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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支平 郑振满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族商问题，早巳引起前辈学者的注意，但由于资料的欠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一九八五年以来，我们为从事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曾多次实地调查闽西四堡族商的历史，并相继获见当地商业世家马氏和邹氏的族谱，搜集了较为丰富的第—手资料。经过初步的研究，我们认为：族商的发展道路；表明商人集团未能摆脱自然经济体系的羁绊，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宗法性特征，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现在试把有关资料初步按理成文，着重探讨四堡商人的家族组织、经营方式及其若干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四堡商人是一个内地型的地方性商帮，其发展道路与其他商人集团可能不尽相同不宜以偏概全，为使研究对象较为明确，本文选择邹氏和马氏宗族为主要个案，并兼及其生态与人文环境。本文旨在提出问题以供讨论，尚祈不吝指教。一、四堡硅商人家族和宗教闽西四堡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周围共有数十个乡村。据说，当地居民不重县属之分，“这是因其语言风俗，生活习惯，攀亲结友，经济往采的纽带把他们连结在一起”①。明清之际，四堡是我国四大雕板印刷业中心之一。本文考察的邹氏和马氏宗族，在历史上都曾以经营刻印业和贩书业起家致富。而且，大约自清中叶以降，在邹氏和马氏聚居的长汀县雾阁乡(今屈连城县)，设立了定期集市，“渐渐地成了四堡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②因此，邹氏和马氏的家族史，在四堡商人中是颇有典型意义的。 邹氏和马氏族人的工商业活动，大致始于明中叶前后。据族浴记载，邹、马二族均于宋末由中原地区迁居于此。如邹氏，“宋度宗时，胡马踏遍中原，……六郎公与其弟七郎公、八郎公等相率挈眷避乱，迁流至此，久而安之，子孙遂籍焉”①。白宋末迄明初，邹、马：族或耕或读，尚未涉足于工商业领域。直至明弘衍年问，马氏第十一代族人的“家训”中，仍见打“勤牲训、远货财、敦淳厚”之类的词句。明中叶以后，经营—厂商业者渐多，试见嘉靖、万历午问马氏族人的谱传：恩溪公之四子讳曰孟吉……幼业儒不售，弃而业贾，遂有盈余，末置产业而先置父母之祭田及子孙之肄资，可谓如所分矣!———————————————————————————————————————① 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业基地之一－－－四堡》，载《连城文史资料》第四期。2、《连城文史资料》第四朋，邹日升文。3、本文所引邹氏、马氏两姓族人事迹，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小范阳邹氏族谱》和《长汀四堡里马氐族谱》。公讳良风，……诸昆叔侄身虽商贾，而雍容谦逊有甚于学士。邹氏族人倡兴工商业者，首推嘉靖末年任杭州仓大使的邹学圣，而其诸子亦以贸迁致 富。学圣长子学孟， “少走东粤，长游武林，得陶朱扁舟之趣，……创获更倍，称素封者”。 学圣幼子希孟， “身游庠序，富拟陶朱”， “标名泮水，富甲城乡”。与此同时，邹氏另一 族人邹华中，亦常年“遨游江湖，获利盈余，恢宏家业任意卷舒”。此后，邹、马二族遂以 商业为“世业”，经商成为父承子继的家族传统。明末清初，邹氏和马氏已初步形成族商的特色。其共同特征有二：—是商业成为家族经 济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族人之间建立了普遍的商业联系。这就是说，商业活动的成 败，已影响及于每个族人的命运，邹氏和马氏二族盛行大家庭制度，往往数代人同居共财，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单位．在 这种大家庭中，职业构成是相当复杂的，经商只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试见下引二例： (马元禄)，兄弟子侄七人，公行二，分职业于诸子侄曰： 某某也耕，某某也商，某某 也工贾，视乎其才其识而督之，于是人堪其任，任奏其效，大有治家之法。而家业遂以兴 起，积垒至于巨万。 (邹元景)，丰十八，以食指浩繁，乃弃举业而远服贯……维时二叔父静庵老先生，品列雍宫，内操家政，统七十余男丁妇口，上下严肃。公率弟侄辈十余人，经营外省， 虽数十 里之跋涉，数十早之风霜，不敢告劳；一钱尺布，不入私房。由足家道晓裕，构华厦数百间，置良甲百千顷，名闻八邑， 富甲一乡。一堂之上，贡成均者若而人，游沣壁者若而人，读者、商者亦若而人，森森五香，蔚为国华。这种包容士农工商为一体的家庭经济结构，实际上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商业 只能作为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一种手段，很难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在邹氏和马氏宗族中，有许多商人为了维持庞大的家庭消费而耗尽心血，最终一事无成。如邹歧山， “诸弟孱幼，皆赖扶持于君。君则手口交瘁，左提右挈，为娶妻授室，俾之乐业安生。二十年来，心血用 尽”。邹述文， “年十九即失估，……造诸兄即世，公以一身撑持其间，早作夜思，不辞劳瘁。有所获，悉为诸侄经其衣食，周其婚配。虽析箸后，此志犹不少衰”。更有甚者，随着此类大家庭的解体；已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又重新趋于分散。试举数例如下： (邹兆敏)，男妇百余丁口，闺门内外，夷愉肃穆，钱谷出入，分毫不私：一丈尺布， 不入私门。……后以食指日繁，兄弟虽经分炊，......区处得宜，上下胥悦。 （邹继云)，弃儒经商，……凡构造书板，继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厥后 丁口浩繁，兄弟分籍，其所置之业，条分缕析，无此厚彼薄之虞。 (马文溪)，兄弟四人，公居长，……牵车服贾，因而家益殷实。及析箸，凡物悉与诸弟均之， 而囊无一私钱焉。 (马怡庵)， 兄弟同居，食指半百，庶务纷然。……祖母邹孺人病甚危笃，始奉命为祈 署。田产屋宇品搭均匀，弄无肥瘠之异； 拈阄分授，那有多寡之殊。 代代均分家产的结果，使商人的大家庭不断地分化为小家庭， 同时也使经商的“基因”不断地被复制和继承，就某个具体的商人而言，可能因均分家产而缩小其经营规模，或者因此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然而，就整个面人家族而旨，均分家产却使经商的“基因”为全部家族成员所继承，并在适当的条件下造就出更多的新商人。