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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学术史上、在儒学的发展史中，文中子王通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于文中子的研究，相对其他儒家学者来说一直比较薄弱，亦存在着一些疑团和迷雾，在作深入研究之前，展望一下文中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文中子；中说；疑伪；续六经；元经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就连宋代出现的幼学蒙书《三字经》中亦有“文中子，及老庄”，在宋代人的意识中，王通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儒学发展史来看，王通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度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自于王通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王通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许多学者在他们以后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中子。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王通以突出的地位，他说：“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着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1]当今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的序中说：“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2]所以，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这么重要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对文中子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研究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王通，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如周谷成《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岑仲勉《隋唐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等。有虽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文中子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
关于文中子的研究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唐代的文中子研究
在这一个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王通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还未进入真正的研究。此阶段属文献著录时期，记载王通事迹的主要文献有：
1．初唐：文献中主要是对王氏家人、门人和友人的记载，如王绩《游北山赋并序》、《负苓者传》、《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答处士冯子华书》、《仲长先生传》、《答程道士书》，王勃的《倬彼我系》、《续书序》。另外还有杨炯的《王勃集序》，吕才的《王无功文集序》，陈叔达的《答王绩书》，薛收的《隋故征君文中子碣碑》，杜淹的《文中子世家》。初唐之后有一百多年，文献中不见王通的记载，其中原因亦如墨学的流传，章太炎的《菿汉昌言·连语一》说：“墨家至汉不传，……则墨亦并入儒矣。”文中子不显于初盛唐，其因一在于王通思想的超前性，二在于初唐重道，又崇实用之学，而盛唐重佛，故王氏之学不显于其时也。
2．中晚唐：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较多，王通在唐王朝出现衰败之象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们为了疗治社会疾患、寻找出路的心态下，发现了王通通经致用的价值，王通的本乎道、重政教、宗经复古的思想也就成为天宝以后创作理论上的主张。在这一阶段，多是肯定文中子，记载文中子的主要文献有刘禹锡的《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李翱的《答朱载言书》、《读文中子》，刘贲读《文中子》时的记载（见北宋初钱易《南部新书》戊），裴延翰的《樊川文集序》，皮日休的《文中子碑》、《请韩文公配饷太学书》，陆龟蒙的《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三贤赞》，徐铉《舒州新建文宣王庙碑序》。刘昫的《旧唐书》记载到王通的事比较分散，有《王绩传》、《王勃传》、《王质传》、《隐逸传》、《文苑传》、《经籍志》。在《王勃传》中说王通“自有传”，应该是另有专传，但后来却无传，这种现象在二十四史中屡有发生，《旧唐书》中亦有几例。其它如《晋书·冯沈传》云：“沈兄恢，自有传。”《殷顗传》云：“弟仲文、叔献，别有传。”实际上均无传。这说明作者原计划是给这些人立传的，是有过此计划的，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写。《旧唐书·玄宗纪》中有：“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这里的“文中子”应为“文子”，《旧唐书》所记有误。这一时期的文献除了记载事迹，还对文中子的学术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皮日修在《文中子碑》中说：“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也，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殁。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于房、杜、禇、魏矣！……先生之功，莫之与京。[3]”
在唐代的这些文献中，既有记王通其人的，又有记其书《中说》、《续六经》的，还记载了后人疑其伪书而流传至今的《元经》。这些记载中，一为王通的后人所记，一为其它文人学者所记，从未有人怀疑过其人其书。这些详实的文献，都为我们后面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代的文中子研究
此阶段属注释、整理和简单评价时期。儒家的思想家们对王通与《中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由于他们未能从考据方面解决王通与《中说》的真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取得一般学者的信服，不过他们从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来理解，并肯定了王通思想的意义。
