保留着。 　　最后，我得到了3000元左右的报酬，那是我长久以来最大额的一笔收入。我做刑事案件，一共做了两年。我对那两年的总结就是：记忆案情。 　　这之后，我就决定要把律师事业做下去。 　　1998年，我开始正式整理有关房地产方面的问题。 　　问题的整理过程很痛苦。 　　那时，没有关于转让商品房方面的书，没有房地产法律方面的书。我比较喜欢站着看书，后来总是理解不清楚，很急躁，就买了一把微机椅，每天坐在上面转来转去想问题。这把椅子“转”了两三个月就坏了。 　　我能写出“204条”，主要是因为我坚持下来了。 　　“204条”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希望能够重新审理关于我的判决与裁定——尽管我知道重新审判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总是想，扞卫社会正义应当从保护自己的权利开始。 　　现在，秦兵在北京有了家，有了女儿。事业也有了发展。 　　但在1996年夏天，他未来的太太到北京来看他时，他手里的钱，连买一个麦当劳3号套餐都不够，他只能给她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套餐。“她第一次吃汉堡，我看着她那么高兴地吃着，心里在想我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让自己心爱的人吃一顿套餐都很困难？”他说。 　　后来，他的爱人在一家计算机公司上班。有一次，他们花五十元钱买了一个旧柜子，他们特兴奋，花了整整一上午，把那个柜子擦得干干净净。到现在，他们还用着那个柜子。 　　 　　漂泊故事五：儿子的赞助费，漂泊之重 　　 　　1996年5月来北京的时候，刘巍扔掉了老家唐山市一家医院的护士长的工作和一个已经条件齐全的居所，带着4岁的儿子刘上，追随已“北漂”的丈夫刘先生来到北京。 　　“生活质量下降了。”说起9年前来北京的最深感受，刘巍脱口而出。 　　初来北京，他们一家租了一个没有下水道、没有厕所的小平房。“深一脚浅一脚地领着儿子上公共厕所”的时候、用惯了洗衣机而不得不一件件用手洗衣服的时候，她也在问“为什么”。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刘巍就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法律专业大专文凭。她发现，自己很喜欢法律，而不是本职工作。于是，她选择了放弃，选择了漂泊。 　　因为是举家漂泊，刘巍的“翅膀”比别人更沉重。 　　她的漂泊之辛酸，几乎全系在儿子——小“北漂”刘上身上。 　　我和刘上一过来，就给他找幼儿园。找到一家合适的，交了一笔赞助费才进去。 　　安顿好孩子，我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因为刚从外地来，又没做过，我必须很投入。好在我的接受能力很强，很快就入门了。我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开庭那天，老师临时有事，我只好一个人出庭。一开始说话，我都能感到自己的声音在颤，但很快就进到案情里了，说得很好。这个案子胜诉了，当事人很满意，我一下子有信心了——只要认真去做，一定能做好。 　　我一直很忙，接送孩子成了难题。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5岁的儿子说成6岁，让他提前上学。因为是借读，学校只看赞助费不看户口本，孩子就提前一年上学了。从上学第一天起，5岁的孩子就没人接送了。 　　刘上在那所普通小学上了一年半的时候，我进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当了一名公益律师，孩子也转到北京大学附属小学。这一转学，又是一笔赞助费。 　　“从小学开始就交一大笔赞助费，一直交到上大学，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每次往外拿钱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想。 　　我的工作地点和孩子上学地点变了之后，我们在中关村租了一套楼房。但是，一个月租金就是2000多。那时，我们的大部分钱都花在房租和刘上的赞助费上了。 　　2003年，刘上该升初中了，我们又面临赞助费的问题。他学习成绩非常好，让他上一所普通学校，觉得对不起孩子，上好学校吧，赞助费一所比一所贵，从9万、到11万、到15万不等，这类学校想都不敢想！ 　　最后，一所北京市重点中学收了5万块钱赞助费收下了刘上。3年要交5万元赞助费，在农村就是一座房子呀！ 　　既要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又要顾及孩子的学习情况，牵扯了好多精力。 　　现在，我和老公都有了北京的工作居住证，按照优惠政策，刘上读高中的时候可以和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一样不交赞助费了，可是按高考的规定，他还得回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这就意味着，在2006年，我们又得在孩子是在北京还是回唐山上高中的问题上做艰难选择。这件事，我现在想都不敢想。 　　“漂”的感觉，对刘巍来说，还因为居无定所。“租房子住，什么都不敢买。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看着外面的楼房里灯都亮了，我就不由得问老公‘这么多房子，什么时候能有咱们的一间呀？’听到别人抱怨自己的房子‘小’或‘旧’，我就会来一句‘知足吧’，心想再小再旧的房子，我只要有一间就行呀。”刘巍感慨着说。 　　2001年，在北京漂泊了整整5年后，刘巍一家准备买房子。因为想在“同等价位”买大一点、环境好一点的房子，他们一家把自己在北京的家选在了离市区遥远的海淀最北部。 　　拿到钥匙，走进自己的房子时，刘巍感到“定”下来了。 　　“就在那一刻，漂泊的感觉消失了。”刘巍说。 　　而在此时，刘巍的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因为十分喜欢“北大妇女中心”研究和实务结合的模式，又能直接为弱势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她“越干越有感情”，代理成功一大批疑难案件。 　　2005年初，刘巍又走进另一个专门为艾滋病人提供帮助的机构当了“法律顾问”。眼下，她正在为内蒙古16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弱者打官司。 　　 　　采访手记：他们这样闯天下 　　 　　王向阳告诉记者：“律师这个行业竞争激烈，已经到了靠真本事吃饭的时代了。”“而北京一些根深蒂固的律师已占了老的市场。” 　　“北漂”们发现，全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北京”。“在北京大的市场被占领的情况下，我们就穿着‘北京人’的外衣，做外地案件，‘以农村包围城市’。”涂志说。 　　何树利曾经和秦皇岛的律师探讨过“北京”，结论是“‘北京’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品牌”。“北京律师”、“哈尔滨律师”两个水平也许不相上下，但“北京律师”有威信。 　　他和他的老板涂志的感觉一样：“因为头上顶着‘北京’两个字，空间大多了。” 　　但他们的“根”还在当地。湖北石堰一个集团诉讼案件，当事人就是因为看到涂志他们所不少人是湖北人，请他们代理的。 　　“语言沟通方便，天然有信任感。”涂志说。 　　王向阳“从零做起”，便未雨绸缪。“我对未来三四年做了一个规划：做助理律师一年，就独立办案——到这个阶段没案子就吃不上饭。”因为这个意识，做律师助理时，他广泛结交朋友。“这些朋友非常认可我，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