这也许正是形成族商的内在原因。 邹氏和马氏宗族内部的商业联系，首先表现为同族商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提携。互相通报商业信息，是二族内部最有效的互助方式。据说，书商在贩书的过程中，如果自己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就必须把有关信息通报同族商人，以免被其他商招夺走市场。二族商人还建立了定期交换商业信息的制度，如逢年过节在族内公布自己的货源及已接受的订货，尽可能在族内解决供求矛盾。避免族人之间的商业竞争。这种以交流商业信息为基础的同族联系，是二族商人垄断市场的重要车段之一。前辈商业提携后进，更是族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如邹南峰，“诸侄扶如己于，于以本，教以贸易，终易不怠”。对于初学经商的族人来说，与前辈商人结伴同行，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必由之路。如邹子龙，“谢去章句，随先伯祖龙川公，服贾于江右之樟树镇，越后复游于苏杭、汉川、湖广港地，经营筹画”。邹子华，“比壮，随父祖龙川公在江右之樟镇，经营数载”。邹于瑶，“与伯兄龄轩公同贸易于豫章之樟镇，等画经营，屡获重利”。在二族内部，商业经验的传承不以家庭为限，这就大大加强了族人之间的商业联系。 其次，由于合本经营及领本制、托本制的盛行，在宗族对部形成了某些初级的商业信用关系。试见下引谱传： （马怀川），采极度日，或佣牧营生。后王伯与瀚父踌躇，自思如此作为，终非良策，随恳乎士交好相知及亲友者十人，腋银会一蓬，且作生理。其年开张，获利数十金，不经年出权子母，皆如愿而偿，设策皆称心屡中。…一流积盈余，遂颇小康。 （马龙瑜），弟又领本于公，召俊荣合贾，未几败去数百金，公终怜之，而不之计也。…一弟自为宽，因归家，付同堂弟民经纪之，无如不善于贾，遂至蚀资七百，缺偿于商者五百有余、林无存货，囊无存钱，商人索之急，计无所出，公复出己资住其贸易。获其利偿商人外，所余者态与弟以为贾资焉。这种族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对族商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这种信用关系具有明显的互助性质和宗法色彩，与近代的商业信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二产商人利用宗族组织，建立各种商业设施，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控制。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邹氏族墟的创设。据《邹氏族跳记载：“先辈早有以旧墟稍远，每思自辟一区，匝于交易，然托请空宗，未果举行，至以降戊戌岁之十一月十八始议，一唱百和，众心开一，而十九日即起一圩，赴集如云。”邹氏族墟之设，反映了族入对于商业利益的普遍关心，而宗族组织则使族人的意志得以实协。试引邹氏各房建墟《合同》如下：立合问人是公子孙同曾住孙儿崇公子孙河祖、洪生、熊云、中彦、棉彦．一后、圣乾、做仁，为本乡之水。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但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其在造C宇介小庄皆照八股均派。肚公房墟基上闲俱出词内公项，礼崇义 雄公、希孟公、承生上四公合成一半，肚公一半。自后每年将公平墟税当作。＼股收税，胜公房收墟税四股，礼崇公众共亦收四儿 一年。厉每4文一半、三违年收墟税，公议胜公房择知事者四人，礼崇公斤择知下老四人。至临收权之期，务要知会人人，同往均收均分，导得起议一二人专擅，恐 口无凭，工合同字，各付一纸，永远为照。乾隆四十年六片U三日。合同人胜公、崇公子孙同立。“操持家政”之余， “兼贾书于扛广间凡十四、五年，颇获利。……而募匠雕枣梨，摹印书籍，以为诸贾贩，其利且倍蓰于远贾”—。邹氏的印书业及贩书业，至清康熙年间亦成—“世业”。如邹氏十五代藻初，“壮年贸易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十年辛酉，方搬回本里，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书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开创也”。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四堡的雕板印刷业进入了全盛时期。如云，“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开坊募梓，集书板充栋，致赀信饶，若素封者然”，“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据估计，邹氏和马氏世代相传的大书坊，共有百余家。其中仍可查考者，邹氏族内有碧清堂，文海楼、文香阁、翰宝楼、玉经堂、崇文楼、素位堂，素位山房、萃芸楼、梅中昌、种梅山房、本立堂，以文阁等十三家，马氏族内有泗波堂，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等五家。①这些自立堂号的大书坊，除经营刻印之外，一般也兼营销售。如《马氏族谱》记载，公讳谦，……兄’弟三人，尝挟资售书江西，囊渐赢，大启尔宇。……复构别野贮书板，命儿孙远贾两粤。……今蕃衍繁昌，耕读服贾外，无游民。公讳权亨，……既而开坊举刻《四书集注备旨》等板，颇获利。后四年，……以书板与三弟，而自贸易于粤。……(兄弟)皆能贸易以裕家，及其老也，遂等于素封。 公讳定略，…幼就蒙师朱卒业，遂远贾于吴粤间。盖是时公家开书坊剞劂，于外舟车往来， 岁间至再，始所谓服劳以事其父兄。 这是一种以家内分工为基础的工商联营。不过，由家人直接销售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大多数产品仍须假手于人，转贩外地，因此，邹氏和马氏族内分化出一批专营贩书的商人，形成以族内分工为基础的工商联营。’试见下引谱传： (邹朝锦)，固家传清白，世路崎岖；随弃儒而就商焉。……由是束装随诸父辈，携经史书籍，，游于东西两粤之区。…经纪数年，获利常倍。 (邹建保)，弱冠随伯兄售书两粤，广集经史子集，布诸海内， 信誉日著，家业因以兴隆。……缥囊细帙，遍历两广名城。 (马叔峰兄弟)，则桢公以贸书往来于粤，四弟则忠公往来于吴，……公(叔峰)间往来于吴、粤间。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四堡书商与各地客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逐渐由行商转化为坐贾，到处开设书肆，设置商业网点，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书籍请售网。据说，清代四堡书商有三条主要的运销路线，即北线、西线和南线。“当时；北线经清流入沙溪下闽江，或由宁化到建宁、泰宁，进入江西丰城、临川、南昌、樟树＼九江等地，再由长江向上游进发到武汉、长沙和四川重庆、成都，下游抵安庆、芜湖、宣城、南京、湖州、无锡、苏州和杭州。