1．宋初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书是不容置疑的。柳开自20岁起景仰文中子王通及其著作，曾多次易名，旧号“东郊野夫”，后改为“补亡先生”，不久又易名柳开，字仲涂。他自述道：“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着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4]”比柳开稍晚的石介（宋初三先生之一）是宋代理学的启迪者，他亦未怀疑过王通的存在。他说：“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间，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5]”在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中，《王勃传》、《王质传》中记有王通，《隐逸传》、《文艺传》亦有记载。新旧《唐书》不为立传，是因为王通不属于唐人，他卒于隋大业十三年，尚未入唐。而《隋书》不为王通立传，清人王士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隋书》不为王通立传，唐史补之，犹汉末人未入《后汉书》而入于《三国志》。至于《隋书》只字未提王通，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杜淹与长孙无忌有矛盾，王氏兄弟亦皆不用，修《隋书》者陈叔达、魏征皆惧长孙无忌，因长孙是皇后之兄，且对唐有佐命之勋，功居第一；再者叔达、魏征在王通弟子中关系稍远，其内心未必愿为弟子，此不为王通立传之由。但由此引起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猜疑，我们看《史记》也未为墨翟、公输、宋钘、尹文立传，还有列御寇、惠施亦无传，难道能否认其它文献的记载吗？若以正史中的正传为绳，可信之古人能有几何！
2．给王通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程颐门人：“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苟非旬、扬所及也。[6]”朱熹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多处言及文中子，评价亦较为公允，他说：“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缺。[7]”“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8]”陆九渊对王通的评价是单刀直入的，他说：“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9]”史学家司马光见正史未为王通立传，故作《文中子补传》，[10]以补其缺。但在学术史上，司马光对王通所持是一种谨慎而又重视的态度，他虽然对《隋书》不载王通一事疑而不解，但仍然采取了《中说》及其附录《文中子世家》中的材料。他将“诣阙献《太平十二策》”等事迹，以及通与弟子贾琼的一段对话，编进《资治通鉴》。[11]司马光以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王通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及其文化意义，所以就在《资治通鉴》记载了王通，并撰写了《文中子补传》，传中云：“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着于篇，以补《隋书》之缺。”[12]在宋以后的史学家中，唯有司马光给王通以重视。现代史学家陈寅恪亦为重视，但相比之下，陈寅恪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审慎的存疑态度，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13]”但在诗文中，陈寅恪对王通极为仰慕，视之为自己生平的典范。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记载王氏著书及卷数，并在学术史当中给以崇高的地位。《宋史·儒林传》记陈亮“其学自孟子之后惟推王通”。龚鼎臣《东原录》于王通有载，王清明的《挥麈录》、张洎的《贾氏谭录》皆于王通有推崇溢美之辞。《贾氏谭录》云：“吴箕常谈孔子不喜与人辩，孟子好与人辩是非，文中子复不喜与人辩，其学孔子之道者欤！或曰：孟子之时，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乱世而退河汾，宜乎不为之辩也。[14]”金人明昌初的《阙里志》，刘祁的《潜归志》，皆有赞美之语。宋人言及王通的还有苏轼，其文见《宋文鉴》卷一百十一，刘弇的《龙云集》（卷二十八），李觏的《读文中子》（《李直讲集》），孙复的《与张涃书》（《宋文鉴》、《宋元学案》）。《崇文总目》有“文中子中说十卷”，《宋史·艺文志》载：“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王通《文中子中说》十卷，宋阮逸注，宋咸《过文中子》十卷，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一卷，龚鼎臣《中说解》十卷。”
3．文中子注本的出现。对文中子其书的注释，有阮逸的《中说注》、《元经注》（现流传注本，《四库总目》有记），宋人王观国承认阮逸注《文中子》，但是他不赞同阮逸给每篇的命名的做法，王观国说：“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折傅会而为之说，则误矣。今世传《杜子美诗集》，第三十卷首二十余篇，皆以两字为题，如《宿昔》、《能画》、《斗鸡》、《鹦鹉》之类，皆非本题，祥其诗意，皆追忆开元之盛，叹天宝之乱，子美初必各自有题，后之编类者失其本题，但取篇首二字为题耳，恐误后生学诗者。[15]”暂且不管他对《文中子》题名的看法，起码他是承认阮逸注《文中子》的。龚鼎臣亦有注本，龚注本以甲乙冠篇。南宋陈亮见龚氏注本与阮氏注本有异，随后即类次《文中子》。他说：“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16]”龚氏解本惜已不存，但《困学纪闻》所引，略存数条，李格非为龚本写有跋语，其文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17]”
