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钦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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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林先生；寄来＂关于钦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供你们参考．并祝节日快乐．

涂念雅
钦公尚未见于史籍，只有《江西通志·封爵表》云；“《豫章书》引《氏族大全》云；‘涂钦以功封新吴侯，未详何功。’”。《豫章志》也有同样的记载，《豫章书》是否就是《豫章志》尚无法断定。但《豫章志》为涂廙撰补，廙乃钦公之后裔，南唐时为南昌县尉。他们撰写之依据，可能都是族谱中王导的旧序。这样看来对钦公的研究只能从王导的旧序（今后简称为《旧序》）入手。
《旧序》撰于建兴四年（316年），序文中由于含有不少316年以后发生的历史事实，因此很多人怀疑其为伪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众所周知，古代名人大师的着述，都是靠口授、抄写整理而世代相传的，印刷出版则是宋代以后的事，师长传授时对于前辈的学说必然会融入自己的见解，所以不同时代相传的抄本总会具有差别，融入后人的观点和经历的历史事件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应当感谢先辈们为我们保存了“晋侯封旧藏谱叙”这一重要信息，它表明《旧序》经过了官府的编撰和收藏。按《南史·贾希镜传》云；“先是谱学未有名家，希镜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习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史，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户曹。 希镜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 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皆如贯珠。” 则‘晋侯封旧藏谱叙’应为晋孝武帝太元中时（公元376"396年）编撰。贾氏祖孙三代传谱学，其百家谱抄本藏于官府，并有专人掌管，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实为当时“门伐制度”的需要。《旧序》由官府流入民间以后，经过历代各族系的编撰修改，出现差别、差错也是难免的。如何纠正那些错误的记述，还历史以原来面目，实为研究钦公生平时的重要问题。
例如；《旧序》中有“逮至炎汉，海宇静尘，生民颇安，时有名挥者仕为谏议大夫，尝与王璜为同门友，受业於孔安国。永平间有曰佑者，仕为江陵令，富且寿，子二人；长曰禅为谏议大夫，忠义骨鲠，植立纲常。次曰恽为中宪大夫，邃於经术而列儒林。或见纪于应劭，或为师于贾逵。”这里关于涂恽与挥的世序，就是错误的。
本来，《汉书 儒林传》中对涂恽，已有论述；“安国为谏议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为右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 但是《旧序》却将师从徐敖，与王璜为同窗好友的“恽”，误认为“挥”，将在王莽时已经“贵显” 的“恽”，倒退到“永平”即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以后，才“邃於经术而列儒林。” 有的涂氏宗谱竟按照这种论述，将涂挥列为第六十五世祖，恽为第七十世，其兄禅且为灵帝时（公元168"184年）谏议大夫。近来，有的修撰者还引用《中国通史简编》中的一段话；“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以为佐证。其实，范文澜先生的那段话，来自《汉书 儒林传》，“数传至汉末涂恽”中的“汉末”，是指几十年后的西汉末年。将“汉末”误认为是二百多年后的东汉末年灵帝时期，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数传”是传不到那么久远的。还有的人将涂恽认定是涂钦的曾祖，祖孙四代人就跨越两个多世纪更是不可能的。
按照《旧序》所记涂恽“为师于贾逵”的事实，很容易证明上面的论点；贾逵的名气比恽公大得多，《后汉书》中为他立有小传；“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条。”颜师古还于涂恽之后注释为；“风俗通曰；‘涂姓，涂山氏之后。’恽字子真，受《尚书》于胡常，见《汉书》。”可见涂恽“为师于贾逵”之说，并不是很准确，应当是为师于贾逵之父即贾徽。“逵悉传父业，弱冠能颂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榖梁之说。”看来贾逵正是通过其父，得到涂恽和刘歆的真传。其父徽受教于涂恽的时间，我们作最保守的估计即父子同时受业于涂恽，则最晚也应在贾逵“弱冠”以前。《后汉书》又云；“逵所着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永元十三年是公元101年，可见贾逵是于公元30年出生，即光武帝建武六年，此时东汉王朝刚建立不久。贾逵的弱冠之庆应是公元49年的事，恽公此时为人师，至少已过“而立”之年。但若是按照《旧序》所云，“永平”（公元58—75年）以后的恽公此时尚未出生，怎么可能教贾徽学习古文《尚书》？可见《旧序》把西汉末王莽时期的恽公与他的后人挥公的世序给颠倒了，应当是确切无疑的事。