西线至长汀后，也分水陆两路，一路沿汀江乘舟南下，入上杭、潮州、汕头，经海运入珠江、进广州、散入粤西各地，或沿珠江上溯至广西梧州、贵县、灵山、横县、南宁、北色，直抵云南各地；或于潮州陆路转入粤东北各地；另一路由长汀向西入赣南和湘南诸县市。南线至连城后分东、南两路，东路入永安经沙溪发行至南平、建瓯、崇安、浦城各地，或沿闽江东下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连城文史资料》第四期，邹日升文。福州，转海运入温州、浙东各地，伸而入杭州，散于全浙，南路经朋口溪入韩江至广东，或陆路至龙岩、漳州、厦门、泉州等地。”。上述运销路线，与邹氏和马氏族潜记载的经商范围相映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上述运销路线所经的主要城镇，邹氏和马氏商人大多设有书肆，并以此为中心，向当地的塾馆，，书院及其他客户推销书籍，接受订货，形成相对独立的销售网。从邹氏和马氏刊刻的书目来看，他们联系的读者群是相当庞杂的。其中或以文人学士为对象，如《唐诗三百首》、 《四书集注》、 《康熙字典》、《说文解字》、《佩文韵府》、《楚辞》，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宋词二元曲，明清小说等，或以平民童蒙为对象，如《人家日用》、 《三字经》， 《弟子规》、 《增广贤文》， 《幼学故事琼林》、《千家诗》，以及农书、通书，巫术星相及堪舆青鸟诸书。因而，邹氏和马氏商人能够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巩固和扩大其销售市场。 四堡成为印刷业中心之后，一度有外地商人来四堡购运书籍。据说，“当时江西许湾书商就曾派人来四堡坐地采购转运，并曾向雾阁印刷业家商让了一块地皮，建成采购转运人员的住所(一说会馆)，长期居住下来，购买大批书籍转运到江西各地贩卖。其房屋就建在雾阁村口，去长汀与清流、宁化的古驿道分岔处，地名洋坑尾”②。后来，许湾商人认为贩书不如自己印书合算，就设法从四堡购走了一些旧书版，并仿刻四堡的其他书版，在许湾办起了自己的书坊，—建立了一个新的雕版邱刷业基地。许湾商人的这种做法，对于四堡商人是很不利的。所以，邹氏和马氏商人一般都不假手外地商人贩运书籍，而是由族人自行运销。 四堡商人在贩书致富之后，大多也会投资于刻印业，开办自己的书坊。不过，当时各族对开刻新板都有许多限制，一般不许开刻已有的书板，以免引起族人之间的竞争。据说，每年春节，出外经商的族人纷纷回乡，这时各书坊都要公布自己的存板和新板。贩书的商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分别向各书坊订货，如果有的书商不愿买书而想自己印书，可以向有书板的书坊租借旧板，但不许自行开刻同类书板。而且，用租借的书板印书之时，也只能采用该书坊的堂号、封面、颜色及装订办法等，不得另有标记。只有在族内各书坊均无所需书板的情况下才能自行开刻新板。所以，族人若开设新的书坊，首先必须找到新的书籍。在此情况下，遂有某些族人专事编著书稿，以供商人刊刻新书之需。 “如雾阁学者邹圣脉，当时增补《幼学故事琼林》和撰著农村日常杂字的四言韵句《人家日用》，以及邹权国所著《读史约编》》及阐发程、朱理学的论著与一些诗词、短篇笔记小说等，稿成即能刊刻出书。”③此外，有些书商为了免受族内限制，则创设书坊于外地。例如： 太学生(邹建地)，……年十八， 即负荷先业，往来服贾于两粤之交。……其所图维，能烛微于先几，而蠲小以成其大。时南宁、灵山、汀郡皆有书坊， 落落散布，距故乡在数千里外， 而此处与彼处，或距千里，或数百里，终岁往禾共间， 总特大纲，而揽其成。有所调度，遵之辄如意。所用之人皆乐为尽力，无敢售其欺者，故其业益扩廓。清代四堡书坊的生产规模颇为可观，其内部分工也相当细密。在大书坊中， “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核对详核，创制胚板、．雕刻印板，到裁纸、调墨、印刷、折页，分册、装订、榨书、切光、湘绢封脊、．订线、贴签、包装、打捆……等二十多道工序，到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②③ 《连缄文史资料》，第四期，邹日升文，后发运，布点联络等，均有专人负责。因分工细密人人繁忙如蜂采蜜，日夜不停。”不过，这些工序并非都是在同一个作坊中完成。 “有些工作渗透在外进行，如刻板等雇请他人承担，或到外地购买，折叠书页有时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按件计酬，以加快出书速度。”①此外，还有许多不刻书板，专事印书的小手工业者。如云：先府君怡庵．公，……十六岁， 大父经商于外，以家政委先君，只付小纸两箍与先君为资本，以度家口日用之需。小纸两箍抵银三钱，先君将此自为排印，卖完入山买纸， 自己担回， 又自为排印，如此循环不已，而家不困于饥寒者，皆此两箍小纸之力也。及后二叔完娶，悉自先君，则此两箍小纸即变为什百千万矣。……三十六岁，刻《四书》汪大全板，其’书甚行，而家道少舒， 日用始不虞其掣肘。象马怡庵这种单纯印书的家庭手工业，所需资金不多，生产规模甚小，如果雕刻书板，则必须有较多工匠的协作劳动。据记载，马怡庵致富之后， “在东升寨刻《四书集成》板，供给数十刻匠饭餐。米置甑中，力不能举，先将甑放下锅台，以箕一箕递米下，熟即命匠举起。每日辰午饭后，下寨来家，与老仆来福运供，上午来福米一担，先君菜一担，下午来福柴一担，先君酒一担。日以为常，不辞劳瘁。”又如马定邦的刻书作坊，“剞劂数十雕梨枣，朝夕供费浩繁。”这些雇工数十人的刻书作坊，应当说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据调查，四堡书坊雇佣的刻书工匠，主要来自于邻近的宁化，清流一带，其中尤以巫姓工匠为多。由于刻书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其报酬也较高，遂由巫姓族人世代相传，渐成世业。在邹氏和马氏族谱中，有许多传记，行实、寿文之类，是由巫姓文入撰写的，可见他们和四堡书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般的雇佣的关系，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联系。四堡刻书业中出现的雇佣劳动，是在商品货币经济促动下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雇佣劳动在明清两代闽浙赣边区的造纸业，制茶业、，：莳烟业、，种蓝业及林木业生产中都时有所见，反映了明清时期山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不过，这种新生产关系的萌芽，清代仍然深受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压制，未能顺利成长，在四堡地区，由于大书坊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经营的，许多工序都由家庭成员或族人自行操作，从而排斥了自由雇佣关系的发展。