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风流：涂光群 是他一手发掘的刘心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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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在《人民文学》任职三十年，目睹文坛沉浮，编发《班主任》、《陈奂生上城》等名篇
　　口述：涂光群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已经离开文坛中心的涂光群把家安在了顺义，他说选择远离市中心，就是图个安静。实习记者秦斌摄
　　人物
　　涂光群笔名伍宇、弦柱，1933年生于武汉，1953年进入《人民文学》杂志社做文学编辑。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长期担任《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方面 的负责人，亲历了1949年以后多次文艺创作高潮。从1977年到1982年，《人民文学》共有36篇小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除一篇外，均为涂光群二审推荐。
　　1987年到1995年担任《传记文学》主编。出版着作有报告文学集《踏上地球之巅》、散文集《西域探奇录》、《浪漫的爱之梦》，小说集《两栖人》等。1995年出版《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今年五月，出版了70万字的回忆录《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记者手记
　　坦率地说，经由涂光群编发的那些小说，尽管在当时很轰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再读。反而是他回忆这些小说发表过程的文章，更能吸引读者。发生这种有趣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文学作品与时代贴得过近，而在这二十多年里，无论是社会形势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已经明显过时，而作品刊发的过程，却浓缩着时代思潮，具有思想史的价值。
　　从这些文学作品价值的疑问出发，涂光群30年编辑生涯的价值和意义也变得可疑了。从职业角度分析，文学杂志编辑的最大成就莫过于编发出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超越时代，昂然伫立于文学殿堂。而涂光群编发的这些作品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从它们当时引起的轰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贫瘠与苍白。同样，作为一个作家，涂光群的报告文学、小说、随笔鲜为人知，而他作为文学史见证人的回忆录却成为了史料，不仅拥有颇多的读者，而且成为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依据。
　　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与他生存的土地、生活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不可能是天外来物。从涂光群的个人经历中，我们不难理解当下的中国文学。
　　20岁成为《人民文学》编辑
　　我是1933年出生的，不到5岁我就去了武昌，这时抗战已经爆发了。1938年，朝阳法政学院毕业的父亲带着一家人随着当时的一些政府机关流亡到松滋。我在那里上了小学。为了安全，我们一家搬到了乡下，以躲避日军轰炸。早上上学前，吃一餐早饭，然后中午不吃，下午放学后回家再吃一餐———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吃扁担饭”，以免在途中遇到日军飞机轰炸躲避不及。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和哥哥姐姐们学会了躲防空洞。
　　由于数学不好，我没有考取公费的实验中学。父亲就托人找校长说情，再次考试后把我列为备取第14名。
　　在家里玩了两个月后才去上学。不久，通过考试分班，我的语文被分在甲班，数学和其他功课都分在丙班，每次都要补考。上初中后，同学们互相交换书看，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很让我们感动，巴金的《家》则让我自然地联想到了我的家庭。
　　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武汉解放了。我上了中南局办的革命大学，四五个月后毕业，进过一个文学创作组，不久后到李季领导的《长江文艺》做了编辑，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编辑组帮忙加工新作者投来的可用的文稿，经过我手的有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未央的报告文学作品等。当时，我还编了梁信（当时叫郭梁信，《红色娘子军》的作者）
　　写的话剧《颖河儿女》，由中南文艺出版社出书。1953年，我被调进《人民文学》，那年我20岁，成了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1956年，我开始代理小说散文组的负责人。杂志负责人提出要干预生活、正视矛盾，我们就编发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1956年底，杂志发行量从10万上升到20万，1957年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到下半年“反右”时才开始滑落。这时，由我经手的一些作品被编入了《毒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