4．文中子研究中的疑伪思想。宋人于王通有疑者，实始于司马温公，其后有洪迈、晁公武、朱熹、王应麟等。洪迈《容斋随笔》、张淏《云谷杂录·读文中子》、王应麟《困学纪闻》中的《读文中子》、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书录解题》，疑其书有不同程度的伪。这一方面是《中说》非王通自著，属家人及弟子所记，本身有错乱之处，另一方面是《隋书》中没有王通的传记，才导致人们对文中子的怀疑。论者有以《中说》误者，其实未必有误，徐朔方先生在《王通门人辨》一文中，已驳《郡斋读书志》卷三之误和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之误[18]。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的序文中也说：“《隋书》不载王通，是由于王凝获罪长孙无忌。”[19]所以，研究中应该尊重但又不迷信大家和文献的记载。我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关乎宋人的治学精神，宋人好思辩，标新立异，不惜妄语。马宗霍说：“宋人经学，其有不守陈义，自辟新术，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又说“宋儒治经，不惟喜好奇为异于前也，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其一曰改经。”[20]宋中后期以至明，本来就学风空疏，学者束书不观，好立异自新，故于宋人之言应慎之。宋人章如愚从文中子《讚易》、《续书》、《续诗》、文中子言《周礼》、《元经》等方面进行了考证[21]，虽然材料多来源于《中说》，但亦发明之处。对于《元经》的真伪，学者们所认为的有力证据是避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人们多沿用陈振孙的说法，陈振孙谓:“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劳日拙盖不能自掩矣。[22]”笔者翻检明万历刊本《汉魏丛书》所收的《元经薛氏传》,发现经和传中都有不避讳的现象,如经文中有三次出现“刘渊”一名,四次出现“石虎”一名,“赵虎”一名出现一次,薛收的传中也相应出现。按陈振孙的说法,既是阮逸伪作,何以“刘渊”、“石虎”、“赵虎”不避讳呢？后人不察，沿习以用，虽使谬误流传。
三、明清时期的文中子研究
金元时期的研究材料很少见到，只有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集有前朝学者对《中说》及《元经》的评价。
1．明代的文中子研究。明代对文中子王通的研究，既有公允之言，亦有怀疑之微辞。王阳明《传习录》里和弟子的问答中，对王通既有颂词，又言其“拟经”，但亦云“拟经恐未可尽非”。宋濂在《诸子辨》中不相信《中说》为阮逸伪作，但认为是王通其子伪造。李贽在《藏书》（卷三十三）中记及王通之事、著述和弟子，在《史纲评要》（卷十六《隋纪》）中记了王通教学之事。崔铣有《中说考》，可以说是在阮、龚作注之后，真正进入研究的一部著作，其序存在《洹词》卷五。他在序中分析了王通其书为何流传甚难，为何知者寡而罪者多（如僭经、拟孔子、学不师圣、仿《论语》、文又驳杂），崔铣在序中说：“铣为别白其词，权量其旨，类分为三：曰内，曰外，曰杂。”与宋陈亮的《中说》类次意同。莫友芝的《郘亭书目》载《中说考》七卷，莫友芝说：“明崔铣撰，与此文所记，凡二十篇不同。”《永乐大典》6838卷中收有：司马光的《文中子补传》，司空图的《文中子碑》，皮日修的《文中子碑》，宋释契嵩的《文中子碑》，还有一些是从书、志中摘出的有关文中子的论述，如《能改斋漫录》、《元一统志》、《河中县志》、《书文中子传后》、《资治通鉴·隋高祖纪》、孔平仲《杂说》、《王福畤记》、郑内翰《郑溪集》、《朱子语续录》、《山堂考索》、《黄氏日抄》、龚鼎原《东原录》、《贾氏谭录》、《杨龟山语录》、《程氏遗书》、《史子朴语》、《容斋随笔》。另外，《永乐大典》在《事实》的题目下，分道德、学业、礼乐、教学、言语、著书、献策、不仕、通类等九类，从《中说》、《世家》、司空图《文中子碑》等文中，摘出一些事实，以证其类。对于《元经》从宋到明的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是伪的，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的观点亦渊于陈振孙，鲜有新说。
2．清代的文中子研究。清代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看法，真伪存半。所论者有顾炎武的《日知录》，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卷十四），俞樾的《读文中子》，朱彝尊的《经义考》（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已辨其伪），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十六），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列为伪书，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四库全书》、《四库总目提要》，以上书中所论比较客观。但是清代辨伪大家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引《中说》多至十余条，无一语及其真伪问题。清人多疑文中子书者，其因在于考据学家多崇汉学，不肯读唐以后人书。
四、近代迄今的文中子研究
1．片断式研究：就是在其它的书或文章中论及文中子的，这方面有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史料辨别》，章太炎的《检论·案唐》、《菿汉三言》（章氏为古文学之余，于通之言，多所不实）。有的书列章或节来讲，研究哲学思想的有：日本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谢元量的《中国哲学史》、台湾李世杰、沈秋雄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二十）。刘尉林、赵宗正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史》（第二十二章），主要讲王通的儒学思想，与次相同的还有许凌云的《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主要介绍王通的哲学与新经学思想。研究文学的有：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贾晋华的《唐人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这本书以比较大的篇幅来研究河汾作家群，通过对这一作家群及作品的稽考和评述，来探讨它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这一作家群是以王通讲学河汾为背景，由王氏兄弟、门人弟子及河东文士组成的。作者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来研究王通，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邓小军先生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也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不过比贾著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扎实。研究文学理论的有：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一章《隋代文学思想》），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三（隋唐五代卷）。研究教育思想的有：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的第六章《隋唐的教育》中有一节专讲王通的教育思想。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第二卷）。还有一些数据中讲到王通与中国的私学或中国的书院。