更有甚者，有不少商人家族蓄有仆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十分卑下的，这就必然使工商业经济带有奴隶制的残余。如《马氏族谱》规定： 一、主仆自有体统，冠履岂容倒置。今后吾族之仆， 务宜守其分不论五服内外之亲，事之如主人。敢有无状者，将侮慢者送入祠，凭祠法重责三十板。其主人来争者，罚主人失教之罪银三钱，入祠公用。但吾族之人各宜白重，有贪各仆酒数盂或结为同年老友等色，不肖甚矣，众共攻之。 又杨山篱乃族葬所在， 岂容仆紊其中?此皆主人之主张。有犯出者，罚主、仆各银二钱，仍令改正，抗者送官改正。 一、 良贱为婚，无非贪财而已，不知此节大败家声! 今后有男娶非其妇，女嫁非其夫，即罚主婚之人银五两，而妇女亦不与入谱。嗟夫， 以奴之女为吾之妇， 以吾之女为奴之妻，是吾亦奴也! 在鸦片战争以前，四堡商人依据商业上的优势，推动了四堡刻印业的发展。然而，由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期，邹日升文。族工与族商的结合，使四堡书商偏重于商业上的进取，而不关心生产方式的改良。因而，当近代印刷业兴起之后；四堡刻印业缺乏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应变能力，四堡书商也无法继续维持商业上的忧势。这时，四堡书商纷纷转而经营其他商品，家族内部的工商联合体迅速瓦解，四堡刻印业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三、四堡商人的文化教养 以贩书为主的四堡商人，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商人。因此，四堡商人历来以：“儒商”自居，十分重视族人的文化教育。由于四堡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他们的言行深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始终不敢离经叛道。在邹氏和马氏宗族中，都以“立学”为传统“家风”，寓道德教化于文化教育之中。•如邹氏《家训》云： 语曰：人不学，不知道，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学之于道，盖可忽乎哉!吾家人醇俗朴，半读半耕，一脉书香，绳绳相继者，其来久矣。……继自今为父兄者，必于嬉嬉童稚中，择其不甚顽钝者，束之于党塾，聘名师，招益友，俾之磨砻砥砺，相与以有成。将来出为名臣，处为名儒，：大为深山邃谷间生色。即不然，知书识字之人，纵置身农工商贡之途，亦有儒者气象，庶不辱．我诗书礼义之乡。况乎乡多书肆，雕梨刻枣，古籍几于汗牛，不胫而走四方，且可为海内丈人作将相之助。颂于斯，读于斯， 又何烦借书券，买书钱哉！如有宏达城闲，借咿唔之消耗光．阴，甚者卖弄笔墨，以诋诽圣贤，污人闺壶，必集族诣祠，告列祖在天之灵，大声疾呼，、以呵斥之，不悛则鸣官究治之。 这种崇尚儒学的宗族规范，不仅为族中仕宦之家所遵从，即使是毕生从事工商业者，也是奉为圭臬的。试见下列谱传； 先生邹姓， 讳洪春，…厥考端臣公，以孤未暇学业，伏收泉刀，权子母，学陶末公，屡致千金。生二子；而先生属长。少有汪汪气度，读书略观大意，不沾沾于摘句子章，以为与其咿唔咕哗于灯窗，雕书画虎， 究竟儒术迂疏，孰若将古人载籍镌刻枣梨，俾之不胫而走，四方咸知圣贤翰墨之精神血脉，贯注流通，且可开财源以赡家口……丈夫子七人，冢君青，得擢贡于廷，诸儿禁禁玉立，皆圭璋琬琰之器。先生复延名师，招好友，琢之磨之于深山连谷中，而不使之预家政。 (邹士俊)，善经营，筑此(书)室为我后人敬业乐群地。公之言曰：“吾少废学……悔不十年读书。夫书安可不读哉?……夫为学，亦非区区于读书，特以书中所记载，皆古人之嘉言懿行，必身体而力行之，上之为天下国家所利赖，次之亦可管摄此身，为盛世之良民。汝辈毋德事占哗，荏苒于鸡窗，以蠹乎盘中之桩框也。”历聘师，悉宿学名儒，为小子拎式，追父捐馆舍，我后人每愿勤于。学殖，乐泮水而未其芹者，殆不乏人。 由于社会各阶层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各族都先后设置了许多私塾、学馆，使多数族人受到了规的早期教育。在族普收录的数百种商人传记中，几乎都记录了“弃儒经商”的个人阅历。这些商人所受的儒学教育，对于他们的经营作风、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堡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颇得益于他们的文化知识。首先，他们凭藉自己的文化素养，与各地文入学士交往甚广，有效地推动了他们的贩书业务。例如：厂’ 一 (邹希尧)，幼习儒业，奈以家事纷繁，乃弃儒为贾。……由是于汀城设局售书，得遍接当时之士大夫， 而见识日广，暇时复流览典籍，皆能通其大意，故士大夫亦雅重之。 (邹启萃)，初学儒业，博好群书。……时邀游于江广闽浙间，名为服贾‘而雅好与贤人君子吏：当时每多器重之，谓其有儒者风。 (马佳宽)，以贩书为业；能作七十言韵语；亦间有佳句，往来于丈人学士间，成敬重之。 (马定庵)，弱冠荐辟雍，……售书籍于吴越江广间。所至郡邑，大夫晋接周旋，礼客娴雅，莫不适中。 (马光曙)，颖悟天成，能吟诗。尝售书籍于桂阳等处，丈人学士多与往来。其次，四堡商人所受的早年教育，启迪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明于事理，精于会计，深得持筹握算之道。如邹鸣保，“少读书，姿性聪颖。……不得已弃儒业，而之粤西游，为货殖计。公既不读书，而才智无所发泄，则一用之于治产积居，……遂成家业”。邹锦绪，“年十九失怙恃，因弃儒就商，服贾于广省，少年练达如老成，经营，合计不烦长者督责，……构造书板，续置田庄，悉本公之勤劳以致之”。邹树光， “自幼读书，……比长，追随父兄商于粤之东西。筹算老成，出权子母无须教诲”。又如马大芳，更能审时度势，称一时之雄。据记载； 公尝与族人莱囤油于瑞金，有贩客携布自赣来，愿易以布。族人欲与之易，公不可，欲自迁于赣。族人曰： “自瑞下游，皆产油地也，吾迁之何益?”公曰： “益甚。拔自赣来，而愿易吾油也，必其地之所缺也。不然，应不与吾易矣。”族人曰： “其如道路之艰何?子其往，吾其，J3矣，惟偿我以即今所议之值而已。”公遂迁之而来， 获利。 又尝载纸而之广，值连城诸纸客与偕焉。至于闽广之间，广人讹传闽地盗起而烽火严警，诸连人惧，悉与公订议其价， 以纸付公，归而偿价，公诺之。载入广境，守境者以为寇之侦谍；执而将杀之，公从容语曰： “吾商也，，非盗也，且闽无盗。不信，请拘系吾：于此，如盗至，杀未晚也。如不至，幸释吾，何如?”守者然之，拘于其地者五旬，果无有盗，乃释公去。是时广州纸客绝迹，一叶之纸价值十文，遂获重利而归。 四堡商人自幼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更使他们形成严格的道德自律，因而素以勤俭、诚信著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认为，提倡勤劳与俭朴，是加尔文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贡献。其实，这并非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文北传统中“克勤克俭”早已成为古老的信条。