又如钦公的食邑，有人认定为“以左右五县为食邑”，同样是错误的。按《晋书·地理志》；“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晋明帝在太宁三年（325年）平定王敦后，封王导、温峤等六人为公，除王导为郡公邑三千户，其余为县公邑千八百户。封郗鉴、应詹等四人为县侯，邑千六百户。可见一个县侯即使是大国侯的食邑也不会超过千六百户。晋代豫章郡统县十六个，户三万五千户，平均一县二千多户，一县足矣，怎么可能食邑五县？何况成帝在咸和三年（328年，此时钦公尚健在）平定苏峻之后，封庾亮之弟庾冰为新吴县候，虽然庾冰固辞不受，但也表明新吴除供奉钦公以外，还有能力供养庾冰。
还有有的族谱收录有封授钦公的诰命；“皇帝敕谕总督兵马上将军都元帅涂钦：朕承祖宗鸿业，遭国不造，寇贼犯阙，震惊宗社。惟卿戮力行阵，辅朕南迁，翊卫朕躬，鼎定豫章，中兴南土，社稷安危，乃卿是赖。卿再造国家，功深带砺，合进卿爵。今差殿前都指挥、行人等官，捧金符印诰，加卿上柱国、紫金绶绾、金章，特进元勋， 拜爵新吴侯，赐斧铖、录军国等事；位三公，朝廷文武，悉从卿委用，节制机务，不时奏闻；封三代祖考皆如卿爵，以彰卿功。呜呼！柱石朝家，任弼辅之；重寄经纬文武，竭股肱心之膂；河山巩固，与国同休。钦哉！”其文错误颇多，可信度应当是很低的。
一，“元帅”一辞虽然在战国时期就用过；《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蒐于被卢，作三军，谋元帅”，晋文以中军帅为元帅，并非三军统帅。但作为官职元帅则始于唐代；高祖李渊定京师，置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等，皆亲领之。安史之乱肃宗李亨讨贼，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东晋元帝时不可能有元帅官职，当时东晋军队的最高统帅也应当是镇守建邺上游的王敦。
二，“上柱国”作为官名亦起于战国，《国策》“楚之法复军杀将者官为上柱国”，其后北魏置柱国之官，北周增置上柱国。按《旧唐书》；上柱国、开国郡公为正二品，柱国、开国县公为从二品，开国侯为从三品。东晋职官且不说尚未发现“上柱国“的记述，即使有，也不应当一人同时封官职为第二品的上柱国和爵位为第三品的县侯。
四，封爵制度按《史记》“周封五等”的思想，似乎应源于西周，但是经过秦、汉、魏、晋历代的演变，至元帝南渡时，封爵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汉初分封，诸王、列侯在封国或食邑内皆拥有领民行政权，《汉书百官公卿表》虽说“诸王、列侯，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但到景帝时已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而由中央任命的内史治民，至成帝时改为国相主治民，如郡守，列侯也同样失去了治民权。按《后汉书百官志》；列侯“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可见王、侯在东汉就已失去行政管理和司法的权力，只是政治上拥有的等级名位，经济上也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是享有食邑，并可世袭相承。魏、晋以后，虽对“不臣也”的内容，有所争辩，按《通典》卷八十八《礼典》四十八，魏明帝对司空王肃与陈群，因“不臣也”而产生诸王国相应不应该为其王服斩衰的争论，诏书曰；“若正名实，司空议是也，且谓之国相而不称臣制服，则亦名实有错。若去相之号，除国之名，则伤亲亲之恩也。宜释轻从重，以彰优宠之大义也。”此后诸王国相以下各官始向诸王、侯称臣制服，形成名义上的君臣关系。王侯既不治民， 则“赐斧铖、录军国等事”，就只能是与史实不符的意想。
五，“位三公，朝廷文武，悉从卿委用，节制机务，不时奏闻”也是不实之辞；按《艺文类聚》五十一〈封爵部〉注引晋《百官表》也说；“县侯，汉官也。自县侯而下，通号列侯，金章紫绶，朝服，进贤三梁冠，官品第三。”一个相当于三品的县侯，怎么可能位三公（官职一品）？“朝廷文武，悉从卿委用”，那是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可与元帝“共天下”的王导也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权力。
六，“封三代祖考皆如卿爵，以彰卿功”也是错误的。以子贵而封赠先世之制度，虽始于晋宋，但至唐初不过封赠一代，追荣三代那是唐末以后的事。
可见此“诰命”应当是出自后人之手，除了“戮力行阵，辅朕南迁”“ 拜爵新吴侯”为可信之历史事实，其余均不可信，我们千万不可用这类“诰命”误导子孙后人。　　　　　　　　　　　　　　　　　　　　　　　　　　　　　 　 10.5.2006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