2．专著式研究：桐城汪吟龙，于文中子研究最为用功，有《文中子考信录》，其书分人考和书考两部分，收集材料最为广博，他以坚实的文献考证作基础，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结论。王立中的《文中子真伪汇考》一书，篇幅不大（仅34页），承认有王通其人，但于其书所持态度与《四库提要》同。这两部书均收入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
近些年来，文中子研究领域里主要的著作，大陆方面有尹协理、魏明先生的《王通论》，书中有考证，也有思想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关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但是这本书是迄今文中子研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著作，在考证方面材料比较详实，亦有突破之处，不过考证时所用材料来源不足，尤其是对原始文献的利用，关于这一点邓小军先生已经指出，[23]我也认同这一看法。文中子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邓小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该书虽然是研究唐代文学的，但他把对文中子的研究作为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石，书中第一章用大量的篇幅来研究文中子，无论考证还是在思想已经方面，都有一定的学术推进。杂志期刊上，近些年来发表的有关文中子研究的文章很少，且偏重于王通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较有学术价值的是王冀民、王素先生的《文中子辨》，[24]徐朔方先生的《王通门人考辨》，段熙仲的《王通王凝资料正伪》[25]。台湾方面有骆建人的《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这本书偏重于文献方面的研究，于版本的搜集较为全面，考证时所用原始材料较多，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总之，自近代迄今，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文中子王通，最近文献注释学方面还出版了郑春颖的《文中子中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属普及性读物。
五、过去研究的不足
其一，以前对文中子的研究多局限于其人其书真伪的争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术界已基本上承认王通与其《中说》，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仍有部分人还是坚持宋咸以来的观点，疑人疑书，如王冀民、王素的《文中子辨》就持此看法，段熙仲的《王通王凝资料正伪》（《文史》第二十七辑）亦持怀疑态度。所以，还有必要进一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从原始文献出发进行翔实地考证。
其二，缺乏对王通的另一部著作《元经》的考证。人们多沿袭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说法，《四库总目提要》亦持其论，没有人怀疑过。学者们多以《唐志》不载为由，从而判定其伪，拒绝接受，没有进行过详实的考证。
其三，忽视对《续六经》文本本身、写作体例的研究。《续六经》在唐代末期还存在，五代以后佚失，但从《中说》中可以看出其基本的梗概。
其四，对《中说》文体的分析研究尚未展开，人们多以体仿《论语》作结。《中说》除了对话特征而外，有许多既含哲理又文字优美的句子，值得从散文的角度重新评价和认识。
注释：
[1]《史略子略》第64页，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19]台湾文津出版社，第2页，中华民国82年9月初版。
[3]《皮子文薮》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
[4]《河东集》卷二《补王先生传》。
[5]《徂徕先生集》卷十四。
[6]《二程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
[7]《朱子语类》卷137《战国汉唐诸子》问荀扬王韩四子条。
[8]《朱子语类》卷137《战国汉唐诸子》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条。
[9]《陆九渊集》卷24《策问》。
[10]见《宋文鉴》百四十九卷。
[11]见《资治通鉴》卷179《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条。
[12]见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149。
[13]《韩愈论》，《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永乐大典精编》，卷之6838，第1737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学林》，田瑞娟点校，第4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6]见《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第24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7]《经籍考》，《文献通考》卷36，第8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8]见《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5页。
[20]《中国经学史》，第11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21]《群书考索》前集卷一，六经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本。
[22]《四部正伪》上,《少室山房笔丛》卷30,第30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3]《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20页，台湾文津出版社，中华民国82年9月初版。
[24]见《文史》第20辑，第23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见《文史》第27辑，第32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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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小成（1963—），男，陕西华县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经学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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