四堡商人以勤俭致富的例于，可谓不胜枚举。试见下列谱传： (邹启升)，不卒业子儒，乃操陶家术， 而子母生息焉。其素爱节俭， 虽纨绔子，服御不啻寒素。且其习勤已久，一丝一粒， 刻刻经心，不肯少倦。 (邹宜大)，潜身于肆，操计然术。 日夜辛勤。惕惕然惟恐家用之不舒， 以故崇俭础华， 大布可以彰身，藜藿亦堪追口。语云： “勤与俭治家上策。” (邹孔昌)，尝与长兄作客广西， 长兄逝后数年， 又商于云南及江右之赣州、樟树镇、吴城等处。……处世醇谨，不尚浮华，凡声色、游宴、博奕、戏玩诸事，俱不樱情。……其勤俭一如。其诸兄。 (邹新楚)，家贫未竞读，日事耕稼，及壮，兼营商业，奔走市廛。即犁雨以锄云，复。披星而戴月。其不惮劳苦之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始获克家成业。 诚实不欺，也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以四堡商人而论，诚实不欺不仅被视为职业道德，而且几乎已成为致富的不二法门。试举数例于下： (邹德襄)， 习儒未毕业，挟贸迁术畅游天下，南辕北辙，所如皆合。此又何故?大抵人生一腔厚道，一片诚心。……以之待人，则彼此忘形。夫刻薄欺伪之行，终无当于身世，而名实两不可问也。 (邹明镇)，因家计稍艰，遂弃儒业，以邀游于东西两粤之地。操奇赢，权子母，练迟比于老成。为人疏财仗义，刚直自持，．……然诺不欺，坦衷及物，不设城府，不务机械。深得孔门忠恕二字之旨，而终身行之若不逮。故不独闻风慕义者相推重，而士林高行，亦成谓公如郭有道，其人可师，其谊为不可及焉。 (邹大亨)，时邀游于江广闽浙间，……负义气，重然诺。凡乡里中有因公牵车远游，-I而以财本附同生理者，公视人犹己，即有重息归附，一并清交不私。以故人无不倚重之。 (马龙怡)，迨成童后，贸于楚之益阳，……积聚百货以待售。公信实素孚于人，人之需货而往者，丛集于公，谓公不我欺也。商人载货而来者，咸赊于公，谓公不我负也。于是利市常至于三倍。 我们举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宣扬四堡商人的美德，而是为了说明；如果勤俭和诚信是资本主义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伦理观念，那么，儒家文化中并不缺少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不如西欧顺利，看来还要寻找其他的原因。 四堡商人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还制约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在四堡商人的义利观中，似乎义总是处于首位。如马履常，“虽以计然术鸣，而明于义利，喜读书。闻戒其子曰：‘不学真无术耳。分内之物，非必矫而去之，若撄之分外，何异白昼而穿嵛也。吾父以此训吾兄弟，于心终不忘，汝曹谨识之。”有不少商人认为，他们经商的意义主要在手济世，而不在于利己。因而，“择货殖中之术，：莫如以书为货矣”。邹氏文人为马氏撰写的《蹭文》云，“校仇经史，有功于先圣实多，广布缥缃，嘉惠来学不少。故龙文之室，学士咸仰其乡，折桂之乡，文人尽志其里。……善难枚举，美曷胜收。非特一乡合望，诚为当代全人。” 《邹氏家谱序》云：“其乡耕续之外，储古籍雕板，……此实有裨于文教，因而酝酿乎诗书之气，用能发越其英华。”在其具体的经营活动中，也是以“才不害德”、 “利不害义”为原则。如云： 闰门邹翁来平南业书肆，多历年所矣。……余忆历年来，见其肆中牙签万轴，而淫词邪说无一字， 与人交易公平，称无宿诺。其富也，固德之所致。 然而，卖书毕竟不如读书，从商毕竟不如从政。在四堡商人的价值体系中，士始终是四民之首，儒业才是义的体现。应当说明，在邹氏和马氏宗族中， “弃儒经商”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并不表明他们鄙弃儒学、不求功名。实际上， “弃儒经商”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大致说来，邹氏和马氏族人“弃儒经商”，有以下四种原因： (一)因儒业不就而弃儒经商。例如； (马大昭)，少攻单子业，不就，改而贸易，足迹几遍天下? (马孟吉)，幼业儒，不佳，弃而业贾，遂有盈余。 ．(邹大亨)，初学儒业，博爱群书，能文章，乃屡试数奇，遂辍砚田，而远服贾。……时邀游于江广闽浙间。 (邹信亮)，授例入回学，益攻举予业，制艺卓然浑成，战棘闱者再焉，然终固场屋。…乃出门赁一书肆，名虽服贯，其实雅好与缙绅先生交。(二)因继承先业而弃儒经商。例如： (邹洛丈)，幼聪明，有儒者气象，公令之学，亦笃志灯窗。……君为家’督，诸务纷纷，皆望其左襄右赞，遂不能分身以瘁其业，乃牵车服贡，；入粤游吴。 (邹宜大)，幼业儒；，聪颖绝伦。比长；以襄理家政，难以卒业，遂极之。……潜身市肆，为计然术。 ．(邹新池)，幼业儒，家世商于粤之灵山•县； (父)殿赓早卒于灵；深惧父业之失坠也。弃读而贾。 (马斯瞻)， (父)怡庵公以家务甚繁，难以兼理，图分任于仲子。……仰体父心，遂担儒业，……每岁载携书籍拄粤，冬则载币旋乡；扩冲家产数倍于前。 (三)因家贫而弃儒经商。例如： (邹云玉)， 自幼家贫，母又孀居，公乃弃儒就商，偕兄弟数人服贾东粤，以养厥母。 (邹家吉)，幼聪颖，读书辄成诵，父兄器之。囚家计稍艰，遂弃儒业以逝游于东西两粤之区，操奇赢，权子母。 (邹鸣保)， 少读书，’姿性聪颖，：然上无父兄之养；形单影只，不得已弃儒业，而之粤西游，为贷殖计。 (马履堂)，十龄失怙。读书听课，至性大有过于人者。惧以衣食贴伯兄累，遂贸易为兄弟之助。 (四)因不喜章句而弃儒经商。例如： （邹述丈)，读书颖悟过人， 目数行下，然不甘株守为免园册子误，遂投去，以贸迁术逝游于豫章之樟镇。与其兄戮力同心，操奇赢，权子母，不数年大启尔宇， 富有田园，所得已跨中人产。 (邹逊臣)，读书略观大意，，讵亨咿唔，贸易大有雄心。 (邹宗敬)， 少有大志，不喜章句，业以计然术，子母生息。由此可见，邹氏和马氏族人弃儒经商者，大多是迫不得已的。其中虽有重商轻儒者，恐怕也有某些难言的苦衷。如前引邹洪春之例，既以为“究竟儒术迂疏”，又为诸子“延名师，招好友，琢之磨之于深山邃谷中，而不使之预家政”，可见其“功名”之心仍未泯灭。 对于不得已而弃儒经商者来说，其心情是十分矛盾的。如邹庄圃，“思向雪窗萤火中理故业，恐枵腹难以谈诗书。此时此地，真有百感交集，而未敢轻以告人者”。有的甚至身为商贾，而又鄙视商贾之事。；如邹希尧；”乃弃儒为贾，尝语人曰： ‘吾辈为什一， 日与市侩为伍，如面目可憎何！吾厌之鄙之。计足以谋生而易亲缙绅先生之言论风采，俾得嚣育成德者，惟贾书之业。无已，吾其事此乎。”马景峨， “借以诗书未尝卒业，不得少伸其夙志。然公性最好读书，绝不以经纪为事。宾朋燕集之会，有与谈及货殖居奇者，则置若罔闻，且曰：‘是卑卑者，何足道哉。”有的则亦儒亦商，或于弃儒经商之后，又重新弃商从儒。如邹拔才，“与二兄在乡•开铺，名为贸易，实为攻书。昼经营于居殖之奇，夕研练于经籍之富。……兄窥其好学之心诚，因复为之攻举业。……遂为名诸生焉”。邹子仁，“年十五随龙川公作客于江夏，经营生业。……年十八，因援钶入国学”。邹元明， “幼习诗书，……因食指浩繁，遂改习计然之术。……年三十五，名登郡学，四十一，荣膺贡元”。