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文天祥自撰珍贵史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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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九香
（中共井冈山师院委员会宣传部）  　　笔者最近见到一本刻于清宣统年间的吉水王氏九修族谱。谱上刊有一篇文天祥于南宋咸淳壬申年，即咸淳八年，应王氏后人所请，撰写的王氏吉安一世祖王德的传记——《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经查阅有关史料，笔者发现，这是一篇史籍失载的文天祥自撰珍贵资料。
　　文天祥《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这篇千字传记的最珍贵之处，在于它弥补了文天祥史料的空白，修订了有关史料的偏颇失误。
　　 咸淳七年，文天祥受权奸贾似道排挤，被迫致仕回乡，在故乡文山之阳修建住宅，后因“江上有变”，民族战争风云突起，只建成了厅堂。咸淳九年三月，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复出湖南任官。算起来，文天祥在故乡呆了大概一年多时间。这段时间，他在故乡如何度过的呢？对此，元人刘岳中《文丞相记》，明吉水状元胡广《丞相传》均以一句“始辟文山于其乡，穷山水之乐”，淡淡带过。《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根本没有记载。《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中，干脆就没有咸淳八年的年号。而这个《记年录》从文天祥17岁起到他47岁就义，除咸淳八年外，是年年不缺记载的，怪哉！
　　 文天祥这篇传记中写道：“予苦世之乱，退处文山之阳，将有志于讲武事，倡天下勤王之义，而卒未能也，奚暇亲笔砚，修文士业哉。”由此可见，居庙堂之高，文天祥心忧国家民族，处江湖之远，他也没有像刘岳中，胡广所写的“穷山水之乐”。德佑元年，也就是咸淳八年后三年，文天祥在赣州知府任上，以朝廷给的江西安抚使名义，招募赣州吉安等地万余民兵，赴都城临安勤王，开始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元军事斗争，然而在咸淳八年，他在家乡策划起兵勤王之时，是以一介归隐布衣之身，何来揭竿号召之力？这是我们可以想象预见的。其结果只能“卒未能也。”勤王失望之余，文天祥退而“修文士业”。古人眼里，“修文士业”是怎么回事？小而言之，是读书思考，修炼道德文章，大而言之，是养浩然正气，学救世安邦之才学。这一段时间，在故乡的山水荒野之间，文天祥深深地思索着，默默地积蓄着，随时准备有朝日重出江湖，拯国家民族于危急苦难中。十年后，文天祥在元大都燕京从容就义。赴刑场前，他作绝笔《自赞》系于衣带间，其词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今天我们读其《自赞》，一个读圣贤书，“修文士业”的文弱书生，却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形象，恍若矗立眼前。
　　 文天祥为什么会替王氏修谱写传记呢？ 王德，字显宗，别号莆阳，系北宋名臣。他出身官宦世家。其北宋初年的先祖，是苏东坡《三槐堂铭》中写的晋国公王佑（注）。其父王彦富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他本人任专司检查朝廷政事和百官过失的谏议大夫。1112政和二年，他和户部尚书陈显共上奏疏。激烈弹刻当朝奸相蔡京，就是“水浒”里的蔡太师，因此触怒了皇上宋徽宗，被贬为永丰县县令。到永丰后，王德打击豪强，安抚百姓，教化地方，勤政爱民，改变了永丰县的风气风貌，深受人民爱戴。死后，因永丰人民“欲留先生之枢，而不忍去也”。遂葬于永丰恩江之滨，后来被人民尊称为“王公岭”的地方。王德的后代就由永丰到吉水定居、繁衍。
　　 文天祥在《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中，简叙了王德的家世和生平主要业绩，赞扬了他“有功于国家生民”。是为了“彰显乡之名贤以慰后世”，而为此目的写作，是“余之责也，余之志也”，非为“一人之私”。文章先叙事，后议论，因事立论，层层推进。文辞朴实平易，从容流畅。文天祥流传于世的著作以诗歌为多，散文少见，他的散文风貌如何？后人了解不多。这篇传记散文的风格，粗看与文天祥视作故乡先贤的欧阳修散文大体相近。’传中也提到欧阳修(细读之后，可感觉在朴质畅达的行文当中，一股刚健之气，一腔正义之情，力透纸背，扑面而来。文天祥不愧为忠义正直之士，这篇受人之托的传记，并没有媚于世俗，流于平庸应酬，具有鲜明的妒恶扬善的个性，畅抒崇尚正义的高尚情怀，使读者倍受感染。笔者以为，此文从立论的思想性和写作技巧看，均属上乘，堪可编入 “历代文选”，“古文选读”之类的书籍。供人们揣摩咀嚼，欣赏学习。人们读后，一定会说，这真是状元宰相，民族英雄的手笔。
　　 文天祥，我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几位民族大英雄之一。他少年状元，中年宰相，及至抗元，英勇刚烈，特别是兵败被俘后，四年囹圄中，始终蔑视生命威胁，拒绝高官利诱，最终自愿选择慷慨赴死，尤为难能可贵，他是吉安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数百年来，他的千秋功业累世景仰，他的品行节操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因而，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轨迹的资料，也一直为后人搜集整理，研究探讨。有史料载，早在元朝，人们就把文天祥敬若神明，得其片纸只字，也视若奇珍。
　　 吉安，素称人杰地灵，文章节义之邦，在当前大幅改革开放，全力打造新吉安的历史新时期，更须弘扬庐陵文化。庐陵文化的精髓，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都是吉安一张王牌。而有关文天祥的史实，当然是庐陵文化精中之精。新发现的这篇文天祥所写传记，修正了史料，使文天祥民族英雄，庐陵伟人的形象更显浓墨重彩，饱满高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篇传记，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年代学习文天祥这篇传记，对于丰富庐陵文化，弘扬文天祥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苏东坡 《三槐堂铭》是一篇历代选编刊印的著名散文。文中记载晋国公王佑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后果然三子皆宦，一子王旦拜丞相，封魏国公。文章以植树比喻植德、育人，庇阴后代，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