至于四堡商人对后人的期待，最足于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试见下引谱传： (马履堂)， 以计然术鸣，而明于义利，喜读书。……复诫其子曰：“吾曾祖绍南公、大父逸庵公，皆有名于庠。：吾父学成惜不永年而殁。—吾又固失：沽未得卒业，常以为恨。若汝辈能读书成名， 以终祖父之素愿，则我段且不朽矣；“观其诫子之言。诚足为里党所衿式。 (马权丈)，开坊募梓，集书板充栋，致赀倍饶，……犹自悔读书不果。得屋后余地，构精舍，聘名儒，优隆北面之仪；款洽尊师之意，萃诸令器督课其中。……迄今升辟雍者二子，歌沣水者二利。人谓扶风食报，正未有艾云。 (邹庄圃)，不得已而幸车服贾，较锱铢而子母生焉。……尝戎不孝曰： “吾家世代淳朴，不敢骄吝于人，吾愧不能立功积德以昌尔后人，不能猎史畋经以绍先人学业，千辛万苦，乃得不隳家声。尔辈最须亲师取友，读有用之书， 以敦伦饬纪。慎无蹉跎岁月，荏苒时光，而浮生于世。” (邹孔爱)，天姿颖悟，勤于讲习，……以印刻书籍为务。……公家居时， 以义方训其子侄，设塾延师，殷勤倍至。子元晋、元明，俱入国学。由于四堡商人以“读书成名”为其理想和奋斗目标，遂使商业始终从属于儒业，而儒业也日益依赖于商业。这种从弃儒经商到弃商业儒的周期性循环，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而且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据统计，从明中叶至清末，邹氏家族共有169人获得科举功名，其中仅有2人考上举人，其余均为生员、监生和贡生，难怪他们总是慨叹“业儒不就”、 “终困场屋”!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志在造就名儒、名臣， “大为深山邃谷间生色”。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悲剧! 四，四堡商人的乡土观念 四堡商／、是内地型的地方性商帮。在四堡商人的商业活动中，家乡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归宿。因此，四堡商人的经营内容、资本流向及活动范围，都与本地的社会经济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也就使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 明中叶以后四堡地区工商业的兴起，反映了这一时期闽西社会经济的新动向。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载，明代后期的闽西各地，工商业已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如归化县， “民质直无华，……率多市贩，以治生业”；．永定县， “僻壤也，……民田耕作之外，辄工贾”，上杭县，“衣冠文物，颇责大邦，竹箦可以贾”。①崇祯《汀州府志》亦记述了这一时期社会习俗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如宁化县： “年来俗奢夸诈，市习嚣凌，鼠狐多营窟之奸，强梁—————-——————————————— ① 何乔远： 《闽书》卷三十八，风俗。有负隅之态”，归化县， “男力耕种而重于迁移，女勤织衽而资以贸易”，连城县， “工务勤劳，女安俭朴，贸迁远为服贾”；清流县， “朴厚之风少回，游荡之习未泯。……矫健者刺船建、剑、汀、邢间，穿滩出峡、雷轰电转，最称能手”。①延及清代，闽西为工为贾之风更盛。乾隆《连城县志》记载： 行贷商，居贷贾，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 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亦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至出矿馆银，技能独擅，足迹所经，殆，亦半天下焉。⑦由此可见，明清之际的闽西地区，商品经济相当活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闽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高。根据地方志的记载，这一时期闽西山区的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如龙岩州， “畲田火耕，洋田水耨”，连城县， “富者仅足于供输，贫者间免于饥冻”。直至解放前后，闽西地区基本上还保留落后的单季稻耕作习惯。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人口却急剧增大，食粮不足始终是闽西经济的一大隐患。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大多仍处于“手艺人”的生产水平。如连城县， “民入他郡治版筑修砌累甓坚土，各执技者”：清流县： “铁匠，汀州、广东人；……为陶，为冶，俱系汀州，广东人，铜匠、锡匠，亦属汀州人。”这些具有“手艺人”性’质的为工执技者•，一般不是为市场而生产， “几乎不超出农民的自然经济领域”。③因而，当时闽西地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主要是输出山区土特产以换取不能自给的日用消费品。 明清时期闽西山区的土特产，主要是林木资源及与此相关的若干手工业制品。如长汀县， “向称林木为出产大宗。杉木一项，昔时运售潮，汕，佛、广者，多以十数万计”；“邑人赁LIj栽竹，设楮造纸，为汀州之最。”④四堡地区刻印业的发展，除了市场及工艺技术的因素之外，无疑也取决当地有较好的雕板原料和丰富的纸业资源。与此同时，四堡商人还贩运其他[U区土特产品。其中有贩运木材者：如： ． (邹显登)， 以家世之单微也，不忍远离，故宋办广板，托寄往售。 (马怡庵)，二十岁，与黄石坑邹丈光先林舅公合伙，贩长尾木排下闽。有贩运竹纸者，如： (马维丈)， 又尝载纸而之粤，值鼎革之际，沿途盗劫蜂起，……纸商绝迹，遂获重利而归。 (马大芳)，—又尝载纸而之广， 值连城诸纸客与偕焉。……是时广州纸客绝迹•。一叶之纸，价值十文，遂获重利而。有贩竹笋者，如； (马洪长)，远贾豫章，尝挟微资贩干笋，贸迁有无， 囊渐裕。 (马云庵)，长事经商，善会计，……往延平、永安买尹。 有种烟、贩烟者，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崇祯《汀州府志》卷四，风土志。 ② 乾隆《连城县志》卷十七，只俗。 ． ③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铭295页。 ④ 民国《长汀县志》卷18，物产。(马宁)， 与二兄力垦东郊外地，种烟以营生， 岁得叶数百勋， 倩早剂裹， 而贾之江—浙。兄弟递更种，贾，……数年间，家渐以裕。 (邹廷风)，先王父于本乡南桥头生理烟铺，……年迈力衰，不能任劳，遂弃儒业以代劳焉。 此外，四堡商人还经营油、茶、漆、蓝靛、药材等本地产品的运销。从四堡商人经营的外销商品来看，当时闽西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是对山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至于四堡商人运回本地的商品，除了食盐和少量的布匹，农具之外，主要是粮食和货币。从总体上看，四堡地区与外地的商品交换是不平衡的，这可能与四堡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四堡地处山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很不方便，而水运条件则相对较好。四堡商品的输出，都可以顺流而下，往南可沿汀江、韩江至粤东，并进而利用东江及海路外运，往西经短途陆运至瑞金，可顺赣江而下鄱阳湖达大江，转运至江浙、两湖、四川，往东经沙溪而抵达建溪、富屯．溪及闽江中下游，并可经海路转运至闽南及浙江各地。然而，外地商品运进四堡，却必须溯流而上，其费用往往比陆运更高，而且沿途还会遭受乡族私卡盘剥。如《上杭县志》记载：“客船自潮州运至三河坝，……武平奸民已于本处地方，每船收税五分，杂用三分，则已俨然成一榷关。”①因此，四堡商人较少运回外地商品，往往都是“载币而归”。 四堡商人运回本地的硬通货，除了用于采购外销的商品以外，其余则用于乡族内部的消费。由于四堡商人盛行大家庭制度，大量的商业利润被用于满足家庭内部的消费需求。，例如： (马伯麟)，牵车服贾，权厥子母。渐而衣食无缺，渐而田舍是求。置田数十百亩，遂得优游以终其天年焉。 (马洪长)，远贾豫章，……囊渐裕。置买腴田，构大厦，援例入雍，卓然负誉乡里。 (邹诩国)，常经营于粤省，……建大厦，广腴田。一堂昆季，会桃李于芳园，序天伦之乐事。 ． ， ， (邹致臣)，， 牵车而服贾，……追至男婚女嫁，筑大厦， 置腴田， 以昌厥后。四堡商人无不热衷于购买土地，可能与四堡地区食粮不足有关。据调查，四堡商人买田收租，一般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为了满足乡族内部的消费需求。在邹氏和马氏族谱中，也有不少大商人积谷防饥的记载。如云： (马澹庵)，贩籍于江广间，人咸以人俊称之。……昔年甲子，连年饥馑，米价日腾，贫固者几不聊生。公日出粟数个， 减价以粜。百里之粟， 固以得平。 (马怡庵) ，乾隆七年，……闻知米价高腾， 即寄信回家， 饬余兄弟： “吾家所余无几，留以待哺。族中妇人之夫往外生理者，无男在家，妇人不能远出担负，减价粜之。”对于一般的中小商人来说，他们的商业利润只能用于满足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至于少数富商大贾，则往往热心于乡族内部的公共事务，或则进行政治性投资。关于商人对宗族事务及儒学教育的投资，前文已有所述，这里着重分析商人在乡里的“义举”。以邹氏和马氏聚居的雾阁乡为例，属于全乡的公共设施主要为桥、亭、墟及各种庙宇，这些大多是由邹氏和马氏商人修建的。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民国《上杭县志》卷十，艺文，罗文藻： 《申详巡道兴革事宜文》。 (邹子岳)，尝游延、建，邵等处贸迁， 获厚利，归而构华厦，置田园。所最难得者，助学宫、修祖祠，建桥梁、创亭宇，凡人所吝为者，皆乐为之。 (邹馆兴)，遨游于江右之樟镇，……(归乡后)倡建庙宇，修筑桥路，一切力济之行，靡不倦倦焉惮心力而为之。 ：。 (马怡庵)，五十岁，与族叔高吉首倡，造石桥于吾乡东郊大佛庵背。……五十三岁，中丞坊将颓，爰为兴工修之。……五十六岁，倡首垒石桥龙头坊桥，……捐金百数，以为利济。肓的商人还积极参与县级以上的公共事务，如邹兆敏， “累赀百万，……邑人新建朱子祠，而早季六人，亦各捐金效绩，采入题名录，一时荣之”。商人投资于乡里公共事务，与他们投资于宗族事务及儒学教育一样，目的是为了追求权力和声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超出宗族范围的“义举”，更能显示商人的社会地位，因而也更能使商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如邹鸣盛，于闽北崇安县经商致富之后， “入户籍以取功名，购名岩以治产业，……身贡成均，富甲闾里，一时称荣”。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 “迨寿逾花甲，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于是，他毅然还乡，以求造福乡里。 “先有三乡众存微项，交公权子母，公经纪数年，出百金买田数处，分与三乡，为历年祭祀之需。本乡开创新墟，公又慨然共襄乐助。至于设茶亭、修道路、周急济贫，诸凡善行，尤昭彰在人耳目。”后人盛赞邹鸣盛的所作所为，认为： “古人云‘三立不朽’，公兼而有之。”这虽然未免言过其实，但也足于说明，邹鸣盛的行为堪为族人的典范。 四堡商人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也有少数族人随遇而安，定居于外地。然而，绝大多数的四堡商人，未能切断自己与乡土之间的联系，总是生于斯、长于斯、娶于斯、老于斯。这种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使四堡商人的主要经营对象，始终局限于运销本地的土特产品，而他们所得到的商业利润，又大量被耗费于乡族内部。因此，就四堡商人的作用及影响而言，只能是一个内地型的地方性商帮。 还应当指出，在人文环境方面，四堡地区属于客家文化系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客家人有自己的语言、习俗等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对于四堡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据说，四堡地区有这种谚语： “求发展，去南片，若去北，焦头烂额。”①其理由是往南客家人多，谋生容易，往北则无此便利。四堡商人虽然号称“足迹几遍天下”，实际上其活动范围只限于南方各省，一般不进入长江以北。为了有助说明，试依据《邹氏族谱》的有关资料，将该族商人的活动范围列为下表： 地 区 人 数 地 区 人 数 樟树镇 15 台 湾 2 崇 安 10 龙 泉 1 灵 山 6 南 昌 1 桂 林 6 玉 山 1 南 宁 5 永 安 1 潮 州 5 江 夏 1 贵 县 S 福 州 1苏 州 s 梧 州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辑，邹日升文。杭 州 4 梅 州 l 汀 州 3 北 流 1 邑 州 3 兴 宁 1 平 南 3 汉 口 1 漳 州 2 博 萝 1 南 平 2 龚 江 1 平 马 2 温 州 l 横 州 2 赣 州 1 嘉应州 2 西 宁 1 汉 州 2 百 色 1 广 州 2 振 安 1 除上表所列之外，还有一些流动性较大的行商；其活动范围为：广东，40人，广西，22人；江南,10人；江西， 9人，湖广， 6人，四川， 3人，云南， 2人。大致说来，邹芪商人的主要经商地点，一般都是客家人聚居的社区。我们认为，四堡商人对于客家文化的认同感，同样是乡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因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商业区域，其界限虽不很明确，但也是值得重视的。 五、结束语 在清代众多的商人集团中，闽西四堡商人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分析这一商人集团，：对我们仍有不少启发。 四堡商人集团的兴起，是山区商品经济的产物；明清之际闽西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促成了重商倾向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然而，闽西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不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而是以山区特有的自然资源为依据，其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很有限，未能从根本i动摇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因此，四堡商人集团缺乏较为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很难摆脱旧传统的制约，从而也就走上了族商的道路。 ’ 四堡族商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经商成为世：代相传的职业，许多族人都参与了商业活动，二是商业与其他“生业”紧密结合，共同；陶成家族经济的有机整体。在四堡商人集团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一般说亲，在前者的情况—厂，商人借助于宗族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系，有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集团的形成；在后者的情况下，商人与其他家族成员相互依存，．商业从属于整个家族经济，阻碍了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因此，当我们强调族商的落后性质与其消极影响，主要是指后者而不是前者。为了着重说明这一点，试再举数例于下： (邹建瀛)， 生子五人， 长曰珩赐，年未弱冠，随侍伯父适湖北， 入荆州之署，常请教命， 后固例职业； 次曰环赐，技勇冠军， 蒙彭学究取进游泮； 三日睿赐，年富力强， 身亲稼稻； 四曰琅赐， 逊志时敏， 闭户潜修，五日球赐， 长途踯蠾， 步东粤以经商。各勤乃亨，无有怠志。 (邹孔茂)，王父委操家政，……统一庭三十余人，或耕、或读、或商，患能上承亲志，俾之各勤厥职， 以毋荒于嬉。数十年中，……无不筹画井井。 (邹大贞)，因习儒未卒业，、壮游姑苏，操计然术……丈夫子五人，或读、或耕、或奉车服贾，率属馨儿。孙枝秀美，类非凡S。 (邹御祖)，君生子七人，秀者使之读，否者使之耕)强者俾之努力，弱者使之株守。……至于祖业无多，盖藏亦薄，君能奔走经营，渐成丰裕。 (邹仁宽)，上舍生洪春公家于也。……当日勖公曰， “我老人耆矣，承先人余业，家号素丰。汝诸弟各抱材干，或肆志芸窗，或完心翰略，或服贾他邦，汝宜在膝下佐理家政。……”公亦恪遵鲍志，而鹏程之志遂颓矣。嗣是措综经理，创大厦，筑精舍，延名师，课子弟。殷勤作养，善诱栽培，数年之间，成名者数人。 (马定策)，兄弟五人，公行三。……长， 四游吴粤间，五弟刁单子业，公与仲兄力持家政。一钱尺帛，不敢少私； 内外区画，并井有条。这种士、农，工，商四位一体的大家庭，实际土是-：种家族公社。在这种家族公社中，商业利润首先用于满足家族成员的日常消费需求及各种礼仪活动，其次则用于“置买腴田，构大厦，援例入雍”，而商人则不得有私财。如马定略，临终之前， “匣中有金五十余，令妻子取出付兄。……夫以二十余年贸易出入，弥留之际，犹不忍私妻子以欺其兄”。至分家之际，所有家产一律平分，商人所得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如马文溪， “牵车服贾，因而家益殷实。及析箸，凡物悉与诸弟均之，而囊无一私钱焉”。这种家族组织及财产继承制度，无疑不利于商人财富的积累，使商业资本的发展始终处于二波三折之中。另一方面；家族内部士，农，工、商的结合，对于其他各业的发展，同样也有不良的影响。例如，儒商结合导致了弃儒经商和弃商业儒的周期性循环，结果使科举事业成效甚微。工商结合使手工业的发展方面依赖于商业的扩张，结果是忽视了工艺技术及生产关系的改良。商人买田收租以满足家族成员的粮食需求，可以说是家族内部的农商结合，其结果也会阻碍农业生产的进步。总之，这种亦儒、亦商、亦农，亦工的家族经济结构，不利于职业的分化及社会分工的发展，因而仍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堡族商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促进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不无消极影响。例如，商人为了利用宗族组织以加强商业联系，必须热心于宗族事务，“不惮劳费而经营之”，从而也使他们无法摆脱宗法关系的制约。又如，商人利用同族关系谋求商业利益，往往具有排斥同业竞争、垄断地方市场的倾向，这样也就阻碍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当然，这种宗法性和割据性的特征，是封建时代的商人集团所共有的，也许我们不应该苛求他们。不过，这种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商人集团，是否更具有宗法性和割据性?他们与其他商人集团相比，究竟是较先进还是较落后?这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对四堡商人的分析中，我们也涉及了他们的乡土观念及文化教养等问题。这是难度较大的课题，我们深感力不从心。然而在四堡商人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影响确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四堡商人总是热衷于科举功名、热衷于求田问舍、热衷于“睦渊任恤”，热衷于数代同居而又故』：难离、热衷于往南发展而不愿往北，这些无疑是其保守的——面，限制了其发展前景， 但四堡商人又有许多传统的美德，如清明、机智、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团结、宽厚及儒稚大度等，无疑也有助于其商业上的进取。我们感到，通过分析商人阶层的思想观念及文化背景，或可解释某些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这种尝试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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